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敏：中晚明文学新变与杨慎文学史地位再认识

蜀地文学昌盛，代有文学巨匠诞生，汉有司马相如，唐有李白，宋有苏轼，明代则首推杨慎。后世不少人将杨慎与李白、苏轼视为蜀中之杰并论，称赞“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宋并我朝特出。”甚至认为，与李白、苏轼相比，杨慎在“才华天成”与“学识宏富”两方面都兼二者之长而有之。“李青莲、苏眉山均擅绝世之姿，凌跨百代，文人尽严之为方，明不敢争长。然李之标韵英卓，固自天成，而稍逊于宏富；苏长公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而稍逊于沉奥。……升庵先生起于成都，……是宁啻与苏李鼎峙，实兼之也。”

若论杨慎在明代文学史的地位，虽然无法等同于李白之于唐代文学和苏轼之于宋代文化，但也绝对算得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杨慎在文学方面可谓诗词曲文杂剧小说弹词无一不擅，王文才《升庵著述序跋》对其文学有这样的总体评价：“公重辞赋似汉，诗律似唐，下至宋词元曲，文之末耳，亦不减秦七、黄九、东篱、小山，噫，一何多能哉！”杨慎的文学创作从大的方面可划分为雅、俗两个系统，细分则为诗、词、曲，文，散曲、弹词、文言小说、民歌、民谣，杂剧等，而其中尤以诗、词、曲、文成就最突出。后人评论其诗谓：“明诗至杨升庵，另辟一境，真以六朝之才，而兼有六朝之学者。”“其诗上窥风雅，中邻汉魏，下埒沈宋、英英独照，爽爽入神”评论其词则云：“明人词，以杨用修升庵为第一。”评论其曲：“升庵北调，未尽闲律，然最有佳者。……风流旖旎，即实甫能加之哉！”评论其文：“文虽不及其诗，然犹存古法，贤于何、李诸家窒塞艰涩不可句读者。盖多见古书，熏蒸沉浸，吐属自无鄙语，譬诸世禄之家，天然无寒俭之气矣。”

然而学界对杨慎的认同显然无法与李白、苏轼相提并论，目前对杨慎文学地位的评价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文学史撰写者过于简单泛化的评价，现今诸多版本的古代文学史与批评史，对杨慎都少有专门论述，大多以“涉猎广泛”“自树一帜”等语一笔带过。这样的评价自然是没有问题的，杨慎学问之广博的确在明代无人能出其右，晚明著名文人李贽曾赞其“无一体不备，亦无备不造”。杨慎的“自树一帜”，主要是指他的诗学主张，在复古派大行其道的中晚明文坛，“以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绝丽之学，随题赋形，一空依傍，于李、何诸子外，拔戟自成一队。”第二种倾向是文类分割的评价方式。相比文学史撰写者对他的冷待，有关杨慎的专题研究却十分深入，内容涉及诗、词、曲、文、杂剧、小说、弹词等雅、俗文学两个系统，对杨慎的文学地位也从各自不同的文学范畴做出了评价，只不过这种机械地分割为诗、词、文、小说、戏剧史的叙述方式，着眼点较受局限，视野自难宏阔，结论也就不免以偏概全了。

笔者以为，评价杨慎的文学地位与成就，仍需着眼于他对整个明代文学史的地位与作用，将其还原到身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加以通贯考察。杨慎恰巧处于中晚明之交的明代文学“第一变”时期，寻求新变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题，文学权力“由翰林向郎署”下移导致文学体制的改变，私营印刷刻书业的繁荣拓展了文学传播的深广度，这些都深刻改变了明代文学的格局与走向。对于明代文学的“新变”，杨慎如何以自己独特的身份与创作姿态做出回应，文学传播如何影响到文学史对他的评价等等，都是需要加以探究的问题。

杨慎像

一、文学权力下移致杨慎文学地位边缘化

杨慎身处的时代，正是明代文学的一个转折时期。王夫子认为“皇明诗体三变”：前后七子—公安派—竞陵派，杨慎恰好与前后七子同时。明代诗学的“第一变”表面上看是前后七子的崛起，实际上是明代文学权力“由翰林向郎署”的下移，清代人陈田在《明诗纪事》丁签卷一里用了这样一句话加以描述：“台阁坛坫，移于郎署”。明代文学权力下移牵涉到文学体制的变革，要了解明代文学第一变的意义，首先必须了解明代文学的体制。明代自开国以来，文学权力一直为“馆阁”所掌握，所谓“四方之人以馆阁为词林”。“馆阁”包括翰林、詹事、春坊、司经馆等，由于詹事、春坊官必由翰林出，所以往往独举翰林，以代称“馆阁”。翰林院聚集了全国最聪明最有才华的一群人，据《翰林记》之《进士铨法》条云：“自永乐以来，进士得铨注（翰林修撰、编修等官）惟第一甲，而第二、三甲必改庶吉士，乃得铨注，庶吉士中惟三、五人得授翰林院官，其余散馆仍授外任。”通俗地说，也就是“明代翰林由庶吉士选充，庶吉士由新科进士考选，进士铨注初授及升迁，皆不及翰林及庶吉士，故明人独以翰林最为清贵，翰林尤专擅文章之长，号称词林。”出众的天赋才华、高居庙堂的地位，再加上优越的培养机制，使得翰林学士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坛领袖。

翰林文学又称台阁文学、馆阁文学，倡导的是一种“雍容华贵，平正典雅”的文风，然而自永乐朝沿袭至弘治、正德朝，这一“典正”文风却日益表现出内容空洞贫乏，文风啴缓冗沓的弊病，翰林大学士李东阳的茶陵派对台阁文风作了一定程度的纠偏，但真正发动文学变革的是以“复古”为名的前后七子。复古派文人祭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成员之间以口号为认同，建立门户，贬抑异己，逐渐形成了一股新的文学势力，并最终取代馆阁文人成为明代文坛的新盟主，“前后七子执盟骚坛，海内附和，翕翕成风”。复古派领袖李梦阳等多在郎署任职，他们执掌文权，就导致了明代文学权力“由翰林向郎署”的下移。“复古派重要领袖如李梦阳、顾璘等不得入翰林，在翰林之康海、王九思又因刘谨党祸去职，故翰林人才反不及郎署出身的李梦阳等，台阁文权遂旁落郎署，正德以后李梦阳之影响满天下而台阁默然，反随其后，乃文权下移之结果。”

在这场文学权力的争斗中，失势一方是翰林院所代表的台阁文学，杨慎在贬谪云南之前，正是一名翰林院修撰。杨慎24岁以制策之文“援史融经，敷陈弘剀”拔得状元头筹，直接入选翰林院，直至37岁被贬云南，其间除去母逝丁忧、抱病里居和辞职返乡等时光，在翰林院大概任职了七八年。杨慎与复古派文人几乎处于同一个时代，且与前后七子领袖何景明、王世贞关系颇为密切，同时杨慎又是翰林大学士李东阳最得意的门生，如果不出大礼议哭谏被贬之意外，杨慎最终也将接替李东阳成为新一任文坛领袖。也就是说，身为前翰林院修撰和现贬谪罪人的杨慎，实际上遭遇了政治地位与文学地位的双重边缘化，而谪居远离主流文坛的边地云南，更强化了这一边缘化地位。但与此同时，正因为他是“体制与流派边缘人”的身份，使得他更更能专注于文学的本质，坚守文学的正道，于明代文学新变中，保持一种较为清醒独立的思考与探索。

二、在翰林文学与复古派之外独立求变

复古派以“复古”之名，行的是“变革”之实，李东阳领导的茶陵派以“变革”之名，行的是“继承”之实，杨慎则以自由独立的创作姿态，孜孜不卷，上下求索，为变化中的明代文学另寻出路。杨慎的新变主要是针对翰林文学与复古派所做的纠偏补正，具体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是针对“翰林文学”的“尊雅轻俗”，为“翰林风范”融入山野之风。杨慎在翰林院任职七八年，经过翰林机制的熏陶培养，他的文学与学术自然地具有一种“翰林风范”，也就是四库馆臣所言的：“盖多见古书，熏蒸沉浸，吐属自无鄙语，譬诸世禄之家，天然无寒俭之气矣。”简锦松《明代文学批评研究》对馆阁文学的特点有这样的描述：“台阁体乃馆阁词林之诗文体，非泛指一般官员或高级官员之作，台阁以博学好古为传统，其文以典则正大为风尚，诗主清婉，多兴寄闲远之思，故其体诗法欧阳修，并以博学而兼有李杜韩苏乃至司马迁之风。”可见“翰林风范”最大的特点就是“博学”，而杨慎亦以“博学”名著朝野。杨慎任职翰林期间，先后参与编校《文献通考》、撰《风雅逸编》十卷、《水经补注》三卷、《石鼓文音释》三卷，《附录》一卷、校编《汲冢周书》，参与纂修《武宗实录》等，更有大量诗、赋、碑、志、铭等作品问世。〔据倪宗新《杨升庵年表》整理〕足见在翰林院任职期间就已经奠定了他深厚广博的学术素养与文学功底。杨慎在遭贬谪后，长期生活在边地云南，在“雍容华贵，平正典雅”的“翰林风范”里，又融入了边地云南的山野质朴之风。因为远离体制与流派纷争，游历于广阔火热的民间俗世，让杨慎的文学创作进入一种自在无碍之境，“自由之生活与远荒之景象，似于杨慎别有魅力，因而唤醒其一种新精神。”他在诗、词、曲、文等传统雅文学的创作之余，还大量创作和搜集了诸如小说、戏曲、弹词、民间谣谚等俗文学样式，萃取俗文学中的圣贤之道用以解经，这一点也使得杨慎与一味“尊雅而轻俗”的翰林学士大为不同，雅俗文学的互融也为僵化的翰林文学注入了来自民间山野的新鲜活力。

其二是针对“复古派”的“唯古是尚”，建立“六朝诗派”拓宽诗路。在复古派大行其道的中晚明文坛，杨慎“以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绝丽之学，随题赋形，一空依傍，于李、何诸子外，拔戟自成一队。”杨慎的诗学主张直接师承李东阳的茶陵派，但又有自己新的创造性主张。“李东阳主张‘求声于诗’，作为诗人与音韵学家的杨慎则更进了一步，主张‘求韵于古’。李东阳主张辨识格调，开格调论先河，杨慎也将辨体意识作为其诗学理论的基石，李东阳师古但反对泥古，主张自得、自立，杨慎则以博贯思想批判七子的拟古主义，为茶陵派别张壁垒，创立六朝诗派”。复古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旗帜，却最终陷于“唯古是尚，模拟剽窃”的泥潭，实际上是开了文学前进的倒车，杨慎建立了“六朝诗派”，提出“人人有诗，代代有诗”的博通兼容主张，力图将诗从以唐为尚的狭窄通道，引入宽广的通途。在创作中，他“时而汉魏，时而六朝，时而四杰，时而李杜，时而欧苏元晦，其于材无所不构，而其于体亡所不兼”显示出洒脱不拘、自由从容的大气象与大格局。

杨慎以独立于流派与体制之外的创作姿态，凭其翰林学士的渊博学养，云南山野之风的浸淫，以及求新求变的文学自觉，让他的文学能够自由出入雅、俗两界，与翰林文学与复古派都保持审慎的距离，对于探索中的明代文学而言，杨慎的新变无疑是深具意义与价值的。是在复古派与翰林文人之外的另一种新变。然而，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复古派引领文学江湖的时代，此一时期最大的“变”即是复古派取代台阁文风，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撰写文学史的人往往被这一变吸引了全部目光，像杨慎这样独立探索的边缘文人则被忽视了。当然文学史撰写者“重流派轻个人”的书写立场，并不能抹杀杨慎求新求变的努力，在他之后的不少明清知名文人，如王世贞、胡应麟、焦竑、李贽等，都曾对杨慎不吝赞美之辞，他们所看重的正在于他不落流俗的边缘存在，以及他为明代文学所做出的可贵探索。因他的存在，打破了单调乏味的文坛格局，守住了诗学发展的正道。“在七子复古思潮主宰文坛之时，他不趋时盲从，敢与独立与何李等七子对抗，这表明他的思想比较解放，富有反潮流精神，同时也是他学识渊博，具有独立见解。这在当时虽然还只是微弱的声音，但却启发人们去思考，而逐渐形成风气。”

三、私营印刷刻书业对其文名的双重影响

认识杨慎的文学地位，还应该结合到另一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背景，即中晚明私营印刷刻书业的迅猛发展。私营刻书业的发展使得对文人的评价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著述甚多的文人可能因为无钱出版而湮没不闻；另一方面私营放刻书业追逐利益的本质也使得名人被过度消费，使其不可避免承受一些由逐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对于杨慎的评价也不能不考虑这一因素。杨慎的文学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明代著述第一人”基础上的，明代后期杨慎著作大量印刷出版，其中不乏托名之作。“著述第一人”实则暗含着“量重于质”的贬意，后人对其“贪多不精，博而不核”多有诟病，批评其“稍成卷帙，即付枣梨，饾饤为编，只成杂学”。这类负面评价里有多少牵累于那些质量低劣的托名之作，尚需加以廓清。

明代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大约起于成化朝前后，到了嘉靖年间，印刷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记载的一则轶事，颇可窥见当时印刷业普及的盛况：“王遵岩、唐荆川两先生尝相谓云：‘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地。此等书板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又闻遵岩谓荆川曰：‘近时之稿版，以祖龙手段施之，则南山柴炭必贱。’”虽然实际情况可能还没有夸张到以大地作书架都装不下所印之书，但正德、嘉靖时期私营刻书业飞速发展是不争的事实。明代的出版中心，除了福建建阳外，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文化昌盛、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刻书家众多的地区，如南京、苏州、杭州、湖州、徽州等。明代中后期许多文学流派往往都诞生于江浙一带，正是得益于这些地区印刷业发达而使文学传播更为广泛。与之相反的是，边远地区由于印刷业不发达，文学传播也受到很大的阻碍。

以《古今书刻》为例，这本书收录了明代自开国至嘉靖间书刻和石刻保存情况，详细罗列了朝廷、南北二直隶和十六个省的书刻目录，其中南直录（江苏省）所印书目达458种，云南省才只得42种，前者是后者的10倍有余。由于印刷出版业的局限，贬谪云南的杨慎，远离主流文坛，在文学传播与影响力方面显然无法与地处江浙的七子相提并论。直到去世之后，他的著作才得以大量印刷出版，其文名才得以广播天下。

下面一组数据可以窥其端倪：嘉靖十六年，好友王廷表为杨慎《丹铅余录》作序，著录其著作23种；嘉靖三十三年，《明史·艺文志》载杨慎著作54种；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著录了杨慎所撰之书43种所编之书45种，共88种；李贽《续藏书》卷二十六《文学名臣·修撰杨公》列杨慎书目共117种；刊刻于万历三十年的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中记载杨慎著作140种；焦竑《玉堂丛语》卷一著录杨慎作品152种；《四库全书》谓杨慎“平生所叙录不下二百余种”。从数据可见，杨慎书目从23种到200多种一路飙升，且绝大多数都是在他去世以后被印刷出版的，其中相当数量应当是他自编的教材用书，估计是由他的学生集资出版的。从著作品类来看，涵盖了经史子集，出入于雅、俗文学。可想而知如此众多的著作并不能完全归于杨慎名下，其中混入了不少托名之作，如果不加鉴定去取，当然是会影响到对杨慎文学地位与价值的客观评价。近年来对杨慎的俗文学研究增多，包括《甘一史弹词》、《洞天玄记》、《太和记》、《五全记》、《丽情集》、《厂尗丽情集》、《仓庚传》、《汉杂事秘辛》、《孝烈妇唐贵梅传》、《林母两世贞烈传》、《陶情乐府》、《风雅逸编》、《古今风谣》及《俗言》等都被归于杨慎名下。然而，从王廷表、王世贞、李贽、何宇度、焦竑等人所收录杨慎著作中，并未见有《太和记》、《五全记》、《丽情集》、《厂尗丽情集》、《仓庚传》、《汉杂事秘辛》、《孝烈妇唐贵梅传》及《林母两世贞烈传》等俗文学作品，是否为托名之作，尚需研究者仔细甄别和辨析。

结语

对杨慎文学地位的评价，当与中晚明文学风云变幻的大背景结合起来考量，杨慎恰好处于明代文学第一变时期，“变”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主题，不管是复古派还是翰林派都在求新求变，而身为前翰林院修撰和现贬谪罪人的杨慎，也以“体制与流派边缘人”的身份和清醒独立的姿态，对明代文学的新变做出了自己独特的探索，他的诗学思想对翰林院和复古派都是一种纠偏补正，拓展了中晚明文学的发展空间。文学史与批评史撰写者在面对中晚明文坛的新变时，“重流派轻个人”的书写立场，使得像杨慎那样的边缘个体被忽视，杨慎在明代文学史的地位也被低估。另一方面，著作被大量印刷出版，使得杨慎在晚明以“明代著述第一人”声誉鹊起，但印刷出版物的真伪混杂，也给杨慎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给研究者带来不少难度。不管怎样，都需要承认，杨慎对于明代文学的求新求变，是中晚明文学“新变”中一支十分可贵的力量，对后世文学的走向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黄维敏，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来自于《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