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韩愈与柳宗元分歧很大 却友情深厚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同一时代伟大的文学家，他们的友谊可以长久地为人们所传诵，所记忆，比如李白与杜甫，白居易与元稹，欧阳修与梅尧臣。韩愈与柳宗元也一样。今人经常会过分夸大他们在政治和哲学上见解的分歧，忽略了他们贯穿一生的友谊。我愿意揭示一些一般读者忽略的事实，展示他们不朽的友情。

韩愈画像

柳宗元画像

一、韩柳交游之始

韩愈与柳宗元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不容易作结论，请先从明确的记载谈起。

《四部丛刊》影元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末附《长安慈恩塔题名》：“韩愈退之、李翱翔之、孟郊东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浚川同登。”注云：“已下并方本所载。”今检方崧卿《韩集举正》，未见此帖。按此题名当出慈恩寺石刻，宋人曾摩拓为《唐贤雁塔题名》，编韩集者据以采据。此帖今存残卷，上述题名已无存。因题名无明确年代，后之各家年谱皆未考及。然据诸人行迹，可大致推知此为二人交往之最早记录。

长安城慈恩寺内慈恩塔近照

慈恩塔在长安南郊慈恩寺内，寺乃高宗为太子时为生母长孙皇后所建，与曲江相邻，中唐后更为士人游览名区。李翱《感知己赋》云：“贞元九年（793），翱始就州府之贡举人事。”知翱此年方入京，为此题名之上限。孟郊卒于元和九年（814）。柳宗元自永贞元年（805）南贬，至元和十年（815）始得返京，是同登之事，不在元和间。韩愈贞元十九年（803）贬阳山，元和初方放回，时柳已贬永州，知可再向前推。华忱之《孟郊年谱》所考，孟郊于贞元十二年（796）登进士第后，寻即东归，曾小住和州，寄寓汴州，于洛阳选尉溧阳，旋迎母南下，至元和元年始回长安。韩愈从贞元十二年起，入佐汴、徐幕府，中间虽曾数度入京，为时甚暂。据此推测，五人同登慈恩塔的时间，当不迟于贞元十二年（796）。在贞元九年至十二年的三年间，又以九年的可能性为最大。此年李翱贡举入京，柳宗元于春间登第，韩愈于前一年登第，时方应宏词试，孟郊试礼部而未第，年初正月五日有独游雁塔题名。以上推测，可以看到中唐这几位大家，这时都还在科场奔波，悲喜不一，但相约同行，留下记录，虽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但彼此确定的友谊，必然在他们今后的人生行事中留下痕迹。

柳宗元撰《先君石表阴先友记》，载他父亲柳镇的朋友，有：“韩会，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谤。至起居郎，贬官，卒。弟愈，文益奇。”韩会较韩愈年长三十岁，名为兄长，实同父执，即与柳镇可得为友。但此下云“弟愈，文益奇”，既可理解韩愈也可看作他父亲的朋友，也似不经意间顺便提到。韩愈仅比柳宗元年长五岁，怎么会成为父友呢？柳宗元叙父亲一生事迹的《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提供了另外的答案：“服既除常，吏部命为太常博士。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吴，愿为宣城令。’三辞而后获，徙为宣城。四年，作阌乡令。考绩皆最，吏人怀思，立石颂德。”柳镇作宣城令的时间，大至可以推定在建中时期，时柳宗元约十岁左右。韩愈因父亲早亡，跟随长兄生活。韩会于大历十二年（777）受元载牵累，贬官岭南，韩愈同行。数年后随兄北归，寄居宣城，其时恰为柳镇任宣城令之时。今知柳宗元在父亲自阌乡徙官鄂岳沔都团练判官时，随侍在父亲身边，柳镇要求到宣城任官的理由为“尊老孤弱在吴”，便于照顾，他赴职宣城后，将家人包括少年柳宗元接到宣城，应该顺理成章。如以上推测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则韩、柳二人很可能在少年时期即已经定交。

二、 韩、柳在政治风云中的沉浮

韩愈于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时年25岁。其后他再应词科，在京城盘桓数年。柳宗元于贞元九年（793）登进士第，时年21岁，至十四年（798）中博学宏词科，旋除蓝田尉。韩愈自十二年（796）受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辟，为观察推官。十五年（799），依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封。到十八年（802），为四门博士，方得返京。次年，迁监察御史，以论事切直得罪，遭贬阳山令。柳则于十九年拜监察御史里行，二十一年（805）顺宗即位，擢礼部员外郎，参与王叔文等新政。同年新政败，远贬永州司马。梳理二人行迹，不难发现两人同居京师，有较密切交往的时间仅有两段，一为二人分别贡于礼部，先后及第，至韩愈入汴幕为止，前后约有四五年。当时彼此都很年轻，留下的记录也不多。二为贞元十八九年间，大约仅一年多一些，各自在文学及任官方面都已获得一些名气，开始形成相关的朋友圈。柳宗元于贞元十八年为独孤申叔所撰《亡友故秘书省校书郎独孤君墓碣》，末记知者名单，其中有韩泰、韩愈、王涯、吕温、刘禹锡、崔群等人，可以见到韩愈其时朋友圈的大致情况，其中多人皆属永贞党人或接近者。韩愈若非前此即外贬，很可能也会参与其间。

韩愈以贞元十九年岁末，贬连州阳山令。贬官的原因，《旧唐书》本传云为“上章数千言极论”“宫市之弊”，另说是上疏言关中旱灾，请有司宽民徭，免田租之弊，为京兆尹李实所谗。具体原因，似乎韩愈本人也不甚清楚。他有《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长诗叙述自己的猜疑，认为“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因为上疏后，“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得到肯定，但结果却是“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这里司空指刚从淮南调京的杜佑。韩愈始终怀疑别有原因，在此诗中留下“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一段疑问。他对柳、刘二人之人品有充分信任，认为他们都不会做出卖朋友的事情，然而别处也找不出原因，因此怀疑三人间私下的议论，为其中一人或二人不小心泄露给政敌，导致他的被斥逐。从这段诗句中，可以见到三人肯定在私下讲了许多涉及当朝政治最敏感的话题，就当时来说，一是德宗因年迈而不思作为，政事废滞，二是宦官专政越来越严重，为清流所侧目，三是各军镇节帅长期不变动，割据态势越来越严重。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果说韩愈的猜测有一定道理，我更愿意相信不小心说漏嘴的人是刘禹锡，因为刘长期担任杜佑的掌书记，交谊密切，几乎无所不谈。韩愈自阳山量移为江陵司户时，曾得机会见到南贬途中的刘禹锡，二人曾有长谈，韩更建议刘写信给杜佑，请求奥援。其间若有误会，应该也已解释清楚了。

刘禹锡雕像

永贞革新期间，韩愈在南方，对真相未必全有了解。他在阳山北行江陵途中所作诗，都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云“赦书一日行万里，罪从大辟皆除徙。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清朝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轲只得移荆蛮”，对新皇新政没有将自己召还，仅仅量移江陵，很是不满，矛头对准“使家”，即节度使对赦书的抑制。他归京后作《永贞行》，强烈表达对新政的谴责和丑诋，如前半篇：“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北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狐鸣枭噪争署置，晱闪跳踉相妩媚。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元臣故老不敢语，昼卧涕泣何汍澜。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国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许庸夫干。”今人都据以认为韩愈与刘、柳政见分歧，是新政的反对派。瞿蜕园撰《刘禹锡集笺证》，认为此诗中有许多诬枉之词，颂圣而“运用故实不无过甚”，将王叔文、韦执谊等比为董贤、侯景，有“天位未许庸夫干”，“谓王、韦将谋篡，其谁信之”。他的解读认为韩愈之所以过甚其词，是韩既要颂圣以让“君、相见此诗必深许其忠”，又要尽量撇清自己与刘、栁之同党关系。瞿认为，对韩诗，刘、栁皆未曾以为忤，也无怨韩之辞，虽二人与韩在政治取径上不同，“乃更望愈之仕途亨遂，早据要津，始有弹冠相庆之可冀”。似有些俗见，但也可能正是元和间三人升沉各异，始终没有“损及私交”的合理解答。

政治波折毕竟阻隔了两位终身友人的文学交流。韩愈为诗险峻雄奇，尤喜以僻字险句写诗，柳宗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读他的《天对》，以及《平淮夷雅》、《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懐感时书事奉寄澧州张员外使君五十二韵之作因其韵增至八十通赠二君子》等诗，可以认为二人恰是功力悉敌的对手，如果得缘经常唱和，会留下多少不朽的篇章。但检阅二集，柳集中没有与韩唱和之篇，韩集中也仅有《答柳柳州食虾蟆》一篇。韩仅有《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中有二首写到柳，录其三如下：“吾友栁子厚，其人艺且贤。吾未识子时，已览赠子篇。寤寐想风采，于今已三年。不意流窜路，旬日同食眠。所闻昔已多，所得今过前。如何又须别，使我抱悁悁。”仅因见到柳在南方的朋友元集虚，得以听到柳的许多事迹，引起极大的兴趣。诗一般，不能与杜甫怀念杜甫诸诗相比。

刘禹锡《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序》引李翱语云：“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韩柳之逝久矣，今翱又被病，虑不能自述，有孤前言，赍恨无已，将子荐诚于刘君乎！”这大约是李翱在大和末至开成初所云，表达韩门对柳宗元地位的认识。

三、韩、柳恪守君子之道，分歧并不影响友谊

永贞元年柳宗元南贬，中间仅元和十年曾短暂地回过京师，其间韩愈在长安以考功郎中兼知制诰。其间二人应曾见面，如韩愈《赠别元十八恊律六首》其三云“寤寐想风采，于今已三年”，可以证明，但没有留下具体的记录。旋即南守柳州，直到去世。其间十五年，虽天各一方，但肯定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不少认识的分歧。今人往往将这些分歧看得很严重，从政治、人品到学理作种种的揣摩。我则认为，二人始终坚持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则，所见有别即坦陈所见，见解分歧并不影响彼此的尊重和友谊。分歧包括以下各点。

对佛教之态度。韩愈早年著《原道》，斥佛教为夷狄之法，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偏激主张，元和末谏迎佛骨，几乎招来杀身之祸。柳宗元敬佛，彼此见解对立。柳宗元《送僧浩初序》云：“儒者韩退之与予善，尝病予嗜浮屠言，訾予与浮屠游。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予，且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屠。’”《送元生序》指柳宗元所作《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开首一段明显针对韩愈，认为老子是“孔氏之异流”，“皆有以佐世”。《送僧浩初序》更明确与韩愈商榷，认为“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将韩愈《原道》所论，概括为“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几句，认为韩“所罪者其迹也”，仅仅“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列举自己与浩初交往之种种感受，认为“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故乐与之游。

论史官。柳宗元作《与韩愈论史官书》，针对韩愈《与刘秀才书》中所述修史畏祸的议论，畅论史官之责任与担当，认为“退之但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同职者及后来继今者，亦各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则庶几不坠，使卒有明也”，希望藉此保存历史真相，传续历史上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所论议的背景是韩愈受诏修《顺宗实录》，涉及柳宗元当年曾参与其间，直接导致外贬的重大史事。韩愈身处其间，有许多不得已的难处。《顺宗实录》因南宋人附入韩集而得保存，因为前后都有删改，是否韩愈原本尚有争议。从存本看，其中对永贞革新缘起、新政的举措、反对者的作为，以及最终失败，都有详尽记录。如述宫市一节，已涉及宦官之横暴，可与白居易《卖炭翁》对读。再如云：“上疾久不瘳，内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发议。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独有忧色。常吟杜甫《题诸葛亮庙》诗末句云：‘出师未用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因歔欷流涕，闻者咸窃笑之。”（《顺宗实录》卷五）写出一位失败英雄的悲剧。末加“窃笑”云云，让反对者也能认可。当然有许多事情无法写出，如内禅过程中的阴谋，宦官之作用，乃至今人还有顺宗遇弒之猜想。倘能以同情的立场理解韩愈，他是尽了力的。

关于以文为戏的批评。韩愈作《毛颖传》，为毛笔立传，盖承六朝谐谑文而变化有新意。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称有人从中原来，说到此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久而得其文，认为“信韩子之怪于文也”。虽不完全赞同，但也反对时人认为韩愈“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裴度《寄李翱书》）的激烈议论，指出“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结论是：“且凡古今是非六艺百家，大细穿穴用而不遗者，毛颖之功也。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以励，其有益于世欤！”给以充分肯定。

关于天人关系的讨论。柳宗元作《天说》，首引韩愈说，认为天有其意志，“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应该能够祸福人间之善恶，而不应使“残民者昌，佑民者殃”。柳宗元驳其说，否认天有意志，认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矣”。刘禹锡继其说作《天论》三篇，提出“天与人交相胜”说，认为“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这是唐代关于天人关系最系统深入讨论，治哲学史者更提升到唯物唯心的高度加以认识，对刘禹锡之说评价尤高。

刘禹锡画像

韩、柳二人都是立身方正、求道坚恪的文人，各自有各自的操守，各自有各自的认知。虽见解分歧随处皆有，并不妨碍彼此的私谊。

四、柳宗元身后，韩愈克尽后死之责

柳宗元以元和十四年（819）11月8日卒于柳州。致死的原因，可能是脚气病，两年多前曾突发此病，胁有石大如石，昏绝不省人事三日，得郑洵美告杉木汤方，得气通块散，暂得不死。见宋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卷七引柳宗元佚文《救死三方》。此病很可能复发。加上他久居南方，气候既不适应，心情又一直不好，终至不起。

柳宗元临终前，交待个人后事，文稿托刘禹锡代编次为文集，并作序传世，墓志则请韩愈执笔，以存其生平大节。当时，刘禹锡为连州刺史，韩愈则因谏佛骨贬潮州刺史，寻量移袁州刺史，都不方便到柳州亲自凭吊，皆立即写出祭文，托人到柳州祭悼。在此一过程中，韩、刘之间应多次协调通气。刘禹锡在为柳集作序时说：“子厚之丧，昌黎韩退之志其墓，且以书来吊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尝评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于文章少所推让，亦以退之言为然。”所引书不见于韩集。韩愈认为柳文的总体风格是“雄深雅健”，足以与司马迁媲美，成就远在东汉崔骃、蔡邕之上，这是很高的评价。皇甫湜对自己文章很自负，对他人文章很少赞许，也赞同韩愈的评价。

韩愈为柳宗元写了三篇文章。最早的一篇是《祭柳子厚文》，除痛惜哀挽之意外，较特别的是中间一段：“凡物之生，不愿为材。牺尊青黄，乃木之灾。子之中弃，天脱马羁。玉佩琼琚，大放厥辞。富贵无能，磨灭谁纪。子之自著，表表愈伟。不善为斫，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手袖间。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视人，自以无前。一斥不复，群飞刺天。”先用《庄子》常处于材于不材之间的议论，进而说柳因杰出的才华而遭致无妄之灾，再说柳遭贬黜后，所作文章更显瑰玮。继而感叹柳的善文，却没有得到用于当世，更没有得到掌纶草制的机会。痛惜柳一遭斥逐，再也未得重新起用的机会，而群小则各据要津。其中“大放厥辞”，是说随意驰骋文章，没有今日所说的贬意。而“不善为斫，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手袖间”，是说如柳宗元这样的大匠、巧匠，没有得到历练献艺的机会，包括自己在内的文士，不善斧斫，出尽洋相，这是韩愈行文特别的地方。

柳宗元死在南方，到次年七月方迁柩北归，葬于京郊万年家族墓区。其间刘禹锡曾拜托在武昌任鄂岳观察使的朋友李程代为关照，并代李撰写祭文。韩愈此时已经回归京城任国子司业，执笔撰写了《柳子厚墓志铭》。此篇为韩愈碑志文中的名篇，历代均评价很高，唯今人则稍有訾议，似不尽理解当时之政治环境及碑志作法。韩愈叙述柳宗元的家世及出仕后，先说他的博学才华：“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极为扬励。写他遭贬后，“居间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一自肆于山水间。”人生低谷使他更为刻苦发奋，将所有情感都投入山水体会描述中。感喟柳之人生蹉跌，更认为因此使柳之文学造诣登峰造极：“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这是一大段的议论。在肯定宗元在永州、柳州之政绩后，韩愈觉得他当年谨慎持身更小心一些，就不会遭贬斥；如果得到有力者的援引，也可能起而得到重用。然而文穷而后工，如果宗元得遂所愿，出将入相，他的文学辞章，就未必能够传播久远，辉耀今古了。其间得失，显而易见。宋代欧阳修为友人撰序，最喜欢模仿韩愈的这段议论。

《柳子厚墓志铭》还讲到柳宗元在柳州教化民众的政绩，他为刘禹锡将赴播州，愿以己之柳州与刘对调之节义，以及衡湘以南皆以柳为师，得他指点者所作文词皆“有法度可观”，这些都易理解。今人诟病者是以下一段：“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其实，历宪、穆各朝，对永贞党人的基本评价并没有变化，韩愈这样写，其实是避重就轻，为柳宗元解脱责任，仅说他当时还年轻，勇于作为，将事情想得简单了，又没有地位高的人为他讲话，最终病死南方。刘禹锡是读过志文的，并没有提出异议，今人自不必以今日立场来强求古人。

《柳州罗池庙碑》，沈传师书碑之拓本照片。

《柳州罗池庙碑》是韩愈为柳宗元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写于韩愈死前一年，当时所立沈传师书碑之拓本也存留至今。此碑撰写缘起，据说是因柳州乡民感谢柳宗元为刺史，“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祸福之，以食其土”，即生前教生民以礼法，死后数度显灵，足以福佑一方，因建庙祭祀之。碑云是应州民所请而作，显然他也很乐于推动将亡友造神之作为。碑末所附铭辞，其实是一篇迎享送神诗，是一篇楚辞体的佳作。录如下：“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侯之船兮两旗，度中流兮风泊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驹兮入庙，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暮来归，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北方之人兮为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下无湿兮高无干，秔稌充羡兮蛇蛟结蟠。我民报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此写在南方荔熟蕉黄的氛围中，柳宗元的神灵驾船乘驹，飘然来归，不仅为山川增色，更能千秋万代地保佑地方，赐民福寿，风雨协和，岁岁丰羡。其中“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写柳侯之神春秋来归，鸟兽率舞相随，错综句法如此，宋人曾反复讨论。古代名人之造神，一般都在死后许多年，韩愈急切如此之为友人造神，故有州人所请的原因，更多应是他的好奇天性使然，更是对亡友最好的纪念。本师朱东润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特收此诗，认为“诗效《楚辞·九歌》体，作为祭祀中迎神、送神时歌唱之用”，视为韩愈最好的诗歌，诚为有识。

《柳州罗池庙碑》，沈传师书碑之拓本照片。

在政治风波中颠簸沉浮一生的韩、柳二人，虽人生荣辱有别，秉赋各异，皆能君子有守，彼此尊重，文学造极，传芳千古，携手一代，辉炳千春。唯皆善为诗，皆可开派，而交流唱和甚少，虽时代使然，真感可惜。

本文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陈尚君教授在第16届上海书展“七天七堂课”活动中，所作的“韩愈与柳宗元的友谊”讲座的文稿。本文刊《文史知识》2019年2期

陈尚君/著，中华书局，2019年8月

来 源：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