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说“万恶孝为首”？这个谣言是如何产生的
谣言的产生
“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是一句从明清时代开始就脍炙人口的民间俗语，其通俗地将以“五伦”为代表的传统礼教秩序植根于中国人的心田。但在五四运动前后，此俗语却衍生出一个意思完全相反的版本——“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这一改变何时最早发生，已不可确考，但“万恶孝为首”一说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长久留在人们的历史记忆里，实和1921年在广东的陈独秀有莫大关系。
陈独秀
陈独秀1920年底到达广州，1921年8月离开。已有学者就这段时间里与陈独秀相关的历史作出较好的学术重建。这里围绕本文主题“万恶孝为首”谣言，详前贤所略地展开讨论。陈独秀到广州所受到的谣言攻击，以“万恶孝为首”为主要内容的已属于第二波。第一波源自“男女同校”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广东群报》与《广州晨报》进行论战。当此次论战走向白热化之际，两报文章均充斥着对各自主办人、记者、作者的人身攻击。1921年3月3日，陈独秀在《广东群报》刊出大字启事云：
广州晨报社社长夏重民先生：
先生在今天《晨报》上发表不满意于弟之三事，颇关弟之名誉，有何证据，请于廿四小时以内明白赐复。
三月二日午后二时陈独秀
这有关陈独秀名誉的“三事”是什么呢？笔者虽经多方搜罗，至今未见《广州晨报》。据《广东群报》文章的侧面反映，《广州晨报》夏重民的文章题为《我为什么要反对陈独秀》，其中说陈独秀有三事：一有“统一人家思想的野心”，二乃为“人”的品格甚差，三有“桀犬吠尧”“臧仓毁孟子”之事。而关于陈独秀“人品”甚差的具体例证则落在他和沈定一（玄庐）在黄姓友人家“胡混”之事，这可视作“万恶孝为首”谣言的前奏。
谣言真正的发端基本可判断在上海。《民国日报》就指出：“最奇怪的是，这种谣言先发生于上海，等上海报纸所载的消息传到广州，然后广州轰动起来。”《民国日报》所说的“上海报纸”就是政学系的《中华新报》。3月8日，《中华新报》发表署名“广州归客”的《广东最近之两大暗流》一文。关于这篇文章的内容，以往研究几乎全据陈独秀文章的转述，故此处稍多摘引全文：
“此外更有一事为现时广东人士所抱为莫大隐忧者，则陈独秀之禽兽学说，所谓提倡新文化者是也。陈炯明本无学识，却侈谈教育。观其在高师演说时，只满口不痛不痒之套语，不特不知教育为何物，简直教育二字之意义，恐亦未能了解。自己既无所知，则求贤自辅讵云非宜。广东不乏通明博达之士，其办学成绩，彰彰可见者，尤指不胜屈，乃偏废置不用，好奇立异，特觅一所谓提倡新文化之陈独秀回粤，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到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开此说，无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若决江河，沛然莫御。即学校以外，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同时民党暴徒如夏重民、吴铁城等又从而附合之，盛倡共产公妻主义，随时集合苦力团体，大鼓大吹，一时无识顽徒无不奋臂张拳，咸欲分肥择艳，肆其一逞。据各界人士观察，将来广东之大祸，必有不可思议者，比洪水猛兽而益烈。目下如民军之肆扰，盗贼之横行，兵燹之侵夺，以及拒收纸币，否认八年公债，查封产业，大放匪囚，翻判旧案等事，其直接或间接加害于人民者，不过财产上之关系、或治安上之关系，甚亦不过生命上之关系，究属一时的痛苦。至于陈独秀之学说，则诚滔天祸水，决尽藩篱，人心世道之忧，将历千万亿劫而不可复。闻现时广州各校学生，多因仿效此等风气，家长父兄甚为惶恐，饬令子弟退学者络绎不绝。今年广州中学及第一中学学生人数，较去年几少一半。又广州孔教会特聘请谢次陶君演讲孔义，并按日演说辟仇孝，甚为暴徒嫉视，闻迭接匿名函恐吓，拟以激烈手段对付，能否继续演讲，尚未可定。斯真广东之惨象也。”
这篇文章的访员虽然笔下绘声绘色，但实在对广州情形一知半解，竟然错乱到把陈独秀和《广东群报》的对手方——广州晨报社社长夏重民视为“附和”陈独秀之人，又把毫无干系的吴铁城拉扯了进来。况且，以《中华新报》本身的影响力，此说本不会引起那么大关注，陈独秀未必需要针对性地辟谣。谣言引发更广泛的关注并给予陈独秀压力是由于3月9日广东省议会伍瑶光等十余名议员与上海报纸相呼应，借题发挥，发布咨文云：
“近世欧洲学者，脱宗教迷信之束缚，言论得以自由，其间如达尔文、斯宾塞尔辈，创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说，而强权之习兴；伯伦知理主牺牲人民以为国家之论，而国际之界严；边沁倡人生主观，唯在乐利之言，而功利之学盛其中于人心也。则道德之观念微，而权力之竞争烈，其中于国家也，则侵略之主义强，而铁血之防维甚。吾国伟人巨子，狃于欧西一时之强盛，从而翻译之，传播之，几以为天经地义之不可磨灭矣。而其究也，欧洲各国连横合纵不可究结，杀人数千百万而不知恤，西儒讬尔斯泰求其故而不得，以为科学足以杀人。吾以为科学何祸于天下，欧洲之祸，权利学说之祸也，今则幡然觉悟，宗旨又变矣……五伦之教，何害于人？国今虽凌夷微衰矣，有志之士，思有以拯弊补偏之，对于个人则提倡独立自治，使皆有自由平等之精神，斯亦足以为治矣。乃今泰西一二学者，提倡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无父主义，公妻主义，吾国所谓伟人巨子，又从而翻译之，传播之，几欲取吾国数千年五伦之教，根本取消以为快……此等学说，法国大革命施之，已不能行，今日俄罗斯劳农政府，亦只在实验中，而厌故喜新之士，乃欲举吾国而付之一掷，且从而标识之曰新文化……甚者乃倡‘万恶以孝为先，百行以淫为首’之说。”
议员在广东省议会中借谣言发难与《中华新报》发文仅仅相差一天，以当时上海与广州之间报纸投递之速度，实可判断并不是议员们见《中华新报》文章而变色并在议会发难。再联系以陈独秀担纲的广东省教育委员会成立于3月8日，足见此谣言出现有幕后精细全盘的策划。
3月10日，广东省城警察局勒令《真共和报》停止出版一星期，原因是该报载《毒兽秽史》小说，“系隐指陈独秀、蔡孑民而言”，这大概就是陈公博回忆有人诬蔑陈独秀为“陈毒兽”的缘起，以粤语发音看，这样的联想也颇顺理成章。警厅查停《真共和报》一事明显系陈炯明出手，打压谣言，替陈独秀出头。3月11日，《广东群报》发表《议员——常识》一文，回击省议会。3月13日，研究系主导的《时事新报》也认为：“‘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二语，系议员攻陈之语，非陈所言之原文。”不过同日，上海与广州两地再次形成扩散谣言的联动，这次的发动者为在上海和全国都极有势力的广肇公所，通电要求广东人士驱逐陈独秀：“广东省议会、陈省长、教育会、九善堂、总商会、各报馆、香港东华医院、华商总会及北京及各省各埠广东会馆、广肇公所，美洲、南洋各埠广东会馆、广肇公所同乡云。上海各报记载广东教育行政委员陈独秀四处演说，主张‘百善以淫为首，万恶以孝为先’，陈独秀身为教育行政委员，敢倡此等邪说，流毒社会，贻害青年，非率人类为禽兽不止。诸公爱乡念切，谅不忍坐视，务望主持公论，驱逐枭獍，勿使溷迹吾粤。”
3月18日，陈独秀在《广东群报》发表《辟谣——告政学会诸人》，指责《中华新报》说：“我在广州各校的演说，众耳共听；各处的演说词回回都登在报上，众目共见；有无该报所谓‘禽兽学说’，各校学生及看报的人应该知道，用不着我辨正的。”同日，《香港华字日报》刊出陈炯明给上海广肇公所的复电云：“上海广肇公所同乡诸君鉴：电悉。陈独秀先生:当代教育大家，道德高尚，现正改良粤省教育，倚畀方殷，沪报所载，系属谣传，请勿轻信为盼。”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广东群报》
不过《广东群报》《香港华字日报》影响范围局限于南粤。3月23日、24日，陈独秀再借黎明社记者采访名义在《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各上海大报发表“统稿”，进一步扩大辟谣范围。
以上即是“万恶孝为首”谣言从前奏到酝酿到抛出再到为人所周知的大致过程。这一谣言的产生当然和一般意义的“卫道”与“新潮”之争关系密切，但又不限于此。已有学者指出，挑战陈独秀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卫道之士”，更是“广泛涉及新、旧各个思想派别”。这一结论是有陈独秀一方书写的史料来证明的。
谣言的背后
1921年3月19日，《广东群报》上的文章就把攻击陈独秀的人物分为八派，有“（一）省议会、（二）教育界一部分人物、（三）一班政客、（四）资本家、（五）孔教徒、（六）基督教徒、（七）一般守旧派、（八）少数自号无政府党者”。3月20日出版的《劳动与妇女》上的文章则把攻击陈独秀的归纳为四派——国民党、少数无政府党、保皇会和政学会，并追问：“这四派人本是水火不相容的，何以能够联合？”
这些看似“水火不容”的派别何以能够联合？正是因为在“万恶孝为首”的谣言背后，除有新旧之争外，还有新新之争、党派之争、饭碗与地盘之争，这四种矛盾在实际历史进程中互相交织，彼此依存，为行文稍有条理，下文一一来讨论之。
第一，在新旧之争中，我们应对那些在以往研究中被指为“卫道士”的人物予以更全面的审视。其实，他们大多不是纯然守旧的人物，反而是清末的趋新人物。以广东“驱陈”议员首领伍瑶光为例，他在清末就写过《亚洲各国史》这样的新学书籍，其视野比清末一般的新人物更为广阔，写“亚洲史”范围能及“小亚细亚”，足见其“世界”知识之丰富。进入民国后，他也不是僻守乡间的庸碌之徒。1919年，他为广东恩平摆脱“三等县”桎梏，设立县中学堂，之后亦不顾在地士绅“破坏风水”的攻讦，力排众议，为地方修路，释放了当地的经济活力。由此可见，他在办教育、破迷信等方面都不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之人。更重要的是，若细读这些议员撰写的咨文，其中固然甚多迂腐之词，但从前引文可以看出，他们至少知道达尔文、斯宾塞、边沁、托尔斯泰等人的学说和思想，也并不反对一般意义的独立自治和自由平等，只不过他们不能接受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根本取消”。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即当以“五伦”为代表的传统政教秩序趋于崩坏，一个新的社会凭借什么重新建立起秩序，是“举吾国而付之一掷”然后重建秩序，还是需要依托中国既有文化精神的基础。此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所问：中国发展的前路是要“因人之病而从头绝其生命以为医”，还是“其人虽病，尚有内部自身生力可以为抗”？
第二，在关注新旧之争的同时，更须注意的是新新之争。以往研究多特别关注陈独秀与以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文章，也会详细描述陈独秀在广州大半年间所做的拓党、演讲、办报和其他各种活动，因此后人会比较清楚陈独秀借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身份“造势”的这一面，但较少注意他凭借这一身份行事的尴尬一面。如1921年3月3日，《香港华字日报》便发文暗讽说：“凡办教育者，必不可染有政客的臭味，如教育家而兼政客，实足为教育界之大害。”这里所谓“教育家而兼政客”指的正是陈独秀。到广州后，陈独秀虽在教育改造、言论鼓吹和组织拓展等方面做了相当多努力，也有相当成绩，但因其官厅的身份在不少地方仍不免尴尬。
一方面，陈独秀名义上的“办教育”和实际上并非“办教育”给一般人以强烈的心理落差。陈独秀去广州，在很多不明内情之人看来是专门去办教育的，当然也会宣传白话文、新文学、新标点符号、科学精神等“新文化”。因此，在初到广州的一段时间里，各方排日请陈独秀做演讲。这既是震于其创办《新青年》以及曾为北大文科学长的大名，又是认为他既有此经历又有此身份，一定对教育有精深研究和独到见解。但正如陈公博所言，陈独秀“不是学教育的，对于教育没有很深的理论”，加上他不善演讲，“多演一回讲，令人多一次失望”。
失望之余，人们进一步发现陈独秀非但不太会讲“教育”，连原来预期的“新文化”也不太讲，而是大讲对他们来说实在太过超前的“社会革命”。《晨报》上的有关文章即说自陈独秀来广州后，“广东从前之社会主义家与新改变之社会主义家群聚于粤。近月来各处演说，常公然提倡社会革命。且有数报，报上用大字标明‘本报目的鼓吹社会革命’”。
另一方面，陈独秀和其周边人物虽以一般人不太理解的“社会革命”为号召，但他们理解的“社会革命”和广州乃至广东地区一些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知识青年所理解的“社会革命”又差异甚大。那些知识青年认为“社会革命”的目的是“铲除一切人类的桎梏”。《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虽是传播新思想的报刊，但都不过是“批评中国旧有的恶文化，范围有限”，读来刺激性较弱。刺激性较强的是《自由录》《民声》《进化》等宣扬无政府主义的秘密刊物。在他们看来，即使是前述刺激性较弱的话，陈独秀碍于官厅之身份也说得不够彻底，“既不能公开宣传共产，也不好批评政治”。这就造成了陈独秀一面难得一般民众之认同——他们认为陈独秀太“新”，一面又很难得到更为激进的知识青年的认同——他们认为陈独秀尚不够“新”。由此，陈独秀与区声白等人的论争，因“社会革命”目标的乌托邦化而具有了赢了“战斗”却输了“战争”的味道。
以上分析的新旧之争和新新之争尚属于思想论争的范畴，而党派之争和饭碗、地盘之争则是实力的较量和利益的争夺。先来看党派之争。
早期共产党员王凡西曾在回忆录中说，在1925年以前的杭州，多数教员与学生“如果算得上‘新人物’的话，多半以新到接受‘五四精神’为止。对于德、赛二先生的向背，对于孔子的抨击或崇拜，始终还是这个城里新旧人物的分界线……他们对于当时为数不多的‘国民党分子’，虽然不是仇恨的，却是轻视的”。这说明大概到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前，杭州新人物之间尚是文化人与政治人的分野。与杭州相比，广州的情况可能就不太一样。1921年广州的新人物大多数已有党派背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报告就说：“广州的情况与其他地方大不相同……大学生们是同情神秘的无政府主义的，或是受国民党所操纵。”这种“党派化”体现在广州本地的《广东群报》内部，“阵营（也）是相当复杂”。在《广东群报》的五位编辑里，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均有共产党背景，陈雁声和陈秋霖则始终没有加入共产党，且陈雁声是国民党员而不满意陈炯明，陈秋霖是国民党员而同情陈炯明。《广东群报》的编辑群体如此，就更不用说广州城内外那些与陈独秀等意见不合又依附于各个党派的新人物。
“党派化”还体现在广州与上海、广州与北京的党派互动与党派联系上。1921年二三月间，陈独秀和俄国代表虽屡次召开会议，希望联合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梁一余、谭祖荫等无政府主义者共同建立党的组织，没有成功。谭祖荫虽在回忆中强调他们“没有什么组织”，但其实是有的，且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全国性网络，只是当时还不那么严密而已。陈独秀在广州的作为，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虽不完全清楚，但大致了解，并已有一定程度的应对。据北京政府步军统领衙门密探的报告，1921年2月，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已在上海、汉口、广州、南京、河南各处“联络同志”。3月11日，黄凌霜、朱谦之等十余人在北京裤缎前街6号开会，商量如何联系广东“同志”“谋吾党之大集合”，以与“近日恃势攻击，屡与吾党为敌，破坏吾人信用”的陈独秀做斗争。
上述或靠拢无政府主义或来自国民党或出自政学系、交通系的新人物，对引发“万恶孝为首”谣言的“男女同校”“女子参政”等问题有分歧的态度和意见，背后其实是政争和党见，比如有些无政府主义者是“一面鼓吹无政府主义，一面为政党作留声机器”。孙中山一系的国民党人和陈炯明一系的国民党人则借各种机会排挤互攻。社会上的一般人物则未必对此十分清楚，从这些论争中跟风传播的是“女子无行”“男女混奸”“伤风败俗”等流言蜚语。这些流言蜚语被别有用心之士有目的性地与陈独秀相联系，引发种种或明或暗的风潮。在这些风潮里，他们看上去属于新的阵营，但其实不少人因党派背景压根就不问新旧，而是以此来浑水摸鱼，从中取利。
这个“利”是什么呢？除了党派之争中各家孜孜以求的权势上升与声光煊赫外，还有就是饭碗和地盘。此正如《晨报》一篇文章所言，1921年广东不少学校的风潮，“（表面）理由似颇充分，实则内幕完全新旧问题及地盘、饭碗问题”。
这类地盘、饭碗问题的发生，源自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的权力扩张。在陈炯明的支持下，广东省教育委员会首先扩张的是财权。委员会成立后，“所有省城直辖各学校及各机关常年经费暨补助费，自本年（1921年）三月一日起一律改由教育委员会汇领转发”。其次扩张的是人事权。1921年4月20日，陈炯明公布《中学校校长任免章程》，规定直辖中学校校长由教育委员会依组织法任免之；市立或国立中学校校长由各市或各县教育局局长按资格规定，呈请教育委员会委任；凡中学校校长，均以国内外大学高等师范及专门学校毕业生为限；教育委员会对于各市立、县立中学校校长，认为不适当时，得令市或县教育局局长，照章另择一人，呈请委任；各市立、县立中学校长，均得任用外县人。
在这两种权力扩张之后，教育委员会几乎包揽了广东教育之财政与用人，且委员会的章程表现得如此“喜新”与“开放”，很难不引起当地旧人的恐慌和反击。陈公博的回忆就说他们“恐慌着将来学校的校长和教员们要换了属于新文化的少年们，生活问题常常可以迫人铤而走险”，“何况广东的教育久已成为他们的地盘，他们为着地盘而战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天经地义”。
“为地盘而战”令1921年广州学潮此起彼伏，规模较大的即有3月广东高师国立改省立学潮、4月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撤换校长学潮、7月医药专门学校停办学潮。这些学潮都折射着陈独秀携粤籍北京大学学生入广东后，面对着当地盘根错节的复杂人事背景，应付着歧异多变的斗争逻辑。其中大致的历史因果是，陈独秀等既掌握绝大权力，就势必要更动盘踞已久的旧日格局。被陈独秀更动的校长、董事、教师当然心怀不满，满腹怨懑，更会引发尚未被更动的校长、董事、教师们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恐惧与联想。1921年4月“甲工学潮”之际即有人说：“某学务包办派欲夺该校校长一席而有之，遂鼓动该校一部分学生借词反对，务使高（剑父）校长知难而退，以便扩张己派之势力，而渐次入寇高师、法政学校。”
这些被更动的和害怕被更动的校长、董事、教师背后或为孙中山或是陈炯明，还有汪精卫、伍廷芳、唐绍仪等实力人物，由此饭碗、地盘之争往往牵动政争，遂令整个局面更加扑朔迷离。在此局面中，纷纷扰扰的学潮为可见之表象，但陈独秀等人多年来擅长的是发动学生，却并不太懂得如何收束学生，而一般官民心理多厌乱而好安，多希望学潮早些平息，这让掌一省教育之权柄却经常引发学潮又难以控制学潮的陈独秀多添了一条“罪状”。
总之，若陈独秀真为一个长袖善舞的“政客”，或可避免仅在广东大半年就被各方驱逐的命运，但陈独秀恰恰不是一个政客，而是一个读书人，且是一个“他永远是他自己”的读书人。有人就曾评价说：“广东政治向来以中饱、纳贿、敷衍为要素，而仲甫独不然，因此各人都感不便。”一个满怀理想又不乏家长独断作风的读书人进入了一个需要交通上下、左右逢源的位置，则各种尴尬和错位就必然产生，“万恶孝为首”这样的谣言也会如影随形。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原题为《陈独秀与“万恶孝为首”谣言考论》。本文为该论文的第二部分，原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