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中国人崇拜的龙就是鳄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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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中国人崇拜的龙就是鳄鱼吗?

2020年01月19日 09:01:25
来源:澎湃新闻网

原标题——维舟:中国人崇拜的龙就是鳄鱼吗?

龙一向是中国的象征,“中国龙”的说法深入人心,可谓家喻户晓。可“龙”究竟是一种什么生物,在自然界中却又找不到对应物,这可算是让“龙的传人”最感困惑而尴尬的事情之一。关于龙的原型,历来争论不休,迄今没有定论。

近代以来对此影响最大的是“古史辨”派,认为“龙”是由多种动物形象叠加而成的图腾符号。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通行说法认为它“是以蛇为主体演变而来,并改造鳄、龟之短小身形为蛇状蟠曲腾跃,但龙的头、四足、背棘仍不失鳄、龟(同为鳞介类)的本相”。《中国古代动物学史》主张“原型动物为鼍(Alligator)”,也即扬子鳄,何新《龙:神话与真相》洋洋洒洒论证龙“就是古人眼中鳄类、蝾螈类以及蜥蜴类动物的共名”。郭静云则认为鳄鼍并无飞天能力,与中国的神龙崇拜相左,主张“龙”的本源是昆虫。另一派学者则否认龙是真实存在过的动物,如民俗学家施爱东在《中国龙的发明》中,认为上古的“龙”是一个集合名词,只能在神话学意义上得到理解,甚至也不能算是图腾。马小星《龙:一种未明的动物》则在旁征博引之后得出一个谨慎结论:“龙”在上古很可能确实是存在过的古老生物,但早已灭绝,成了一种“未明的生物”。

这各家的观点,分开来看,似乎都颇能自洽,言之成理,但合起来则显然矛盾重重。真如当年陈寅恪所言,由于古人“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因而如果不能代入古人“同一境界”的话,“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当然,这一点极难做到,但如果不理解古人的神话思维,恐怕是无法窥见真相的。

通观文献不难发现,在上古时人们还常常言之凿凿地记录见龙、御龙、豢龙,但到中古时代,这样的记载就越来越稀少。这当然可能是这种动物濒危了(如果现实中真有的话),也可能是人们逐渐趋于理性,因而不再把神话生物当现实了,但不论如何,龙在中国文化中的形象仍然无处不在,人们对此是有具体感知的。

晚至唐宋时代,人们在旱季时还常以蜥蜴求雨。唐代有无名氏作《蜥蜴求雨歌》:“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雨若滂沱,放汝归去。”《全唐诗》注:“唐时求雨法,以土实巨瓮,作木蜥蜴。小童操青竹,表青衣以舞歌云云。”这样的仪式在民间延续至宋代,苏轼作《蝎虎》诗讥讽这样向泥偶祈求:“今年岁旱号蜥蜴,狂走儿童闹歌舞。能衔渠水作冰雹,便向蛟龙觅云雨。守宫努力搏苍蝇,明年岁旱当求汝”,意谓如果这能求雨,那外形相似的壁虎岂不也可用以求神致雨?但反过来说,这恰恰可以印证在民间巫术的观念中,蜥蜴是与龙形状相似的同类,符合“相似律”的原则——一如《金枝》所界定的,即“把彼此相似的东西看成是同一个东西”。事实上,李时珍《本草纲目》注引诸多文献发现,包括蜥蜴、猪婆龙(扬子鳄)、壁虎等一系列动物都因类似的外形并可祈雨而被称为“石龙子”,他将之与鲮鲤(穿山甲)、蛤蚧(蟾蜍)同列为龙类九种之一;而扬子鳄至今在皖南南陵、宁国方言中仍被称为“土龙”,说明鳄鱼是可以称“龙”的。

在中古时代,鳄鱼还有一个乍看十分令人费解的称呼:忽律,也作“忽雷”、“骨雷”。《太平广记》卷四六四“骨雷”条引唐人郑常著《洽闻录》:“扶南国出鳄鱼,大者二三丈,四足,似守宫状。常生吞人,扶南王令人捕此鱼,置于堑中,以罪人投之。若合死,鳄鱼乃食之;无罪者,嗅而不食。鳄鱼别号忽雷,熊能制之。握其嘴至岸,裂擘食之。一名骨雷,秋化为虎,三爪,出南海思雷二州,临海英潘村多有之。”这里值得注意的有几点:一是其状类似壁虎(“似守宫状”),二是能变化(“秋化为虎”),三是具有神性,被用以作为神判。

当时有不少勇武之人,被冠以“忽雷”之名。文献可考最早的是唐代开国名将张士贵(586-657),虢州卢氏县人,《旧唐书》卷八三本传称他“本名忽峍,善骑射,膂力过人。大业末,聚众为盗,攻剽城邑,远近患之,号为‘忽峍贼’”。唐代桂阳人欧阳绍因在雷州勇斗大蛇,而获得“忽雷”名号,被称为“欧阳忽雷”;五代时前蜀王建麾下亲骑军有勇士名“樊忽雷”。《水浒传》里负责在梁山泊外面开酒店,打探情报的头领朱贵,绰号“旱地忽律”,即指他一如鳄鱼上岸,在水泊外面警惕守卫,兼顾水陆而又勇悍警惕。

隋唐英雄秦琼(?-638)的坐骑名为“忽雷驳”(后世小说中或改为“呼雷豹”),他与张士贵是同时代人,忽雷/忽峍一词可想当时在北方广为人知。罗新近年在考订唐初骏马名号时,也注意到欧阳忽雷、樊忽雷这两例,推断“忽雷”之名“既可能源于北语(突厥语),也可能源于华南土著语言。如果是来自北方,那很可能是突厥常见名号küli/ külüg(阙/阙律/屈利)。驳是杂色马(毛色不纯)。当然,秦琼这匹忽雷驳未必是突厥马,或者这个马名未必是直接或间接从突厥而来。”不仅如此,唐代有琵琶之名也作“忽雷”,《太平御览》卷五八三乐部二一琵琶门引《乐府杂录》:“唐文宗朝,女弟子郑中丞善于胡琴,内库有两面琵琶,号大忽雷,郑常弹小忽雷。”罗新认为,这是个外来词:“忽雷一词进入汉语既早又深”,忽雷、骨雷、忽律等写法则只是不同的“汉语音写形式”。

罗新此文发表不久,陈恳已撰文指出,将“忽雷”比对为突厥贵族名号是站不住脚的,“除了对音上的粗略近似之外”全无任何证据,而“其中列举的几个涉及唐代‘忽雷’一名流行的例子多与南方地域相关联,这正好与鳄鱼是南方动物相契合,那么作为鳄鱼别号的、显然是外来语音译词的‘忽雷’一名来自北方塞外的突厥语就显得不太合常理。”在此,他也以为“忽雷”并非汉语,但在质疑时却遗漏了一点:如果“忽雷”源于突厥语名号,那么这和琵琶之名又有何关系?

更关键的问题是,在汉语相邻的各族语言中找不出有将鳄鱼称作“忽雷”的。那么中国人为何要将鳄鱼称作“忽雷”呢?这恐怕不是通俗望文生义所以为的是因“忽忽有雷声”(这无法解释为何也写成“骨雷”和“忽律”),而极有可能是对“夔”(上古音*grul)的缓读——“骨”是古忽切,与“忽”很相近,而“雷”*rul与“律”*rud的区别只是后者作为入声,发音促化。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忽懔国可还原为Khulm,而汉译为“勃律”的葱岭古国在藏语文献中作sBrul-zhags,可见唐代“忽律”一词的读音,与“夔”字最初的复辅音声母形态仍可以完美比对上。

这种语言现象在汉语中并不少见。先秦所说的“瓠”*ɡʷlaː,到中古以后改称“葫芦”*ɡaː* raː;今俗称“小猫头鹰”的“鸺鹠”,上古音* qʰu*m·rus,很可能来自“鸮”*ɦraw的分音。宋代江南农谚中,将“雷”称作“孛辘”,语言学家张永言将其还原为b’luk,推断与藏语的“雷”’brug相吻合。历史语言学中常引的另一个著名例子是汉语“笔”*prud,其缓读式是“不律”p-rud,《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郭璞注:“蜀人呼笔为不律也,语之变转。”它还有一个形式作ɦprud,变rud又变楚语lud,《说文解字》写作“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将“夔”读成“忽律/忽雷/骨雷”恰相类似,这可能是方言中的残余,也或许是对神圣事物禁忌而产生的讳称,但类似的分音词迄今在晋方言、福州方言中均十分常见,通常是在声母后插入一个弱化韵母,在韵母前插入边音、流音,形成两个音节,如元曲名作《哨遍·高祖还乡》中将“环”写作“胡阑”,“圈”则作“曲连”。晋语中至今以“忽栾”(圜)指“一块、一片”。

“忽雷”一词的诸多异写也可以由此理解,因为这本身就是音节拆分所致,可以有不同写法。这一点完全可以在汉语言学中得到解释,与外来语毫无关系。不过,它用作勇士之名,倒是与突厥人的一个习惯相似: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指出,tuŋa(统阿)一词原指“豹子等一类动物,它是象的天敌。该词的主要含义如此。但是在突厥人中,该词原有含义虽然已经消失,但仍作为人名保留着。该词多用在人的绰号里。”事实上,汉语人名中“夔”也不少见。

夔是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神兽,被视为龙的同类(所谓“夔龙”),夔龙纹可说是青铜器上最常见到的母题。据《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同书《海内东经》又载:“雷泽中有雷神,龙首而人头,鼓其腹。”神话学家钟宗宪在系统梳理中国雷神形象的嬗变时,曾说《山海经》是“最早提及雷神或雷兽的典籍”,并进而推断:龙的出现必随云雨,雷电大作,“这是否就是古人关于‘龙’或‘雷’的原始图画?当然这样的猜测不一定准确,但是从传说中对龙的认知,以及雷神的龙身形貌来看,仍不得不说两者有太多的共通点。”

如果“忽雷”即夔龙,那么它被用以命名乐器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舜帝命夔典乐,雅乐一贯即被称为“夔乐”,这是广为人知的典故。所谓“忽雷琵琶”(据《文献通考》)即胡琴,在西南一带也被称为“龙首琵琶”,这或许正是因为它饰有夔龙纹或被视为大雅之乐。不仅如此,鳄鱼的另一古称“鼍龙”也是鼓乐之神。据陆佃《埤雅》“鼍”条:“今㹠将风则踊,鼍欲雨则鸣,故里俗以㹠谶风,以鼍谶雨。……旧云鼍性嗜睡,目睛常闭,能吐雾致雨,力亦酋健,善颓坎岸。”此处所描写的嗜睡、力大、毁岸等特质与扬子鳄极为相近,《续博物志》也指出“鼍”一名土龙,正与扬子鳄现在的土名相同。上古有鼍鼓(以鼍皮制成的鼓),击打时有如鼍鸣,《诗经·大雅·灵台》:“鼍鼓逄逄,矇瞍奏功。”“矇瞍”在先秦时兼巫师与乐师于一身,极受尊敬。当然,鼍鼓、夔鼓原是打击乐器(对应南方的铜鼓文化),而胡琴则是弹拨乐器(对应东方的弦乐器和凤鸟崇拜),但在古人看来两者相通——《诗经》中常有“鼓瑟鼓琴”这类语句,“鼓”这个击打的动作被用作指弹拨演奏,一如文人作画落款时作某某“写”而非“画”。

这些细节可以证实:在唐宋时的人们看来,鳄鱼确属龙类。缅语“鳄鱼”me-kjong<klong也接近于古汉语的“龙”。语言学家郑张尚芳曾指出,汉藏语本出同源,但藏语发展慢,保留很多汉语在发展中已经丢失的信息,“因此许多古汉语的谜团往往要通过藏语来解开”。他在《龙字古音》一文中认为:从“龙”藏文声母ɦbr-判断,可推断汉语原来可能也是复辅音声母,“龙”的上古音很可能读ɦbrong;并进而指出一个演变规律:带ɦ头的,将浊化声干使之弱化消失。有意思的是,伯希和发现,汉文“龙”字,“突厥语译音作lüi或lu,而西藏文亦作klu(k字不发音)”;而“龙”在日语中没有后鼻音ng,读りゅう(ryuu,一如“中国”之“中”读tyuu),这变得和“夔”读“忽律”的第二个音节颇为相似。很可能“龙”和“夔”是被人遗忘的同源词。

“忽雷/忽律”,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汉语中另一系列词:囫囵、葫芦、混沌、昆仑、糊涂、鹘突、骨碌、轱辘、辘轳、樚櫖;还有一组象声词:胡卢、呼噜、咕噜、咕咚、轰隆,发声器官“喉咙”,在吴语方言中也作“胡咙”。甚至还能倒过来:“胡咙”可作“咙胡”(“请为诸君鼓咙胡”),“胡卢”与“卢胡”则同表喉间笑声。“喽啰”既则指喧嚣,又指为人伶俐。清代经学家程瑶田的训诂学名著《果臝转语记》论证,汉语中有一个发音近似的庞大词族,其初均指圆形的东西。不过,他当时尚未意识到上古汉语有复辅音,从忽雷、夔、雷、龙这些字词的最初发音来看,似都指向一种模糊不定、圆滚滚、连排成串的状态,又或是沉闷、空洞又含混的声音。如果听过扬子鳄的鸣声,就不难发现它正是如此,而雷声也有同样的特征。也许这就是雷神“夔”和“龙”得名的真正原因。

如果鳄鱼被称为“龙”,还可以解开另一个谜团,那就是:现有的考古发现和文物均可证明上古时中国人对鳄类很熟悉,扬子鳄曾广泛分布于华北各地,张光直认为史前山东地区河流、湖泊、沼泽多,温暖湿润,扬子鳄在各地遗址中均可见到;但看起来很矛盾的是,如今汉字中的“鳄”字,却是魏晋时才引入的外来词,那么在此之前,中国人怎么称呼鳄鱼呢?

先秦无“鳄”字,直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也只有“左虫右屰”字,解释为:“似蜥易,长一丈,水潜,吞人即浮,出日南。从虫屰声。吾各切。”当代权威字典《辞源》中,“鳄”的最早出处只能征引西晋左思(约250-305)的《吴都赋》;而另一字“鱷”甚至出现得更晚,始见于中唐时韩愈(768-824)的《祭鳄文》。这三字均读ngak,语言学家基本一致认为这是外来借词:邢公畹发现布依语、傣语等多种侗台语言中的“龙”均读ngek,认为这其实是汉语“鳄”的同源词,证明“所谓‘龙’就是当时人所见蛇与鳄等爬行动物而被神化者”;郑张尚芳也认为“称‘鳄’是依据东南亚的叫法借的:越南ngak,泰文ngɯak”。

如果“龙”就是鳄鱼,那问题就很简单了:上古时之所以没有“鳄”字,是因为鳄类就被称为“龙”或“夔”。其时声调尚未确立音位,而到东汉末年汉语四声齐备,复辅音声母已简化消失殆尽,于是隋唐时才代之以“忽律”或“忽雷”这样两个汉字来拼读原先的复辅音声母词。无独有偶,汉语用“干栏”这两个汉字来译写侗台语单音节复辅音声母词“房子”,也始于西晋张华,这与“鳄”字进入汉语同时。当时生态环境剧变,鳄类栖息地急剧收缩,罕能目睹,以至于从南方引入外来词“鳄”以称之。

不过,另一派也有自己的语言学证据:王维堤《龙凤文化》中,举证说布依语、门巴语、阿昌语、纳西东部方言,龙、蛇均为同源字。据《山海经·海外南经》:“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这乍看似乎虫、蛇、鱼相通不分,十分令人费解,但语言学家张永言发现,这与现代各支台语对“蛇”的称呼恰好证合(identification):泰语/傣语的ŋu、临高话的ŋja与汉字“鱼”的古音正相符合。郑张尚芳则认为,“虺”(小蛇)的上古音*hŋulɁ也与泰语“蛇”同源。如此推断,侗台语的“蛇”、上古汉语的“鱼”/“虺”很可能与侗台语的“鳄”系出同源,只有收尾音-k的差别。就像古汉语的“祝”本有祈祷、诅咒两义,上古仅尾音-k和-g的区别,后尾音脱落,才演变为“祝”和“咒”这两个同源词。

更有意思的是,藏语“龙”的声母ɦbr-看起来与藏语“虫”ɦbu很接近(试对比书面藏语蛇sbrul<*smrul,古藏缅语声母应是复辅音*sbr-)。甚至英语“蛇”(snake)所源出的原始印欧语词根*sneg-(指“爬行;蠕动的东西”,“to crawl, creeping thing”),如果词根声母之前的咝音成分s-脱落,看起来与“鳄”(ngek)竟然也不无相似。至于《洽闻录》说“鳄鱼别号忽雷……秋化为虎”,乍看费解,但或可参见《抱朴子》:“鼍之为虎,寿千年,五百年色白也。”巧的是,白保罗将“虎”的上古音拟为*s-khlo,郑张尚芳也认为其上古音声母是*hl-,近于“忽雷”。

这意味着,虽然“龙”可能与鳄类或蛇类有其相关性,但在古人眼里,这几类动物似乎都是相通的,甚至混淆不分。非要想从某一种动物身上找到“原型”,很可能会迷失方向,或陷入各执一端的窘境。要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回到古人的巫术思维上来——因为巫术思维的特性,正是把“相似”看作是“相通”乃至“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