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还是误会:刘禹锡与老领导杜佑为何断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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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还是误会:刘禹锡与老领导杜佑为何断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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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元年,贬官朗州司马的刘禹锡,恭恭敬敬沐浴更衣之后,给老领导杜佑写了一封信,写信的主要目的有三个:

一是澄清误会,二是请求原谅;三是诉苦求助。

杜佑此时的职位是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实属声望最高、资历最深的三朝元老,但凡他愿意帮忙,刘禹锡东山再起都不是难事。

刘禹锡郑重安排专人,千里迢迢将信送往京城安仁坊的司徒府,杜佑没有回信。两人多年的情谊,至此两清。

这一天来得并不突兀。

此前一年多,德宗皇帝驾崩,四十多岁的顺宗即位,却因为中风失语,政事都由近臣王叔文主导,时任宰相的杜佑也插不进手去。以稳健著称的杜佑既没有告老,也没有称病,而是冷眼旁观随大流,毕竟王叔文还有求得着他的地方。

果不其然,杜佑随后被委以“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职务。

度支使主管全国财政收支,在唐代中后期是最关键的职位之一,通常由宰相兼任;当时采用盐铁专卖制度,专营所获费用稳定而且数额巨大,王叔文将盐铁使职位从地方收归中央,瞄中的就是这笔巨款。

杜原本就擅长会计,算是名相刘晏、杨炎之后的又一位技术型官僚,由他来兼任度支、盐铁两使,正合适不过。

还有个不太理想的消息:王叔文将亲自兼任度支、盐铁副使。

七十高龄的杜佑在官场摸爬打滚了一辈子,当然明白这一招的用心所在:先利用他的声望搭架子,再逐步将他架空。说巧不巧,王叔文派来夺权的关键人手,正是杜佑的门生刘禹锡。

刘禹锡二十二岁中进士,登吏部取士科,开始步入官场,没多久父亲病逝,在家丁忧三年,结束孝期后,和刘禹锡父亲做过同事的淮南节度使杜佑,邀请他加入幕府,就任掌书记一职。

中晚唐时期,掌书记相当于节度使的私人秘书,地位十分重要,要求也很高。刘禹锡的好朋友韩愈,这样描述掌书记职务的难度和重要性:

书记之任亦难矣……其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所部之政,三军之号令升黜,凡文辞之事,皆出书记。非闳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后命于天子。

如韩愈所说,但凡节度使对外和对内的文辞,甚至包括私人文件,都由掌书记来完成,不是机敏过人、文才卓绝,根本完成不了这任务。

韩愈还特意点明,这职务人选通常由节度使亲自指定,天子也干预不了。

杜佑早年受淮南节度使韦元甫赏识,自掌书记起家,他征辟故人之子刘禹锡入幕,等于视之为衣钵传人,期待极高。刘禹锡才学俱优,与杜佑结下这份情谊,日后前程必然如火如荼。

刘禹锡在杜佑幕中不久,杜意欲辞镇归朝,刘禹锡的母亲也不愿意久居江淮,于是刘禹锡离开淮南,转任渭南主薄,很快又擢拜监察御史,成为唐人最艳羡的“清官”。杜佑旋即入朝为相,但两人关系依旧紧密。刘禹锡曾回忆说:

自居门下,仅踰十年,未尝信宿而不侍坐。

意思是说,自从成为杜佑门生以来,十年之间,但凡在府中过夜,一定会被召见论事。宰相日理万机,而且照例不在私宅中见外官,刘禹锡前往拜会就能获得召见,意义不言自明。

刘禹锡成为监察御史之后,与同事柳宗元、韩泰等人一起,获得翰林学士韦执谊、翰林待诏王叔文青睐,王叔文尤为重视刘禹锡,甚至“以宰相器待之”。

王叔文、韦执谊当时地位虽然不高,却和皇太子——后来成为顺宗皇帝的李诵关系紧密,刘禹锡等于成了皇太子潜邸私人,当时德宗皇帝已经年迈,一旦皇太子即位,这些从龙之臣必定是会被重用的。

刘禹锡交往王叔文、韦执谊,会不会跟杜佑汇报呢?这种机密之事,当事人肯定不会留下记录,但天下皆知刘禹锡和杜佑的关系,门生结交太子私人,以杜佑的老谋深算,不会不关注。杜佑既然没有明确反对,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提醒过了,刘禹锡没有听;二是皇帝已老,杜佑为稳固自身地位,也需要安插人进入太子派系,因此乐见其成。

永贞元年正月,德宗皇帝驾崩,因中风而不能失语的顺宗皇帝扶病登基。依照惯例,治丧期间,皇帝需要守孝,杜佑以宰相摄冢宰,成为首席执政大臣,同时还兼任山陵使,全权负责治丧事宜。

杜佑委任刘禹锡为崇陵使判官,也就是大行皇帝治丧委员会的秘书长,这类重大项目自古以来都很耗钱,无疑是个肥缺,说明刘禹锡此时仍然深得杜佑信任。另一方面,王叔文作为顺宗皇帝的代表接盘朝局之后,大力提拔亲信,刘禹锡被任命为户部屯田员外郎,从正八品上阶,跃升到从六品上阶。

别以为屯田员外郎是管开荒种田的临时工,在大唐的官员序列中,郎官地位清要,员外郎外放,可直接担任下州刺史。以刘禹锡的才干,假如一切正常,迟早会成为宰相。

王叔文还派给刘禹锡一份重要工作:专判度支盐铁案。度支盐铁权重而事冗,无论正使杜佑,还是副使王叔文,最多只是业务上把把关,具体工作还需要刘禹锡这样的专职人员。

王叔文大概是这么考虑的:利用刘禹锡和杜佑之间的关系,可以大幅度降低沟通成本,把利权纷争带来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实在出了什么问题,刘禹锡还可以在杜佑那边吹吹风。

刘禹锡接受了这个安排,他正值壮年,锐意进取,又得到老领导杜佑和新党魁王叔文的双重信任,自然是以王事为己任,甚至时常入参大政。

有一则资料,形象地说明了刘禹锡炙手可热的程度:每天,刘府看门人接到的书牍文件多达数千份,刘禹锡忙着给各处回信,府上要准备成斗的面粉做浆糊,专门用来给这些信函封口。

其中有没有秘密交易,不得而知,刘禹锡好友韩愈编撰的《顺宗实录》如是记载:

禁中文告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刘禹锡红火到了这个程度,杜佑或许心下早就在犯嘀咕了,二十多年前的一件旧事,成了横亘在他心里的一堵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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