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墨家看似正义 实际上却不乏“邪恶”?
国学

为何说墨家看似正义 实际上却不乏“邪恶”?

2019年09月16日 18:59:07
来源:文史宴

大司马按:没有墨家对秦国基层社会的整合,法家就无法施展其弱民之术,故而墨家实是法家的帮凶。一向标举兼爱、非攻的墨家为何和沦为这样的角色?其实何炳棣早已有专著论述。本文从思想角度探讨墨家暗中埋的坑,有利于大家更好的了解墨家。

墨子稍晚于孔子,到孟子时代,墨学的影响力极大,孟子说当时的情况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到韩非时代,韩非所见则是:“世之显学,儒墨也。”可见杨朱学派当时已经式微了。清代的汪中也说,墨子“在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其余诸子,皆非其比。”

正因为墨子的思想影响大,墨子又明确批评儒家的不是,这就遭来孟子和荀子的激烈批评,孟子甚至骂墨子“无君无父,是禽兽也”。但平情而论,儒墨两家的差别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尤其是孟子,其对墨子的批评显然是过头了。

儒墨关系,可以从墨子的师承来入手分析。关于墨子的师承,有多种说法,考察墨子的言论,我倾向于汉代的《淮南子·要略》的说法:“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其为礼烦扰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受孔子之术”未必是亲受。“背周道”是真的,而夏代去周太远,“用夏政”只能是一种想象。即便如此,墨子对孔子还是相当尊重的。

简而言之,孔子是站在天下的角度规划理想国,墨子是站在平民的角度、尤其是小生产者的角度规划理想国。这一点,与当今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关系相仿,自由派主张自由,新左派就问,你主张的是谁的自由?是有钱人的自由吧?新左派自称是为穷人说话的,所以就不满自由派。只不过,如果我们虚拟一场孔墨对话,讨论的重点不是自由,是爱。

关于儒墨关系,萧公权先生讲得最好,他说:“墨子乃一平民化之孔子,墨学乃平民化之孔学。二者之言行,尽有程度上之差异,而其根本精神每可相通。”萧先生注意到了儒墨相似的一面,这一面,其实早在唐代,韩愈就注意到了,韩愈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

儒、墨关系,就是一个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大同小异的关系。因此,讲墨子,需要与儒家对比来讲。

墨子的思想,大体可以概括为下面几个关键词:一是“兼爱”“非攻”;二是尚俭刻苦;三是“尚同”“尚贤”;四是“天志”“明鬼”。这几个关键词,又可以用“功利主义”一词统领。因为,墨子一切运思的目的,都在于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一、兼爱、非攻的逻辑缺陷

什么是“兼爱”,什么是“非攻”?前面我一再讲到,孔孟主张的爱是仁爱。所谓仁爱,就是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等差之爱。墨子主张“兼爱”,也就是无差别之爱。这两种爱的不同,可以从下面两句话的对比中看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他主张的是推己及人。墨子说:“视人之父若其父。”他着意的是视人如己。墨子还说,要“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墨子为什么主张“兼爱”?因为他认为,天下的争乱起源于人们丧失了互爱之心。“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既然如此,怎么消除乱源?“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

无差别的爱何以可能?墨子说,因为它符合天道,所谓“天兼天下而爱之”。为什么墨子认为“天兼天下而爱之”?他的理由是:“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爱天下之人也。”换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既然“天”分享了天下各国的祭品,就应该“兼爱”天下。这里的“天”,就是人格神。

墨子还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路:与天神交易,而不是无条件的信奉天神。至今,中国人求神拜佛,大都还是为了现实利益,如升官、发财、高中之类。中国甚至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俗谚。

显然,墨子的“兼爱”建立在“交相利”的基础上。他说:“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则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这显然是纯粹的功利主义态度。从纯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墨子甚至认为,“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

与墨子的“兼爱”相比,孔孟的仁爱虽然范围稍窄,但其基础却更为可靠,因为仁爱是基于人的自然感情和天性。孔子言仁,以仁心为起点;孟子言仁,以恻隐之心为端。墨子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讲“兼爱”,导致的问题是:不同的人帮助别人,得到的好处是一样的吗?如果我帮助人得到的好处不及我帮人付出的辛苦,我为什么还要帮人呢?

无论是仁爱还是“兼爱”,都是爱,所以墨子虽然攻儒,但从没有攻击儒家的仁爱思想。既然大家都主张爱,当然就会反对战争,因为战争会死人。事实上,鉴于春秋后期诸侯征伐日渐频繁,诸子百家大都反对战争,主张“非攻”。不过,很多思想家虽然反对战争,但却没什么办法阻止战争,比如孔孟,只是高唱仁义,无济于事。

墨子主张“非攻”,是因为侵略战争一方面不义,另一方面也无利。他总是对那些试图发动战争的诸侯说:你发动侵略战争,对谁都没利,你即便胜了,考虑到战争成本因素,也得不偿失;况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能侵略别人,别人也会伺机侵略你;这样下来,冤冤相报何时了?“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

这套说辞,比较切实,所以也有准备发动战争的诸侯因此偃旗息鼓的,墨子就曾成功说服诸侯止战。但是,不是所有战争对发动战争的一方都是无利的,或者说战争不都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从功利主义出发,并不能完全阻止战争。好在墨子不仅主张“非攻”,还能从技术上教人自卫,教人外交睦邻的方法。

墨子思想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尚俭刻苦,其中包括“节用”、“非葬”、“非乐”等诸端。墨子的尚俭思想完全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的,也是针对儒家的。

二、“节用”反对美好生活

墨子主张“节用”,其标准是,“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也就是说,只要够用就行了,不要浪费。问题在于,墨子给“够用”定的标准太低。比如,饮食上只要能“充虚继气,耳目聪明则止”,“不及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穿衣方面,只要冬暖夏凉就行;宫室建筑方面,只要可以御霜雪雨露、干净、留下祭祀的地方、足以防男女之别就行了,如此等等。可以说,墨子把俭朴强调到了极致的地步,他要人人都做苦行僧。

儒家非常强调礼乐,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墨子势必要“非礼”、“非乐”,因为他认为这些东西对一个人维持基本的生活非但没有帮助,反而有害。他认为厚葬是把钱财埋了,守丧太久人就没法劳作,所谓“辍民之事,糜民之财”,长此以往,“国家必贫,人民必寡,邢政必乱”。“非乐”之旨,与此略同。墨子认为乐工不事生产,听乐者也会怠工,所以“乐”也是有百害无一利。

总之,按墨子的理想,人活着是首要的问题,所以他念兹在兹的全是如何吃饱穿暖的问题。他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除了维持人基本生存的衣食,精神方面的需求,比如娱乐、享受,他认为都没必要。他说:“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三、“尚同”是秦制之源

墨子从功利着眼构建其思想体系,但每个人对自己的利害的认识都是不同的,怎么办?墨子的办法是,政治上要“尚同”“尚贤”,整齐划一,宗教上要“天志”“明鬼”,相信天能主持公道。

“尚同”的逻辑是:在初民社会,人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各顾各,如同禽兽。要脱离禽兽状态,“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再选贤者立为三公、诸侯、正长等辅助天子管理天下。然后,天子布告全天下,“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官员由上而下立,“尚同”由下而上推行。这样,就能实现天下一道同风。

墨子说:“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然后可矣。”“若苟上下不同义,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沮暴。”“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谁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需要指出的是,墨子这里所说的天子,不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皇帝,而是封建制下的共主,而天子之所以能治理天下,是因为他能遵从公意、公利(大意)。

墨子对自然状态的描述与霍布斯类似,二者都认为自然状态很恐怖,所以要结束自然状态,建构“利维坦”。我认为,因为墨子强调公意、公利,但事实上人民又不能利用公义,只能将其交给执政者,从这个角度说他是卢梭的思想导师或许也不算附会。

根据上述逻辑,“尚同”的社会,以各级官员都以“仁人”、“贤者”为前提,所以墨子“尚贤”。墨子说:“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这些观点,与儒家,尤其与后来的荀子几乎相同。那么,儒、墨的“尚贤”思想有无不同?也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孟子还保留世禄,“不得罪于巨室”,墨子反对官禄世及,反对举亲,“不党父兄,不偏富贵”,“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兄弟之阿”。二,儒家之贤,主要强调道德,墨子之贤,着重于能力和功利,墨子甚至认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贤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耕稼树艺,聚叔粟多而民足乎食。”从这个意义上看,儒墨虽然都“尚贤”,但所尚之贤却并不相同。

“尚同”理想到最高阶段是一个什么状态?那就是“大同”。《礼运》中的“大同篇”被很多人认为是儒家思想,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它体现的实际上是墨家思想。《礼运·大同》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四、天和鬼无法作为现实政治的保障

我在前面讲过,先秦诸子主要是人文主义者,但很难说墨子是人文主义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墨子独标天志明鬼说。孔子既悬置鬼神又注重祭祀,墨子说:“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这个驳论,很有道理。

事实上,墨子是先秦诸子中最能认识到主宰之天的价值的思想家。墨子说:“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又说:“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菑犹未去也。今若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

“天子总天下之义尚同于天。”“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墨子通过这两句话打通了天人关系。然而,如果人间的“尚同”社会是可欲的,墨子为什么还要尊天?在我看来,客观上是因为墨子对人没信心:

首先是对天子、贤人能否“兼爱”“尚同”没有十足的信心,所以墨子说“仁者寡”,君师父母不足法,则只能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天最公正,赏罚分明。“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墨子甚至说,他知道天子要向天祈福,没听说过天向天子祈福的。其次是对百姓没信心。“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孰为贵,孰为知?曰: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不仅天贵、天知,鬼神也比人公正、智慧。墨子说,“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于聋瞽”。他之所以明鬼,也是因为鬼神能协助天赏贤罚暴。

墨子为什么不信任人?因为他认为人性恶。荀子此后主张人性恶,也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墨子的影响。墨子认为,上古时代“天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人如何才能趋善?首先要吃饱穿暖,所谓“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

总之,墨子构想的人间秩序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神权结构,天神高于一切,君权神授,君主再通过三公、诸侯、正长来齐民。

上面我曾引用墨子的“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的话来讲人间政治秩序的建立路径,很多人以为这里的“选”是“民选”,这完全是臆想。纵览《墨子》一书,贯通来看,可以肯定的是,墨子所谓的“选”天子、三公、诸侯、正长不可能是“民选”,只能是“天选”。《墨子·尚贤中》也明确讲:“是故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万民从而誉之曰圣王。”

易中天先生曾总结中国人有三个梦:明君梦、清官梦、侠客梦。在我看来,墨家的梦还有一个,那就是“青天梦”。墨家最寄予期望的,首先是公正的青天,然后是明君,然后是清官,最后是侠客。

五、自相矛盾的墨家乌托邦

墨家本来同时就是一个纪律严明的社团组织,历代秘密会社都信奉墨子的基本教条,因此墨家本来就是侠客。如果说走投无路的普通中国人还只能靠侠客行侠仗义,墨家比一般人好的地方在于他们愿意自己成为侠客。因此,虽然墨家思想在墨子死后不再发展,甚至销声匿迹,但它实际上潜入了底层社会,每当社会走到剧烈动荡时期,墨家替天行道、行“兼爱”、讲义气、重然诺、称兄弟、共患难的主张就会与道教一起,成为反抗者、起义者的思想旗帜。一生研究道教的著名学者卿希泰先生认为,墨家学说本身就是道教思想的渊源之一。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墨子及墨家思想?在我看来,一言以蔽之,单纯的功利主义是没有前途的。

墨子出身匠作,他没有完成身份和思想上的超越突破,他的思想总是基于人要吃饭穿衣这个前提,他没有试图超越这个前提。他把“兼爱”作为外在的法则,作为判断人和事的法度,也只强调“兼爱”的社会效果,所以“兼爱”并非最高价值,他也无力回答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终极问题。既然一切从功利出发,这套理论就无法让人不计利益得失而始终奉行坚守,所以墨家必然走向衰亡。

让我们来看看墨子单纯的功利主义带来的逻辑矛盾:

墨子主张“兼爱”,但“兼爱”的原因不是发自人的内在情感需求,而是“交利”,因为每个人对利的理解不同,这就注定了“兼爱”不可能大规模推行。

墨子主张的“兼爱”表面上与基督教主张的博爱很相似,但二者却有实质性的不同:基督教的博爱来自于上帝的绝对命令,而且这绝对命令能引起基督徒的内心认可和共鸣,基督徒遵上帝的绝对命令行动,死后可以进入天堂;墨子的“兼爱”主要是功利的需要,他虽然也高扬天神的权威,但实际上也是从功利的角度利用天神,他也缺乏对死后的彼岸世界的构想,这样的天神如何能赢得人们的绝对认可呢?

从这个意义上看,墨家不是宗教,墨子更不是教主。更加矛盾的是,墨子既主张“天志”“明鬼”,又强调“非命”,而其之所以强调“非命”,还是从功利出发:“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下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

让我们进一步来对比墨子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的同异。

基督教的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一切价值的根源,祂既是公义的,又是博爱的;墨子的“天”也具有这些特征,这是二者之同。二者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上面讲到的墨子的“天”是被人计较、计算甚至利用、交易的对象,而基督教的上帝则只是人信靠的对象。二是关于中保角色的问题。在基督教,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决定了祂是人与上帝沟通的最合适的中介、中保,因为祂的神性决定了祂的无私,祂的人性决定了祂能理解人类。墨子靠“天子”与“天”沟通,也就是说,“天子”是天人沟通的中介、中保,但这个“天子”本身介入了人间利益,统治国家就是最大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天子”不可能无私无伪。而作为神人沟通的中保如果做不到无私无伪,那么就不仅起不到中保作用,反而会造成虚伪的乌托邦。

不幸的是,墨子所造的,就是虚伪的乌托邦。再进而言之,合格的中保必须具备神人二性,而在中国的宗教、文化中,恰恰一直缺乏这种性质的中保。

墨子尚俭刻苦,之所以如此,也是从功利出发考量的结果,因为人必须劳动才能生存:“今人与此(禽兽)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君子不强听政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

人固然必须劳动才能生存,但人活着并不是为了劳动。而按墨子的构想,人就是一架工作的机器,而工作的目的也仅仅是满足衣食需求而已。这样的人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这样的主张,不是反人性吗?墨子没有看到,娱乐也是人的本能需求;更没有看到,儒家主张的礼乐对社会教化的作用。再进一步,墨子既然对尚俭的主张到了自苦的地步,为什么又主张用高官厚禄任用贤人呢?贤人拿这些厚禄有什么用?

因其如此,所以庄子批评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也。恐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正也远矣。”荀子虽然继承、化用了墨子很多想法,但对墨子的批评也非常到位。荀子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更重要的是,荀子提出了动态的财富发展观来批评墨子。荀子说:“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夫有余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财富的总量是不断增加的,人们要吃饱穿暖根本不是个问题。墨子看不到这一点,必然导致“尚俭而称贫,非斗而日争”的结果。

墨子的“尚同”思想本来潜藏了民治的因子,但因为他不相信人,民治就不可能实现。又因为墨子的尚俭思想过于极端,“兼爱”与尚俭的结合,所导致的尚同社会一定不是共同富裕的社会,而是共同贫穷的社会。

墨子以吃饱穿暖为目标的功利主义从何而来?李泽厚先生认为,墨子的思想反应的是中国小生产者的理想,墨子思想中的矛盾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得到合理解释:

小生产者最在乎的就是利益,最基本的就是吃饱穿暖,而在先秦,这一需要并不是那么容易满足的。小生产者要组织、发展生产,就需要兼爱、互助。小生产者当然厌恶战争。小生产者本身力量不够,就需要明君、贤臣来主持公道。但现实的遭际让他们发现,明君、贤臣可遇不可求,那么他们自然就寄望于天神。

小生产者总是把自己的意愿折射到天上,靠公平正直的天来主宰一切,人好匍匐在天面前。但因为他们视野狭隘,所以他们无法设想一个基督教式的上帝。因为要获得较好的收成就必须靠自己努力劳作,所以他们又不能相信命运。因为中国长期是小农(小生产者之一类)社会,因此,墨家思想一直潜藏在小农身上。当然,这只是从思想的逻辑说,并不是说小农们读过墨子的书,从书本上认可墨子的思想。

当代中国还有不少小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自己接触过的与墨子的上述主张进行比对,看看其中是否存在某种必然的关联。

最后我必须声明的是,我不是看不起农民,农民身上有很多优秀的品质是值得尊敬的,任何职业本身都是平等的,问题不在职业,而在分离的、原子式的、附着在土地上缺乏流动性的生存方式与思想和现代化是格格不入的。现代化的标准很多,农业的工业化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当小农成为农业工人,小农才有成为真正的公民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