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国：改革开放以来船山学的进展

自从1978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船山学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谈到这种进展时，人们不会忘记在此期间有关船山学的三件重要工作，即船山学社的恢复，《船山学刊》的复刊和《船山全书》的出版。由于笔者对此已有专文论述，故此处不再重复，而着重将以下四个方面情况简介如下：

一、船山著作注释初具规模

船山著作向称难读。金陵本《船山遗书》出版后，只有郭嵩焘做过《〈周易内传〉笺》，但直到前几年才出版。民国初年刘人熙做过《〈尚书引义〉笺》，石广权做过《〈张子正蒙注〉诠言》，在《船山学报》发表，但都未刊完，且这些笺诠比较简要，很难满足现代青年读者的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注释只有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印刷的欧阳祖经所著《王船山〈黄书〉注》。在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版过一批所谓船山“法家”著作注释，完全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学术价值不大。个别注释文革后经过徹底修订，质量较好，如陈远宁、黄洪基注释的《王夫之哲学著作选注》，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船山著作注释(翻译)近30种，它们极大地方便了青年读者对船山著作的学习。

如果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来看船山著作的注释，则最多的是史部。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第10、11册，收船山史部著作5种，其中已经注释者3种：《资治通鉴之通鉴》（《读通鉴论》文白对照全译，主编伊力）2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宋论》（全本全注全译上下册，刘韶军) ，中华书局2013年版；《〈莲峰志〉详注》（谭民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按篇幅计算，已注部分占船山史部著作篇幅的百分八十五左右。

其次是子部。岳麓本《船山全书》第12、13册，收船山子部著作14种，其中已注者7种：《〈思问录〉译注》（王春新，刘心明），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版；《〈俟解〉注释与导读》（见朱迪光《船山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黄书〉白话翻译》（《治世经典》本，山君），广西民族出版社1994年出版；《〈老子衍〉今译》（李申），巴蜀书社1990年出版；《〈老子衍〉疏证》（王孝鱼），中华书局2014年版；《〈庄子通〉疏证》（与《庄子内篇新解》合刊，王孝鱼），岳麓书社1983年版、中华书局2014年重刊；《〈相宗络索〉释注》（徐孙铭 李佩桦），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船山学刊》2018年连载；《〈愚鼓词 〉注释》（吴立民），《船山学报》1986年1期至1988年连载。按篇幅计算，已注部分占船山子部著作篇幅的百分三十左右。

再次是集部。岳麓本《船山全书》第14、15册，收船山集部著作10种（大类），其中已注者4种（大类）：《〈姜斋文集〉校注》（阳建雄），湘潭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王船山先生诗稿校注》（朱迪光），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柳岸吟〉〈遣兴诗〉〈洞庭秋诗〉〈雁字诗〉笺注》（朱迪光），湘潭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王船山仿拟诗笺注》（朱迪光），湘潭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王船山〈落花诗〉〈和梅花百咏诗〉笺注》（朱迪光），湘潭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姜斋诗分体稿〉〈姜斋诗编年稿〉〈姜斋诗剩稿〉〈岳余集〉笺注》（朱迪光），湘潭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夕堂戏墨〉笺注》（朱迪光），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王船山词编年笺注》（彭靖），岳麓书社2004年版；《姜斋诗话笺注》（戴鸿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重刊。按篇幅计算，已注部分占船山集部著作篇幅的百分三十左右。

船山的经学著作最多，岳麓本《船山全书》第1至9册都是经学著作。但只有第1册所收的3种易学著作有注释：《周易内传发例注评——船山易学发微之一》（萧汉民），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周易大象解〉注释》（陈远宁），《船山学刊》2011年2期至2013年4期连载；《周易外传镜诠》（ 陈玉森，陈宪猷注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周易外传〉选要译解》（王孝鱼），中华书局2014年版；《王船山〈周易外传〉笺疏》（谷继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按篇幅计算，已注部分占船山易学著作篇幅的百分三十左右；但只占整个经部著作篇幅的百分之五左右。

以上情况说明，改革开放以来，船山著作注释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可观的，但是从四部分类看，各部之间取得的成绩是很不平衡的。史部著作的注释成绩最大，子部和集部著作的注释成绩虽有可观，但还有很多重要著作有待注释，而经部著作的注释，则大有潜力可挖。注释工作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事。所以说“费力”，是因为注释工作需要掌握牢固的训诂、经史、文学方面的基础知识，需要有一种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才能出细活；所以说“不讨好”，是因为注释工作出成果比较慢，而且出版也比较困难，经济效益不高。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对已经在船山著作的注释方面做出了贡献的人们表示敬意和感谢，另一方面又希望有更多有条件的学者，投身到船山著作的注释工作来，为普及船山著作做出贡献。

二、船山学的研究全面深入

改革开放以来，船山学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广度方面的扩展。朱迪光教授所编《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论文著作目录索引》（以下简称“目录”），将论文分为八个大类：一、综述与传记，二、哲学思想研究，三、政治思想研究，四、经济思想研究，五、法律思想研究，六、教育思想研究，七、文学创作与诗学研究，八、史学思想研究。此外，还有两个附录：一、军事思想研究，二、科学思想研究。在八个大类中，大多又分若干小类，如“综述与传记”之下包括五个小类：（1）总论、研究综述，（2）船山思想影响研究，（3）船山生平事迹研究，（4）纪念活动，（5）船山著作辑佚、考证、目录索引；“哲学思想研究”包括十一个小类:（1 ）综论，（2）本体论研究，（3）认识论研究，（4）辩证法研究，（5）伦理思想研究，（6）美学思想研究，（7）心理学思想研究，（8）儒学（理学）研究，（9）易学研究，（10）子学研究，（11）佛教、道教及宗教、无神论思想研究。“文学创作与诗学研究”分为三个小类：（1）文学创作研究，（2）文学评论研究，（3）文论、诗论（诗学）研究，其中（1）（2）小类又分若干子目。总计二级目录（包括附录）有23个。所收大陆改革开放以来论文（包括少量消息报导、诗歌）2400篇左右（据“目录”，从1904年至1977年，包括港台和外国所发研究船山论文只有450篇左右）。

“目录”著作部分也是分为8个大类，1个附录，13个小类。收录者大多是教科书、通史、文集中有关王船山思想研究的部分，其中收1978年至2017年期间大陆出版的专著或注释93种。不过，这一记录是不完全的，因为上一节有关船山著作注释中，有几种就不见“目录”。所以在此期间所出版的专著、注释总数应该在100种以上（据据“目录”，从1938年至1977年研究船山的专著只出15种左右）。

其二，深度方面的拓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首先，是“目录”所涵盖的8个大类中，在此期间都发表了大量的论著，从而将有关学科的船山思想研究推进了到一个比较深入的阶段。以船山哲学思想中本体论研究为例，在此期间所发表的论文有124篇，其内容涉及理气问题、道器问题、天人问题、理欲问题、有无问题、幽明问题、本末问题、体用问题，自然观、时空观、生死观等等。每一个方面的问题，都有多位作者撰写的多篇论文进行论述，这样就从不同侧面将这些问题的内涵比较深刻和细致揭示了出来。在船山思想的其他研究领域，情况也大体是如此。

第二，新资料的发现，促进了船山对近现代影响研究的深入。据1947年出版的《洪门志》，洪门组织是在明末清兵入关之际由殷洪盛串连顾炎武、王夫之、傅山、黄宗羲诸人的基础之上创立的，因此这五人成了洪门的始祖。这一故事显然是虚构的，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洪门的五个“始祖”的生平历史看，他们与洪门“反清复明”的宗旨有一致之处。但在他们生存的岁月里，又不可能进行任何串连。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的过程中，利用洪门等秘密组织为物质力量，利用王船山等人的民族主义思想为精神力量，这样就为洪门组织将王船山等人尊为始祖创造了历史机遇。 而这段历史记载也表明，在近代中国，船山思想不止影响知识精英，而且在草根民众中也有相当影响。

其三，船山学研究和宣传队伍增加了生力军。改革开放以前，船山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少数学者的圈子里。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

一是在1982年船山学社恢复之后，1989年衡阳市船山学会成立。2001年衡阳师范学院大学生王船山研究学会成立，这是湖南省高校中唯一一个与王船山相关的学生艺术社团，其会刊《石船山》，每年编辑刊印一本。2016年10月，在王船山家乡衡阳县，王船山研究室于正式挂牌成立，这标志着县该有了专业从事船山文化研究和传习的机构。 2019年清明节期间，湖南省教育厅授予曲兰镇的“王船山故里研学基地”正式揭牌。为纪念王船山诞辰400周年，研究室以研学基地为阵地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普及活动。

二是大学研究生的船山研究。据“目录”所载，自2000年至2017年，中国大陆各高等院校研究生毕业论文中，以船山研究为题的硕士论文有99篇，博士论文有18篇。通过这种写作，至少培养了一批懂得并且在某一方面比较熟悉王船山的人才。

三是湘商。湘商文化促进会会长伍继延在众多重要场合表示：“王船山既是湖湘文化理论奠基人，也是湘军、湘政、湘商的共同始祖。王船山是湘商文化的思想导师，发扬王船山的精神可以凝聚湘商的力量，提升湘商的品格，促进湘商崛起。”2018年以来，由湘商文化促进会牵头，已经组织过多次纪念王船山诞辰400周年的活动。2019年9月29日（夏历九月初一），为王船山诞辰400周年，由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湘商文化分会等单位组织的王船山像首次安位仪式、公祭王船山仪式、《王船山语要》（黄守愚主编）新书首发式、纪念王船山诞辰400周年座谈会、王船山箴言书画笔会在长沙梓园举行，省内外专家学者、湘商代表、艺术家50余人出席。座谈会上，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王船山的经济思想，认为王船山是当之无愧的“湘商文化始祖”。这表明，湘商纪念船山诞辰400周年的活动，得到省会学术界的支持。还必须指出，在此之前的9月7日，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了一个纪念王船山诞辰400周年学术研讨会。海内外专家学者、师生代表等40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船山精神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这是有船山研究以来，第一次在外省、且主要是由外省单位——北师港浸大中华文化传播研究院与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共同主办，北师港浸大全人教育办公室、珠海四于船山书院协办的大型船山学术思想研讨会。因此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个会议的召开我们也看到了湘商的功绩——珠海市衡阳商会就是会议的协办者之一，给会议以资助。

三、船山伟大爱国者地位牢固确立——中国近现代的精神领袖

在改革开放初期，即1982年在衡阳召开的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讨论会之前，社会上有人以维护民族团结为名，主张对船山的爱国主义思想“避讳”，即虽承认但不公开宣传。这一观点，对当时关于船山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观的研究是有影响的。在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的1983年7月2日，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此意见中列举具体名字的人只有13位，其中就有王船山，既将他归于爱国者之列，还特别指出其哲学家身份。这个文件还明确指出, 在鸦片战争以前的爱国主义“主要是同反对分裂、反对民族压迫、反对统治阶级内部昏庸腐败和封建专制的斗争相联系的。”这就为我们理直气壮地宣传船山的爱国主义思想提供了文献依据。因为在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之后，是的确存在着民族压迫的。例如，随着满族的大量入关，大规模圈占汉族人民的土地；为了解决劳动力的问题，强迫大批汉民投充为奴；制定了严格的禁止奴仆逃亡的“逃亡法”。我们说船山是伟大的爱国者，首先是表现在抵抗清代民族压迫的行动上：在清兵初入湖南后，他亲身组织过抗清的武装斗争。当清朝统治湖南后，他又拒绝清朝当局的“剃发令”，终身不剃发，并且始终拒绝与清朝当局合作，即使生活十分困难，也不接受清政府的接济。坚持民族主义，坚持民族气节，是贯穿船山一生的红线，他对近现代中国最大影响也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所以一些学者称船山是“中国近现代的精神领袖”，是很有道理的。

首先，船山精神领袖的地位，是近代许多先进人物共同承认的。

谭嗣同声称“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将船山思想当作震天动地的春雷。章太炎在《重刊船山遗书序》中说：“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言而已！”杨毓麟在《新湖南》中说：“王船山氏平生所著书，自经义史论以至稗官小说，于种族之戚，家国之痛，呻吟呜咽，举笔不忘，如盲者之思视也，如痿者之思起也，如瘖者之思言也，如饮食男女之欲一日不能离于其侧，朝愁暮思，梦寐以之。……故种界之悲剧流传于我湖南人之脑蒂者，最为浓深微至。”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排满”的任务完成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了，这时，王船山“夷夏之辨”的思想在国内已经过时，而面临外国侵略之时，仍然是必要的。所以杨昌济在1914年湖南船山学社成立时写道：“学社以船山为名，当即讲船山之学。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前日之重要；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这样，杨氏就把船山的传统民族主义思想转换成了现代爱国主义思想，使之继续发挥其应有作用。杨氏的这种认识，对他最欣赏的弟子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有比较大的影响。

其次，船山在理论上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因而使他能够稳立精神领袖之地位。

（一）为传统的夷夏之辨思想添新彩。他从进化论的角度说明了从野蛮的夷狄发展到文明的华夏的历史进程，认为其条件是“衣食足而后礼义兴”，即在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之后，创立仁义礼乐等制度和精神文明。如果不重视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人类就有可能返回到原始的夷狄状态。可见，华夏与夷狄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的。

（二）将夷夏之辨提高到古今之通义高度。船山有一个“三义”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所谓“一人之正义”，即对某个地方割据势力效忠；所谓“一时之大义”，指对一朝一代的君主效忠；所谓“古今之通义”指对整个中华民族效忠。既然夷夏的概念是相对的，那么其内涵和外延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只要人类社会还是按照地域划分为国家，人们在进行各种社会活动时，总会遇到“三义”的问题。因此，船山的“三义”说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价值。

（三）船山的《黄书》奠定了中华民族尊黄思想的理论基础。由于《黄书》突出地强调黄帝“树屏中区，闲摈殊类”，所以在清代末年民族主义思想兴起之后，辛亥志士便将《黄书》视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并掀起了一股尊黄的高潮。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人们清除了尊黄思潮中汉民族主义和排满倾向，而将黄帝与炎帝推崇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始祖，将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都视为炎黄子孙。直至今日，“炎黄子孙”仍是联络海峡两岸人民和广大海外侨胞民族感情的强有力精神纽带。

四、对船山在中国思想史地位的认识逐步趋同——儒学正统的重建者

近几十年来，在有关船山思想属性及其在中国思想史地位的看法上，一直有争论。这种争论主要存在于启蒙论与非启蒙论之间。侯外庐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船山学案》，50年代写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认为船山是市民阶级的思想代表，“开启了中国近代的思维活动”，他可与德国近代理性派、洛克、亚当斯密等欧洲近代启蒙学者相比。

对侯外庐观点持不同意见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是嵇文甫。嵇氏在1962年发表《关于王船山的阶级立场问题》说：“关于王船山的阶级立场，学术界的意见还不一致。有说他是代表市民的，有说他仍然代表封建地主的。我素来主张封建地主说。其所以不赞成市民说者，理由有二”：一、贱商。他大大赞扬汉高帝“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他把商贾说得这样坏，结纳暴君污吏，“贫人以自富”，“欺贫懦以矜夸”，这决不是代表市民说话。二、非平等自由思想。主张船山代表市民的，总强调他具有自由平等思想，能突破封建的界限。其实不见得。他的身份观念很强。他有一个有名的论断：“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兽也。”（《俟解》）把“庶民”看得这样失掉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和平等自由那一套怎么能讲到一起？又怎么能代表市民呢？ 嵇氏以后，反对启蒙说的观点始终不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市民启蒙说”，还是“地主说”，都是从政治上着眼的。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但不是给古人划阶级。经验证明，对于古人划阶级容易将问题简单化并导致意见分歧。可能正是有鉴于此，陈来先生在其《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一书谈到自已的写作方法时说：“由于我自已多年从事宋元明的理学思想史的研究，所以这种突出道学和道学史（或儒学史）的视角的船山研究，可能便于和适合发挥我自已的研究特点。”笔者认为，这段话一方面表达了陈来先生的谦虚，但另一方面则暗含着避免长期存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两军对垒、非此即彼的模式。陈氏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对于船山，我自己比较强调‘文化的反省’、‘正统的重建’的观念。但清初这个时代的主导方向是指向于对明代理学衍变（陆王派和程朱派）的反思和超越，转向笃实的道德实践，以重建儒学的正统；而船山学术思想的这种反思活动，以‘文化的反省’和‘正统的重建’为主要特征，可以视为这一反思和转向时代的开端的代表。”笔者认为，陈来先生的这一论断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它为人们对船山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的认识趋同奠定了一个基础。其理由如下：

首先，它符合船山“希张横渠之正学”的一贯宗旨和王氏的家学渊源。船山在《显考武夷府君行状》中说他父亲王朝聘“宗濂洛正传”，就是说他的父亲在学术思想上是继承北宋道学。而船山之子王敔在为船山所作的《行述》中说：“至于守正道以屏邪说，则参伍于濂洛关闽，以辟象山之谬、斥钱王罗李之妄”则表明，船山是综合地总结濂洛关闽四者中的正学圣道，他并没有把王门后学看成一个整体而加以否定，而是针对其中讲虚无、重情识的派别（即所谓浙中王门与泰州学派）深加批判。

第二，当前大陆的儒学热潮，为“儒学正统的重建”说与“启蒙说”趋同，创造了历史机遇。

首先，是对船山与宋明理学关系认识的逐步趋同。三联书店2010年出版陈来《诠释与重建》时的广告“内容介绍”中说：“有评论认为，未有陈来此书前，船山研究一直处于启蒙思潮说、唯物辨证说的典范笼罩之下，船山反道学的面目亦几成铁案，屹然不可撼动。而此书则旗帜鲜明地提出‘正统重建说’的解释典范，认为船山也应当作为宋元明清道学运动中人来了解。”必须指出，这一评论的说法有些是不准确的。一是船山研究中一般都是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将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相结合”，很少直接说“唯物辩证说”。二是说“船山研究一直处于启蒙思潮说的……典范笼罩之下”也不准确。如前所述，自从侯外庐提出“启蒙说”之后，反对之声从未中断，而且反对者之中，不乏有影响的人物，如20世纪40年代是熊十力，20世纪50—60年代是嵇文甫，改革开放初期是蔡尚思。可以说，启蒙说在近几十年船山研究影响很大，但不能说它“笼罩”一切。三是“船山反道学的面目亦几成铁案，屹然不可撼动”也不准确。吕锡琛在为陈来此书所写书评指出：“关于船山与宋明理学的关系，是船山研究中历来众说纷纭的问题。概括地说，有以下三种说法：船山是反理学思想家、船山是理学的革新者、船山是理学的完成者和总结者等。”“反理学”的说法主要见诸20世纪50—60年代的文章，改革开放以来主张此说的文章越来越少。例如张岱年在1982年《王船山的历史地位》中认为，船山“没有提出反理学的口号……他没有举起反理学的旗帜，但在思想内容上却已突破了理学的局限。”张先生的这一分析，既是对一些学者主张船山是反理学的思想家观点的回应，也是对于他自己50年代所持的船山“反理学”观点的自我批评。萧萐父、李锦全主编之《中国哲学史》第五编第四章的标题为《总结和终结宋明道学的王夫之哲学》。萧萐父的大弟子郭齐勇先生2015年8月20日在“《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说：“我们当然不能回到侯外庐、萧萐父先生他们一味绝对化地讲船山反理学、反朱子的路上去，但是我们是不是也不能走到另一端，也即说他只是继承朱子。”这说明，船山反道学的观点并没有成为“铁案”。恰恰相反，随着人们（包括主张启蒙说的人们）对船山与道学关系的看法越来宽容，就为正确认识船山与理学的关系创造了比较宽松的思想环境。

其次，对船山治学路径的认识逐步趋同。细读陈来的《诠释与重建》，他并没有说船山只是继承朱子，而是说“船山对佛老极力诋斥，对陆王严厉批判，对二程、朱子基本肯定，对周子全无异辞，对横渠最为推崇。他认为横渠是接着濂溪讲的，而他自已是接着横渠讲的，这表现出，他的立场是回归横渠濂溪，以重建儒学正统，这也就意味着重建道学正统。”这一点与船山“希张横渠之正学”的说法是一致的，而主张启蒙说的人士也从来没有否认船山推崇横渠，只不过对其推崇程度有不同理解。例如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所著的《宋明理学史》第二章说：“从形式看，王夫之哲学表现为对张载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而从其实质看，则已越出了理学思想的樊篱。”萧萐父和许苏民在《王夫之评传》中则说：“王夫之哲学通过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双向扬弃，而在更高层面上复归到张载，完成了哲学矛盾运动的大螺旋。”李明友、李锋在《宋明道学视角下的王船山研究——读陈来先生〈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一文中指出：“陈来先生就是从思想的传承上，以道学体系作为其参照的体系，来审视、考察船山学说的继承和创新，这种回归儒学传统的研究，能够更好地把握作为一个‘儒士’的船山的思想，还原其作为一个儒学大家（道学继承者）的本面。”而这位儒学大家是以推崇横渠为最高宗旨。正是在推崇横渠这一点上，“儒学正统的重建”说与“启蒙说”之间的认识逐步趋同。

第三，当代大陆新儒家的出现为“重建说”与“启蒙说”趋同提供了载体。一方面，当代新儒家号称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这一点和《诠释与重建》作者的思路是相通的。另一方面，启蒙者强调“理性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凡是有违理性的，都应予打倒”，而现代新儒家的代表牟宗三说：“凡是愿意以平正的心怀，承认人类理性的价值，以抵抗一切非理性的东西，他就是儒家，就是新儒家。”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学者既是船山启蒙思想的坚定支持者，又是当代大陆新儒家的著名代表。

*作者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船山学社社长。凤凰网国学经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