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卷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在宗教(主要是佛教和明清各民间教派)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的仪规演唱的说唱文本,其表演的主要目的是对民众进行道德规劝。这种道德规劝,是一个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的多重背景在民众精神状态中的反射,它既出于宗教信仰传播的目的和现实生活的需要,更是民众道德观念的表达方式和情感宣泄方式。
宝卷最初产生与民间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清代中期的嘉庆、道光以后,民间宝卷向着世俗化、娱乐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变化,有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民间宝卷在宣卷中要向广大信众宣讲佛教经义,“为了吸引听众,必然要采取灵活多样的讲解方式,……甚至一些民间小曲、小调都拿来阐经释典,说情喻理、调节气氛、活跃场面,以获得听众的欢迎和认可。”另一方面,清政府对民间秘密宗教实行严厉的打击,销毁教派宝卷,宗教性宣卷活动受到影响而逐渐消沉。此外,清代中期以后各种民间文艺形式如鼓词、弹词、民间戏曲等的发展也为民间宝卷的丰满提供了条件。这样,到清中叶以后,“教派宝卷走上衰落,演唱文学故事宝卷成为主流,宣(念)卷逐渐发展成一种宣传因果报应的信仰教化娱乐活动。”
民间宝卷把道德劝善融于故事说唱的民众娱乐之中,使民间宝卷兼有说教性和娱乐性的特征。宝卷说唱除了教化民众之外,娱乐也是主要目的之一。比如河西宝卷《白玉楼宝卷》的开篇就写到:“苦节宝卷初展开,谁若爱听上炕来。古事今说不为古,为给今人把心开。”以开心为目的,其娱乐的追求一目了然。民间宝卷寓教于乐,通过故事的说唱潜移默化地感染听众,让观众在娱乐享受中得到自觉的教化。
目的:劝善戒恶、宣扬孝道
民间宝卷在表演过程中,道德规劝是主要目的,劝善戒恶、宣扬孝道是其鲜明主题。在明代和清代早期的民间宝卷中还带有较明显的宗教意味,到清代中期以后,随着整个民间文艺的发展,其生活性更加明显,劝善思想和孝道观念更加突出。首先,宝卷中突出宣扬的就是劝善戒恶的思想。劝善即鼓励人们多行善事,坚信这样会让行善者得到福报,死后会升天或到达极乐世界;戒恶就是告诫人们勿做坏事,否则会遭到报应,受到惩罚。
关于人性之善恶和善究竟是什么,至今在哲学上没有明确的判断和共识。休谟说善是“使人发生慈爱情感的那种倾向,就使一个人在人生一切部门中都成为令人愉快的、有益于人的;并且给他那些本来可以有害于社会的所有其他性质以一个正确的方向。”康德认为善是令人喜欢的东西,“是被尊敬的、被赞成的东西,也就是在里面被他认可了一种客观价值的东西。”孟子说善的本质是仁、义、礼、智的德性;墨子主张的善是一种无差别的爱。不管人们如何定义,善一直都是民间社会关于人性道德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善良的人,是绝大多数民众最朴素的道德追求。善行和恶行,在民间宝卷中虽也没有提出统一绝对的标准,但在民众心目中却有一个普遍的大致一致的认识,比如善行主要指的是:敬天地、尊神佛、尚礼仪、守国法;孝敬父母、家庭和睦、敬重邻里、救济贫困、广行善事。也就是说,善行是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而恶行就是与此相反的行径。民间宝卷宣传的是人人可以得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强调付出和给予,只有给他人以善,自身才能得到善报。
民间宝卷中大力宣扬的孝道观念是善的最首要表现。从中国的人伦关系上来说,由于中国社会宗法制度的特点,和自己社会关系最为密切的人就是父母兄弟,儒家把孝道放到伦理思想的核心位置给予很高的重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正是从自我和家庭开始,倡导百善孝为先,受其影响,民间宝卷中表现的善首先体现在对父母兄弟的孝悌上。
从本质上看,民间宝卷所宣扬的劝善惩恶和孝道观念体现的是人本精神,它是以人为关注点,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对民众的道德规劝。
形式:直接与间接
宝卷的表达方式有有直接表达和间接表达两种。直接表达的道德规劝是民间宝卷中用语言直接了当地表达规劝的内容和目的,往往体现在文本的开篇、结尾,有时候也体现在文本中间,让人一目了然,明白作者的意图。如河西宝卷《花灯宝卷》的开卷偈写到:“人生在世做好事,莫要无故害好人。你做恶事天知晓,难躲阴间十阎君。你做好事积阴功,广种福田得儿孙。”河西宝卷《方四姐宝卷》的开卷有:“奉劝世人孝双亲,爹娘好比佛前灯。家中活佛你不敬,何必南山去修行。有人若听老儿言,荣华宝贵万万年。”在民国抄本《佛说翠花宝卷》的结卷偈中有“劝人行善莫行凶,忠奸节义劝世文。欺心害人天不肯,毒计奸谋神鬼明。为人存心行正道,谋害别人说成空。奉劝世人需行好,至今张家世世兴。天地君亲师当报,仁义礼智信先明。仁德君臣俱安乐,五谷丰登享太平。……告善男并信女都要行善,孝父母敬翁婆就是修行。父母是在世的生身活佛,又何须到别处远把香烧。”如此论述,在民间宝卷中频频出现。
间接表达的道德规劝相对于直接的道德规劝来说在形式上更加隐蔽,它是通过故事的讲述,让听者体会其中的思想内容,从中得到为人处世的知识。以民间宝卷中的重要作品《目连救母宝卷》为例,宝卷主要讲述目连地狱救母的故事,目连之所以要去救母,是要报答养育之恩,这表达的正是孝道观念。《佛说至孝成仙宝卷》讲述杨一善待父母、最终成仙的故事,更是专为宣传孝道而作。河西宝卷《精忠宝卷》“情节与钱彩的小说《说岳全传》大致相同,从岳飞的出生、成长、战斗一直写到风波亭遇害,以他的一生经历为主线,以一个充满矛盾的乱世为背景,唱出了一曲悲壮的英雄史诗。岳飞故事和信仰在民间广为流传,人们敬重岳飞的精忠报国而痛恨奸臣误国,《精忠宝卷》体现出的正是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民众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社会责任意识。
特点:儒释道思想结合
民间宝卷的道德劝善与明清社会官方倡导的教化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在明清两代,朝廷不断推行教化政策,在强大的政治力量作用和官僚、儒生的协助下向广大民间推行,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教化政策依托的是朝廷编撰的训诫书,其在思想上以正统的儒家思想为中心,又吸收了民间因果报应的思想,采纳了在民间信仰中所表现出的规范意识的方式,具有一定的俚俗性。由于它在内容、体裁上多以民间容易接受的方式写成,因此对民间教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同时,明清训诫书的推行伴随的是一系列的行为措施。在明代民间乡约中,会讲读“圣谕六言”、《大诰》等来教化民众。例如,在每月的朔望日会集中乡里的老幼在社庙进行训谕,后来在社学中熟读朗诵六训的注解等;后来要求木铎老人根据每乡放置的善恶薄来进行劝诫乡民的善恶行为。这样,就把乡社、社学、乡约等结合在一起一体化地推进乡村统治和民众教化。到清朝,民众教化政策的中心是“宣讲圣谕”。为了教育世人,劝人为善,顺治帝于顺治十二年正月颁布了《劝善要言》,汇辑各书所载的劝善要语编成一书,向广大民间推广。
朝廷的教化政策推动了宝卷和善书民间三教合一思想潮流的发展,“即在儒、佛、道之三教合一的,或者是混合了民众宗教的意识下,劝说民众力行实践那些不仅超越了贵贱贫富,而且在普遍庶民的公共社会中广泛流传的道德规范。”它包括了儒家的忠孝节义和阴骘观念、佛家的因果报应和道家的积善消恶说,其基本思想,就是以劝善戒恶、因果报应和阴骘观念为中心。
但宝卷无论是和佛、道,还是和儒家思想结合,其本质都是为了生活,其本身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民众生活经验和人际关系调节经验的一些总结,可以对现实生活进行有益的指导,让人们在复杂多变的现实日子中获得较大的安稳。同时,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种种不足,民间宝卷给了人们极大的想象空间,构画了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给苦难者以无限的生活希望,它让人们按照道德规劝的指引相信总有一日可以到达这样的精神乐园。
注:原文发表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有删减。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