李雅明：向韦政通先生请益交流的回忆

2018年8月6日在网上看到陈复教授发布的消息，说韦政通教授在前一天过世了。我当时在美国，看到这个消息吃惊得简直说不出话来，因为才不过几个月前的2018年4月9日，我还去韦教授家里，与他畅谈了好几个钟头。当时韦教授的身体非常健朗，精神也很好。我后来才知道，韦教授是因为车祸的关系受伤过世的，他的身体状况对于一位高龄超过九十岁的人来说，一直都是非常健康的。

从2013年起，我曾经多次去拜访韦政通教授，向他请教一些儒家思想方面的问题。我的专业是物理，工作领域是半导体的研发，跟哲学的关系实在比较远。为什么会去跟韦教授请教哲学方面的问题呢？这说来话长，得从我的经历说起。

个人的背景：

我原籍河北，1943年生于现在四川省的雅安。1948年底，随着父母亲来到台湾。196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物理系。1966年到美国的马利兰大学继续读物理，校址就在华府的郊外。1971年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发起了保卫钓鱼台列屿（大陆称为钓鱼岛）的运动，我们与美国政治中心的华府近在咫尺，积极的参加了爱国保土的运动。1972年完成博士学业后，我即刻返回台湾，到新竹清华大学的物理系和材料科学系任教。服务三年以后，深感自己所学不足，于是再度赴美。这次先在美国加州的研究机构休斯研究所（Hughes Research Laboratories）做半导体方面的研发工作，后来到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凯斯西方储备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电机与应用物理系任教。在美国工作十多年后，1989年我又第二次回到新竹清华大学，因为在半导体方面已经工作多年，这次加入的是电机系，在清华一直任教到2009年退休。我虽然学的是理工，但是从小对文史哲很有兴趣，甚至觉得自己在文史哲方面的兴趣还高于本行。读大学的时候，常在校内发行的杂志上写有关的文章，大四的时候，担任台大学生报纸“大学新闻”的总主笔。在美工作期间，也不时写些文章，登在港台的杂志上。二度在清华大学任教后，我开始把自己的一些心得和想法笔之于书。除了写与半导体有关的教科书和科普书，像是《固态电子学》、《半导体的故事》、《从半导体看世界》之外，我也开始写一些与科学和宗教这些议题有关的书，像是《我看基督教》、《科学与宗教：400年来的冲突、挑战和展望》、《出埃及：历史还是神话？》、《历史上真实的耶稣》，并且在学校自告奋勇的去教“科学与宗教”的通识课程。因为我觉得宗教议题对世界局势的影响很大，跟中国未来的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

在哲学方面，我对中西哲学都很有兴趣，也不时买一些哲学书籍来看。在我读中国哲学的时候，我发觉在当代学者中，韦政通教授的观点相当特殊，与其他人不大一样，可是却与我自己的想法颇为接近。因此，我一直很希望能有机会去向韦教授请教。不过，自己在儒学方面只是一个外行，好像也没有什么理由要去见儒学大师。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是在想，没有真的去做。

本文作者李雅明教授到韦政通先生家中拜访时与先生合影

第一次拜访：

到了2013年5月，我第一篇比较正式的儒学论文〈试论当代儒家之宗教观及其历史使命〉在“思想期刊”23期发表了，我终于鼓起勇气，给韦教授打了电话，希望能去向他请教。这时候我已经从清华大学退休，比较多的时间住在美国，但一年也会回台湾住几个月。韦教授很客气，邀请我到他家去跟他谈话，于是我在2013年5月28日，第一次到他家中去拜访他。我带了两本拙作《我看基督教》和《科学与宗教：400年来的冲突、挑战和展望》送给韦教授，也带了一份我刚刚发表论文〈试论当代儒家之宗教观及其历史使命〉的装订本去请韦教授指教。

我以前没有见过韦教授，韦教授个子不高，但是声音宏亮，讲话滔滔不绝，非常热情，态度也很坦诚。跟他谈话，一点沟通的问题都没有。我首先自我介绍，说我是读科学的，对哲学是外行，不过很有兴趣。当年在台大读书的时候，曾经去旁听过殷海光、傅伟勋的课，也听过方东美、胡秋原、徐子明几位先生的演讲。他说学科学的人能对哲学有兴趣不容易，提到杨振宁等人也会谈哲学问题。话匣子一开，我们就什么都谈。他说，新儒家的价值主要是在五四运动的反传统风潮之后，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当代新儒家能够挺身而出，主张儒学的价值，在这方面有他们的贡献。不过，形上学与经验不相联系，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彼此都不相同，也没有经验上的价值。形上学虽然没有经验内容，每人各讲一套，但是这些形上学的研究，也属于人类思想的突破。这种形上学的思索，也有它思想创新的一面，因此仍然有其特殊的价值。

我说我读过他写的好几本书，并且报上了书名，这包括：《荀子与古代哲学》、《中国思想史》上下册、《中国哲学思想批判》、《儒家与现代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等。讲完了以后，他说这些都不是他主要贡献之所在，他说他著作中最有贡献的应该是《伦理思想的突破》。在这本书中，他说他用了三个方法：一是讨论历史上伦理思想演变的过程；二是用现代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基础，来重新思考伦理问题；三是跟社会对话。用这种方法来讨论新时代伦理学的问题。

他说他从2003年起，在过去这十年，他每年都去大陆演讲，一共有五十多次，现在已经有些影响，很多他的演讲都已经编辑成书。另外，由三民书局所属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由他与傅伟勋主编的哲学家丛书，已经出版了160多本，其中《孔子》这一本是他写的，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他指出我们在今天应该如何了解孔子，这应该也有一定的贡献。当年在“文星杂志”，他写了六篇批评新儒家的文章，因为当时比较情绪化，所以写的有些过，现在所写的评论，则属于比较有深度的批判。

韦教授与人不同之处，就是他原来师从牟宗三先生，后来则写了许多与牟宗三观点不同的著作。他说：牟宗三先生讲儒学，虽然写了很多书，但是也制造了很多问题。牟宗三讲康德，其实有些是在硬套。儒家的各家学者都有自己的特色，有时很难比较，就像佛教的各派一样，各有各的道理，是很难比较的。我说牟宗三批评朱子，说朱子是孔孟儒学的“别子为宗”。可是我觉得朱子对于〈大学〉的“格物致知”，采取了“即物穷理”的解释，这样的说法比较有经验论的倾向，也比较有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如果不采用这种取向，那么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就缺少了科学发展之源。韦教授很同意这样的看法。我又提到牟宗三所讲的一些观念，像是“智的直觉”、“良知的自我坎陷”等，站在一个学科学者的立场，实在很难接受。他也同意的说：牟先生的这些主张的确很难成立。我们两个人的观点非常接近，因此谈的很是尽兴。

在近代的中国哲学家中，韦教授认为能够具有近代哲学知识和能力的，成中英先生应该算是一个，但是他的思想与儒家传统不是很相契。余英时先生对于历史很内行，但是在哲学方面，他也不是很赞成科学论，对于科学的态度也有些问题。中国过去没有民主与科学。但是，西方国家也是在最近这两、三百年才发展出来民主与科学的。因此过去没有科学并不丢人，要承认中国过去没有这些东西，只要现在努力赶上就好了。但是新儒家的中国传统包袱太重，往往把儒学的地位抬得太高，在这方面可能有些问题。

我带了《我看基督教》和《科学与宗教：400年来的冲突、挑战和展望》两本拙作送给韦教授，我也顺便解释了一下我在这两本书以及在刚发表的〈试论当代儒家之宗教观及其历史使命〉一文中的立场。我认为基督教的教义是基于犹太人的历史神话和所谓耶稣的神迹，这与儒家一向主张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传统不合，更与荀子在〈天论篇〉中的无神论主张相反。韦教授没有否定我的看法，但是听他的话口，他虽然不信基督教，但是他对于基督教显然不像我这么样持批判的态度。他也同意基督教所说的许多东西都是神话。但是好像他觉得，基督教传入中国，也为中国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他似乎认为宗教里面虽然有很多神话，但是在宗教的最高层次，应该是可以和哲学对话的。这是我听他讲话得到的印象，这个印象后来在他的书稿《韦政通教授九十文录：不信青春唤不回》中也获得了证实。最近我又读到韦教授的书《异端的勇气：韦政通的一生》，知道他的夫人是信天主教的，与夫人恋爱的时候，韦教授还答应结婚后星期天一起去教堂，后来违约了。跟他夫人结婚以后，因为没有答应信教，韦夫人跟他还很不愉快。知道这种情形，我现在才了解，韦教授能够在宗教议题上保持这样不信教、但也不批评的态度，实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们也谈到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他说：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所说的是在不同的层次。孟子说的是先天的东西，所谓天道观，这些是不需要证明的。两个人的人性论，是先验的与经验的不同，层次不一样，就很难对话。孟子所说的是属于形上学的层次，而荀子所讲的是经验的层次。韦教授认为徐复观在他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一书上，对人性论讲得很好。韦教授认为：荀子说的性恶是有条件的，而且他说的并不是“性本恶”。真正最先讲“性本恶”的是韩非。这样的观点，我在韦教授的《中国思想史》一书中已经读到过。这种对于孟子和荀子人性论的观点，跟我后来在第二篇儒学论文中的看法，有一些出入，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进一步的讨论。

第二次拜访：

过了一年多以后，2014年10月，我的第二篇儒学论文〈从演化伦理学观点整合儒家人性论的尝试〉在“思想期刊”第26期发表了。在这篇论文中，我谈到演化论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有生物在演化中最优先的考虑必然是自己的生存和种族的繁衍，基本上都是自私的，这就是所谓“自私的基因”，自私当然会造成社会上的恶。但是人为了种族繁衍，除了自己以外，也会照顾自己的家人，其次会考虑到其他的亲属，然后再扩大到社群、国家和世界，就像几个同心圆一样。因此，人性中也会有善的一面。因此从演化伦理学的观点来看，人性是“善恶混”的，或者说是“善恶并存”的。这样的解释可以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性。

在中国哲学史上，人性论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宋明理学把许多立论建筑在人性论之上，使得这个问题影响了整个中国哲学后续的发展。如果我们用演化伦理学的观点来说明人性论，那么儒家哲学可以大幅更新。许多学者都注意到：荀子、程颐和朱子都有经验论的倾向，荀子与朱子的经验论倾向尤其明显。朱子之所以没有继承荀子，而仍然随着其他宋明理学家把孟子当作儒学的正宗，荀子的性恶论应该是主要的原因。如果去掉后世儒者对于荀子性恶论的顾忌，那么荀子和朱子的思想倾向是非常接近的，而与陆王心学有着明显的差异。如果我们把荀子和朱子归类到一起，那么荀子加上程朱的理学系统，对应于孟子和陆王的心学系统，这样的区分将改变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历史面貌。在孔子之下，可以分为孟陆王的心学和荀程朱的理学两个大系。牟宗三先生提出朱子是孔孟儒学的“别子为宗”，在这样新的区分下，朱子本来就不属于孟子的一系，因此所谓“别子为宗”也就根本不成为一个问题。这样的分类与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rationalism）与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论争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带着这篇论文的装订本，我在2014年11月24日，又第二次去拜访韦教授。到他家后，很高兴知道陈复教授也在座。他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现在是宜兰大学博雅教育中心的副教授。

我们在聊天中，韦教授说他的夫人在11年前（2003年）过世，他一个人过日子，可是过得很愉快。他有一个儿子，原来学电影，在中影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他从2003年起，到大陆讲学，去过九个大学，他的著作在大陆已经出版了16种。像是《中国思想史》就有两个出版社的版本，也很畅销。他说大约在4年前，他的手开始不能写字，耳朵听力也下降，后来学做气功，什么都变好了。现在身体非常健康，什么病也没有。每个周末，星期六他的儿子媳妇过来一起出去吃饭，星期日帮他炖一锅汤，然后他就每天晚上用汤煮一碗面吃，中午不吃饭。每天读书、做笔记。他说他年轻时与父亲不合，因为他父亲经商，要他接着做生意，他不愿意，因此坐最后一班船来台湾，当时来台只能跟军队一起来，所以他参加了军队，到了台湾在湖口军营待了一个月，后来当了逃兵，他的连长帮他的忙，把他带到湖口车站，让他走了。他当时连第二天的饭都没得吃。年轻的时候，身体也不好，还得过肺结核，后来钙化了，现在反而什么病都没有。他认为这是他追逐新知的缘故。他说，伦理学很复杂，他认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心理学对伦理学会有帮助。生物学、基因的影响也很重要。中国儒学和西方基督教都是讲义务论，人权的观念出不来。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则重视个人的幸福。他说他近几年来都在看与心理学、脑科学等有关的书，包括科普书在内，因为要回答伦理学的问题。因此，他说他对演化伦理学很有兴趣。认为心理学的影响会很大。不过，因为当天我才把拙文〈从演化伦理学观点整合儒家人性论的尝试〉带去请他指教，因此当天我们并没有深入讨论演化伦理学的问题。

在聊天中，我们也谈到宗教的问题。他说基督教与儒学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说我不赞成这样的看法，我认为基督教的教义与儒家思想是有冲突的。他说他三年来读了87本新书，每本都做笔记。我上次来拜访他的时候带来一本拙作《我看基督教》，他拿出他为《我看基督教》这本书所做的笔记，写的密密麻麻，有数页之多。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韦教授的用功，书读得非常仔细，这种做学问敬业的态度实在令人钦佩。他说基督教固然不对，是一种迷信，但是人在困难的时候，宗教也会对人有帮助。在西洋史上，基督教也曾经有过一些有益的功能。我又反驳说：欧洲在基督教的严厉思想统治之下，造成了长达一千年的黑暗时代，基督教对于西洋历史的影响是负面多于正面的。他说基督教会出现像德雷莎修女（ Mother Teresa，1910-1997）这样的人，有其仁慈的一面。我回答说：对于德雷莎修女的为人，其实现在有很多批评。德雷莎修女在印度加尔各答为穷人所设的诊所，许多报导都说很不专业，实际上并没有给病患真正的治疗，她只是给他们最基本的照料，然后要让他们像耶稣一样，受苦而离世，因为她把受苦当作是让人最接近上帝的途径，她的目的是在传教而不是在救人。可是当她自己患了心脏病，她却不在印度治病，反而坐飞机到美国和欧洲去寻求最好的治疗。韦教授又说：基督教有像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这样了不起的人物，还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不过韦教授也承认，细究起来史怀哲的毛病也很多，因为其实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当时我没有时间跟韦教授详细的说，因为关于德雷莎修女，英裔作家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写了一本《传教士的立场：理论与实践中的特里萨修女》（The Missionary Position: Mother Teresa in Theory and Practice）。印度的医生作家查特基（Aroup Chatterjee）也写了一本《特里萨修女：没有说出来的故事》（Mother Teresa: The Untold Story），他们都批评特里萨修女的慈善行为名不符实。希金斯在书中说：特里萨修女的目的是以信仰的方式倡导受苦，而不是帮助有需求的人。德雷莎修女从来不向大众公布捐款账目和用途，因此没有人知道捐款究竟是用在什么地方，许多医疗捐款其实是用在宣教工作上。查特基当年在加尔各答学医，后来访问了许多参与其事的当地人，发觉德雷莎修女主持的“仁爱之家”（Missionaries of Charity）医疗水平很低，也不给病人用止痛药，因为德雷莎修女是主张人要受苦才能接近上帝的。他宣称：“在加尔各答，她（德雷莎修女）的存在从来就不是一件重要的事”。他指责特里萨修女造成了外界对他家乡的负面印象，认为特里萨修女时常反对印度民族主义的做法在印度政界造成了不必要的隔阂与摩擦。

谈到新儒家的时候，韦教授说：在唐君毅、牟宗三生长的时代，中国有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他们强调中国儒家思想的优点，这是受到时代的影响。现在如果检讨起儒家思想来，当然不能跟他们一样。我们应该要恢复儒家原始的精神，活化人格教育，重建人格，要对修身有帮助。我说他们会做这样的主张，实在是因为他们太爱国了，也因此把儒家思想抬的太高了。我其实觉得：儒家思想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其道德论，因为每个主要文明都有自己的道德说法，一般来讲也都差不多。儒学中缺乏知识论，这与西方哲学比起来是一大缺失。黑格尔就对《论语》的评价不高。儒家思想的伟大之处因而不在于它的道德论，而在于儒学是一个不讲神灵、不以宗教为基础的哲学系统。孔子的不可知论和荀子的无神论，跟现代科学家对于大自然的看法极为相近。中国因而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以宗教立国的古老文明，在历史上避免了西方和其他国家层出不穷的宗教战争，也远比其他文明为早熟。千载之下我们不禁要为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儒家先贤的理性精神而喝采，由于他们的真知灼见，使得中华文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一直到今天，这个传统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反观许多西方哲学家，包括康德在内，都把上帝的存在当作是一个预定的假设。这样的哲学系统，从头开始就带有基本的偏差。

我提到我很佩服荀子，特别是他的科学精神和无神论的主张。韦教授说大陆编有《清代实学》三大册，把清朝两百多年的实学研究都放了进来。如果要研究荀子、朱子的话，这会很有帮助。说荀子经验主义的心态，在后代有李觏、朱熹等人继承。

韦教授也提到他对于余英时强烈批评大陆政府的态度不是很满意，因为改革开放的这些年来，大陆政府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代表了现在的中国文化，将来也很可能会表现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

第三次拜访：

2014年11月24日去拜访过韦教授之后，因为忙于拙作《历史上真实的耶稣》的撰写，有大约三年的时间没有去拜访韦教授。到了2017年12月，拙作《历史上真实的耶稣》终于出版。在一些坊间的纪录上，常把韦教授的出生年月写为1927年12月16日，于是我在2017年12月16日，说要去拜访他，在他九十岁生日的那天，为他祝寿。约好当天下午4点去拜访韦教授，并带了一本刚出版的《历史上真实的耶稣》请他指教。

到了韦教授家，说明来意，并祝他90岁大寿生日快乐。韦教授说：他其实是生在1923年，生日也许是12月16日。因为他16岁的时候，他的父亲送他去上海的钱庄作学徒，但他要读书。于是瞒着父亲，由他的大哥送他去读初中一年级，但是因为他当时已经16岁，年纪太大，于是小报了4岁，说只有12岁。有些人大概找到了他在上海读书的纪录，说他生于1927年，其实他是生于1923年，台湾身份证上登记的也是1923年。在16岁之前，他只有在家乡念过私塾，读过三字经、百家姓等。不过还读了《幼学琼林》，这在当时等于是一本基础的百科全书。我听了以后，心里面暗暗吃了一惊，在我面前的这位长者，我以为是90岁，其实已经94岁了。一般94岁的老人，早就已经衰老得不得了了，而在我面前的韦教授，却仍然精神抖擞，讲话中气十足，不由得让我佩服不已。

他说到台湾后，从军中出来，没有生路，去了狮头山。此时新儒家给了他新的动力。他读到王船山，看到王船山能够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中，清军还在搜捕他，他还能钻研哲学，发展其思想。他因而觉得有榜样可循。后来到大屯山，住在一位少校盖的茅草房中，每天向人家拿一瓶水。如此过了三年半，后来实在健康受不了了。当时他在徐复观办的“民主评论”写稿。写一篇稿子，可以维持一个月的生活。他也去当过新闻记者，还写小说，反正什么可以赚钱就写什么。当时去采访外交部，采访叶公超等官员，就坐在叶公超对面，什么都敢问。后来到尼姑庵教尼姑，勉强有安定生活，如此又过了一年多。后来徐复观收集他在香港“人生杂志”等刊物写的20多篇文章，去找教育部长刘真，说这样的人应该可以保他当中学老师。于是1958年开始，他到台中一中当国文老师，教了五年。校长很礼遇他，亲自去尼姑庵送聘书，认为能请这样的人到学校当老师，是学校的光荣。马上就让他教高二国文，第二年就教高三国文。教了高中三年六册的国文课本，也让他奠定了国文的基础。后来他在“文星杂志”连续发表了六篇批评新儒家的文章，这些文章就成了《儒家与现代化》一书的内容。这时候，一方面他写了批评新儒家的文章；另一方面，牟宗三也写信给他，批评他闹婚变，说除非他放弃这段感情，否则断绝师生关系。韦教授说他为了爱情，当然可以牺牲师生关系。后来，“文星杂志”的主持人萧孟能邀他来台北，说如果找不到工作的话，文星可以支持他。去了文星后，到台北第一年没有工作，第二年才到林口的醒吾商专教书。当时写的《中国文化概论》是做为教科书之用的，后来成了畅销书。现在在大陆有三个版本。最近还翻译成越南文。因为越南要台湾提供中国文化的教科书。台湾的教育部收集了十八本类似的书籍，最后越南方面选定的一本，就是他的《中国文化概论》。这是第一本与现代文化结合写成的中国文化概论。这本书原来是在1957年出版的。

在台北，他与殷海光有密切的来往，在殷海光生命中的最后四年，也就是1965-1969年间，他与殷海光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见一次面。韦教授说：殷海光主张逻辑实证论，因此思想受到局限。韦教授说其实不是经验主宰人类的命运，而是超经验的东西主宰了经验世界。我当时听到这里，觉得不甚同意，但是韦教授谈兴正浓，我也没有打断他的讲话。我说我在台大读书的时候，也去旁听过殷海光的课，但是殷海光上课往往喜欢评论世事，讲正经哲学的时候反而有限，因此我受益不多。他说这不应该，但是他说殷海光演讲倒是讲的很好。

韦教授说他夫人的名字是杨慧杰，河北河间人，是他在台中一中的同事，他夫人当时教初中国文，他教高中国文。他说他夫人很漂亮。他夫人的父亲在哈尔滨的俄国人公司做事，环境也很好，因此小时候在哈尔滨长大。但是她的父亲在她12岁的时候过世了。她的母亲很守旧，在她15岁的时候，就要把她出嫁，因此她15岁就离家出走，到北京找她的姑妈，然后在北京读书，从此再没有回过家。说她1945年毕业于撤退到后方的东北大学，在学校中演话剧，茶花女之类，很受人注意。连陈立夫都去看她的戏。在香港的时候，邵逸夫刚开始组织电影公司，有名的男演员王元龙就住在她的隔壁。邵氏公司还找她去试镜，但她说她不要走演艺界的路子，要当老师。来台湾后，因为她的同学做教育部长的助理，因此很容易的就拿到教师执照，到台中一中教初中国文。她加入国民党是戴笠介绍的，因此在台中还担任市党部的委员。后来韦教授因为跟文星的关系，被国民党调查的时候，他夫人因为有一些国民党方面的关系，还可以帮他一点忙。因为他的夫人当时还是有夫之妇，两个人的爱情故事闹得满城风雨，台中一中的校长黄金鳌是徐复观的朋友，很支持他，说不要担心。但是他的夫人受不了风言风语，两人在1961年结婚后，转到台南的善化中学去教了三年书。后来到台北后，他的夫人也是经过同学的介绍，到景美女中教书，教了三年以后，转到建国中学任教十年，教高三国文。后来受聘到中兴法商学院（现在的台北大学）任教，教了十八年后退休，终于达成他夫人做大学教授的愿望。

韦教授的夫人过世以后，他觉得自己大概也不久于人世了。因此把他的藏书，送给两间学校。一个是杭州师范大学，一个是台湾的法鼓书院。过了一阵，他的身体仍然健康，于是又开始读书，其中118本有笔记，整理之后有了新的文集，这些文章都是在2014年至2017年间写的。

在儒学方面，韦教授谈到：人要有信念。儒家一直讲性善论，所以对于人性的讨论不完整。当前有很多人讲“国学”。但是，所谓“国学”的概念原来是日本人开始用的，因为他们不想用汉学这个名词，不要完全为中国学问所掌握。但是“国学”这个名词，对于中国人不适用。现在大陆有许多国学院，学生学一点中国哲学，一点历史，一点文学，然后四不像，结果什么都无法适任。

历史上他最欣赏的人是庄子和苏东坡。在西方人中，他欣赏的是苏格拉底和歌德。他的座右铭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他在“文星杂志”写了批评新儒家的文章以后，牟宗三的学生把他当作背叛师门的叛徒，写文章批评他。不过，他也没有怎么回应。他说：统计一下，他有纪录的文章大约有700万字，最近有一位大陆学生以他为对象写博士论文（应该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柳恒女士），又找到了他早期100多万字的文章，所以一共有800多万字了。他说现在以他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已经超过十篇，作博士论文的，也有一篇，就是华中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应该是柳恒），为了研究他，这位研究生已经来过台湾五次。他有好几本书很畅销，像是《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概论》都很畅销。韦教授的《中国思想史》在台湾销了3万本。他的书有16种在大陆有简体字版。几乎他所有的书都在大陆出版了。

早年的时候，他与劳思光为友，劳思光与他同年。劳思光在北大哲学系读了两年，后来在台大补了两年，获得台大哲学系的学士学位。1956年去香港后，先是在珠海学院教书，薪水不高，但后来得以进入中文大学任教。

我问他有没有写自传的计划？他说正中书局当年出版了一些学者的传记，他写的一本《思想的探险》也在里面，这本书基本上就是他的自传。后来我谈到牟宗三说朱子是“别子为宗”，请问他的意见。他说这不对，他说牟宗三也读西方哲学，其实应该是赞成朱子的，但是却走上了陆王的道路，说这大概是受到熊十力的影响。我又谈到牟宗三主张“良知的自我坎陷”，就是作为道德主体的良知退让一步，自甘于陷落，转化成知性主体，让这知性主体暂时冒出来，使它理性的架构表现落实于社会和政治之中。我说“良知”本身有还是没有，到底是什么都还有问题，怎么在坎陷之后，还能导出经验的科学呢？我说我觉得这实在讲不过去。他说这种讲法的确不对，导致了许多误解，让很多人误入歧途，还有人去研究这些东西。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写文章批评这种主张，他说牟宗三毕竟是他的恩人，他不忍心这么做。他说牟宗三是一个学术中人，比较没有机心。牟宗三年轻时，家里就给他订了婚，媳妇是一个农村妇女，生了三个儿子，也没有受什么高等教育。到台湾以后，50岁才又结婚，夫人是师大的职员。

韦教授说：他正在完成一份新的书稿《韦政通教授九十文录：不信青春唤不回》，是他在2014年到2017年间写成的。刚开始的时候，只是随意写，后来比较认真了。前天刚打完字，他昨天赶工校稿少睡了两个小时，希望今天可以把书稿的上半部印出来送给我。这包括：九十感言，以及有关心理、人性、文明、科技、哲学、文学、修身、高龄化、世局等部分。希望我带回美国，看过以后能够告诉他我的想法。

在韦教授家中谈了两、三个小时，然后我们坐出租车去内湖路的七海餐厅吃饭，韦教授请客。饭中，他谈到中国自唐朝以后，不断为外人所侵犯。如果看外文有关元朝的书，蒙古人完全把汉人当奴隶看。规定“九儒十丐”，全面贬低汉人的学术。每一个村子，都由蒙古人当村长，把汉人当奴隶。清朝好一些，但其实也差的有限。说汉人在儒学的影响之下，完全只会讲道德，不会打仗了。现在中国终于强大了，但是问题也很多。

他说他运气很好，第一次去美国开会，就是去夏威夷开朱子学的国际会议。他的文章题目我没记清楚，大概是〈朱熹论“经”、“权”〉。“经”是说应该的，“权”是说权衡的。像是男女授受不亲，但是嫂溺要援之以手。他说这是陈荣捷教授召开的会议，陈荣捷是一位学者，所写的儒家经典书，批注得很好，原来是英文的，由他组织翻译成中文。当年开会的文章，他写了半年。运气很好，有一位在台大的美国学生为他翻译成英文，翻译得很好，因此当时受到佳评。余英时介绍他是台湾学界特立独行的学者。哈佛的史华慈教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特别要杜维明做翻译，与他谈话。

2009年开始，他发觉手会发抖，不能写字。因此开始学气功，后来大有改进。现在在平稳的状态下，又可以写字了。他每天作气功。韦教授说他不会用计算机，因此联络还是要靠电话。他说他是能够脱离中国传统束绑的人，从新的观点来看这一切。他建议我最好不要再写有关宗教的书了。我说我写基督教的书，是为了要维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现在已经写了四本，把有关基督教最重要的议题大致也都包括在内了。以后如果还有时间能作一些探讨的话，应该会寻找新的课题。我当时心中已经把儒家思想当作我未来探讨的方向。

第四次拜访：

2017年12月16日见了韦教授之后，带着韦教授新写好的书稿《韦政通教授九十文录：不信青春唤不回》返回美国，仔细的阅读。这本书稿大体上都是他读过一些书以后的感想。2018年春天，我又返回台湾，因此在2018年4月9日约好去拜访他。

韦教授跟我先谈到大陆上以他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韦教授说现在已经有超过十篇研究他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也有华中师范大学柳恒女士的一篇。一些有关他的书籍已经出版。其中，包括尹文汉所写的《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写的蛮好的。还有章颷所写的《自由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创造转化─韦政通自由主义思想研究》。柳恒女士在华中师范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韦政通与战后台湾儒学的转化》，她的指导教授是何卓恩。韦教授说：他第一个认识的大陆儒家学者是王立新，现在是深圳大学的教授。到韦教授家不久，刚好王立新教授打电话来，说人民大学有一位女博士生，名叫刘君莉，想以韦政通教授为题，做她的博士论文，论文的方向会在伦理学方面。2018年4月16日到5月初，会来台湾，希望能拜访韦教授，托王立新教授介绍，韦政通教授回答说没有问题。

韦政通教授说：他是从三无出发的，老家中没有一本书，家族中没有读书人，村里中也没有读书人。他从1951年开始写文章，1965年之后，才把所写的文章编辑成书。在此之前是作为新儒家的阶段，发表的文字没有收集起来。柳恒女士到台湾来，把他在1965年之前发表的文章也收集起来，找到一百多万字。韦教授后来主办“中国论坛”杂志，与胡佛、杨国枢等人，一起讨论中国的现代化。

我问他有没有人为他写传记？他说尹文汉的夫人向叶平是一位女作家，她想写韦教授的传记，于是申请到台湾的实践大学教书一个学期，住在他家里，有几个月之久，要用小说的笔法写他的传记，但还不知道结果如何。

他说苏格拉底其实是一个浪子，不顾家，天天在外面与人谈话，他的夫人对他很生气。柏拉图是一个摔角专家，他创造了苏格拉底的对话。孔子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如果真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可能不太好。在他写的《孔子》一书中，提出孔学的盲点。儒家主张大一统，国家要统一。但是国家统一可能不利于民主的发展。欧洲采用封建制度，反而比较容易发展出民主政治。他说《论语》本来有三个版本，有晋国的、齐国的、鲁国的，后来鲁国的版本胜出。

他说：希腊人乐于表现人体，中国则把人都包起来，不露出肌肉，这与希腊不同，也造成了后来汉族“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唐朝以后，中国的武力很弱。一灭于元朝，再灭于清朝。宋朝其实也没有统一，燕云十六州都不在版图之内。元朝到忽必烈，已经是成吉思汗第三代的孙子辈了。元朝根本把汉人当奴隶。北京清华大学的雷海宗，就写了一本《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描述中国无兵的文化。中国的朝代常用佣兵，汉人武力不彰，儒家思想对此可能要负一点责任。

韦教授说儒家所谓的性善论，其实只说了半面人。他说儒家主张性善，其实只是在信仰的层次，而不是在经验的层次。我说我前次带来的拙文〈从演化伦理学观点整合儒家人性论的尝试〉，就提出如果依照演化伦理学的说法，人性其实是“善恶混”的，或者说是“善恶并存”的。他没有出言反对，但是也没有表示赞成。他说：重要的价值应该是人创造出来的。

韦教授说，王船山对他的影响很大。他说他作记者的时候，生活不规律。后来去大屯山住了三年半，几乎衣食不继。又去尼姑庵教书一年半，一共五年。生活很困苦。他上次说，在他所写的书中，《伦理思想的突破》是他最重要的一本。我问他说：我后来读了这本书，可是我没有看出来这本书特别之处在那里。他说，过去五四运动是用科学与民主来打击传统的儒家思想。他现在要把科学与民主，和伦理放在一起。工业社会要有新的伦理、新式的典范、和关怀社会的爱心。

上次见面中，韦教授提到心理学在新的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性。他说心理学，人格心理学，这是人的学问，不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那一套。他也说到：对于哲学方法，新儒家的唐君毅、牟宗三等人总是以信仰的态度来看哲学，说到最后，总是说儒家第一。苏格拉底说要认识自己，没有经过省思，不值得活。他说一个人要“彻底的内化，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快乐需要学习，要有能力才能快乐。

他讲到香港的霍韬晦教授，说他是近百年来，第一个实际推行儒家思想的人，走出了儒家的新道路。他说霍韬晦现在生了癌症，在北京就医，要作化疗。心情很低落，身体也不好，口述给他夫人，写成一封信寄给他，他把这封信的影印本拿给我，说是否可以在2018年4月12日到13日，中央大学举办的纪念唐君毅先生逝世4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告诉大家这个消息。我说他信中写的太悲观了，韦教授说他现在生病，讲的话难免会受到情绪影响。后来在会议中，我把霍韬晦教授来信的影印本交给了中央大学的杨祖汉教授，由他在会中宣布霍韬晦教授的现况。后来得知，霍教授不久之后，在2018年6月6日病逝于北京，享年78岁。

韦教授说明年（2019）三、四月间，要在国父纪念馆作一次演讲，题目可能是“智慧不老”。这是一个由企业家支持经费，由连战出任董事长的基金会主办的。很可惜，我们都听不到韦教授这个演讲了。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2017年12月16日去拜访韦教授的时候，韦教授把他最新的书稿《韦政通教授九十文录：不信青春唤不回》的影印本给了我，希望我能表达一些意见。我在美国读过书稿以后，对于韦教授的看法绝大多数都是赞同的。只是对韦教授所写有关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这一方面的论点，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韦教授在电话中希望我能用书面方式把意见写下来，于是这次去拜访韦教授的时候，把我对于他书稿中有关科学与宗教的意见，写好印出来交给他，部份的文字如下：

“大作《韦政通教授九十文录：不信青春唤不回》文中提到科学与宗教之争，说『宗教改革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争论，根本是一场混战。论战中的科学，打击宗教甚至否定宗教，是科学主义在作祟』。“科学主义”一词可能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科学主义代表一种思想，认为科学是最权威的世界观，也是人类最重要的知识，在知识的探讨上，科学方法优于其他方法。而“科学主义”也有另外一种带有贬义的解释，认为这些主张科学的论述不恰当的使用了科学，或者在不适当的地方应用了科学。启蒙运动之后，科学与宗教的论战，主张科学而批判宗教的学者，特别是批判基督教的学者，可以说没有什么人是采用了这种带有贬义的“科学主义”论述。科学是要有根据的，有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何来这种带有贬义的“科学主义”？科学是经过事实验证，有系统有条理组织起来的知识。科学是经得起考验的。与科学相违背的有神论宗教思想，从长远看来，总是会消退的。文中提到『宗教与科学和平共存并不难』，但是从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可以证明，凡是与科学有冲突的基督教教义，到最后总是以宗教的退缩为结束。启蒙运动到现在，大约有两百多年，欧洲从一个基督教控制一切的社会，到现在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变。欧洲国家人民信仰基督教的比例，近年来大幅的下降，甚至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后基督教时代。因此，从长远看来，与科学无法配合的宗教，特别是主张人格神的宗教，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虽然这个过渡的时期可能会相当长。因为一方面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并不会随着科学的进步而降低多少，宗教信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宗教在一个民族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宗教往往成为这个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份，如基督教之于欧洲国家，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国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是短时间可以改变的。因此，宗教的影响力仍然将在这些国家中，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不过，其影响力的逐渐消退仍然是可以预期的。

近年来，西方知识界对于有神论宗教的批判风起云涌，而尤以高级知识分子为然。2001年纽约世贸双子星大厦的攻击事件之后，更出现了大量反对有神论宗教的著作。这些论者对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个排他性一神论宗教之间的对立所造成的世局不安感到深深的忧虑。这些在西方国家犹太─基督教传统（Judeo-Christian tradition）之下长成的学者，能够对基督教做如此深刻的批判，实在代表了西方知识界在宗教思想上的觉醒。在科技先进的国家当中，美国人信仰基督教的比例过去一向是最高的，但是最近这十几年来每年也以大约百分之一的速度在下降。因此从长远看来，随着人类教育程度的提高，科学思想的逐渐深入人心，信仰有神论宗教的人口比例，应该会像现在西欧国家的情形一样，逐渐的下降。有些人也许会辩说，基督教人口的比例固然在欧美国家大幅下滑，但是在一些亚非国家中近年来却有相当大的成长。但是这些成长其实是与这些亚非国家经济不够进步、科学不够发达、人民的知识水平也比较低落有关，这是一种文明后进的现象。假以时日，当这些国家的科学和经济进步到一定程度，基督徒人口比例的下降仍然是可以预期的。科学与有神论宗教之间的冲突，属于根本性的矛盾，是无法轻易消除的。『宗教与科学和平共存并不难』的说法因而值得商榷。

另外，文中也提到『耶稣是博爱的化身，超自然信仰的活见证』。耶稣是否是『博爱的化身』，其实是很成问题的。如果我们细读《新约》，《新约》中的耶稣实际上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他的道德主张和实际行为有许多都偏离了社会上的一般道德标准（请参考拙作《我看基督教》与《历史上真实的耶稣》有关章节）。”

由于我写的是书面的稿子，当时韦教授没有来得及看。不过，我说我对于他书稿《韦政通教授九十文录：不信青春唤不回》当中的观点，绝大部份都是赞成的，只是对他有关科学与宗教的看法，有些不同的意见。我大略的讲了一下我的观点，他说现在人类问题很多，像是全球暖化、缺水、大陆有三万条河流在消失中，这些都是人类的危机。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人类需要宗教的安慰，宗教因此不会消亡。又说现在科技界在发展机器人，很多人会因此而失业。所以，宗教还是会有吸引力的。不知道他看过我的书面意见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不过现在他的评论我是永远也无法知道了。

李雅明教授在韦政通先生追思纪念会上致辞

结语：

接到陈复教授的通知，知道韦教授的追思纪念会将于2018年9月16日上午，在台大校友会馆举行。我在2018年9月4日返回台湾，很幸运的能够参加韦教授的追思会。筹备委员会的主委是黄光国教授，王立新、陈复两位教授是副主委。王立新教授还远道亲自来参加。列名的委员以大陆学者为多。现场我见到的台湾学者还有台大前校长孙震和何怀硕教授等几位。台湾儒学界的学者出席的好像不多，韦教授当年与新儒家决裂，影响效果显然还没有完全化解。纪念会上许多人都发表了动人的悼念，轮到出席者发言的时候，我也上前讲了一些纪念韦教授的话，回忆我向韦教授请益交流的经过。

从读韦教授的书开始，我就欣赏韦教授的儒学观点。跟韦教授见面之后，我更加钦佩韦教授勤奋好学的精神。他坦诚的态度与开阔的心胸，都让我心折。看到他年事这么高，还这么努力向学，不禁让我觉得异常的幸运，此生能够遇见一位可以当作榜样的长者。依照他的健康状况来看，本来长寿到百岁以上，几乎是不成问题的。不幸由于意外，让他过早的离开了我们。韦教授，您的哲学思想和创见已经广传于祖国大地，而且将会与时俱进、永垂不朽。就请您放心的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