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应是鸿蒙借君手——序陈初越诗选

文／余世存

一．

庚子疫情期间，突然接到初越的简讯，希望我为他的诗集写序。我这才知道，他的“国诗”（徐晋如先生以为今人称旧体诗词之不伦，应称为国诗）创作已成规模。我二话未说就答应了下来。初越的诗稿未读几页，我就感到了这部诗集的份量。新诗无论，就国诗部分而言，我看到了陶渊明、杜甫、龚自珍们的身影，这是我们的古典文化在当代的人格象征和语言再现，是古典文明借初越和他的文字呈现了活力，并打量着也关照着当代、百年、千年的国史和人间生活。我再三跟朋友说，为初越的诗写序，是我的荣幸。

初越是我人生的贵人，只是这个贵人跟我联系不多。记忆中，近二十年前，在他供职《南风窗》的几年中，我们有过较多的往来，那也只是我到广州、他来北京时聚一聚而已。最近十年尤其见面少，一年到头都联系不了一次。但初越是我人生极感念的朋友，我和一些朋友甚至想当然地把他当作亲人。

当年的初越，在时政媒体工作，赶上了改开在深水区的阶段。有浑水摸鱼者、摸石头者，闷声发财者，有稳定压倒一切者，有人欲横流者，有贞定者、力行者，有九死其犹未悔者。初越可谓不负青春，他善用了平台给予的方便，跟同事们一道，使《南风窗》继80年代之后，再创辉煌，成为改开时代的重要媒体。

初越的文笔之好，让我很是叹服。我至今仍记得他有一篇《关于政治家的期待》，开篇的文字极为感染人，“某些人大代表给人的印象只是在‘握手、拍手、举手’,而且只是‘会议上的代表’。但姚立法当选两年多来,却是在不断地视察、不断地调查、不断地建议。他用得更多的是他的脚,他的口,他的笔和他的心。他的思想和行动不是关于某种仪式、某种礼节,而是关于广大的生活的真实。所以他发现了这么多缺陷和苦恼,触及了这么多的伤疤和疼痛。这个剑及履及、雷厉风行、言辞犀利的人,不间歇地穿梭在潜江的学校、政府、街区、乡村。他的身影和言论不免使一些官员感到不适与害怕。他是在努力,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代表的一切权力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也许是受他的影响，我一年后到潜江，在姚立法的帮助下，考察农村的选举情况。当地的一些官员说起“防火防盗防记者”，就说起了初越……这些岁月，今天回忆起来都恍若隔世。

但我跟初越的交流似乎限于表面，未做过深度聊天。初越给我看过他写的诗，是纯正的新诗，跟他的人一样，内敛、沉思，谦谦君子，也有奥登的风格，理智、节制、冷静。朋友从国外买回来两本奥登诗集，我就把其中一本送给了初越。我嘴笨，他的性格也谦抑、自律，只记得有一次在中山大学的校园里，我要他多表达，他回说心性惫懒，尚需修炼。让我心里暗叫一声惭愧。

初越自持极严，他眼高而手不低，这使他获得了朋友们的尊重，也获得了不少市场机会。有几年，我听到他换工作，既羡慕又为他高兴。他为我们这些书生赢得了当代市场的荣誉，他证明了，一个克己而躬行的人，能够在市场上进行持久的创造。从做主流媒体、到做水煮百年的自媒体、到做贞观国学社，到为福州市民做公益讲座，他都做得有声有色。

初越在个人生活上一度进展不顺。我和何满等人聊起初越，都赞叹有加，初越久久单身，我们一度想为初越介绍对象。据说，初越没有拒绝，也一直没有缘份。但缘份会不期而至。有一年，我到广州做活动，见到初越，他说已经结婚，妻子是西昌人，我马上想起因黄河、方晓而接触到的西昌的文化人，我写过“西昌文脉”，初越则有“甲午西昌行敬呈蒋邦泽教授”，其中说，“也知學必由鄉始，慶幸西来尚有師。”至于他的婚姻，我没有细问，这次看到他的诗集，2010年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自述”说，“明年生意动，敢领一襟花。”其下自注说：“次年果然成家也。可见诗易成谶，不可轻写。”而前两年我再到广州参加书展，出版社请初越做我的嘉宾，初越带着公子前来，陈公子居然已经五六岁了。

二．

细论起来，我跟初越的行远是我去云南之后，重回北京虽然做过一些事情，但我的生活波动之大，使我最近十年几乎跟外界失联。据说这也是我这一代人的生活常态，大家都从网上、手机上遥望对方的朋友圈，偶尔点赞或联系一两次。据说这也是我们国人的生活常态，我们更多地是跟陌生人组成同而不和的群体，在其中聊天、自我强化、抱团取暖。我们跟亲友之间在微博微信上遥望，到节假日的时候再发出密集的吉利问候。

但这不是初越的生活。相反，我在初越的诗集中看到了大量的赠诗和朋友唱和的诗篇。他的交游遍布东南西北，他对那些前辈、老师和朋友们都能发自内心地欣赏。这跟我国人的当代情感认同不大一样，我们当下的情感，要么是造神封神，要么是毁神，借初越的一句诗，是“斩神看罢看封神”。而初越对师友们的认识、欣赏则是实在而具体的，他能把朋友们的性格、特点翻译成诗。借佛家的语言，相信他的朋友都从诗中获得了人生的“庄严”和生活的“利乐”。

我对此印象很深，因为前两年写作《己亥》一书时，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吟咏师友的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意识到，一个中国文化的传人，到知命之际，一定有过大量的交往，并为其中的特异者做过传，为其中的优秀者留过影。返观当下，我们很多知识人未能做到这一点，由此可知我们人生的淡漠和人性的刻薄。而初越的醇厚不言自明。初越跟龚自珍是两路人，一是谦抑君子，一是飞扬跋扈的才子，但他们都对周围的人有如实的欣赏和几乎盖棺论史般的提撕传写。这是一种了不起的人生成绩。

更了不起的是，初越跟龚氏一样，在诗中职尽其对国史和当代史的命名和审判。仅我印象所及，三元里抗英、谭嗣同、秋瑾、蔡锷、辛亥革命、胡适、陈独秀、顾颉刚、郭沫若、彭德怀、林昭等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和重大人物，在诗集中都有呈现。“读史感事”一类的诗也有精彩的论述，胜过很多当下的学术论文和史论，灵均天问、逸少抄经、谭生头断、卓老喉封、办报开门、临朝称制、治国小鲜、临民大印……这些意象，使得诗人打通了古今。国史在我们的国诗中做到了贯通。

更让我惊喜的是，这位曾经的时政媒体的大腕，虽然埋头于历史和古典，但对时事的关注一点儿也没有疏忽。相反，在换了一种话语时，时事更在初越的笔下得到了再现和永生。我期待的孔子、司马迁的历史写作，我期待的杜甫们的事业，在初越这里继承下来了。从富士康十三连跳，到将母腹中七个月的胎儿强制打掉事件，到贾敬龙事件，到雾霾现象，到京城人口疏散事件，到香江事件，到庚子之疫，等等，连接起来，近十年来的社会重大事件，多有诗人的介入。如果不是矫情，我愿意说，我惊喜地读这些诗时不免热泪盈眶。

在中国生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情感状态，也是一个极为简单的理性状态。初越说过一句话，“而所有政治中，让每一个人好好呼吸就是最大的政治。”初越的这句话是十七年前说的，当时的他还是一个时政媒体知识人，但他最精炼地表达了改开的中国和国民们的立身原则和奋斗目标。联系到当下大陆乃至世界范围内不能好好呼吸的事实，政治和政治家的品性不是一目了然吗？我国人经常把理性状态复杂化，把情感状态简单化了，以至于不能明认我们的存在处境，不能说出我们的存在处境。改开以来，初越说这句话的十七年来，初越写国诗的十年来，我们社会仍出现太多荒诞事件、罪与苦的生活，我们什么也没有错过，我们什么也没有记住。

不少人知道，我近些年一直希望文言和国诗能够介入当代的生活。尽管写国诗的人不少，但国诗在他们很多人手里，倒真是旧诗了。国诗在展现它的活力、当代气象方面，成绩不算大。除了章立凡先生的竹枝词，王康、康正果、孔捷生、野夫等人零星的吟咏，年轻一代的表达几乎是空白。我一度期待徐晋如先生等人能够承担这一历史性的工作，我没想到历史选择了初越。

三．

我没想到初越能够精进如此。

当代汉语的言说，已经构成了文明史上最为罕见的奇观。其对抗性使得知识人最先被缴械，随后，记者、律师、医生、教师，等等，专业正当的话语纷纷凋谢，随后，真实表达、寻常说话都多有忌讳。迎战的网友们一度创造出50多种话语符号来刺秦，来传递话语的光芒。在一种语言不能有效言说的时候，用上帝的语言，用先人的语言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们的汉语属于他们的专利，我们的汉语在等待另外一种声音。

但除了少数人，左派或右派的公知大V们，交出自由、正义、宪政等话语的知识人，除了沉默，几乎只能诉诸本能地嘲笑或谩骂，这嘲骂也没能化作手舞足蹈的仪式，反而多化作伤己伤人的戾气。如果用古人的话，这表明这些知识人启蒙人本身有待启蒙，因为其志不洁，故其称物不文而行之不远。因此，在记录当代之治的历史写作中，我们只有碎片，只有一时一地的人物。

即使传统文化热多年，即使文言的思维和言说并没有消失，但我们还没见到对域外社会的及时正当的翻译，也没有见到对时事进行有效的命名和审判。我们十几亿人活着，我们没有自己的声音：我们受苦，我们说不出话来；我们开怀，我们表达不了自己的意义……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处于未知和悬而未决的状态：这个人的弟弟去世了，他不能送葬也不能表达；那个被强制引产的孕妇，她表达不了她的冤恨；那些在冬天被驱逐的低端人口，他们怎么才能安顿盛世中的自己。

在时间对社会删繁就简后，我们可能更能明白初越及其国诗的意义。富士康连跳事件，郭台铭做水陆法事以应对，初越说是，“祈禳莫解连珠坠。”至于资本和权力的血腥，初越感慨，“绝少孤螳当铁甲，依然硕鼠醉春醪。”强制堕胎事件，初越说，“破怀匹妇焉能恨，衔命能官偶示憨。”至于酷政苛政，初越感慨，“又见神兵删万帖，可容窄炕饮三杯。”我们普通人的心愿无非是求做顺民，而不得做顺民，是因为我们普通而坏了厉国的面子。“断电推能吏、清郊仗好官”“国威方日上，奈汝在低端”。如果把初越写时事的诗串连起来，其中既有我们社会的治理嘴脸，又有文明的复仇、安慰。借龚自珍的话，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一代之诗。在学人、知识人难能记录一代之治时，初越以诗的方式记录下来了。

在学人、知识人甚至普通人都参与复杂化中国状态的时候，历史之手借我们的国诗书写了最为简明的文本，“卅年伟绩推何事，秦政堂堂入子宫”、“依然张赤帜，略已脱黄巾”、“卅年击鼓忙何事，传到手边梗作花”、“铁屋唯宜歌太平。”……因为有了诗人，十几亿人被墙的事实才显得如此荒诞，“有客樽中倾北海，何人屏后截西风”，因为有了诗人，这个不断言说感恩的社会才有了真实的归类，“凉恩入骨真难遣，酷令当头紧更催”，因为有了诗人，那一个80多岁独立修史修志的老人、那个坚持写作的大夫、那个身残仍在街头售诗集的流浪者、那个卖瓜被城管用其秤砣打死的瓜农、那五个冬天在垃圾箱旁死去的孩子、那个东北马三家的女子劳教所，等等，才构成了统一的中国生活的风景。

我在读初越的诗时，经常感慨的是，这才是我们的汉语。借司马迁评论屈原的话，“其文约，其词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太初有言，言与上帝同在，言就是上帝。初越恢复了汉语的言语道断功能，他也证实了外人的一句话，再强大再厉害的帝国，有时候就坍塌在作家的一张纸上，就坍塌在诗人的一首诗中。

这样说，并非说初越笔下多有阴暗面、负能量，如前说初越笔下有温情的唱和一面，他笔下其实还有更多的生活。清明祭扫，陪父亲爬山，拜见老师，跟朋友雅集，给儿子写诗，这些曾经为网友称为“小确幸”的生活画面，在初越那里又极为郑重。易经有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对初越来说，他是郑重其事于生活。“重来朝绛帐，厚意感能通。”“藤山日寂绿逶迤，遥想衣冠下海陂。”“灯前自写平生乐，妻子相将赋采薇。”所谓的小确幸是国人的自我安慰，初越的郑重确幸则示范了平易的物理、健康的人情和富丽的文明。

四．

现在想来，初越能够认领历史的任务，其来有自。

初越从“水煮百年”的平台退出，一度去万木草堂教孩子们书法。我的《家世》出版，他请我到万木草堂做了一次活动，在康有为讲学的地方，我感到他在触摸历史。我没有细问他的工作和生活，他几次见我，都送我一幅字。从时政转向近代史，再转向传统文化，这个跨度之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从热烈的现实生活中退出，回到青灯古册之中，这是什么样的机缘和使命？我能猜想他跟我一样，有命运牵引主动被动的问题，但我们对命运并不绝望，我们也从未心如止水。用曾在万木草堂学习的梁启超先生的话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

有一年，他给我发来四十首律诗，我才意识到，新诗人已经转向国诗。我读到了杜甫的沉郁，读到了中年之音，但以为他只是一时猎奇，我也囿于自己的言路思路和生活，没有及时回应他。只是再见他时，把他的一首诗抄写给他，算是支持他的选择。

这次读诗集，才多少明白，他学写国诗的时间不长，他受陈肩的影响或说刺激举意进入国诗，认真地拜师学习，他把国诗当做安身立命之所。我猜测，他在广东做时政媒体、做文史媒体，得风气之先，敏锐地察觉当代汉语的腐败、专横、低能、屈辱，而立意寻找新的言说可能，而转向另外一种语言。

我读初越的歉疚心情几乎自始至终。在他和他的朋友们以国诗、古典文明的眼光打量生活时，如果我能早一些鼓励他该有多好；在他也面临交出古今中外比较的答卷时，如果我能参与该有多好。但他在诗的领域开疆拓土的这十年，正是我狼狈于人生多端的十年。没有我的参与，初越仍能自我变法，凤凰涅槃。他的新诗实践不多，也许只能算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但他十年的国诗生活是借重古典的能量而实施的大爆破，他成了一个龚自珍、黄遵宪、郁达夫、陈寅恪以来的大诗人。

他能成为大诗人，因为他对古典文明尊重而熟悉，如“独立市桥星似月，纵横心史气无涯”，一联之中能化用活用黄仲则和龚自珍的诗句和意象，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他对古典文化的喜爱，足证古典文化仍有鲜活的生命，用他的话说，“世间有青山白鸟在，则唐诗宋词固在吾目前心上，无片刻须臾之离也。”他能成为大诗人，还有着他的时政媒体的经验和眼光，有新诗的经验，用他喜欢的大诗人奥登的原则，就是诗人要写出一个时代的经验。他能成为大诗人，还因为他对人生有着坚定的信心。他安贫乐道，在大学生们走出校园就得为车为房所奴的时候，骑自行车的意象在他笔下多次出现，蹬自行车一事让他的诗思泉涌不断，“平生快意寻常事，一箭单车猎晚风。”问道不问贫的心性让他写出了“妻子相将赋采薇”的句子，使其老师“大摇其头，盖恐为诗谶，陷家人于荒寒也”。

初越的成绩超出了那些有童子功的旧体诗作者，也超出了很多努力言说当代社会的仁人志士。当代汉语世界的“语言学转向”是一个可令后人追索的领域，有人转向上帝的语言成圣或成仁取义，有人转向商贾的语言贩茶售酒，有人转向权力的语言纵横市场，有人转向外人的语言。我曾经称道初越的同乡，年轻的曾金燕，因为曾如此劝告中国的母亲和妻子，“努力学习英语，因为没有用英语表达的事情，世界上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它发生过。”

五．

在我跟初越几乎相忘于江湖的时候，我不是没有听到有关他的传言。就在去年，东方之珠为世瞩目时，有人就告诉我，初越也反“暴徒”了。这次读诗集，我特意搜寻他对香江事件的看法，“短刃流言各亢扬。人天进化阻还长。伤心群己亡权界，浪掷明珠照战场。”这话并不反动，至于“高等华人今尚在，半山快意俯沧浪。”“一俟青衿成党羽，焚坑正恐又寻常。”等实录或评断，让杜甫或陈寅恪来写，也会如此写了。

当然，杜甫或陈寅恪具有力量，还不是高标或唯一的标准。顾随先生就似乎说过，老杜在对普遍人性的把握上有所不及。陈寅恪学贯中西，但对中体西用的认同也陷入了体和用的圈套。印象中，我曾经在初越面前讲过我的读书心得，只是没有单独跟初越分享我对文明比较的研究。

我多年来提请人们应当注意当代人对五四的超越，无论思想界还是年轻的网友们，对五四以来的体用之争都已经扬弃。0和1互根生长出的移动互联世界，让人们切实地理解体用不二，独体不生，孤用不长。我自己从时间入手，接续前人的成果，发现了不同的文化乃不同的时、空、人生阶段，此乃文化本自具有的天地人三才属性。如我中国为主体的东方文化，在空间的东方，在时间的春天，在人生的青少年阶段。对于今天当令的西方文化，一种理性、平等的成年文化，我们需要拥抱、需要融合；未来冬季当令的时代，我们还要接纳、化解阿拉伯文化。

但思想界对五四的超越不为外界周知，更何况思想界的超越尚无长足的进展，如冯友兰等人回到宋儒“仇必和而解”的思想境界，钱钟书、费孝通等人则笼统地断言东南西北之学的“将无同”和美美与共。对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人推崇的“文化高于种族”的命题，人们也缺少足够的关注。这也是汉语网络涉及中医、阴阳、科学等中西“源代码”或“元概念”时难以和同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除了现实本身，研究领域的重大发现也旁证中西文化的各自正当有效。不仅那些为中医、阴阳五行进行口水战而大打出手的国人仍能够相处共生，甚至美粉、毛粉、中医粉就是一家人的现象也极为普遍；而学人们在日用领域仍在活用中国文化之道，无论是贵爵、贵德、贵齿，还是择时，疑难杂症的求治，还是清明、春节的节庆生活，都有着我中国文化的智慧。我曾经开过玩笑，即使最有科学精神的人，只要他的爱人在中国生孩子，他可以阻拦爱人坐月子吗？

历史的坎陷一面在于，在我中国文化的鼎盛阶段，阴阳五行是解释世界的元概念，是解释世界正当性的；但在今天，不少捍卫中国文化的人却不得不借用当代的工具和方法，去解释阴阳五行的正当性。而随着我中国文化在当代的苏醒，我中国人参与全球化，甚至以弯道超车的侥幸企图接力全球化，寻求一带一路的罗致协从影响，不同种族的外人认同中国文化者不在少数，可以预见，阴阳思维仍会回归其元观念的地位。

那么，我国人该如何跟科学理性或外人共生相处呢？有些人以为，中医在内的中国文化，跟现代医学在内的西方文化，是薛定锷的猫，或生，或死，取决于你偶然的选择。如果选择了中国文化，对你来说，科学文化就是功利的、低端的、僵死的；如果你选择了科学文化，中国文化就是腐朽的、落伍的、不切实际的。但事实上，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的很多现代人，能够同时接纳两种以上的语言和文化。用量子纠缠的理论来说，中西文化，不同质，但可以同时共振。我们既在这里，又在那里，我们既能认可逻辑思维，又能理解阴阳思维。我们既清楚色决非空，又明白色即是空，色空不二。我们既是南方人，又是北方人，既是东方人，又是西方人。只有如此理解，我们才能发扬人性的伟大或文明的荣耀，才能回归人类的本体之善，才能将先贤“文化高于种族”的思想推进一步。

我没有跟初越交流这些读书心得。但我读初越的诗集时看到了古典的一面，也看到了现代的一面。我敢断定初越并非某些国人印象中的“遗老遗少”，并非知识界某派眼中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并非一派网友嘲笑的头脑不清的传统粉。最新的例证就是，我给初越发去一篇有人希望把英语作为中国人母语之一的文章，初越迅速回复了赞同的符号。初越后来补充说，“人永远需要另一种异质语言，来观照母语，或者说，来完成脱胎，助产新一次的诞生。文不能没有言的观照，新诗不能没有古诗的观照，同理，在今天，汉语也不应失了英文的观照。我们要从人的角度看宇宙，若有可能，还应从宇宙的角度看自身。当我们自另一种角度、另一种语言审视、反观母体与母语，我们收获的将会更多。”初越说，“汉语的魅力也是来自于她曾经从各种异质的文明中提取能量，并丰富与转化了自身。今天，如果国人不能充分地理解并汲取印欧语系的文明，那么我们就还远远不能说实现了汉语言文明对我们的期待。”

六．

在跟初越失联的这些年里，我偶尔想念过他。我猜想过他的人生状态和人生抱负，我一度以为，就像陶渊明一生为易经乾卦的第一爻所困或所系一样，初越的人生似乎在乾卦的第一爻和第二爻之间，他既是能在渊的潜龙，自昭明德；又是能在田的见龙，利见大人。那么，初越会为乾卦的爻辞所困吗？

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过于杂乱，要说清自己、中国和文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记得很多年前，在忠忠的“川码头”餐馆，不少京城的朋友相聚，我遇到一个同龄人，当他知道我的名字时，几乎是半抱着我失声痛哭。这个在商界谋生的人，居然说这一代人太痛苦、太不是东西了。

很久以后，我想起那一晚的画面，似乎难以复原了，我甚至不能想起他对我的工作表示的感谢。我知道生活和死亡带走了很多人，我这一代人中的天之骄子们，曾经有过理想、青春和才华，但后来要么从人间蒸发，要么融入或认同了中国、赵国或厉国生活。我曾经引证金庸的话感叹这一代人的青春：“那‘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的歌声，飘扬在蝴蝶谷中。群豪白衣如雪，一个个走到张无忌面前，躬身行礼，昂首而出，再不回顾。张无忌想起如许大好男儿，此后一二十年之中，行将鲜血洒遍中原大地，忍不住热泪盈眶。”

这也是我经常在网上看到同龄人借尸还魂地说着美国话、遗老话、厉国话、赵国话而无语的原因，我知道我们情感认同的复杂和艰难。因此，一个朋友长久地从视野中消失，我会宽慰自己说，他一定在经历他的天堂和炼狱，尚未能修证得浮出表面。

对于初越，我也有过这样的相思，只是我对他的能力才华笃信不疑。萨特称道加缪的话适用于初越，“从半年前，直到昨天，人们还在揣度：他将要做什么？因为他被一些不可回避的矛盾所困扰，曾暂时选择了沉默。但他属于那种罕见的人，他们迟迟不作选择，可一旦作出了抉择便忠贞不渝；对这种人我们完全可以等待。总有一天，他会开口的。我们甚至不敢贸然对他未出口的话稍加推测。但我们相信他与我们每个人一样，是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足以使他的存在始终富有活力了。”

是的，初越并没有为在渊在田的爻辞所困，他跟陶渊明一样用人生的实绩激活了易卦爻辞的意义，甚至加倍地偿还了我的期待，他激活了我们的国诗。他跟陶氏一样淡泊、丰富、坚韧、战斗，而这首要在于他有明见心性的真实。一如他最近的诗作所说，“憎彼苍苍曷不仁。大城忽陷可怜春。冲寒贵有抱薪者，醒梦曾来吹哨人。尔汝一呼还一吸，伊谁相隔尚相亲。块然独坐思加缪，抗疫当求一字真。”

七．

对当下正在展开的全球性疫情和全球化逆潮，很多人都在追责其咎，也想预测将来。令人扼腕的，弯道超车一类的说法儿不再鼓吹，脱钩论、抄作业说又泛滥一时，而罔顾“世界工厂”停转两三个月来，世界仍在展开。即使剧情反转，西方世界也为疫情所苦，我们仍要从中进口数量惊人的产品，包括农产品；而欧洲、美国居然因应出出人意料的生产力来。在在表明，眼前的我们不一定离开得了世界，世界确实可以离得开我们。

这其实是一二百年来的事实。一如现代人不需要文言、国诗，但文言、国诗需要现代人来保存之、激活之。一如青年人关心流量、带货和市场而不关心我们中老年人的文化一样，我们中老年人的文化需要青年人留念、惠存而有机会印证神会。在技术文明仍方兴未艾的时候，谈论我们的独特性或我们传统文化的效能尚为时过早；抛开技术文明，完全生活在孔孟之道的伦理日常中，也并非我国人所愿。

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纯粹生活在技术文明包括技术官僚在内的关照中，没有传统文化的坐标，我们会失魂落魄。指责技术文明有无穷的理由，数落西方文明也有无穷的证据，但这些现代文化只要仍生机勃勃，我们有再好的道德文章都无济于时于事。只有在我们困顿的时候，道德文章或传统文化才多少有些机会，甚至有着明心见性的效能。

就如此次疫情，曾有一国心脏之称的湖北武汉，以及隔离割据的全国民众，表达不了自己，在被压制着不能愤怒不能悲哀不能羞愧的时候，传统文化的信奉者及其传承者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曾经参加过不少丧礼，在我看来，最给人安慰的丧礼仍是传统给予的。我曾经听过多遍道士们吟唱的度亡经，其结构、功能绝不输于莫扎特的《安魂曲》。

就是说，“团结一致向前走”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隔离时，在停下来时，我们需要度亡安魂。我们需要给疫情期间的逝者度亡，我们需要给无知无助的人们安魂，同样重要的，作为中国人和人类的责任，我们需要给过去的十年安葬，现在我们承受的即是过去十年累积的业力，我们需要给即将远行的风行三十年之久的全球化送行，我们现在受困的即是过去全球化带来的欲望。这才是我们的无用之大用，是传统的无用之用。

但如很多人意识到的，我们生活得太快，我们来不及记录，不存储记忆，更没有整理。在当下的苦难中，我们几乎忘记了有过长达十年二十年的轻浮、快乐。

主呵，我们这样的欢乐失散到哪里去了？

在当下的异化中，我们几乎忘记了人可以有痛彻肺腑的悲哀。

主呵，我们衷心的痛惜失散到哪里去了？

在当下的管制中，我们几乎忘记了人并不是只属于这一个村、这个街道、这一个小区和这一个中国。

主呵，我们生来的自由失散到哪里去了？

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救赎之道。阿赫玛托娃在她的《安魂曲》代序中说，一个“嘴唇上毫无血色”的女人问她，“您能把这个都写出来吗？”她说，“能。”阿赫玛托娃注意到，那个女人听到后，“在她那曾经是一张脸的部分掠过一丝似乎是微笑的表情。”以此看这个代序中的角色，我们很多当代的知识人乃至网络上的言说者，都是这个“嘴唇上毫无血色”的女人，我们只有遇到真正的歌者、诗者，才能看到母语的力量。

借用时语，我们曾闻世人有疑，国人无史诗表现革命、内战、反右、文革、开放等百年大事，一错再错，抑或还将错过耶？屈、陶、李、杜、苏、龚等诗史之眼与心志，还存当今之世否？文言作享当代，国诗安顿人心，其力量不减于历史否？凡存诸疑者，读初越的十年诗作即可释然。

说到底，主动或被动选择了中国和中国文化，意味着在现代文明世界，我们需要做好搭车者、追随者，最积极的精进之道，一在抄人作业时做合格的学生，一在有所创造有所回报。在别人以技术、钱财润身，或以神爱、涅槃润身时，我们能以中国文化润身，此即我们中国文化的道德，此即中国文化成人之至高人格典范，斯文。

初越即是这样的人格成就者。斯文在初越。他有他的愤怒、悲哀，他有他的欢乐、幽默，更有一个悠久灿烂的古典文化的观念和手段，有一个现代人的博大视野和仁厚宅心。因此，他的国诗创作十年，为我们留下了十年的时代史和社会风俗史。拉登、穆巴拉克、日本地震事件、诺奖得主、罗大佑、中外学童被刺事件、王杰、姚立法、突尼斯事变、胡德夫、斯诺登……等等，都以绝句、古风、律诗、词令的形式留存下来了。如果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时代的性质，如果我们对当前的生活有所疑惑，我们可以从初越的诗中寻找答案。读初越的诗，虽然语境有异却让人觉得，经他叙写，我们的生活才更为真实，此即西哲所谓，诗比历史更真实。

八．

生活在真实之中，这话说来容易，实行起来何其艰难。国家如此，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异端来帮我们校正、定位，借用时代的一个词语，我们需要“会诊”才能确认自己的病症。冯友兰先生晚年回到宋儒的思想成果当中，明认有象斯有对，有对象必然有反有仇，其中就有这个道理。周有光先生晚年再三强调要从世界看中国，其中也有这个道理。

我在庚子之疫期间，曾顺着抗疫是一场战役的说法，提请大家注意中外文化对战争的态度，我们不能像逍遥派那样只顾为丁春秋吹法螺，不能吹牛、封神、自我表彰。如果在和平年代过久了的几代人不知道如何对待战争，至少我们清楚中国文化对战争的态度，“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我们仅仅以自家圣贤的这些思想来反观现实，就明白当代人的无知和罪性。在我们无知自己的真实处境时，我们如果拿来古典和域外的眼光，虽不中，亦必不远。

初越从新诗转向我们的古典文化和国诗，同样有这个道理。白话新诗固然有直白的方便，但容易失之不文而流之于偷。国诗有所不同，它有着数千年无数圣贤才子们千锤百炼的加持，它有广大时空的赋能。在对我们心性的发扬和阐述方面，我极为看重我们的国诗。以我有限的阅读，我知道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苏轼、龚自珍们的诗篇足以照亮人生，他们的很多文字绝不亚于轴心时代圣哲们的经典，他们的文字般若直取无上正法，让我们从中明心见性。即使我们活得卑微，我们有这样的般若文字，足以让自己的生活弦歌不缀，富有诗意，足以让我们完成审断时代社会的天命。

以母语中最精练的言思来参赞天地，这才是政治经济生活中最值得现代人一生皈依的事业，回到国诗，回到屈陶李杜们的队伍，这才是丰富、新鲜、生生不已的人生。正如尼采对自家德语诗人歌德的称道和追随，“做地上的王者，这也是我和众诗人的事业。”比起精神生命的富丽，一切权力和资本王国的威福者们还只是人生的未完成形式，如同李白以诗的语言为我们陈述的一个历史事实，“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国诗的极高明之处，在于它伏藏了天地间的消息。如初越和他的诗歌老师都认同的“诗谶”一说，文字本身在诗中承担了踏破虚空、打通生死的功用。这也是我们文化早就洞明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而一旦人举意弘道，道也就能来弘人。初越的人生证实了这一点。国诗的广大而精微之处，就在于它能见道。初越和他的诗活出了性情、道理，活成了参见天地风云的大树。每一个时代的个体，既可以从外邦世界得到参照，也可以从古典世界得到参照，更应该从身边、从自家人这里得到参照。因为这是我们自家的现实成果。初越感叹过，“故邦近已微乔木，秋实依然饱蠹虫”，但他不止于此类观察，更进一步，他把自己活成了乔木。他以此耐心吟哦，我们可以从他的诗中，感受到摇曳穿梭于今古间的自得、自度并度人，感受到汉语诗歌在当代生长的另一种可能。

对我们当代世界来说，现代汉语和英语尚未足以凿开其混沌，我愿意相信，是鸿蒙之元借重初越之手，参与了这一重大的工作。他的工作如此富有成效，让我感受到古典世界、千百年眼、传统中国的诸多圣贤才子确实活在当下，如此热烈地注视着并提携着我们。我们活着，并不偶然侥幸，并不唯物孤独。

我在“一个人的世界史”中收录过这么一个故事，曾给爱因斯坦画过像的画家问普林斯顿一位普通的老人：你既不理解爱因斯坦的科学理论，又不明白爱因斯坦的抽象思想，你为什么爱慕爱因斯坦?老人回答说：“当我想到爱因斯坦教授的时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已经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了。”在当是时的世界里，知道身边有这样巨大的精神个体的存在，既有一种同事、担当的共情，又有一种慈悲的救赎。我愿意初越和他的诗也能为当代的读者所知，让人们知道自己身边的人格精神，人们可以在他这里得到休息、安慰，得到人生的力量。

2020年3月春分初稿、清明订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