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的良渚文化 为何在繁荣千年后骤然衰亡？

良渚文化的起讫断限，约在距今5300年至43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广泛分布于太湖流域一带，良渚古城则是该文化的中心。早在1936年，西湖博物馆（今浙江省博物馆）地质矿产组助理员施昕更便在家乡余杭县良渚镇（今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发现史前遗址，并提交《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公诸于世，但因当时盛行的黄河中心论与传播论，该遗址被认定为龙山文化的东南分支。直到1950年代后，长江中下游又相继发现多处与中原文化明显有别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才令考古界意识到原先的分类不妥。施昕更发现的遗址，也因此迟至1959年才由考古学者夏鼐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

不过世人所习知的良渚文化代表性象征─玉器，是在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今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才大量发现，制作精美的玉琮、玉璧在当时轰动学界，尤其是1986年又在浙江余杭反山遗址发现雕有完整神徽的玉器、1987年于瑶山遗址发掘高等墓葬群与祭坛遗址，使学者察觉到良渚文化是个宗教与技术水平十分发达的复杂社会，加上苏秉琦“多元一体”、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学说的提出，解构了中原中心史观，使良渚文化等非黄河流域遗址得到更客观的评价。接着于1990年代又确认莫角山遗址的大型土台为宫殿基址；2007年宣布发现面积广达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2009年后又陆续发现11处水坝遗址，经过学者计算，这些水坝起码能汇流成一面广达8平方公里以上的水库。最后考古界于2016年正式宣布，此为中国目前出土的最古老水利工程，比传说的大禹治水还早上千年，一时之间震惊社会。

除了前述遗存外，2009年还在茅山遗址（今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小林街道上环桥村）发现广达80亩（约5.3公顷）以上的条块状水稻田，连耕牛的脚印都清晰可辨。如此高度发展的史前社会，令2013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期报告将良渚文化定义为“国家”，而非简单的石器文化。尽管当时参与的部分学者对这定义有些存疑，但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新发现，良渚文化作为中国早期国家社会的结论已受得起检验，连英国考古学泰斗伦福儒（Andrew Colin Renfrew）得悉后，也不由得感叹昔日太低估中国新石器文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亦称誉，良渚古城的规模与复杂性，丝毫不亚于同时期的古埃及、苏美尔（Sumer）、哈拉帕（Harappa）等文明；考古学者戴向明也透过比较龙山、二里头、良渚等新石器文化的发展特征后，提出“黄河类型”与“长江类型”两种国家成形的动力模式，主张黄河流域文化注重以军事强权为基础构建王权国家，良渚文化则是以生产和控制奢侈品、组织大型工程、再结合宗教神权来构建。由此可见良渚文化的发达，已成为探究早期中国文明的参照范式。

从良渚文化出土的诸多精美玉器、漆器、象牙器、丝绸，还有为数众多的高级墓葬来看，可知当时的农工业有明确分工，且社会分层明显。刘斌则认为良渚文化玉器上神徽的流行，应为“一神教”神权社会的表现，且从玉琮形制自圆到方的转变，还能看出《周礼》所谓“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的“天圆地方”观念，实际上是受到晚期良渚文化的影响。至于精良的水利工程，除了改造良渚古城原先所处的沼泽平原环境之外，亦有防洪和运输的功能。此外根据学者王宁远的推算，良渚古城、水坝、莫角山台基的土方量总共约1,100万立方米，假如开采、运输和堆筑1立方米各需日均一人，以每年出工30万人的速度估计，也得耗时110年以上才能完成！由此可知，良渚文化对水文、建设、气象等知识的掌握已十分精确，社会动员和组织管理的技术更是惊人。赵辉更大胆推测，虽然无法确知良渚古城和周边各地的关系究竟有多紧密，但“确实存在一张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中央’联系着各个‘地方’中心的网络结构”，因此良渚文化可能颇近于地域国家，而非古希腊式的城邦国家。

但叫人不解的是，如此璀璨的良渚文化竟在繁盛千年后骤然衰亡，学者对此提出各种假说，如外来文化压迫、气候变化、海水侵灌、社会内部崩溃等。根据考古纪录，约4500年前降水与气温增加，使江淮流域的水面上升，而晚期良渚文化堆积层普遍被一层浅黄色粉砂质淤泥覆盖，显示曾遭遇过洪灾，便可能与该气候变迁有关。亦有部分学者主张长达百年以上的反复海侵与海退，使良渚人无法继续生存。刘斌则补充道，除了气候变迁之外，大汶口文化的推进与压迫或许也导致良渚文化的衰落，同时良渚文化本身淫祀鬼神、奢靡浪费的风气也可能促成社会的崩溃。而当良渚文化消亡后，残存的部分良渚人似乎迁移融合到山西的陶寺文化，就此淡出历史舞台。但良渚人并非在中国大地上闪瞬即逝的流星，其遗存的宏伟城垣与水坝等成就有力地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绝非空口无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