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诸葛亮
公元234年,五丈原,诸葛亮率军北伐,已是第六次了。长年周师劳顿,诸葛亮又事无巨细,导致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五丈原的蜀郡大营里,精锐的季汉士兵,正顶着瑟瑟秋风,认真操练。诸葛大帐中,光景却颇不寻常。往常这里,只有众将议事时才齐聚文武,如今,司马宣王坚守不战,暂无战事,帐中却也聚齐了百官。
但这一次,可能是随诸葛亮北伐的将帅们,最后一次见到诸葛亮了。参军杨仪,从成都快马赶来,携蜀主刘禅亲笔信,见诸葛亮。他在帐外下马,见帐内挤满了人,不知自己能否赶上。他用力挤过众人,来到诸葛亮病榻前。诸葛榻侧,左边姜维,右边魏延,身后王平、张嶷等将侍立。诸葛亮半躺在榻上,身后靠着东西,身上盖着他的棉被,双目紧闭,脸颊瘦削,几日不见,他的胡须全白了。
姜维等见杨仪到,急忙将座位让予杨仪,轻声问道:“蜀帝有何书信?”杨仪看了姜维一眼,并未回他,只是轻轻将手一摆,旋即又看着诸葛亮。杨仪轻轻开口道:“丞相。”见诸葛亮没有回应,又问了一句:“丞相?”诸葛亮慢慢缓过神来,头朝右微微一偏,缓缓睁开双眼,眼睑搭着,甚是无力,徐徐张口,声音微弱道:“杨参军来了。”
姜维
刹那间,杨仪眼中噙满泪水,他握住诸葛亮的手,眼泪再也止不住,如雨点般吧嗒吧嗒滴到诸葛亮手上。诸葛亮使出最后一点力气,握了握杨仪的手,道:“蜀帝可有言?”杨仪连忙回答:“有,丞相,有。”说罢,取出刘禅亲笔书与诸葛亮过目,然后道:“蜀帝问候丞相。蜀帝问丞相,百年后,谁可继任?”诸葛亮几乎不假思索道:“吾百年后,蒋琬继之。”杨仪继续问:“蒋琬之后,谁又可继?”诸葛亮道:“费祎。”杨仪再问:“费祎之后?”诸葛亮闭口不答。
杨仪见诸葛亮不说话,问:“那丞相可还有什么交代?”过了一会,诸葛亮张口道:“你写。”杨仪立即取了笔墨。接着,诸葛亮说出了那句流芳千古,感人肺腑的私人遗嘱: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诸葛之忠义,昭昭千古,后人读了诸葛遗嘱,无不为之涕零。但《三国志》对其遗嘱之记载,依旧有些简略。诸葛遗嘱中“薄田十五顷”,在当时,相比他的功德盖世,到底是一个什么级别的数目?三国后1800年,我们从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一批竹简里,或许可以看出端倪。
长沙走马楼简牍(非本文所写内容)
长沙走马楼简牍中,有一则这样写到:
刘里丘大女郑满,佃田一百一十四町,凡一顷八十一亩。
这则简牍翻译过来是:刘里丘此地,有一女子,是为户主。她耕种的田地有一百一十四町,面积约一顷八十一亩。
首先,这则简牍记载的时间,是东吴孙权嘉禾四年,东吴嘉禾四年是公元235年,诸葛亮是公元234年秋去世的,所以这则简牍在时间上,与诸葛亮去世的时间相仿。
第二,这则简牍记载的刘里丘这个地方,在当时的长沙郡,长沙郡在三国时期,虽然已经不像《史记》中记载的“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那样落后了,但相比诸葛亮所在的益州,还是欠发达的,况且,蜀郡治所成都,在益州又是顶发达的地区,不亚中原地带。
第三,秦汉时期,“百户为里,十里为乡,十乡为县。”意思是,以“里”为地名后缀的地方,通常有百户人家(有口则通常为四五百),以“乡”为地名后缀的地方,通常有千户人家(约四五千人),以“县”为地名后缀的地方(如曹操出逃洛阳被抓的中牟县),通常有一万户人家(有口四五万)。再往上,就是郡(或者国)和州了。而竹简中的“丘”,实际上和“里”是对应的,只不过“丘”是当时南方的叫法。因此刘里丘只有百户人家,不过几百个人。
综上,从这则简牍中,我们能得出这样的认识:即便当时不如成都发达的长沙刘里丘这个小地方(只有一百来户),一个普通的农妇家,所拥有的耕地数目,尚且有一顷八十一亩。与之相比,诸葛亮身为蜀汉丞相,仅仅有十五顷田,数目的确不多,可以配得上他自己说的“薄田”二字了。
那诸葛亮家田地数目为何这么少?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防止影响百姓
诸位知道,三国时期蜀国,原本就是最落后和最弱小的。一方面,蜀地发达地区太少,另一方面,人口少,且只有成都平原适合耕种,其余地区多为险要。当时天下十三州中,蜀国偏隅一州,吴国占两州(荆州和扬州),其余十州,都是魏国土地。
土地少,其中可耕地的面积又少,人口数量也少,综合起来,造成蜀国国力孱弱。因此,像诸葛亮这样总揽蜀国内外一切事物的存在,但凡有一点私心,中饱私囊,对他易如反掌。可这样一来,原本就稀缺的耕地,又被诸葛亮私人占了去,必然影响当地百姓耕作,进而无法充分发挥人口的生产潜力,最终影响蜀国国力。
幸而,诸葛亮德行极高,又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类似后期姜维),为报刘备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殚精竭虑,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保全蜀国,所以,他家中只有薄田十五顷。
但即便如此,他几次率军北伐,粮草依然不能撑过十日,所以后期他才在魏国土地上,实行兵民合耕之策,就地取粮。
诸葛亮与刘禅
亲自做出表率
诸葛亮家中只有薄田的第二个原因,是他要亲自做出表率,为蜀汉百官和人民,立一个好榜样。以诸葛亮在蜀汉的影响力,他的一举一动,都能直接影响数百万人的言行,这么大的影响力,如果他自己在德行上有瑕疵,那是一定要出问题的。轻则受人诽议,严重时甚至会影响到蜀国根基。
陈寿评价他,也着重指出了他为人表率这一方面:
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诸葛亮能为人师表,不“别治田地,以长尺寸”,蜀国百官就能“咸畏之而敬服”。上梁正,下梁即正,蜀国百姓,也就能万众一心,保境安民了。
士族风气如此
当然,除了诸葛亮自身德行极高外,当时与他类似的人,其实不少,可以说诸葛亮这样功德盖世又不长尺寸的人,在汉末士大夫中,是一股风气。史载:
夏侯惇,本性清俭节约,有多余财产,都分给他人,自己不够了,就悉仰于官,不治产业。
邓芝,为大将军二十多年,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
他们并不逊色诸葛亮。甚至比诸葛亮做得好的,也有。比如朱桓,自身几乎什么私产都没有,所有产业都分给了亲人和手下。
夏侯惇
因此,湖南长沙走马楼这则简牍,充分印证了诸葛亮家中的“薄田十五顷”配合起他的身份来,在那个时代,的确非常节俭了。他所言不虚,也没有担当任何虚名。以及,他如此完善的私德,既是他能让蜀地百官和布衣心服口服的原因,也是他能保全蜀境不至急速败亡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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