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左传》这几个问题 众多学者陷入了大论战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省称，又名《左氏春秋》，记事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基本与《春秋》重合，记载了这259年间春秋主要诸侯国的历史，我国春秋时期的历史赖此留存。隋唐时期科举的明经取士有儒家“九经”，《左传》位列其一，后来儒家经典增至“十三经”，《左传》也一直被奉为儒家的重要经典。毫无疑问，《左传》是承载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典籍之一。

传统的经学现虽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经典是值得珍视和传承的，对相应文本的解读和相关学术的研究也不会退场。学术史上，历代围绕《左传》最大的争论有二：其一是《左传》的真伪问题，其二为《左传》是否为解《春秋》经之作。

一、《左传》的真伪问题

对于《左传》的真伪问题，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左传》系刘歆伪作。从文献流传的实际情况看，传至今天的先秦典籍大都经过了刘向、刘歆父子的校阅，但若称《左传》系刘歆伪作是极不恰当的。司马迁著史时，有关春秋的史料多源于《左传》，对此，《史记》多处有明确的交代。后之学者如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刘师培等笃信《左传》，刘氏更是以《周秦诸子述〈左传〉考》《左氏学行于西汉考》《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等专论，详细阐述了《左传》流行于西汉，而非刘歆伪作的观点。民国时期的学者罗倬汉把《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和相关的“本纪”“世家”串联起来，以大量的证据证明了《史记》所述春秋史只能是根据《左传》，而不可能有其他来源。当代学者杨伯峻、胡念贻等也力驳刘歆伪作说。

更重要的是，1978年，河南淅川县发现了春秋时期的一座楚墓，出土文物中有青铜鼎，鼎上有“王子午”铭文。王子午，字子庚，春秋时曾任楚国司马、令尹，仅见于《左传》，这也是传世的《左传》合乎史实的确证。①不难想象，纵使刘歆再有才华，若至地下古墓，且于铜鼎之上铸王子午的名号，实属万难。结合传世文献对《左传》师承的明确记载，兼有出土文献的印证，可知《左传》绝非刘歆伪作，因此，若无新的强有力的证据，《左传》伪作之说实在是绝难成立的。

二、《左传》是否为解《春秋》经书之作

至于《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作，涉及其与《春秋》的关系问题。事实上，《左传》从发现后就摆脱不了这一问题，可谓常说常新。《史记》《汉书》认为《左传》与《春秋》关系极为密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鲁君子左丘明亲受孔子之学，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载，孔门后学的《春秋》之传有五家，《春秋左氏传》即为其中之一。由此可知，司马迁、班固是十分认同《左传》与《春秋》有着密切关系的。

据《汉书》之《艺文志》《刘歆传》记载，刘歆校书时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十分喜爱，遂同当时的丞相史尹咸等共同校理《左传》，研讨其中“大义”，认为《左传》撰述者亲得孔子之学，其价值远在当时已立于学官的《公羊传》与《穀梁传》之上，提议将《左传》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极力反对。至西汉平帝时，王莽摄政，欲借古文经书托古改制，且刘歆与王莽亦有交谊，《左传》遂跻身学官。然而好景不长，《左传》以政治而得势，不久便因王莽的覆亡而失势。刘秀建立东汉后，今古文涉及《春秋》经的争论遂聚焦到了《左传》上，该不该立《左传》学博士，今文博士范升与古文派陈元为此进行了不下十次的论争，结果是古文派的陈元占了上风，光武帝同意立《左传》于学官，孰料负责《左传》学的博士不久病故，其学遂废。

东汉时期还有另外两次针对《左传》的学术论争，一是白虎观会议上贾逵与李育之争，再一是郑玄与何休的论战。贾逵所争虽未能再使《左传》立于学官，但《左传》等古文经学的传播日广；郑玄则驳斥了何休对《左传》的攻讦，综合古今，从而使古文经学大明，《左传》之学大兴。可见，两汉时期《左传》今古文之争源自政治和学术两股势力，不论是否解经、立于学官，《左传》都会沦为政治的工具。而《左传》至魏晋终得大行于世，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其自身有着《公羊传》《穀梁传》无可取代的价值。西晋时期，杜预合并《春秋》经与《左传》，创《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至唐，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编纂《五经正义》，于《春秋》经则本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而作；此后，直至清代学者阮元于南昌府学刻的《十三经注疏》，皆视《春秋左传》为解《春秋》经书之作。

西汉流行的《左传》是古文写本，西汉末年，今文经学博士出于门派之见与官学利禄的考量，否认《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将《公羊传》《穀梁传》的问答体例和其间的微言大义视作解《春秋》经文的标准。事实上，流传至今的《春秋》三传都有着以事解经的共性。东汉时，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若无《左传》，即便是圣人闭门思虑，十年也难解《春秋》一经。随着时代的演进和研究的推进，人们更是认识到《左传》虽工于叙事而其意始终围绕着传经解经，其与《春秋》的关系犹如衣之表里，经离不开传，传文也不能脱离经文经义。又因《春秋》本于鲁史记，因此《左传》叙述史实以说明或补充乃至订正《春秋》经文，从而彰明惩戒，阐发幽微，揭举隐讳，较之《公羊传》《穀梁传》，在史料运用的数量与质量上，在以史解经的客观效果上，《左传》都有着明显优势。因此，《左传》义承《春秋》而显深博，史补经文而尽详赡，文叙始末而透典美，呈现出经史兼综、文质并美的学术特点。

三、《左传》的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

《左传》的作者问题往往和其书是否伪作、是否为解经之类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如前所述，刘歆伪作说显然不成立。《史记》认为《左传》作者是孔门后学左丘明，此说至唐代始遭质疑，晚近学者则又提出了子夏、吴起等说，然均难提供确凿证据。因此，在缺乏强有力的证据时，仍需尊重成说。②

关于《左传》成书的年代，有春秋说、战国说、秦汉及后代增益说等。一般而言，早期典籍从成书到流行直至写定都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左传》也不例外。结合《史记》《汉书》记载与《左传》相关史事来看，最早可能于春秋时期就已经编撰，后世在授受过程中又有增饰，至战国中期大致定型。

《左传》博大精深，其文斐然成章，是我国历史散文的典范。对诸侯间的征伐，《左传》亦多有记载，长于叙战为其叙事的一大特色，因而后世爱其中兵法战法者大有人在，如《三国志》裴松之注载关羽“好《左氏传》”，《晋书》载杜预自称有“《左传》癖”。从叙事技法论，后世史书如《史记》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曰”、《后汉书》的“论曰”、《三国志》的“评曰”等，都直接师承了《左传》的“君子曰”以表达己见；后世小说如《聊斋志异》也以“异史氏曰”直接述志抒怀。足见《左传》对经学、兵学、史学、文学等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

【注解】

①参赵世纲、刘笑春《王子午鼎铭文试释》（《文物》，1980年第10期第27—30页），史志《王子午鼎》（《史学月刊》，1984年第3期封二及第88页）。王子午字子庚，楚庄王之子，楚共王之弟，楚康王时任令尹，数见于《左传》，败吴伐郑，屡建奇功，是春秋时期楚国声名显赫的人物。

②李学勤撰有《关于<左传>的几点认识》一文，对《左传》的真伪、作者、成书年代、流传情况等问题有言简意赅的论述。此文系李学勤先生于2008年在“《春秋》《左传》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后收入孙绿怡主编的《春秋左传研究》第1至8页（中华书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版）。

本文为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左传》前言，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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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名著普及文库”之《左传》，导读注译：芮文浩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省称，全书共六十卷，以鲁国君主为次序，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间的历史，记事范围基本与《春秋》重合，但《左传》的叙述内容和具体详赡，则远远超出了《春秋》，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编年体史书，我国春秋时期的历史赖此留存。此选本以故事为纲，连缀各篇相关记述，还原春秋大事始终，补《左传》原书编年之不足。

同时，《左传》语言精炼，文辞优美，善于叙事，对后世小说、戏剧的写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我国古代史学与文学完美结合的典范。

原标题：名场面！因为《左传》的这几个问题，众多学者陷入了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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