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权与士人的互动 怎样造就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顶峰？

引言：

当我们提起清代的学术，总会想起教科书上对于清代文化刻板的描写，认为文字狱下的清代学术特别死板。但清代学术除了满族统治者的作用，还有士人自身的反作用。随烂柯人君一起来了解下其中的关系吧！

一、文化环境：满族统治者的文化压制

公元1644年3月19日，大明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中轰然倒塌，闯王李自成入据北京。但仅仅40余天后，闯王领导下的大顺军就匆匆离去，胜利果实被满洲贵族攫取。满族建立的大清王朝，受到汉族士人的强烈抵制。满清刚入关之际，对于反对者的态度，一般是直接用武力解决。随着战事推进，南明朝廷被扫荡殆尽，而仰慕汉文化的康熙帝也开始亲政。清王朝的文化建设也渐渐被提上日程。

（话剧：崇祯自尽）

清王朝的文化政策，必然会成为其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由于中国士人传统的“夷夏之防”民族观念，对于来自满族的统治者，存在很大的不满甚至仇视。很多士人对于故国怀有强烈的怀念，认为汉族亡明政权才是正统，并且以遗民旧臣自居。这对于清王朝统治而言，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因素，所以清政府一直努力扼杀这种文化领域的不良苗头。早在顺治十六年，清廷就开始了焚书的恶劣先例。当年11月，清廷下令将民间所藏的《四书辨》、《大全辨》全部焚烧，因为这些书与清统治者推崇的朱子学观点不一致。

顺治剧照（邓超，《少年天子》）

康熙初叶，四大臣执政期间就制造了清朝历史上第一次文字狱，那就是庄廷陇明史案。自古以来，中国读书人就有一种修史的自觉，以效仿司马迁、班固。尤其在明清易代之际，为故国修史成为许多士人心中的理想，来寄托自己对故国的情思。庄廷陇是浙江湖州人，家境十分富裕，他在明朝时曾入选国子监，但因病双目失明。古有左丘明“双目失明，厥有国语”，因此他也立志修史。明末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曾作《明史》，但因明清易代及家道中落，此书来不及刊刻。庄廷陇便买来此书手稿，并请很多文人进行润色和校订。明清时期，富人请文人编书、校书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何况校订刊刻的是《明史》，既能得名又能得利，所以很多文人参与到此书的修订中来。

（陈道明 饰 康熙）

庄廷陇的《明史》，站在明末遗民的角度来叙述历史：称努尔哈赤为明臣，并直书其名；在顺治入关以前一概使用明朝年号；对于南明政权持肯定态度，并大书特书；对于抗击满洲的明朝将领予以歌颂，降清的将领则大加贬斥。庄廷陇的仇家向当地官府举报了这部书，官府不敢擅自处理，层层上报到朝廷。执政的满族贵族严肃处理了这件事情。已逝的庄廷陇父子遭开棺戮尸，家人男性十五岁以上均斩杀，女性均发配给披甲人为奴。参与此书编订的数百人也受到牵连，甚至刻工、纸匠、卖书人等都无一幸免。时任浙江按察史的法若真事后称“庄史株连至七百家”，可见此案之惨烈。此案在整个社会激起了一场大风波。此外，陆生楠著《通鉴论》，推崇汉初的无为而治，便因以古讽今、对当朝统治不满的的罪名而惨遭杀戮。中国古代的士子自古就有关注历史的传统，但是接连的命案发生，稍微不慎就可能家破人亡。所以很多士人们转向了故纸堆中，只进行古代历史的考证，归纳与总结，而不轻易议论，评判。

二、学术自觉：清代士人的顺应时势

中国学术发展到了宋代，理学兴起。理学从儒家经典出发，但理学为了阐发自身的义理，经常凭空发出许多自己的见解。宋元时期禅宗兴起，其核心思想是“顿悟成佛”。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进一步出现强调人“本心”的心学。心学在南宋陆九渊时就已经发端。到了明代，经王阳明进一步阐发，产生了系统化的玄学观点。心学从王阳明到王艮，再到李贽，进一步地反传统，认为个人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强调一种高度的个人自由。心学思想在晚明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心学在哲学造诣上有很高的的成就，但是心学在社会上流行，导致了一种极端现象。很多人空讲心性，而忽略现实的工作事务。当时社会上已经有很多人指责这种现象，称其为“清谈误国”。

（王阳明故居）

明亡后，很多士人开始反思明缘何灭亡。在学术上的反思，则纷纷归罪于心学泛滥，学风空疏。明末清初的士人陆陇感叹道：“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这种思想可以代表大多数清初士人的观念。他们一致认为，明末心学的空虚，导致了士人只关注自己的内心，忽视了中国儒家经典所指导的行为准则。他们道德败坏，毫无礼义廉耻。所以清初出现了一种经世致用的思潮，反对空谈心性，强调实干，学术应当从“空虚”转向“实行”，“学道”应与“事功”相结合。清初思想家颜元痛斥宋元明的士人“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他指出士人除了要悟道，还要强调学术的实用性。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些士人积极投身于反清复明的事业中，如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都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同时，选择与清廷合作的士人也做了积极的努力。一方面，他们有一种保存儒家学说的迫切感和强大动力，致力于通过“正学术”来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的关键就是儒家的经学，他们给予经学很大的关注。他们认为儒家经典在宋、明时期，由于学者空谈义理，已经脱离了其最初的本真。所以他们推崇汉儒治学的思路，注重阐发儒家经典的本意。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钱谦益在明为高官，投清后又后悔。他曾感叹道：“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因此在清初大儒的倡导下，考据经典得此而盛行，影响了清代学术的风气，最有学问的士人往往将考据儒家经典作为其终生追求。

（四库馆臣 纪晓岚）

另一方面，他们注重让新入关的外族统治者接受传统的汉族文化，将其儒家化，以实现文化上“用夏变夷”。因此，在顺治、康熙朝，朝廷中极力提倡恢复经筵。经筵是传统汉族帝王接受儒家教育的日常典礼，提倡经筵体现着汉族士人致力于实现儒家“道统”向皇帝“治统”的渗透，对满族统治者在学术上进行引导、规范和塑造。同时，本居于东北一隅的满族统治者接手庞大的中华帝国，也得改变思路来寻找合适的统治方式，他们响应儒家士人的要求，提倡儒学、尊孔尊朱、表彰经学。尤其在康熙朝，开博学鸿词科，征兆一些鸿儒士人到朝廷做官。而且，清朝统治者也兴办大规模的学术工程，号召有文化的江南士子为朝廷服务，整合士林，《明史》、四库全书就是这样的浩大学术工程。在这种双向的互动下，正统的儒家学术得到朝廷的支持，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文史君说：

当我们提起清代学术时，总是会给他扣一顶文字狱禁锢思想、清代学者沉迷于无用考据学的大帽子。但任何历史事件之间都不是单向的作用，历史因素之间都会有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历史的发展。满族入关后，在文化上采取高压政策，兴起一桩桩文字狱。在这种情况下，清代学术受政策影响有很大的转向。但是，清代学术也是清代学者集体反思的结果，是面对现实做出的抉择。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带有极强的自觉性。而且不可忽视的是，清代学者虽然沉迷考据，但是他们的确做出了特别扎实的学问，清儒在文史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时至今日，仍是一座我们无法超越的高峰。

参考文献：

陈祖武：《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刘仲华：《明清易代进程中的学术反思与统合》，《北京史学论丛》，2017年。

杨林：《试析庄氏史案对清初私家修史的影响》，《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

（作者：浩然文史·烂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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