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陈寅恪留德时期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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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陈寅恪留德时期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

2020年07月06日 15:37:51
来源:凤凰网国学

陈寅恪

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的治学道路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09年以前即20岁以前,是他在国内求学时代(虽然曾短期赴日本),为陈寅恪学术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奠定了他的中国传统国学根基。20岁以后,他先后在瑞士、法国、美国、德国留学,其中以在德国柏林大学时间最长,是陈寅恪先生学术道路上的第二个阶段,是学习西学的阶段,也是陈寅恪之所以成为陈寅恪的一个关键时期。1926年以后,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是陈寅恪学术发展道路上的第三个阶段,即融会中西学术于一体的创造阶段。陈寅恪研究中目前最不清楚的是他的留学生活。人们引据最多的无非是俞大维、毛子水的颇带感情色彩的回忆文章。

1969年,陈寅恪先生遁归道山不久,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就在《通报》(T’oung Pao)上发表悼念文章说:陈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本世纪他那一代人中最博学的学者[①]。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1年第3辑出版了俞大维作序的陈寅恪先生论文集,德国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教授刘茂才发表对该论文集的书评,赞叹陈先生治学范围之广博[②]。陈寅恪是如何获得如此广博的语言与学科知识的?刘茂才教授的书评中提到陈寅恪先生当年在柏林的一些老师。除了吕德斯(Lueders)外,还有海尼士(Erih Haenisch)、米勒(F.K.W.Mueller)、豪尔(Erih Hauer)、福兰阁(Otto Franke)等等。这些学者都是当时柏林大学印度学系、汉学系和柏林民俗博物馆的教授或者东方学家。本文拟根据笔者在柏林调查的一些材料,对陈寅恪求学德国期间柏林学术界的有关情况作一个简单介绍,以期为陈寅恪研究提供一些背景知识。

一、关于陈寅恪先生当年在德国留学的情况

陈寅恪先生留德的一些基本材料,刘桂生教授在《陈寅恪、傅斯年留德学籍材料之劫余残件》[③]中已经有些介绍。笔者1997年8月在柏林访问时也查找了若干材料。除了刘教授文章中介绍的材料以外,主要是陈先生每学年的学期登记表,比如其中记载陈先生1921/1922学年的冬季学期和1922年的夏季学期居住在康德大街30号(Kantstr.30),从1922/1923年冬季学期到1924年夏季学期则搬迁到科那塞贝克大街22号(Knesebekstr.22)。我很想找到陈寅恪先生当年修读课程的资料,发现有些学生的肄业证书上附记所读课程,如俞大维先生的肄业证书上记载他曾经选读一门物理学方面的课程。但是陈先生的离校证书存底上却没有任何修读课程的记录。据笔者询问洪堡大学档案馆的管理人员,得知1924年以后结业的学生档案有另外的管理办法,即学生修读的课程与结(肄)业证书的存档不在一起,而是记载在另外的材料上,而这些材料因毁于战火而无从查找,使我们无法了解陈寅恪先生当年选读课程的具体情况及学分。档案记载陈先生1921年11月3日入学,1925年12月17日退学[④]。在办离校手续的材料中,只发现了一条陈先生被警察局召见的记录。档案馆的管理人员告诉我,对于外国留学生,常有户口登记或者其他问题,需要去警察局办理。

陈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注册登记表上写的是哲学专业,但是在从1921年到1925年的每个学期登记表中(除刘教授文中介绍的第112册外,后来每年都有)则是梵文。这是因为当时的印度学和汉学等学科都属于哲学学院,并不表明陈先生最初申请读哲学,后来改成了主修梵文,所以有的表格中便注明Sanstrik/(phil.),意即“梵文(哲学学院)”。

二、柏林大学课程开设情况

德国柏林大学正式创建于1810年。创建人、首任校长威廉·洪堡引进了一个新的注重科研的办学方针,近代意义上西方的大学体制实际上是从德国柏林大学开始的,或者说脱胎于中世纪教会学校的西方高等学校只是在威廉·洪堡建立的柏林大学才真正变成近代意义上的科研型大学。本世纪20年代柏林大学的课程设置格局至今仍然没有根本的变化。除了各系的专门课程外,大学里有一些跨专业的公共文化课程,其中与陈寅格的兴趣相关的有“中国宗教”、“中国哲学”、“东方伦理学”等。此外,德国高校设置有数十种自由选修的语言课程,除了英、法、俄等欧洲现代语言外,还有各种东方现代语言与古代语言。这就为陈寅恪先生当年学习各种语言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1988年在广州召开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季羡林教授为我们解读了陈寅恪先生的64本笔记本的内容[⑤]。其中涉及藏文、蒙文、梵文、巴利文等多种文字,这些语言和文字,在当时的柏林大学都有课程开设。从笔记本的内容看,我认为它们主要是陈寅恪先生选学有关课程的笔记。德国柏林大学的语言课程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础语言课(Sprache Kurs),二是阅读练习课(übung)。前者一般是学习语音、语法与词汇;后者一般是阅读理解方面的训练。

陈先生笔记本藏文13本中的第8本封面写着“藏文一”,里面是藏文字母表和藏文格的变化,第12本里面也是藏文语法。第9本的封面写着“藏文二”,里面抄的是藏文句子和单词。这就是陈寅恪先生学习藏文语言课(Sprache Kuts)的笔记本。练习课要求阅读原文,一般按照程度不同选学一些文献资料,通过翻译练习,培养阅读理解原文的能力。笔记本藏文第10本和第11本的内容是藏文文献,有的还用汉文、英文、德文作注,应该就是阅读练习课(übung)的课堂预习笔记。笔记本藏文第2、第3、第4、第5和第6本是藏文佛经或碑铭,有的还有英文译文,也当是阅读练习课的笔记本。

笔记本蒙文第2本是西蒙古语的字母表、元音表、复合元音表、辅音、数词、名词的格、前置词等,还有蒙德词汇等,当是基础语言课的笔记。第5本一页用老蒙古文抄写的蒙藏事务衙门申报内容,当是阅读练习课的笔记。我们知道,当时柏林大学有海尼士教授开设蒙语公文选读之类的课程。陈寅恪选修其他语言笔记本的情况可以类推。

由于这些课程是自由选读,即使读学位的人也不一定非修读不可,甚至也不记学分,是否参加考试也完全由本人自愿决定,甚至开课时间也可以预先约定,所以这十分对陈先生的口味。例如1924/1925年冬季学期荷尔曼博士(Dr.Albert Herrmann)开设“中国上古历史与地理”、“13世纪以前中国的游记”两门课程,并没有给出具体上课时间、地点,而是根据选修者的情况,预先另行约定开课时间[⑥]。

在陈寅恪先生的笔记本中还发现了大量的书目。我推测这是柏林大学另外一类课程——讨论课(Seminar)的学习笔记。讨论课一般由老师给出若干讨论题目,同时给出大量的书目,参加者阅读有关书籍与文献,写出口头和书面读书报告,并且进行讨论。当时没有复印设备,学生只有把老师给出的书目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笔记本“蒙文”第1本的各种书目甚至都编了号码就是证明。“藏文”第1本用德文写着“柏林甘珠尔”、“圣彼得堡甘珠尔”,这可能是讨论课的内容,其中还夹着一张1924年9月8日的借书条(当时还是暑假),也许是陈寅恪先生准备下学期讨论课用的。30年代,陈寅恪先生曾偶尔翻开过这些学习笔记,可能是想起了他当年在国外留学时的辛苦情形,发出了“恍若隔世”的沧桑感叹。

三、柏林大学的印度学系和吕德斯对陈寅恪的影响

陈寅恪先生是专门到柏林大学学习印度学主要是梵语言文学的,那么柏林大学的印度学是个什么样子呢?

柏林大学的印度学专业是1821年建立的,著名语言学家和梵文学者、曾任普鲁士政府教育部长并兼任柏林大学校长的威廉·洪堡,聘请在巴黎执教的鲍勃(Franz Bopp)出任这个学科的首任教授(任职时间1821—1856)。鲍勃以他五年前出版的《论梵文的连词体系: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日耳曼语连词体系的比较》知名于世,是比较历史语言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接替鲍勃的是魏伯(Albrecht Weber,任职时间1856—1902)。魏伯的继承人是皮舍尔(Richard Pischel,1849—1908,任职时间1902—1908)。此后几十年间,德国许多著名的印度学家如季羡林先生的吐火罗语老师西克(Emil Sieg)和哥尔纳(Karl.F.Geldner)等蜚声世界的梵文学者都出身于柏林(西克1896年完成其教授论文)。从这里走出一个个梵文学教授,担任哈勒大学、基尔大学和格廷根大学等印度学重镇的教席。

本世纪初叶,给柏林印度学研究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的学者是皮舍尔教授。19世纪末斯文赫定对于中国新疆地区的考古调查,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关注。1901年斯坦因在汉堡东方学国际学术大会上报告了他受当时印度殖民政府的委托在中国西陲考察的巨大收获。1902年皮舍尔就任柏林大学印度学教授职位,便积极推动中亚考古工作。他组织成立了“吐鲁番委员会”(Turfan-Kommmitee)并担任负责人,于是就有了柏林民俗博物馆的印度部负责人格伦威德尔和勒·科克等领导的四次吐鲁番考察活动。此后皮舍尔陆续发表了对吐鲁番梵文文书的研究论文[⑦]。

吐鲁番考察队带回来的手稿和印刷品有17种不同的语言和24种不同的文字。其中最丰富的是伊朗学和突厥学文献,特别令人惊异的是在佛教文献中发现了过去完全无人知晓的一种印度——日耳曼语言——吐火罗语,而柏林的两位印度学家西克和西克林(Wilhelm Siegling)就是这种语言的发现者和破译者。

皮舍尔不幸于1908年死于一次事故,他的接班人是吕德斯(Heinrich Lueders,1869—1943)——众所周知的陈寅恪的授业老师。吕德斯在格廷根大学博士毕业,并跟著名的埃及学和语法学家基尔霍恩(F.Kielhorm)[⑧]完成教授论文,曾在牛津大学短期进修。移帐柏林以前,他是罗斯托克大学和基尔大学的教授。柏林印度学界后来评论说:吕德斯在柏林大学33年非凡的业绩表明,当初请这位年仅40岁的学者来柏林执掌世界一流的印度学教座,是哲学学院多么英明的决策。

对于吕德斯的治学特点,他的及门弟子阿尔斯多夫(Ludwig Alsdorf)这样评论道:吕德斯也许是那个时代最后一位难以用“印度学家”来概括的学者,人们无法说出他的研究重点是什么,也无法说出他专攻什么领域。他是吠陀语文学(Vedische Philologie)最伟大的导师之一,他始终把吠陀研究作为印度学研究的中心内容;他也是最有成就的碑铭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而巴利文和梵文佛教文献又是他最致力和成就卓著的领域之一[⑨]。吕德斯还主编出版了德藏吐鲁番文书(未竟之业后来由其学生瓦尔德施米特——季羡林先生的博士导师等主持继续完成)。他还留下了数不清的未出版的文稿。吕德斯为人正直,纳粹政权企图利用他的声望为法西斯政治服务,他毅然提前于1935年不事声张地悄然退休,从此到1943年去世再也没有去柏林大学讲课。

吕德斯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印度学家。其中为中国学者所知的一位就是季羡林先生的老师瓦尔德施米特(Ernst Waldschmidt,1897—1985)。瓦氏1918—1919年在基尔大学师从西克学习印度学。次年西克赴格廷根大学任教,瓦氏到柏林大学继续学习印度学,兼汉学和藏学,他的老师分别是吕德斯、舒尔茨(Wilhelm Schulze)和福兰阁。1924年博士毕业,吕德斯建议他的学生去柏林民俗博物馆印度部做勒·科克的助手,研究中亚考古特别是吐鲁番文献。从此,瓦尔德施米特毕生从事西域宗教及吐鲁番文献的研究,主编出版了《吐鲁番发现梵文写本丛刊》[⑩]。瓦氏实际上与陈寅恪基本上是同龄人,两人基本上是同时在吕德斯那里受业的同学。吕德斯也有一些外国学生,除了陈寅恪外,还有来自印度的留学生。

这里我还想再回到陈寅恪先生那些笔记本上来说几句。笔记本“梵文、巴利文、耆那教”共10本,其中第3本封面题梵文大训(大疏),内容是印度古代大语法家patańjali所著的Mahābhāsya,里面是英文译文。而吕德斯正是这部经典的权威学者。第5、6、7本是石刻碑铭,这正是吕德斯科研的强项。第4本、第8、9、10本是巴利文词汇本,而巴利文正是吕德斯最重要的研究领域。笔记本“突厥回鹘文一类”第14本中有几位教授的名字,其中就有吕德斯的名字,说明陈先生确实听过他的课[11]。我们无法具体论证陈寅恪先生从他的老师那里学了些什么,但是,从以上所述吕德斯广博的治学领域和治学兴趣、以佛教文献为中心的治学特点和他在政治上刚直不阿的品格,也许可以对陈寅恪所受的影响做些推测。

四、米勒及其他柏林学者

米勒(Friedrich Wilhelm Karl Mueller,1863—1931)是陈寅恪先生在柏林求学时的另一位老师。米勒1883年入读柏林大学神学系,那时候学习神学的无不兼攻东方学,但是像米勒那样同时也学习中文的则不多。他的中文老师是著名汉学先驱顾鲁伯(Wilhelm Grub)。后来他又求学于莱比锡大学,1889年博士毕业,嘎伯冷兹(Von Gablentz)是他的导师之一。

米勒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在柏林民俗博物馆(Museum fuer Volkeskunden)兼职,做顾鲁伯的助手,毕业后便继续在这里的东亚部任职。当时东亚部负责人是顾鲁伯,印度部负责人是格伦威德尔。后来米勒接替顾鲁伯出任馆长助理职务,负责东亚部。义和团运动期间他有机会到远东旅行考察。回国后不久便担任馆长。所以陈寅恪留学柏林期间,米勒的职务是柏林民俗博物馆的馆长。在德国,国立博物馆的馆长照例带教授职称。

米勒的治学领域十分广博,除了阿拉伯、波斯等东方语言外,尤其对印度支那语言如马来语、暹罗语都有精深的研究。他发表的论文还涉及吐鲁番佛教文献、开封的犹太教教堂以及回鹘、粟特等西域语言、文献、历史与宗教。魏勒和申德乐说:“在德国甚至在整个东方学界,没有人有米勒那样广博的治学领域。”[12]米勒在柏林大学开设课程,如1924/1925年冬季学期讲授“吐鲁番发现的佛教文献”。

陈寅恪留德期间,柏林大学的汉学家主要有福兰阁(Otto Franke,1923—1931在任)、海尼士(Erich Haenisch,1921—1923代理教授)。福兰阁的情况,笔者已有专文介绍[13],此处不拟详论。海尼士1899年在柏林大学学习汉学、蒙古学和满洲学,兼修印度学等东方学科。1903年博士毕业,1913年通过教授论文,他的论文充分使用了汉文、满文和蒙文资料。1920年柏林大学汉学系新设了一个满洲学和蒙古学教授职位,由海尼士担任。1921年汉学系主任教授高延去世,他代理教授职务,直至1923年福兰阁前来就任[14]。我们在1922年夏季学期的课表中发现有海尼士开的“满文语法”,每周五中午12点至1点;“蒙文选读”,每周四上午9点至11点。同一学期米勒在这里讲授中国佛教文献,施米特博士(Dr. Erich Schmidt)讲授中国宗教哲学等。

海尼士在学术界以蒙古史研究著称,他的同事豪尔(Erich Hauer,1878—1936)则以满洲学见长。豪尔1921年柏林大学博士毕业后,也在该校讲授满文语法及满文选读课程。他的主要著作有《满蒙文文法》和《满汉文文法》等。福兰阁、海尼士、豪尔曾经与藏学家富让克(A.H.Francke)合作,共同研究劳弗尔从北京弄来的汉蒙满藏四语碑。这种治学风气,无疑对陈寅恪的治学旨趣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后来所说的“预流”问题,并不是“预”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潮流,而是欧洲东方学界包括柏林学术界的潮流。

五、从陈寅格先生后来的治学实践看其所受柏林学术界的影响

那么陈先生本人是怎样“预流”的呢?

俞大维曾经以元史为例,说明陈寅恪先生为我国第三代治蒙古和元史学者的代表:第一代发现了《蒙古秘史》等,但不懂蒙古文;第二代利用了欧洲译文补正元代史实,但是不懂西域文字。第三代学者“开始研治西北及中亚文字,期可阅读蒙古史的直接资料”[15]。陈寅恪先生学习《蒙古秘史》以及蒙古文字、西域文字的老师就是以研究《蒙古秘史》及元史知名于世的海尼士教授。回国后陈先生发表了“蒙古源流研究”等系列文章。

陈寅恪先生开始在清华任教所开设之课程是“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梵文文法”等,指导学生研究论文的领域是“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等。根据蒋天枢教授编著的《陈寅恪先生论著编年目录》,从1927年开始,陈寅恪先生陆续在《国学论丛》发表了《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在《清华学报》发表了《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在《北平图书馆月刊》发表了《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等文章;后来又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了《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等文章。显而易见,陈寅恪先生的教学内容和科研的选题基本上不出佛学、梵学及蒙古学、满学等范围,也就是说与柏林汉学家和印度学家们的研究旨趣相同。

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园期间校读汉译佛典很勤,大约因此而同时精研六朝隋唐历史,1935年开设“晋至唐史”[16]。所以此后关于隋唐史的论著渐多,而关于梵学与西北史地的论文渐少。其重要原因当是此种学问在当时乃是欧洲东方学界的“潮流”,而不是中国学界的潮流,“预流”实属不易,故曲高和寡。国外新的研究成果在抗战期间很难见到,国内没有条件继续进行此类研究,所以使陈先生不得不放弃自己擅长的领域,改治中古历史[17]。由此可见,有人说陈寅恪先生是国学大师,并不是先生的初衷。先生的初衷是要致力于西学——西域史地(所谓不中不西)之学,而他的这种志向和根基正是在留学柏林期间养成的。

陈寅恪先生回国后之所以立即名满天下,主要是因为他在西域史地之学中的造诣以及他发表了那些无人敢于涉足的学术领域的论文。这样的学术领域正是国际东方学界的“潮流”。中国几乎只有陈寅恪才是有资格的预流者。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发现和运用,使中国学者在这些领域里有独特的发言权,但是只有那些同时具备西方学者所掌握的语言知识的人,才有能力与西方学者对话。在中国当时也几乎只有陈寅恪才是有资格的对话者。因此,在“西潮”汹涌的二三十年代,本来就有深厚国学功底和家学源流的陈寅恪,受到中国传统学术界的推崇乃至顶礼膜拜(比如由陈寅恪审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邓广铭的《宋史职官志考证》;郑天挺说陈寅恪是“教授的教授”;传说中梁启超向清华研究院推荐陈寅恪的激赏之词等),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陈寅恪的这种先驱者的昭示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后来者如季羡林、韩儒林、周一良等在国外的求学道路。

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本文收入《陈寅恪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又刊《国际汉学》2012年第2期,第86—94页。)

[①] T’oung Pao,Vol.57,1971,pp.136-143.

[②] Oriens Extremus,Jg.19,1972,S.119-125.

[③] 《北大史学》1977年第4期,第308-316页。

[④] 见柏林洪堡大学档案馆Rektorat 112,编号2019/112。

[⑤] 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4-87页,第79页。

[⑥]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aet zu Berlin,Verzeichnis der Vorlesungen,1924/25WS,S.9.

[⑦] 关于德藏吐鲁番文书的情况,参见杨富学《德藏西域梵文写本:整理与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2期,第127-138页;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9-92页。

[⑧] 陈寅恪先生的笔记本“天台梵本”里面就抄写了F.Kielhorm的考证文章,讲天台梵本的来源和内容。他就是这位基尔霍恩。

[⑨] “Die Indologie in Berlin von 1821—1945”,In:Studium Berolinense,Berlin,1960,S.567—580.

[⑩] “Ernst Waldschmidt(1897—1985)”,ZDMG,Vol.132,1987,S.8—11.

[11] 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4—87页,第79页。

[12] “F.W.K.Mueller”,Asia Major,No.1,1933,S.Ⅶ-X Ⅵ.

[13] 拙著:《从外交译员到汉学教授—奥托·福兰阁传》,载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838-865页。

[14] 参见拙著《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第73页。

[15]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0页,第93页。

[16]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50页,第93页。

[17] 关于陈寅恪治学重点的转变,参见桑兵《陈寅恪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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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

*作者张国刚,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本文原标题为《陈寅恪留德时期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 ——关于陈寅恪先生治学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识》,凤凰网国学受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