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育家的朱熹 为何把自己孩子给别人教？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谥号“文”世称朱文公

朱熹是宋朝著名的理学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 朱熹的家教文献较多，家教思想非常丰富，尤以《童蒙须知》和《朱子家训》为人称道。

朱熹的家庭教育中，写了大量的书信和教戒性文献，教育或者讨论的对象都是自己的长子朱塾（1153—1191，字受之）。可以说，对长子朱塾的教育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朱熹家教思想和实践。

朱塾年幼时，朱熹对他充满了期望，称他“自幼开爽，不类常儿”。我想这是大多数初为父母者的心理，他们总认为自己的子女比别的人家的子女聪慧，长大以后应该能成大器。正因为如此，除了亲自施教外，朱熹还注意选择品学兼优的弟子来负责朱塾教育。

乾道二年（1166），古田林用中师从朱熹，朱熹觉得他“操履甚谨”、识见“明切”，觉得林用中学问与为人都很不错，就把他请来教长子朱塾、次子朱埜。

乾道六年（1170），朱熹又请建阳蔡元定在自己所筑的寒泉精舍教育朱塾兄弟。与林用中一样，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也是朱熹十分器重的高足，史载朱熹初次见到蔡元定，跟他交流了一些学术问题之后，认为蔡元定的学术水平相当高，完全可以跟自己是同一个水平上的，不应该视他为学生。朱熹让这么高水平的弟子来教自己的儿子，说明他对两个儿子朱塾、朱埜的学习和未来都有极高的期望。

但是，让朱熹非常失望的是，随着朱塾逐渐长大，朱熹发现自己的期望可能要落空了。朱熹在给蔡元定信中说，幼时聪慧的朱塾已经染上了懒散的恶习，希望蔡元定能对朱塾“痛加绳约”，也就是严加管教。

朱熹以“望与镌之”，并提出了学习的具体要求：

“大儿不免令读时文，然观近年一种浅切文字殊不佳，须寻得数十年前文字宽舒有议论者与看为佳，虽不入时，无可奈何。”

朱熹看来，蔡元定指导朱塾学习科举应试作文的时候，应该学习数十年前的应试范文，而不是现在的。

而且，朱熹对于他的学习进行了专门的指导，他说：

“此儿读《左传》向毕，经书要处更令温绎为佳（如《礼记》令拣篇读），韩、欧、曾、苏之文滂沛明白者，拣数十篇，令写出，反复成诵尤善。庄、荀之属皆未读，可更与兼善斟酌，度其缓急而授之也。”

从这里看到，朱熹要求儿子读的书有《左传》《礼记》、韩愈、欧阳修、曾巩和苏轼的文章，以及庄子、荀子的部分著作等。

尽管朱熹为朱塾聘请了高水平的老师，自己也亲自指导，但是他到20多岁时，学业还是没有真正的长进。

朱熹在给吕祖谦的信中不无感慨地说：“此儿懒惰之甚”。他意识到对于懒惰成性的朱塾来说，“在家读书绝不成伦理”，朱熹认为朱塾在家读书是完全没有希望，因此他决定采用孟子的“易子而教”的办法，将朱塾送到远在“千里”之外的朋友吕祖谦那里学习，认为在吕祖谦的亲自教育下，“或肯向前”。

实际上，这里也透露出了作为大学家、教育家的朱熹无法教育好长子朱塾的无奈。

朱熹为什么要选择吕祖谦作为朱塾的老师呢？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吕祖谦是浙江金华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与朱熹同为当时顶尖学者，学术水准和个人修养都极高。

其二，吕祖谦是进士出身，精通科举应试教育。

其三，朱熹和吕祖谦二人已有多年的交往，朱熹对吕祖谦的学问和为人都相当了解。

其四，吕祖谦此时因为父亲去世丁忧在家，正好有时间来教朱塾。

乾道九年（1173），朱塾离家前往婺州去师从吕祖谦的时候，朱熹专门写下了著名的《与长子受之》，对朱塾前往吕祖谦处学习进行了细致的交代。朱熹要求朱塾到了婺州之后，除了礼敬先生之外，“大抵只是勤谨二字”。

勤

朱熹在“勤”的方面对朱塾的要求是：

对学习过程中的疑问，要随时记录，有机会就向老师请教，他说：“日间思索有疑，用册子随手札记，候见质问，不得放过”；对老师所讲授的内容，要反复思考，“要切之言，逐日札记，归日要看”；

对于别人的长处和比自己写得好的文章，要善于学习和积累，“见人嘉言善行，则敬慕而纪录之。见人好文字胜己者，则借来熟看，或传录之而咨问之，思与之齐而后已”，并且不要看对方是比自己大还是小，“惟善是取”；

要制定学习计划，他说：“要自写一节目，逐日早起夜眠，遵依攒趁。日间勿接闲人，说闲话，专意办自己功”。“节目”就是学习的计划，一定要按照计划执行，不要闲谈耽误时间，耽误学习。

谨

“谨”主要是要求言谈举止和接人处事要符合基本的道德规范，朱熹对朱塾的要求有：

“不得自擅出入，与人往还”，

“居处须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

“言语须要谛当，不得嬉笑喧哗”，

“凡事谦恭，不得尚气凌人，自取耻辱”，

“不得饮酒，荒思废业”，

“交游之间，尤当审择，虽是同学，不可无亲疏之辨”。

这些规范和要求非常详细，而且语重心长，情真意浓，充分反应出朱熹对长子朱塾成才的殷切期望和积极认真的教子态度。

除了对朱塾的学习和生活进行要求，朱熹还以父亲的身份解释了送他去外地读书的原因，他说：

“盖汝若好学，在家足可读书作文，讲明义理，不待远离膝下，千里从师。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学，已无可望之理。”

朱熹解释说，之所以送去千里之外的地方求学，主要原因是朱塾在家不好好读书，已经让朱熹都感到绝望了。

他又告诉朱塾：“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汩于俗务不得专意；又父子之间，不欲昼夜督责；及无朋友闻见，故令汝一行。”

朱熹在这里进一步解释了送他去外地读书有三大好处：

不会被家里的一些事务打搅而分心；

不会因为自己老是责备他而导致父子关系紧张；

不会因为跟一些朋友玩耍浪费时间。

朱熹再次对朱塾提出了期望，他说：

“汝若到彼能奋然勇为，力改故习，一味勤谨，则吾犹有望。不然，则徒劳费，只与在家一般；他日归来，又只是旧时伎俩人物，不知汝将何面目归见父母亲戚、乡党故旧耶？”

朱熹一方面鼓励朱塾洗心革面，改过自新；另一方面又严厉警告朱塾，如果再不努力，以后回家的时候，将无脸见人。在这封家书的字里行间，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朱熹对朱塾的浓浓的父爱和热切的期待。

在要求朱塾的同时，朱熹也写信告诉吕祖谦朱塾的不足，他说：“小儿无知，仰累鞭策，感愧深矣。在家百计提督，但无奈其懒何。”因此，朱熹希望在吕祖谦这样的严师、良师的教育下，首先能扫除朱塾身上的懒惰这一“大患”，即“先与击去此病，庶或可望其及人也” ，在此基础上，再努力提高朱塾的应试成绩，早日考取科举功名。

为了不负朱熹的重托，吕祖谦在朱塾的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

首先，在住宿的安排上，让朱塾就近住在门人潘景宪家旁边的书院里，与潘景宪的弟弟潘景愈做“同窗”。

吕祖谦之所以这样安排，一是因为潘景愈为人非常正直、谨慎，跟他一起学习，能够督促朱塾改掉懒散的毛病；二是潘景愈擅长写科举应试文章，让朱塾跟他一起学习，有利于提高朱塾的科举应试成绩。

其次，吕祖谦对朱塾的要求十分严格，甚至多次严厉批评朱塾。

比如，吕祖谦曾经一度规定朱塾不得独来独往，要求他必须和潘景愈一同出入，以便能加强对朱塾的监督。

再比如，吕祖谦对朱塾的课程学习抓得很紧，为朱塾“立定课程”，并针对其写作应试作文水平差的状况，采取强化训练的方式，他在写给朱熹的信中说：

“今且令破三两月工夫，专整顿。盖既欲赴试，悠悠则卒难见工也。此段既见涯涘，则当于经史间作长久课程。大抵举业，若能与流辈相追逐，则可便止。得失盖有命焉，不必数数然也。”

这也就是说，通过两三个月的强化训练，吕祖谦希望能提高朱塾的写作水平，这样到了科举考试的时候，他写出的文章才不会太难看。

朱塾跟随吕祖谦学习了8年，一直到吕祖谦淳熙八年（1181）病逝前夕才结束。在这段时间内，虽然经过吕祖谦的精心教育，但朱塾的进步始终都不大，这在朱熹与吕祖谦二人最后两年的通信中都多次提到。

淳熙七年，朱熹在信中写道：

“大儿来自里中，懒慢如故，令诵程文，仅能记三两句耳。”

吕祖谦也说朱塾“志向非它人所能与”，这也就说，吕祖谦说自己真的不知道朱塾的志向到底在哪里。

次年，朱塾返回家中以后，吕祖谦仍称他“志业未甚立”。吕祖谦通过信函询问朱熹，朱塾到家以后是不是勤奋了一些呢？是不是在科举考试中有所进步呢？

朱熹给他回信说：

“儿子归来，不惟课业胜前，至于惰性作为，亦比往时小异，信乎亲炙熏陶之效。举家感德，不可名言。”

这明显是朱熹的客套话，但由此也可以明显看到朱熹对朱塾的进步是不满意的。他用“但”字一转，他说：“但惜乎其气质本凡，又无大意于大受，不足以希升堂之列耳。”

朱熹告诉吕祖谦，尽管教育效果不明显，责任不在老师，而在朱塾本人。朱塾回到家中之后，懒惰的毛病丝毫没有改变，朱熹在写给吕祖谦的信中说：“渠懒甚，向令写一二年《大事记》及他文字一两篇，竟不写来。”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还是非常懒，让他写东西，根本就不写。朱塾惰性未改，科举应试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他曾经三次参加科举，每次都以落第告终，既没有达到朱熹对他的期望，也没有实现吕祖谦的愿望。对于长子朱塾的教育，朱熹多次表达出无可奈何，甚至绝望的心情。

从长子朱塾的情况来看，似乎很难说朱熹家庭教育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教育确实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孩子的成才有多方面的原因和条件，很难因为朱塾没有成才就否定朱熹家教思想的有效性，更不能因此否定朱熹对于中华传统家教的理论贡献。

朱熹的《朱子家训》中有哪些家教智慧？它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价值呢？

原标题：他是著名教育家，却把孩子给别人教？

作者：李兵，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教授。

来源：微信公众号“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