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六百年｜首个“苏轼特展”，会呈现哪些东坡名迹

[原标题：故宫六百年｜首个“苏轼特展”，会呈现哪些东坡名迹]

苏东坡是中国文化史与书画史的巨人之一，其文、诗、词、书、画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化的代表之一。澎湃新闻从2019年12月30日的“纪念紫禁城建成600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0年九、十月份北京故宫博物院将集中举办一系列题材主题展览，其中，“千古风流人物——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尤其受到文化界关注，这或许是历史上首次举办的苏轼书画特展，目前两岸故宫收藏了30多幅苏东坡的书法真迹，也有部分画作（多存争议）。与过去北京故宫大展极少外借展品不同的是，对这一特展，故宫方面昨天对澎湃新闻表示有计划外借部分苏轼书画。

不过，由于特殊原因，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苏轼著名《寒食帖》或不能到北京参展。

苏轼像（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是中国历史上一流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的散文汪洋恣肆，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清新晓畅，词作则开豪放派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他擅长行书、楷书，用笔丰腴跌宕，自出新意，与蔡襄、黄庭坚和米芾并称“宋四家”。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的弟子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苏轼还以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苏轼擅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夫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潇湘竹石图卷》等。对于去年在香港拍卖的从日本回流的《木石图》，这一画作是否苏轼真迹在书画界仍存在着巨大争议。

据相关资料介绍，两岸故宫收藏有30多件苏轼书法真迹，同时也收藏有多幅苏轼画作，不过其画作几乎都存在争议。苏轼书法早年学“二王”，中年以后学颜真卿、杨凝式，晚年又学李北海，又广泛涉猎晋唐其他书家，形成深厚朴茂的风格。他的书法，用笔多取侧势，结体扁平稍肥。这与他握笔的姿势也很有关系，苏轼执笔为“侧卧笔”，即毛笔侧卧于虎口之间，类似于现在握钢笔的姿势，故其字右斜，扁肥。晚年代表作有行书《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此二赋以古雅胜，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其最晚的墨迹当是《与谢民师论文帖》（1100年）。故宫博物院收藏有苏轼行书《治平帖卷》、《书林和靖处士诗后》等。

以下为澎湃新闻整理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书法及大陆主要博物馆收藏苏轼墨迹：

苏轼行书治平帖卷，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治平帖》是苏轼书写的信札，内容主要是委托乡僧照管坟茔之事。根据帖后赵孟頫、文徵明、王穉登三人之跋可知，此帖当是苏轼于北宋熙宁年间在京师时所作，时年约30余岁。该帖笔法精细，字体遒媚，与苏轼早年书法特征吻合，正如赵孟頫所称“字划风流韵胜”，并誉之为“世间墨宝”。本卷引首有明人所画苏轼像及释东皋妙声所书《东坡先生像赞》。鉴藏印有“商丘宋荦审定真迹”、“吴江张荃德载图书”二方。 《平生壮观》卷二、《装余偶记》卷二、《盛京书画录》第二册著录。

《治平帖》前的东坡先生像（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苏轼《治平帖》（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赵孟頫跋此帖时為二，想后散失。此 一纸元末為吴僧九皋所藏。“ 九皋尝住石 湖治平寺，以此帖亦有‘冶平’二字遂留 寺中，且刻石以传。”帖中“治平”乃东 坡家乡眉山县的僧寺。受信人史院主、徐 大师乃二乡僧。文中程六，乃东坡母程氏 之姪程之元。东坡信中拜託二乡僧照看坟 塋，还流露归乡之意 “非久求蜀中一郡 归去 。”

文徵明评此帖不如晚崴之“特劲健浑融”，赵孟頫也认為“字画风流韵胜”， 堪为的评。

释文： 軾啟。久别思念不忘。远想体 出佳胜，法眷各无恙。佛阁必已成就，焚 修不易，敷年念经度得几人。徒弟应师仍 在思濛住院，如何，略望示及。石头桥、 堋头两处坟塋，必烦照管。程六小心否？ 惟频与提举，是要。非久求蜀中一郡归 去，相见未间，惟保爱之。不宣。軾手启 士冶平史院主、徐大师二大士侍者。八月 十八口。

苏轼《新岁展庆帖》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书于1081年（元丰四年）纸本，行书，前帖纵30.2cm，横48.8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新岁展庆帖》与《人来得书帖》二帖合装为一卷。卷后有董其昌跋。鉴藏印有“御府书印”、“御府宝绘”、项元汴诸印、安岐诸印等。

此二帖均是苏轼写给陈慥（季常）的书札，《新岁展庆帖》是相约陈慥与公择（李常）同于上元时在黄州相会之事；《人来得书帖》是为陈慥的哥哥伯诚之死而慰问陈慥所作。

《东坡集》卷五十《岐亭五首序》中记载了苏轼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五月贬谪黄州时与陈慥相见之事。并有“明年复往见之，……凡余在黄四年，三往见季常，而季常七来见余……”在《东坡集》中共有苏轼写给陈慥的十六封书札，“俱在黄州时作”。《新岁展庆帖》中所写时间（上元）与《岐亭五首序》中所记“明年复往见之”的时间与事由一致，而宋傅藻《东坡记年表》中记载，东坡于“元丰四年辛酉在黄州，正月二十日往岐亭”。由以上记载可推知，该《新岁展庆帖》应作于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春季，苏轼时年44岁。该帖在徐邦达先生的《古书画过眼要录》中有详细的考证。

苏轼在黄州时与陈慥书信往来频繁，在与他人之信中亦常提及陈慥，可知二人友谊深厚。

《新岁展庆》、《人来得书》二帖下笔自然流畅，劲媚秀逸，笔笔交代分明，精心用意。虽为书札，却写得非常精致，字的入笔、收笔、牵连交代分明，是苏轼由早年书步入中年书的佳作。《墨缘汇观》、《大观录》著录。

释文：

轼启：新岁未获展庆，祝颂无穷，稍晴起居何如？数日起造必有涯，何日果可入城。昨日得公择书，过上元乃行，计月末间到此，公亦以此时来，如何？窃计上元起造，尚未毕工。轼亦自不出，无缘奉陪夜游也。沙枋画笼，旦夕附陈隆船去次，今先附扶劣膏去。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此字旁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也。乞蹔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余寒更乞保重，冗中恕不谨，轼再拜。季常先生文阁下。正月二日。 　　另纸行书：子由亦曾言（此字旁注），方子明者，他亦不甚怪也。得非柳中舍已到家言之乎，未及奉慰疏，且告伸意，伸意。柳丈昨得书，人还即奉谢次。知壁画已坏了，不须怏怅。但顿着润笔新屋下，不愁无好画也。

苏轼《书林逋诗后》

纵32cm 约元祐四至六年（1089-1091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题王诜诗帖》（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纸本行书 29.9×25.7cm 元祐元年（1086年）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释文： 晋卿为仆所累，仆既谪齐安，晋卿亦贬武当。饥寒穷困，本书生常分，仆处之不戚戚。固宜。独怪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患，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此孔子所谓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耶。元祐元年九月八日苏轼书。

苏轼《题王诜诗帖》，又名《王晋卿帖》，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年49岁时作。本帖有卞永誉等藏印四方，左右各有“式古堂”等半印六方。

该帖是苏轼为王诜自书诗所作的题跋，记述了王诜因受其累而贬至武当，然仍醉心于诗词，有世外之乐。此跋在《东坡集》卷六五有记载。《东坡集》卷一三中还有苏轼另一跋“和王晋卿诗、并叙”的记载：“元丰二年，予得罪贬黄州，而驸马都尉王诜亦坐类远谪，不相闻者七年。予既召用，而诜亦还朝，相见殿门之外，感叹之余，做诗相属。词虽不慎工，然托物悲慨厄穷而不怨，泰而不骄，怜其贵公子有志如此，故和其韵。”以上两段跋文再结合《宋史》卷二四八《公主传》中的史料，证明了王诜的贬官一方面是受苏轼的牵连，另一方面是因为得罪了他的妻子魏国大长公主。

该帖笔丰墨满，结体长短交错，纵横抑挫，富有动感。虽是叙事而兼有议论，充满感情色彩，是为知己而作。

苏轼《人来得书帖》（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北宋苏轼书。纸本，纵29.5厘米，横45.1厘米。正文行书十六行，共192字，款署“轼再拜”，但未署发信年月。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人来得书帖》是在季常之兄伯诚死后苏轼写给季常的慰问信，故有‘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之句。帖上钤有“吴土谔”、“御府宝绘、“仪周赏”等。帖后有董其昌跋:“东坡真迹，余所见无虑数十卷，皆宋人双勾廓填。坡书本浓，既经填墨，盖不免墨猪之论，唯此二帖(新岁、人来)则杜老所谓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也。”

此帖曾经明项元汴，清安岐等递藏，后入清内府。安岐将此帖与《岁新展庆帖》合成一帖，并称坡公杰作。《人来得书帖》凝重，笔法流畅，为书牍杰作。

释文：

轼启：人来得书。不意伯诚遽至于此，爱愕不已。宏才令德，百未一报，而止于是耶。季常笃于兄弟，而于伯诚尤相知照。想闻之无复生意，若不上念门户付嘱之重，下思三子皆不成立，任情所至，不自知返，则朋友之忧盖未可量。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以就远业。轼蒙交照之厚，故吐不讳之言，必深察也。本欲便往面慰，又恐悲哀中反更挠乱，进退不惶，惟万万宽怀，毋忽鄙言也。不一一。轼再拜。

另纸行书：知廿九日举挂，不能一哭其灵，愧负千万，千万。洒一担，告为一酹之。苦痛,苦痛。

苏轼《春中帖》页

纸本行书 28.2×43.1cm 约1092年（元祐七年）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释文：

轼启。春中□□□□达，久不闻□渴仰增积。比日履兹馀□尊候何似，眷聚各无恙。轼蒙庇如昨。二哥□，春□□□有书问往还，甚安也。子由不住得书，甚健。会合何时，惟祝倍万保啬，不宣。轼再拜。德孺运使金部老弟左右。七月廿六日。 本帖鉴藏印有“奎章阁鉴书博士”、“柯氏清玩”、“柯九思鉴□真迹”、“江恂”、“王禹卿氏”。

此帖是苏轼写给范纯粹（德孺）的信札。范纯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第四子。宋神宗元丰年间，共有五路军团出兵讨伐西夏，其中包括由高遵裕率领的环庆军和由刘昌祚率领的泾原军。《宋史》卷三一四《范纯粹本传》记载，北宋元丰末年，范纯粹因调和讨伐西夏的遵裕、昌祚两路军的矛盾有功，神宗将他由陕西转运判官进为转运副使，这与帖中德孺之官衔“运使金部”是一致的。据此可知，此信札的书写时间应为元丰末年，即元丰七八年间（1084—1085年），苏轼年约50岁左右。帖中“二哥”是指范纯仁（范仲淹次子）。

此帖笔法自然流畅，寓巧于拙，仪态淳古，有浑厚凝重之韵致。虽有缺字、残损，仍不失为苏轼中年时期的上乘作品。

以下为国内其他博物馆收藏的苏轼名迹

北宋 苏轼（1037-1101）行书答谢民师帖卷

上海博物馆收藏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此卷是苏轼写给友人谢民师的一封信，谈他对文学遣词达意的见解。现存墨迹已阙文章篇首部分三十三行，三百六十字。帖首遗失十数行，因后人用残字补缀，所以文意略有不通。据此文中称“自还海北”，以及“今日已至峡山寺”，可考此卷书于元符三年（1100）冬十一月五日，苏轼从岭南北归，途经广东清远峡山寺时所书。谢举廉，字民师，为苏轼友人。此文载于《东坡集》中，书法则属苏轼最晚年作品之一，笔法老劲、苍茫真率。正如黄庭坚所评：“东坡先生晚年书尤豪壮，挟海上风涛之气，尤非他人所到也。”作为苏轼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此卷修养多年，这次在书法馆常规展中重归公众视野。

苏轼楷书珍品 《祭黄几道文》卷 上海博物馆收藏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黄好谦，字几道，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六月以著作佐郎登上仕途，之后历任太常丞权监察御史等职务，元丰八年（1085）八月，以朝散郎为驾部郎中，元祐二年，被任命为颍州知州，还没有到任，就在这年的四五月间去世了。由于他去世前最后的职务是颍州知州，所以又被称为黄颍州。

宋人楼钥著有《攻愧集》，卷七十三中有一篇《跋黄氏所藏东坡山谷二张帖》这样写道：“东坡与黄颍州父子厚善，尝书颍州之父子思诗集之后。又龙图二女为少公二子适、逊之妇。观此祭颍州之文与龙图、直阁二公书问，情好可知。”文中所说的黄颍州指的就是黄好谦，龙图则是黄好谦的儿子黄寔。根据《苏轼诗集合注》卷三十六《送黄师是赴两浙宪》的施注（宋人施元之、施宿父子注），“黄寔，神宗时登进士第，历枢属……师是为章子厚之甥，子由官陈，由是二女皆为子由妇……终宝文阁待制，知定州，赠龙图阁直学士。”关于黄、苏两家儿女亲家的关系，清代学者王士祯的《香祖笔记》里也有记载：“黄师是是章惇之甥，以二女妻颍滨（苏辙号颍滨遗老）之子适、远。”综合上述材料可知，苏轼、苏辙和黄几道是同一年中举的进士，而黄几道的儿子黄寔则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苏辙的两个儿子，可见两家的关系相当亲厚，也正因为这样，黄几道去世之后，苏氏兄弟共同为这位同年好友写了祭文。

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过文渊阁《四库全书》，其中收有一种元代袁桷所作的《清容居士集》，第四十七卷的《跋苏文忠与黄师是尺牍》有如下记载：“黄师是寔，先浦城人。其父颖州府君好谦，与二苏公为同年进士，师是遂与苏公家通姻谱……桷尝闻长老言，其家所藏二苏公帖凡数十纸，五世泽衰，皆散落殆尽。此帖盖遭母章硕人之丧，文忠所慰唁者。旧亦尝见石本，今获真迹，为之深有感焉。”可惜的是，经多年世事变迁，黄氏家族所藏的二苏手迹，如今留存于世的就只剩下这幅《祭黄几道文》卷子了。

苏轼《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吉林省博物馆藏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苏轼《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书法作于1094年，苏轼时年59岁，同年章惇出任丞相，将苏轼先贬英州，后改惠州，在前往惠州的途中，遇大雨滞留于襄邑（今河南省睢县）而书此二赋，前后总计684字，为苏轼传世墨迹中字数最多者。该卷曾于去年12月上海博物馆的“董其昌大展”上亮相10余天。“洞庭春色”和“中山松醪”均为酒名。作者藉此抒发他因仕途坎坷而郁结在心中的不平：“曾日饮之几何，觉天刑之可逃。”文章豪放畅达，想象丰富：书法沉雄劲健，一气呵成，珠联璧合，堪称双绝。

被后人尊为“天下第三大行书”的《黄州寒食帖》，是苏轼47岁时的作品，与“二赋”墨迹相比，《黄州寒食帖》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一种愤懑不平之气充溢于字里行间，从开头“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的平和，到后面“破灶烧湿苇，死灰吹不起”的无奈又无助的凄凉，而“二赋”，通篇不激不厉，字形章法也没有《黄州寒食帖》的对比强烈，展现出的是一种悠然自得，不愠不火，“遂从此而入海，渺翻天之云涛。”一种道家看破红尘，参透生死的超脱，很难相信这种恬淡的心境，出自于一位贬谪途中的“犯人”之手。

该卷拖尾有元人张孔孙。明人黄蒙、李东阳、王世懋、王世贞、张孝思等题跋，以及乾隆的题跋和题诗。乾隆时入清内府。溥仪出宫时将此卷携出，藏于长春伪宫。1945年伪满洲国覆亡，此件国宝下落不明。吉林省博物馆为此寻访了三十多年。1982年12月终于在一位中学教师家里找到了它，使这件珍宝重新得到了国家的保护。

苏轼《跋王晋卿藏挑耳图帖》帖

又名《王齐翰勘书图跋》。南京大学历史系文物室藏（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帖中所云《挑耳图》即原装帧、有宋徽宗题写“王齐翰妙笔”的《勘书图》。图中，相对三扇大屏风右侧，有二呙士，束发长髯，身着白衣，敞开衣襟，裸脚倚在凳子旁，作剔耳状。画幅上钤有李煜的“建业文房之印”、宋哲宗的“睿思东阁”印。在苏轼此跋的前后还有苏辙和王说(晋卿)的两跋，同时还有宋、金人诸跋。此圆在明代有三十多处着录，但《宣和画谱》却无记载。南京大学藏本画得不太高明，且与苏辙题跋之“羽衣大夫，据床剔耳”不合。此阅大约乃摹拟之作，是截取真迹之题跋附于伪画之上的。帖中云此圃乃王定国(巩)所藏，且是从王晋卿(说)那里得到的，于是，东坡在题跋中记载了一件有关王晋卿的逸事。这则逸事亦是一篇很好的杂文，收入东坡本集，并为同时代人、东坡的好友赵令时收入《侯鲭录》。

王晋卿事见本卷《题工晋卿诗后》说明。王定国即王巩，《宋史》乇素本传：巩乃王素长子，“有隽才，长于诗，从苏轼游。轼守徐州，巩往访之，与客游泅水，登魑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轼得罪，巩亦窜宾州。数岁得还，豪气不少挫。后历宗正丞，以跌荡傲世，每除官，辄为言者所议，故终不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