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左传》这几个问题 众多学者陷入了大论战
国学

因为《左传》这几个问题 众多学者陷入了大论战

2019年07月31日 12:20:13
来源:岳麓书社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省称,又名《左氏春秋》,记事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基本与《春秋》重合,记载了这259年间春秋主要诸侯国的历史,我国春秋时期的历史赖此留存。隋唐时期科举的明经取士有儒家“九经”,《左传》位列其一,后来儒家经典增至“十三经”,《左传》也一直被奉为儒家的重要经典。毫无疑问,《左传》是承载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典籍之一。

传统的经学现虽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经典是值得珍视和传承的,对相应文本的解读和相关学术的研究也不会退场。学术史上,历代围绕《左传》最大的争论有二:其一是《左传》的真伪问题,其二为《左传》是否为解《春秋》经之作。

一、《左传》的真伪问题

对于《左传》的真伪问题,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左传》系刘歆伪作。从文献流传的实际情况看,传至今天的先秦典籍大都经过了刘向、刘歆父子的校阅,但若称《左传》系刘歆伪作是极不恰当的。司马迁著史时,有关春秋的史料多源于《左传》,对此,《史记》多处有明确的交代。后之学者如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刘师培等笃信《左传》,刘氏更是以《周秦诸子述〈左传〉考》《左氏学行于西汉考》《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等专论,详细阐述了《左传》流行于西汉,而非刘歆伪作的观点。民国时期的学者罗倬汉把《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和相关的“本纪”“世家”串联起来,以大量的证据证明了《史记》所述春秋史只能是根据《左传》,而不可能有其他来源。当代学者杨伯峻、胡念贻等也力驳刘歆伪作说。

更重要的是,1978年,河南淅川县发现了春秋时期的一座楚墓,出土文物中有青铜鼎,鼎上有“王子午”铭文。王子午,字子庚,春秋时曾任楚国司马、令尹,仅见于《左传》,这也是传世的《左传》合乎史实的确证。①不难想象,纵使刘歆再有才华,若至地下古墓,且于铜鼎之上铸王子午的名号,实属万难。结合传世文献对《左传》师承的明确记载,兼有出土文献的印证,可知《左传》绝非刘歆伪作,因此,若无新的强有力的证据,《左传》伪作之说实在是绝难成立的。

二、《左传》是否为解《春秋》经书之作

至于《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作,涉及其与《春秋》的关系问题。事实上,《左传》从发现后就摆脱不了这一问题,可谓常说常新。《史记》《汉书》认为《左传》与《春秋》关系极为密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鲁君子左丘明亲受孔子之学,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载,孔门后学的《春秋》之传有五家,《春秋左氏传》即为其中之一。由此可知,司马迁、班固是十分认同《左传》与《春秋》有着密切关系的。

据《汉书》之《艺文志》《刘歆传》记载,刘歆校书时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十分喜爱,遂同当时的丞相史尹咸等共同校理《左传》,研讨其中“大义”,认为《左传》撰述者亲得孔子之学,其价值远在当时已立于学官的《公羊传》与《穀梁传》之上,提议将《左传》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极力反对。至西汉平帝时,王莽摄政,欲借古文经书托古改制,且刘歆与王莽亦有交谊,《左传》遂跻身学官。然而好景不长,《左传》以政治而得势,不久便因王莽的覆亡而失势。刘秀建立东汉后,今古文涉及《春秋》经的争论遂聚焦到了《左传》上,该不该立《左传》学博士,今文博士范升与古文派陈元为此进行了不下十次的论争,结果是古文派的陈元占了上风,光武帝同意立《左传》于学官,孰料负责《左传》学的博士不久病故,其学遂废。

东汉时期还有另外两次针对《左传》的学术论争,一是白虎观会议上贾逵与李育之争,再一是郑玄与何休的论战。贾逵所争虽未能再使《左传》立于学官,但《左传》等古文经学的传播日广;郑玄则驳斥了何休对《左传》的攻讦,综合古今,从而使古文经学大明,《左传》之学大兴。可见,两汉时期《左传》今古文之争源自政治和学术两股势力,不论是否解经、立于学官,《左传》都会沦为政治的工具。而《左传》至魏晋终得大行于世,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其自身有着《公羊传》《穀梁传》无可取代的价值。西晋时期,杜预合并《春秋》经与《左传》,创《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至唐,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编纂《五经正义》,于《春秋》经则本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而作;此后,直至清代学者阮元于南昌府学刻的《十三经注疏》,皆视《春秋左传》为解《春秋》经书之作。

西汉流行的《左传》是古文写本,西汉末年,今文经学博士出于门派之见与官学利禄的考量,否认《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将《公羊传》《穀梁传》的问答体例和其间的微言大义视作解《春秋》经文的标准。事实上,流传至今的《春秋》三传都有着以事解经的共性。东汉时,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若无《左传》,即便是圣人闭门思虑,十年也难解《春秋》一经。随着时代的演进和研究的推进,人们更是认识到《左传》虽工于叙事而其意始终围绕着传经解经,其与《春秋》的关系犹如衣之表里,经离不开传,传文也不能脱离经文经义。又因《春秋》本于鲁史记,因此《左传》叙述史实以说明或补充乃至订正《春秋》经文,从而彰明惩戒,阐发幽微,揭举隐讳,较之《公羊传》《穀梁传》,在史料运用的数量与质量上,在以史解经的客观效果上,《左传》都有着明显优势。因此,《左传》义承《春秋》而显深博,史补经文而尽详赡,文叙始末而透典美,呈现出经史兼综、文质并美的学术特点。

三、《左传》的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

《左传》的作者问题往往和其书是否伪作、是否为解经之类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如前所述,刘歆伪作说显然不成立。《史记》认为《左传》作者是孔门后学左丘明,此说至唐代始遭质疑,晚近学者则又提出了子夏、吴起等说,然均难提供确凿证据。因此,在缺乏强有力的证据时,仍需尊重成说。②

关于《左传》成书的年代,有春秋说、战国说、秦汉及后代增益说等。一般而言,早期典籍从成书到流行直至写定都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左传》也不例外。结合《史记》《汉书》记载与《左传》相关史事来看,最早可能于春秋时期就已经编撰,后世在授受过程中又有增饰,至战国中期大致定型。

《左传》博大精深,其文斐然成章,是我国历史散文的典范。对诸侯间的征伐,《左传》亦多有记载,长于叙战为其叙事的一大特色,因而后世爱其中兵法战法者大有人在,如《三国志》裴松之注载关羽“好《左氏传》”,《晋书》载杜预自称有“《左传》癖”。从叙事技法论,后世史书如《史记》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曰”、《后汉书》的“论曰”、《三国志》的“评曰”等,都直接师承了《左传》的“君子曰”以表达己见;后世小说如《聊斋志异》也以“异史氏曰”直接述志抒怀。足见《左传》对经学、兵学、史学、文学等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

注解

①参赵世纲、刘笑春《王子午鼎铭文试释》(《文物》,1980年第10期第27—30页),史志《王子午鼎》(《史学月刊》,1984年第3期封二及第88页)。王子午字子庚,楚庄王之子,楚共王之弟,楚康王时任令尹,数见于《左传》,败吴伐郑,屡建奇功,是春秋时期楚国声名显赫的人物。

②李学勤撰有《关于<左传>的几点认识》一文,对《左传》的真伪、作者、成书年代、流传情况等问题有言简意赅的论述。此文系李学勤先生于2008年在“《春秋》《左传》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后收入孙绿怡主编的《春秋左传研究》第1至8页(中华书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版)。

本文为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左传》前言,有删减

推荐阅读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之《左传》,导读注译:芮文浩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省称,全书共六十卷,以鲁国君主为次序,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间的历史,记事范围基本与《春秋》重合,但《左传》的叙述内容和具体详赡,则远远超出了《春秋》,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编年体史书,我国春秋时期的历史赖此留存。此选本以故事为纲,连缀各篇相关记述,还原春秋大事始终,补《左传》原书编年之不足。

同时,《左传》语言精炼,文辞优美,善于叙事,对后世小说、戏剧的写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我国古代史学与文学完美结合的典范。

原标题:名场面!因为《左传》的这几个问题,众多学者陷入了大论战

来源:微信公众号“ 岳麓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