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瓜”到底从哪来？看看《本草纲目》怎么说
根据笔者的已有考证，整个明朝方志的南瓜记载以明两京之间的冀（含京津）、鲁、晋、苏（含沪）、皖五省出现早、数量多，是我国南瓜最早的集中分布区。根据此番进一步的考察，京冀又是这其中的核心，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说和《宣府镇志》（治所驻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这一最早的方志记载都指向这里，并同称其南瓜分布之盛，因此京冀是无可争辩的我国南瓜种植起源地和最早兴盛地。我国南瓜最初的传播以此为核心、以明长城为北界南向辐射。
根据这一起源地和最初兴盛、传播的情景，我国南瓜应非发源于华南与东南沿海，由南而北逐步传播，而是由葡萄牙使者于正德十五六年（1520-1521）直接带到北京，由皇家苑囿首先种植，再就近流传民间，京冀地区纷纷传种，形成一定的分布规模和盛况，进而发散南传。其他任何传播途径都不可能在明嘉靖三四十年间形成这种以京冀为中心的起源和兴盛格局。
南瓜
关于我国明代南瓜传入及其分布情况，笔者《我国南瓜传入与早期分布考》已有详细考述。但对具体的传播过程未及关注，明人这方面的直接记载少之又少，笔者所见有效的信息只有万历十五年《绍兴府志》所说“南瓜种自吴中（引者按：苏州一带）来”。
仅就明朝而言，要想建构一个清晰、完整的传播时间和路线图很费周章，但明代各类有关文献资料，尤其是大量地方志记载，还是包含不少可资研判的信息。尤其是我国南瓜种植的起源地、最早兴盛地，还是有记载可寻的。
通常人们的感觉中，南瓜应来自南海番国，进入我国后也应是由南向北传播，而根据笔者的已有研究，我国南瓜最早的分布中心却在冀（含今北京、天津）、晋、鲁、苏（含今上海）、皖五省。在这五省中进一步细究，又以京冀地区时间最早，并有分布较盛的明确迹象，应是我国南瓜种植的起源和最早兴盛地，这与人们的一般感觉和有关学者的已有论述大相径庭、南辕北辙。本文就此深入探讨，以期与前文呼应配合，对我国南瓜传入及早期传播的基本情况有一个更为切实、充分的认识。
《大明舆地图·舆地总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之京师（今北京）附近地区。自宣府镇（驻今河北宣化）以南之河北、山东诸州县几乎都种植南瓜。
《大明舆地图·舆地总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之南京（今属江苏）附近地区。长江以北地区即今苏北、皖北诸州县几乎都种植南瓜。苏南的镇江、常州一带也多见种植。
《本草纲目》所说存在的问题
关于我国南瓜的起源和传播，一般多根据明中叶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说“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认为南瓜是从南方域外传来，从华南沿海进入我国，转闽、浙北上，到李时珍的时代已传至北京一带。笔者发现明朝地方志的记载并不支持这一说法，甚至大相径庭，为此笔者《我国南瓜传入与早期分布考》一文详细举证提出异议，认为无论从明朝方志记载的时间先后还是数量多少看，我国南瓜最初的起源和分布中心都在明朝南、北两京之间的河北（含京津）、山东、山西、安徽、江苏（含沪）五省。
浙江记载南瓜最早的方志是万历七年（1579）《黄岩县志》，福建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建阳县志》，广东则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雷州府志》。浙江记载南瓜的方志数量并不少，但多出于明末，时间明显偏后，说明三省南瓜种植是由北向南逐步展开，起步迟、发展慢，远不是我国南瓜的发源地。
李时珍《本草纲目》（明万历金陵刻本）卷28“南瓜”内容。其中关于南瓜出苗、开花时间和结瓜形状的记述都不够准确，与南瓜的实际性状有明显出入，表明李时珍对南瓜的了解极为有限。但所说“今燕京（今北京）诸处亦有之矣”得之亲身经历，提供了当时南瓜分布盛况的一个明确信息。
通行的说法主要来自李时珍，关键的问题是对李时珍的说法我们该如何看待和理解。 李时珍《本草纲目》：
“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二月下种，宜沙沃地。四月生苗，引蔓甚繁，一蔓可延十余丈。节节有根，近地即着。其茎中空，其叶状如蜀葵，大如荷叶。八九月开黄花，如西瓜花。结瓜正圆，大如西瓜，皮上有棱如甜瓜。一本可结数十颗，其色或绿或黄或红，经霜收置暖处，可留至春。其子如冬瓜子。其肉厚，色黄，不可生食，惟去皮穰㵸食，味如山药。同猪肉煮食更良，亦可蜜煎。”
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甚至是最详细的南瓜记载和介绍，广为人们引用，但其中存在不少明显的问题：
（一）所说生长期有问题。“二月下种”，“四月生苗”，“八九月开黄花”，后者是说始花期，然后结果、老熟以至枯萎至少还得有一两个月。试想这是多么漫长的生长期！从南瓜出苗至开花就要整整4个多月，明显不正常。
（二）所说瓜形有问题。李时珍称南瓜“正圆”，南瓜果实形状多样，虽然也有球状，但非其正形，我国南瓜多呈扁圆、圆筒、葫芦、弯长圆，最圆也只是近球形，很难通称“正圆”。
李时珍这两方面的描述与我国南瓜的实际性状都有明显出入。李时珍久处内陆湖北蕲春，湖北一线南瓜种植起步较晚，所知应多出于耳闻，并无多少种植和生长过程全面观察的亲身经验。所说也就难免误差，我们不可盲目崇信。
对南瓜生物性状的认识尚且如此，对南瓜来源和传播过程也就更难有多少具体、深切的了解。其所谓“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只能是对南瓜来源的一个大致推想。今人顺理成章地理解成南瓜由南海传入广东，再转福建、浙江，最后北上传至华北。这一理解看似自然、合理，却得不到明代地方志的印证。
李时珍生平信息极为有限，一生没有南下华南、东南沿海实地寻访的经历，南瓜在我国也属初传，李时珍不可能全程了解，所说只能是关于南瓜来源的耳闻，语意中包含了南瓜来自葡萄牙人（明人称佛郎机，也被视为南海番国）的信息，却不能认作南瓜进入我国后的具体传播过程。
明嘉靖四十年（1561）《宣府镇志》是我国最早记载南瓜的地方志，称境内“各处皆有，而尤以南路为多”。宣府镇是明京师（今北京）西北关防重镇，治守驻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境内分东、南、西、北、中五路，所谓南路以今河北蔚县、阳原、涞源等县为主，都在今北京市的正西方向。这里与北京郊区相连，地缘关系极为紧密。与李时珍所说北京地区南瓜分布较盛的信息正好对接，相互佐证。
我国南瓜兴起于京冀地区
明朝地方志记载南瓜的数据显示，当时南瓜的分布中心在今河北（含京津）、山东、山西、江苏（含沪）、安徽五省。这其中又以京冀地区记载早，种植盛，应是我国南瓜种植的真正源头，至少有两方面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
（一）李时珍《本草纲目》：“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是说燕京（今北京）四郊乃至整个京畿即明顺天府属地都有种植。顺天府约当今以北京为中心，从河北遵化、天津蓟县至北京平谷、密云、昌平、门头沟（大部）、房山，再南转河北涿州、保定、文安、大城以及天津市所属及上述市县围绕的大片地区。李时珍所说虽极简洁，但指明了整个地区分布较为普遍。李时珍的生平资料极为有限，大约嘉靖三四十年间有一次北京之行，今人所作年谱多编在嘉靖三十年（1551）。他对南瓜的认识应主要得自这次短暂的北京之行，所说应是明人最早的南瓜信息了。
（二）地方志的记载。嘉靖四十四年（1565）《固安县志》记载有南瓜，固安今属河北，明朝属顺天府，正可佐证上述李时珍所说。更值得注意的是最早记载南瓜的嘉靖四十年（1561）河北《宣府镇志》：
“瓜属有黄瓜二种，有菜瓜，有南瓜，有冬瓜，有西瓜，有北瓜，有丝瓜，有香瓜二种。以上诸品各处皆有，而尤以南路为多。”
北瓜。明人所说北瓜，老熟时皮色仍深绿，果型稍小，今河北省行唐、井陉等地有见。此为行唐县九口子乡上庄村任彦国所摄贮存越冬的北瓜。
宣府镇治所驻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明朝为京师西北重镇，辖地当今河北省赤城、张家口、万全、怀安、宣化、涿鹿、怀来、蔚县、阳原、涞源、北京延庆等县区以及北京门头沟靠近河北怀来部分。《宣府镇志》将所辖分为东、西、北、南、中五路，所谓“南路”以河北蔚县、阳原、涞源等县为主，还包括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南部、河北易县北部以及北京门头沟区的西部地区，都在今北京市的正西方向。
这是明朝《大明舆地图》京师与北直隶（今河北省）的北部，其中以细红线圈出的地名是《本草纲目》和嘉靖《宣府镇志》记载涉及的主要南瓜盛产地。这一带既是明朝记载最早的南瓜传种区，也是同时仅见的南瓜盛产地，毫无疑问这里是我国南瓜种植的发源地。从各地方志记载的时间先后看，南瓜在我国最初的传播是以北京为起点由北向南传，而不是由华南、东南沿海向北传。
上述三种记载地点高度集中在北京周边地区，主要是今北京西北、西、南部郊区，河北张家口市南部各县区以及河北保定市、廊坊市与北京邻近的各县区，地缘关系十分紧密，时间又都大致在嘉靖三四十年间。《本草纲目》与《宣府镇志》所说分布状况乃至措辞都十分接近，相互间有力佐证。两者既是我国南瓜实际分布最早的记载，也是整个明朝南瓜分布盛况仅有的信息，无可辩驳地显示我国南瓜发源和兴起于这些地区，笼统地说即今京、冀地区。
在嘉靖四十年（1561）《宣府镇志》记载南瓜后的十年内即公元1561-1570年间，相继有安徽亳州（在淮北）、河南邓州、河北固安、山东青州、山西襄陵、江苏丹阳（在江南运河沿线）方志开始记载南瓜。这正是以明长城为北界，以北京为中心的扇面发散区，充分显示我国南瓜发源于北京，由此南向传播的格局。
南瓜应由葡萄牙使者于正德十五六年带到北京
根据笔者《我国南瓜传入与早期分布考》的考察，我国南瓜应是大航海时代第一波闯入我国沿海的葡萄牙（当时称佛郎机）殖民者带来。因其首先攻占马六甲，明人以为该国在马六甲附近，也就视作南海番国即“南番”。南瓜“种出南番”是当时人们的普遍共识，因而也就有了“南瓜”、“番瓜”两大通名。
马六甲海峡地图。马六甲苏丹国，明人写作麻剌加，首都在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公元1511年葡萄牙攻占马六甲。明人称葡萄牙为佛郎机，以为就在麻剌加国不远，因而也视作南海番国即所谓“南番”。占领马六甲后不久，葡萄牙人北上，在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寻求商机，并派使者到达明朝南、北两京。南瓜正是由葡萄牙使者带来，因而在明朝有“南瓜”“番瓜”两大通名。
对于明中叶的中葡关系，史家盛谈当时葡萄牙国王对远东中国的强烈兴趣。当时欧洲刚从美洲新大陆引种的南瓜应仍以观赏种植为主，适宜作为两国皇室交往的礼物。笔者前番拙文曾提出这样一种可能，“葡萄牙使者特意从葡携带这种虽不贵重却十分新奇堪玩之物或种子作为觐见之礼，在皮莱资一行北上途中，先后带到南京和北京”。
根据上述京冀地区南瓜情况，进一步考察葡萄牙使团在华的活动，正德十五年（1520）五月使团抵达南京，明武宗虽时在南京，但无意在南京接见使团，于是使团只得继续北上，前往北京等待觐见。武宗这年年底才返驾北京，一病不起，次年三月驾崩。据明人涂山《明政统宗》记载，遗诏“佛郎机（引者按：葡萄牙）等处进贡夷人，俱给赏，令还国”。葡萄牙使团应在此时即正德十六年（1521）才真正完成礼物的最终进献交接。再比较南、北两京的情况，北京附近的南瓜记载早、兴起快，而同期南京周边地区未见有明显的种植领先之势，就应与这种情景有关。
综合这些早期中葡交往的细节和随后南瓜在北京周围迅速兴起的情景，我们可以大致确认，我国南瓜应非所谓民间由南而北逐步传种，而是由葡萄牙使者将瓜种直接带到燕京即今北京，由皇家苑囿首先种植，再就近流传民间，京畿及河北地区即今京冀地区纷纷引种，最先形成一定的分布规模和盛况。从时间上说，这一过程最少也要大致二三十年，而嘉靖初年又是严申海禁的时期，因此南瓜的传入只有上溯至嘉靖前的正德十五六年（1520-1521）葡萄牙使者来京才为合理。其他任何传播途径都不可能在嘉靖三四十年间形成这种以北京为中心的分布盛况。
16世纪早期葡萄牙航海大帆船示意图。葡萄牙舰队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发现通往印度洋和远东的航线，在西方列强中最早进入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应是随行的葡萄牙王室使者于明正德十五六年（1520-1521）直接将南瓜种子带到北京，因而我国的南瓜种植以北京为起点，种植早、传播快。
根据笔者的已有考证，整个明朝方志的南瓜记载以明两京之间的冀（含京津）、鲁、晋、苏（含沪）、皖五省出现早、数量多，是我国南瓜最早的集中分布区。根据此番进一步的考察，京冀又是这其中的核心，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说和《宣府镇志》（治所驻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这一最早的方志记载都指向这里，并同称其南瓜分布之盛，因此京冀是无可争辩的我国南瓜种植起源地和最早兴盛地。我国南瓜最初的传播以此为核心、以明长城为北界南向辐射。
根据这一起源地和最初兴盛、传播的情景，我国南瓜应非发源于华南与东南沿海，由南而北逐步传播，而是由葡萄牙使者于正德十五六年（1520-1521）直接带到北京，由皇家苑囿首先种植，再就近流传民间，京冀地区纷纷传种，形成一定的分布规模和盛况，进而发散南传。其他任何传播途径都不可能在明嘉靖三四十年间形成这种以京冀为中心的起源和兴盛格局。
*本文原载《阅江学刊》2019年第2期，原题为《我国南瓜种植发源、兴起于京冀——〈我国南瓜传入与早期分布考〉申说》，非经注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程杰，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原标题：“南瓜”实从北方来：《我国南瓜传入与早期分布考》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