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则鸣：看看柳宗元的文学创作修炼手册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西南）人，世称柳河东。后人对柳宗元的认识和纪念，主要缘于他的文翰和思致。其一，柳宗元的文章实践以及在古文运动中对文学理论的构建，使他在后世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二，柳宗元的诗丽则清越，继承了古代“清逸”一脉的诗风，与韦应物并称“韦柳”。其三，柳宗元富于政治革新的勇气和敢于挑战权威的思辨力增添了其人格魅力，对他的文学创作亦颇有助益。

从文体方面考察，柳宗元的文学创作涉猎甚富，五言和七言各体诗、史传文、杂记文、应用文、论说文等兼备，而成就最高的集中在诗歌、论说文、史传文、杂记文。柳诗明净清越，游记幽深闲淡，论说严谨犀利，寓言幽默精警，史传灵动新锐。虽各具特色，但在鲜明的文学理论框架下，他的创作实践具有跨越文体的统一性特点，其诗文相谐、步调齐同，皆彰显出中国古代文学中“清逸”一脉的特质，在具体的文学表现手法上，各体裁的作品亦颇多共同之处，兹列如下：

一、简峭清越

所谓简峭，从文意而言，指其谋篇峻节而逸迈。所谓清越，从文气而言，指其语句清扬而铿锵。文意与文气勾连出文境，蕴聚成文风。

在文意方面，《杨评事文集后序》是现存柳文中最早体现其文学思想的一篇，柳宗元明确指出文章要“高、壮、广、厚”，就是要求文章要格调高超、气势磅礴、内容丰富、内涵深厚、辞令庄正而说理充分，即从文意的角度构建峻节逸迈的境界。如其《吊屈原文》，既悲吊屈原又哀叹自身；既揭露历史上迫害屈原的守旧贵族势力，又抨击当时朝廷中颠倒是非的昏庸之人；既歌颂屈原忠君爱国之精神，又进而勉励自己坚守赤子之心。全文一唱三叹、凄婉萦回。

在文气方面，他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一文中提出诗歌要“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即是对诗歌声韵和意境的要求。在中国古代诗歌流派中，“清逸”一脉在陶渊明、谢灵运、王维、韦应物、柳宗元、倪瓒等人的作品中代有延承，是古代诗风的一个重要组成。清逸，是指清新与闲逸，在创作中主要体现为诗歌的气质和意蕴传达。而柳宗元不限于诗歌，其文章亦有清新闲雅之气，尤其是他的游记，以《永州八记》最为凄幽清越，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以清简的笔法营造出“清凉”的气氛。首先是风景的清新，用衬托的手法，以石写潭之清，以鱼写水之透，以静写景之幽。其次是心境的清凉，以不敢逗留幽静的处所而衬托出心境的凄寂。又如《石渠记》从多个维度清新描写，显现石渠的幽美以及自己心境的清幽。这些诗、文笔调相谐，是柳宗元文学主张明确而坚定的表达。

柳宗元所处的中唐时期，文坛靡丽之风炽盛，不少文人在追求骈体文的形式、音韵时忽视了文章的内涵和境界，即柳宗元所言的“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写作状态。因此，他才旗帜鲜明地反对徒谋藻绘、“骈四俪六”的骈偶之文，提出文章“节”“清”“幽”“洁”的实践路径，结合自己激切孤傲的心性气质，从而形成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简峭清越的风格。

二、以景言情

抒情和言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诗经》中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发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抒情手法的典范。即从景物描写兴发到对自身情感的描述，于此抒情手法中，景和情（乃至事）都是必须出现的各自独立的两个（甚至三个）要素，并且都是明确的。其后，不少擅于抒情的诗人，又进一步做到情景交融，即文艺作品中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染跟人物思想感情的抒发结合得很紧密。而时至中唐，柳宗元又出新格，在诗、文中开始运用“以景言情”的方法，在他不少作品中，情绪被隐藏起来，通篇只有对景物淡然的描写，而读者却能在这些编排过的景物中体味到作者情感的涟漪或波涛。其《苦竹桥》“危桥属幽径，缭绕穿疏林。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俯瞰涓涓流，仰聆萧萧吟。差池下烟日，嘲哳鸣山禽。谅无要津用，栖息有余阴”，全诗皆为对苦竹空负“苦节”“虚心”之美质，只能用以歇息遮阴的描写，而读者透过重重竹影，却能看到那位正低声嗟叹怀才不遇的作者。还有其名作《江雪》，通篇都是勾勒一幅江雪垂钓图的笔墨，并无情语，而其孤独感和与世界的疏离感却跃然纸上。

同样，在柳文中，此以景抒情的手法亦常出现。《石涧记》中“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箭，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以平和的景语为滤镜，散发出情绪沉淀过后心境澄澈的光芒。

柳宗元此不明言情而以景言情的抒情手法有其身世背景的缘由。柳氏本是河东望族，世居长安（今陕西西安）。唐贞元九年（793），21岁的柳宗元中进士第，5年后，通过制科考试被任命为集贤殿正字，正式步入仕途。此后一路顺遂，历任京兆府蓝田（今陕西蓝田）县尉、京城监察御史里行，贞元二十一年（805），更被越级提升为正六品的礼部员外郎，并成为当时王叔文改革集团的骨干成员，时柳宗元仅33岁，可谓意气风发。而持续100多天的永贞革新失败后，王叔文集团众官员皆被宪宗贬谪，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永贞元年（805），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马。元和十年（815）被召回京城。同年，再贬至柳州（今广西柳州）。元和十四年（819），以柳州刺史病逝柳州，终年47岁。柳宗元从京城被贬，远谪他乡，终日与忧愁为伴。所谓“不平则鸣”，这也成为其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在作品中，这些愁绪有时喷薄而出，张扬恣肆，而更多的时候，是深幽潜藏，静默萦回。因此，柳宗元描绘的风景，总弥漫着清寂的气息。

三、以奇制胜

唐初，殷璠《河岳英灵集》提出诗歌在体调、立意、语言方面都应以奇警为要务。中唐时期，杜甫直言作诗要“语不惊人死不休”，要求诗歌遣词造句和构思需淬炼出奇。高仲武所编《中兴间气集》以“新奇”褒扬诗人。孟郊、韩愈皆推崇诗歌去陈言、崛新奇。柳宗元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称誉韩愈的文章奇谲不常，这不仅体现了他对古文功用的通达态度，更显示了他对推陈出新的文学理想的追求。由上可知，唐代文人对文章的新、奇诉求并非鲜见，而柳宗元之求奇，不止于前人所指称的诗、文构思和语言，而是将“奇”之诉求完整地落实到写作的体裁语式、叙述构思、表现手法三个方面：

所谓体裁语式求奇，指柳宗元在写作中往往模糊体裁的边界和程式，而将各种体裁独特的语式和方法融会到一篇作品中，具体表现为以寓言入诗歌、入传记、入戒文、入论说文，以诗为文，传记论说化、杂文化、寓言化、小说化等。

唐以前，寓言大多仅为文章的组成部分。时至唐代，寓言进入复兴期，并且出现了大量独立成篇的作品。柳宗元擅写寓言，不仅创作了如《捕蛇者说》《罴说》等独立完整的寓言，还将寓言引入散文、诗歌中，使寓言体在不同体裁的作品中闪现出别样的光芒。

此外，受郦道元《水经注》的影响，柳宗元的不少游记散文，如《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记》《游黄溪记》等，大量使用了地理志的叙述手法交代方位、环境、路线等，而他对《水经注》又有所发展。在这些散文中，他往往以诗语写景语，诗语体清丽琳琅、方志体明晰洗练，两者参差构叠、并相映照，营造出别致而清新的文风。此类突破了固有体裁程式的创作，扩宽了各种文体的表现领域，增强了文章表现力。

叙述构思求奇，是指柳宗元的诗、文在结体构思上，常追求出奇之笔。如《闻黄鹂》，篇幅不长，却以黄鹂为线索，将思怀的时空依次分为楚江畔、故乡、京都、楚地四个部分，构思恢弘有致。《愚溪对》通过虚拟作者与溪神在梦中的对话，巧妙地脱离了现实与自身身份的种种限制，而尽情将内心的不平之气宣泄一番。《别舍弟宗一》：“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首联写此时此地，颔联写往时往地，颈联和尾联写将来的彼时彼地，在时空的纵横交错中铺写兄弟间不同意味和深度的愁绪，构思精巧。

表现手法出奇，是指柳宗元的诗文在描写具体事物上求奇。如《零陵早春》的拟人手法，《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奇峭的比喻之法，以及《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以祝贺的方式表达对家中失火的好友的问候，皆推陈出新，彰显了作者的想象力。

柳宗元曾言，为达到文章“有乎内而饰乎外”，需要作者的“切磋琢磨、镞砺栝羽之道”（《送豆卢膺秀才南游诗序》），并且，文章应允许“尽天下之奇味以足”的审美（《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这都为柳宗元文学创作的多角度“求奇”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长期在贬谪生涯中消磨，柳宗元胸中的不平之气需要非常规的通道疏解，而因远离话语圈，其凄清寂寞，也从潜意识中促使他在表达方式上偶尔不走儒家中正平和的道路，而剑指偏锋，以奇崛之笔来彰显其特质、宣达其文声。

四、思辨见长

柳宗元将文学的社会功用归结为“辞令褒贬”和“导扬讽谕”（《杨评事文集后序》）。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提出文章应以“明道”为宗，具体的写作路径是：“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 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即要求写作者通过博采众长以达到磨砺文气、畅达条理、恣纵文思、丰实志趣、穷达微隐、彰明精炼峻洁的旨趣。其中畅达条理、恣纵文思、穷达微隐，体现出他对思辨精神的诉求。

“畅达条理”指作品的创作逻辑。如其诗《与崔策登西山》以登山者视线的变化逐步描绘西山之胜。《秋晓行南谷经荒村》按人的漫步路线，移步换景地描绘所见所闻。诗歌的思维可以是跳跃的，而这些游记类的诗歌，柳宗元选择以游历空间转换为逻辑关系的表现方式，能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亲近感。在论说文中，其思辨逻辑更为彰显，如《驳复仇议》理论与事例分析结合，逻辑严密，论证步步为营、犀利明快。《梓人传》夹叙夹议，先抑后扬，逐步推进。

“恣纵文思”指作品的表现力。柳宗元并不抵触凭借“文采”以“竦动其听，夸示后学”（《杨评事文集后序》），认为创作应“文质相资”。因此，为尽情表达，他的文章常使用大量的排比句，铺张而绚丽。这些逻辑严谨的排比增强了说服力，又达到了“词正而理备”的效果。

“穷达微隐”指说理的深度。受佛教的影响，柳宗元的论说文为明辨道理，常使用对比手法。如《守道论》紧扣守官与守道的关系，以官为道之所由、道之所存、道之所行三个层面论证道与官的密切一致性。《瓶赋》以拟人的手法将装酒的鸱夷与井边的水瓶对比，推崇淡泊、清白、务实的精神而唾弃如鸱夷一样媚献众人、颠倒黑白、败众亡国的人。《捕蛇者说》为表达“赋敛之毒甚于蛇”这个“比较级”的论点，运用了大量的对比，如蛇毒与异效的对比、捕蛇者情绪的前后对比等。

本文为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柳宗元集》前言

△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柳宗元集》 岳麓书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