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为什么中国山水画比西方早出现一千年？

徐复观先生（1903~1982）在他的名著《中国艺术精神》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认为孔子的审美精神主要表现在音乐上，由于《乐经》失传使得中国文化艺术精神寄托到老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揭示出中国艺术精神和庄学的关系。但是对徐先生的《乐经》失传使得中国文化艺术精神寄托到庄学之上的说法，我有两点不同看法。第一，由于中国文化是以道德为终极关怀，讨论艺术精神的起源也不能脱离这一终极关怀。我强调的是，不能把魏晋玄学等同于先秦庄学。中国艺术精神的形成，是通过玄学把道家价值作为道德目标追求而完成的。第二，表现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以音乐为代表没有说服力，我认为应该绘画是重要代表之一。

在艺术史上，中国传统绘画中非常重要的传神论和山水画画论，都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什么？其奥秘正在于魏晋南北朝确立了以自然为道德，这才是中国艺术的精神，它是和常识理性同步形成的。需要说明的是，常识理性是我和青峰在《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一书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又称为“常识合理精神”，它是指中国文化以常识和人之常情作为合理性的最终根据。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人进行意识形态论证和思考自然万物现象时，是以可理解的常识和人之常情为根据，并不需要进一步追问常识背后的更深层原因。常识合理塑造了中国文化的理性结构，它构成中西思维模式的重大差别。迄今为止，中国人对这种思维模式习以为常，很难从中跳出来。

“画山水”观念的起源

法国地理学家奥古斯丁·柏克（Augustin Berque）有个很有意思的观察，他指出，人类历史上只有两种文明创造出以自然山水为关注对象的风景画，一个是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最早的风景画家是第一个新教国家尼德兰的帕蒂尼尔（Joachim Patinir 1480~1524），反映出基督教世俗化（入世转向）与风景画和静物画起源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个是魏晋南北朝的中国，比西方早了近千年。为什么中国山水画出现得那么早？这是艺术史上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早在古希腊，西方雕塑和绘画就以追求真实为目标。古希腊对何为美有一个基本观念，认为唯有真实才是美的，任何艺术品都不可能美到像真实那个程度，追求真实的表现成为西方绘画的大传统。而中国的绘画精神，无论是画山水还是画人物、花鸟都不是以追求真实为最高目标，而是表现传神和境界。我在中国美术学院教中国思想史，美院学生经常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艺术范式和西方不同？特别是为什么中国绘画和艺术精神均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呢？从2008年起，我开始在美院招收中国思想与绘画专业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希望他们能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来回答上述问题。从他们的研究结果来看，答案很明确，中国绘画的传神论和画山水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提出和成熟绝不是偶然的，正好反映出中国独特的常识理性和艺术精神是一体两面，所以才同步形成。

我给一个博士生赵超出的题目是“画山水”观念的起源。经过一番研究后，他对我讲，他觉得非常奇怪，一般来讲都是先有绘画，才有对这个画为什么好的评论；而中国是画山水的画论出现在南朝，山水画一直要到唐末五代才开始真正兴起。也就是说，中国是先有画山水为正当的观念，后有山水画。如何解释这种画论、观念先行、实践在后的现象呢？这正是赵超研究的切入点。

学术界对山水画起源的研究，大多围绕着解读第一篇山水画画论、即南朝宗炳（375~443）的《画山水序》展开。主流看法是受道家和道教与自然合一的影响，促使山水画起源。 而赵超认为这篇画论的宗旨是确立画山水具有道德修身意义的观念，这样，画山水才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任何观念起源的研究都必须在文本和关键词上找到证据，那么这个发现有没有直接证据呢？

宗炳的《画山水序》是山水画画论的开天辟地之作，中国是考证大国，差不多所有的古典文献都经一代一代学者考证过，特别是经清儒考证过，但清儒并没有批注过《画山水序》，一直要到民国时才有人去批注。这是为什么？因为画论从来被视为六经之末嘛。至今还没有人对《画山水序》作过严格的文本分析，于是赵超用了八万字逐字逐句重新解读这篇只有五百字左右的画论。他的研究不拘泥于宗炳个人倾向于佛或道家，而是要搞清楚当时士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画山水画？经他逐字解读《画山水序》后，令人大吃一惊。这篇文章并不是专谈审美的文章，其主旨是讲士人为什么要画山水画。

文章开头的三句话说圣人和贤者都要修身，因为山水“质有而灵趣”，观山水也可以修身，讲游山玩水具有修身意义、是正当的。接着说远古轩辕、尧等圣贤生平中皆必有游山水之行，观山水之形，可得“仁者乐”之道。又说他自己也钟爱山水、游山水，栖丘饮谷三十余年，在老之将至，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游山水时，于是以画山水代之。宗炳还曾自叹“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观，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游山玩水你要年轻，你要能爬得动山啊，老了爬不动了怎么办？你仍然可以澄静心怀、卧游体道，用画山水来“畅神”修身。在佛教“观想”的影响下，宗炳终于提出了以“卧游”观山水画的鉴赏方式。由此可见，魏晋六朝士人的“画山水”来源于“观画中山水”，它是“游山水”的修身行为的延续，而画山水正是表达士人才性和他们修身体道的方法，从而奠定了山水画是中国文人画主流形式的地位。

另外，赵超还从思想文化史来分析游山水和山水画起源的关系。自东汉末出现对宇宙论儒学的逆反，“游”这一在先秦道家中表达不受约束的情意我的重要价值及观念，开始受到士大夫的接纳和追捧。玄学初兴时，嵇康、阮籍等七贤常聚游于竹林，肆意欢宴，这也是他们逃离现实血腥政治的行为方式。玄学发展到郭象阶段，以自然这一核心观念作为“玄冥之境”和物各自造的共同根据，确立了包括自然山水在内的万物的价值。这样，山水就不再是道家价值虚无的逍遥自在之物，欣赏山水也具备了很高的审美价值和修身意义。正如后来刘勰（465~520）总结所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到东晋早期，自然山水已成为王、谢名士集团的诗文歌咏对象。随着山水受到士人推崇并与他们“游”的行为相结合，游山水成为士大夫阶层的重要生活内容和修身方式，引发了中国文化史上叹为观止的游山水风潮。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宗炳的《画山水序》会在东晋末年横空出世，即为什么画山水观念出现在山水画兴起之前了。

宗炳的《画山水序》在中国美术史上十分有名，历来只是被视为谈山水画审美以及怎么画山水画的文章。赵超对这篇画论的研究，揭示了画山水起源于以追求自然为道德的修身，这是一个新发现。

传神论的起源

传神论的起源几乎与宗炳论证画山水正当性的同期，出现了“传神论”，并从此支配了中国人物画的传统。我给另外一个博士生罗小珊的题目是探讨传神论的起源。西方绘画也讲传神，但神形是分不开的，离开了形似怎么传神呢？画形只有画到最逼真生动了，就传神了嘛。而中国传神论的神形是可分离的。我们都知道画龙点睛的故事，画一条飞龙，点睛点得好，龙就活了，可以飞起来。东晋画家顾恺之（约348~409）画人物可以“数年不点目睛”。他认为画人物的“四体妍媸”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传神，画人难难在“神气难知”。中国人物画的注重在点睛，是因为认为神可以从形中分离出来，集中表现在眼神上。中国美院国画系主任尉晓榕教授是当代著名的人物画家，对此有个精彩的说法。他说，以前画人物画怎么传神啊，就是点睛嘛。历代画人物画一天到晚在点睛上下工夫。睛要点出来才传神。怎么点睛呢？原来以为点睛的墨不够黑，用越来越黑的墨，墨不行就用油漆来点，最后纸都点穿了还是传不了神。尉晓榕在画人物时，有时有意不去点睛。

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文人会接受神形分离的传神论？显而易见，这也是因为魏晋玄学嘛。与何晏、王弼同时代的刘劭写了一本《人物志》，也是重要的玄学著作。《人物志》品评人物有双重标准，既有道德性、政治性，也极度重视人的外貎、气质及性格，这些外在的形式表征被称为“才性”，他认为才性是人的内在品性的表现。一旦把人的才性和外貌这类先天禀赋视为内在道德的外显形式时，品鉴人物的才性就成为最时髦的话题。这种风潮下，我前面讲到的那些魏晋名士注重男性美貌和个性表现达到狂热的地步，也就不足为怪了。与刘劭《人物志》的道德性与外在表征的双重标准一致，传神的审美标准也有神似和形似两种要求，好的作品除了形似，更重要的是神似，即必须表现其内在的气质秉性。

此外，王弼在解《系辞传》时有一个十分著名的观点，叫“得意而忘象”，他夸张地说：“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象”原指卦象，“忘象”就是不要执着于那些烦琐不堪的卦象，才能理解其本意。所以王弼说“存象者，非得意者也”，“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只有忘象，才得真意。这个说法对中国艺术精神有很大、很深远的影响，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按玄者玄远。宅心玄远，则重神理而遗形骸。”

罗小珊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传神论起源。 她指出，魏晋时人们已普遍接受了形神可以分离的观念，又受到佛教的影响，顾恺之的审美和绘画理念是主张神主形次，人物画要追求表现神和气韵生动。他说，画人物应表达出“神仪在心”的“阴阳之数”和“美丽之形”，以睛目传人物的气质之神；画家作画时应“迁想妙得”“以形写神”“晤对通神”。为什么画人物要追求以形写神呢？顾恺之说，是为了达到“玄赏则不待喻”的艺术效果；而画家在追求表现神似的过程中，自己也可以体悟玄冥境界之神妙，他说：“神属冥茫，居然有得一之想。”此后，中国人物画的审美标准是传神、追求气韵生动的表现。也就是说，当玄学发展到以自然取代无作为新道德时，中国人的常识合理才有了形而上的层面，中国独特的常识理性和艺术精神同步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出现了画山水和传神论的论述，书法艺术也达到一个高峰，王羲之（字逸少，321~379，或 303~361）也是东晋人。虽然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书法艺术了，但在汉代由于没有形成道德意识形态背后的个体之精神层面追求，字写得再好，主要是为了实用，写草书仍受到非难。一直到魏晋，开拓出个体精神解放，追求比实用更高的境界，书法艺术、书法审美才大量风行起来，王羲之的书法备受推崇，享有“天下第一行书”盛誉，他也成为书圣。

常识理性与中国艺术精神

从前面举的两个例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魏晋南北朝的思想大转向与中国艺术精神起源是密切相关的。艺术创作的灵魂是表现个体精神，在中国历史上，魏晋玄学强调玄冥之境与现象在自然上的一致性，一方面使得士大夫可以从现实生活的名教约束中走出来，追求个体的精神解放；另一方面，士大夫可以通过画山水和传神来表达其对道德的追求，艺术境界的表现与道德修身又结合在一起了。玄学的重要功能是促成中国文化常识理性的形成，由于常识理性有了形而上的后设层面，山水都可以在这个层面上表现士人个体的自由精神和境界，从而发展出中国文化独特的艺术精神。

本文改写自《中国思想史十讲》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