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著名学者冯时：从文字起源重新认识中华文明

说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很多人会联想到上古的神话传说，三皇五帝，各种神兽，共工、蚩尤、祝融，以及华夏族与四方夷狄蛮戎的战争。但是，这些载于古籍的传说或记忆碎片，与晚近一百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能否拼出完整而逻辑自洽的中国上古史？中华文明的源头究竟能不能说清楚？人们耳熟能详的“华夏民族”、“炎黄文化”概念，与15万多片出土甲骨文所建构的早期汉字文化体系，会不会客观上预设一个认知的“坑”，局限我们对中华上古文明“主河道”的想象？

2020年7月12日晚，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以线上讲座的形式，举行了今年首场“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著名古文字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冯时，应邀开讲“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并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戴向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易华“同屏论道”，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梁治平担纲主持。讲座吸引了30余万网友在线围观。

冯时认为，长期以来，春秋“大一统”思想深刻影响了人们对中国上古文明的认识，以为那时的文字是一统的，文化也是一统的；但不断破译的考古资料，特别是早期文字所反映出的史实，显示并非如此。在中华文明的上游，汉字不是独霸天下的存在，在夏王朝之前，文明并非一统，而是呈现出“夷夏东西”的事实，也就是说，“夷”与“夏”的文化，在相当长时间里交相辉映。

（一）冯时：古彝文里藏着“夷夏东西”的密码

“夷夏东西”之说，是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傅斯年提出的。他认为中国所谓“南北”格局是比较晚近才形成的，而在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从1994年到2009年，冯时先后发表了《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试论中国文字的起源》等代表论作，对文字起源、“夷夏东西说”和文明起源进行持续研究，破除了文字起源研究长期固守的汉字一统的传统观念，为文明起源的一系列问题进一步探索，建立了新的研判标准和释读方法。

如何从考古发现，来解释傅斯年所说的“夷夏东西”格局？冯时首先列举了一块出土于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的龙山晚期陶片，上边镌刻有11个文字符号。很多学者试图通过甲骨文破译，但这套系统显然与汉字系统不同，徒劳而无功。1994年，36岁的冯时发表《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用古彝文释读出这11个字符，从右到左汉译为：“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 “魅”为占卜对象，意即为恶鬼诸邪而卜；“阿普渎祈”意即祈求阿普渎，“阿普渎”为洪水后的彝族始祖；“百鸡拐爪”意为以鸡骨卜卦，属彝人传统的占卜形式。这片陶文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仪。

古彝文是今天生活在川、滇、黔、贵等省的彝族古文字。冯时认为，如果说在山东邹平出土的这些文字属于古彝文，而不是我们习惯接受的汉字系统，这就意味着：生活在410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的族属，不是华夏族而是“夷族”。那么，“夷族”与“彝族”有什么关系呢？他谈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确定少数民族名称时，毛泽东、周恩来与彝族代表讨论认为，彝族以前的称呼“夷族”带有汉人歧视之意，于是改为“彝”。但彝人积古以来便自称为ni，汉译为“夷”，其字与古彝文的“人”字同源，“人”为本字，“夷”为后起再造；而且古彝文“人”字本又为彝族始祖之名，彝人以其始祖之名作为族称。同时，甲骨文记载过殷（商）夷争胜的史实，殷人将当时位居海岱地区的方伯称为“人方”，这与夷人的族称及所居地望恰好密合。

傅斯年通过文献考证，将上古文明区划为“夷夏东西”，所谓“东西”的地理标志就是太行山，太行山以东属于夷的文化区，太行山以西属于夏的文化区。在讲座中，冯时认为，傅斯年的这一论点，今天不管是从考古学研究还是从文字起源的角度分析，都是吻合的，太行山以东的史前文化，和太行山以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为此，他又举出三个例子来进行说明。

首先是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一块玉版，距今约5300年。这块玉版藏于一件玉龟之中，内外有四重图像，最中心是一个指向四方的八角图形。冯时认为，这就是汉人常说的所谓“龟书”或者叫“洛书”。通过大量搜集和研究新石器时代这种特殊八角图形后，他发现，这些考古材料的出土地点，都在太行山以东，北至辽河下游，向南到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都有，而太行山以西至今未见一件。并且，这种图像今天在西南少数民族如彝族、苗族、傈僳族等的风俗里还大量存在，有些图像配以八卦，彝语把八卦称作“八角”。因此，通过考古材料，太行山以东的上古文明可以与今天西南少数民族建立某种联系。

自内蒙古东部以至山东、江苏、湖南和江西地区分布的小河沿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间，这一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被学者称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其文化面貌与西部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有着极大不同，冯时认为这些文化正是孕育出独立于夏文字之外的彝文字的文化母体。

（二）冯时：“地中”变迁暗藏着夷夏格局变化的玄机

第二个例子是来自良渚等地出土文物上的图像。这些图像对很多考古学者来说非常熟悉，它们像一个斗魁，中间有突起。甚至还有一种“族徽”符号，也是下面一个斗魁状的脸，上面中央突起。这在东部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中大量出现。

冯时认为这即是汉文典籍里描述的“璇玑”，也就是古人认为的“天极”，不仅今天考古发现有大量这样的遗存，其文献证据也记载在《周髀算经》中。所谓天极，实际就是北天之中不动的那个点（北极星），北斗星会围绕着北极星旋转，规划出一个圆形的空间，这个空间古人称为“璇玑”，北斗七星中有两颗即叫“璇”和“玑”。但是，今天我们从华夏族遗物中很难寻觅到这种中央凸起的“天极”文，而纳西族的象形文字里居然还有，比如“天”字，正是这种中央突起的造型。这些图像在太行山以东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里都能看到，而太行山以西却没有。

从“夷夏东西”的遗存和观念差异，冯时进而追问：“中国”的“中”，以及古代政治观里“居中而治”的“中”，到底是四方之“中”，还是南北之“中”？他从天文考古学的角度推论早期统治者“立中测影”的圭表，其中暗藏着某种线索。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距今6500年前有圭表的遗存；而太行山以西，位于山西襄汾的陶寺，出土了距今4700年左右的圭表。尽管二者年代相差久远，但几乎在同一纬度线上，冯时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至少是在夏之前人们所认识的“地中”。后来“地中”变成了今天人们熟知的河南登封告成镇，也就是传说中周公测影的地方。

河南登封，周公测影台。

这一作为“地中”的地点是谁建立的？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书《保训》告诉我们，这个“地中”系商汤的六世祖“上甲微”所定。《保训》描述了“地中”变迁的故事，“上甲微”认为早前所定的“地中”并非真正的地中，于是他重新测定，将“地中”定在今河南嵩山登封告成镇，即现在所说的周公测影台。《保训》记载，周文王将这个秘密告诉了其子武王姬发，嘱咐他守着这个“地中”。西周初期的青铜器何尊上，周成王还追溯了武王的话：“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也是迄今发现“中国”一词最早的记录。

冯时指出，如果将西水坡（河南濮阳）和陶寺（山西襄汾）连成一条直线，居中引出一条垂线，这条垂线刚好落在告成镇，一度不差。可见“上甲微”当时重新定的“地中”，不仅取了南北之中，同时还取了东西之中，真正形成了所谓“四方之中”的概念。而这个概念是在夏王朝之后形成的，夏朝建立“家天下”之后，整个天下格局变了，原来“夷夏东西”格局所定的地中，已不再是真正的“地中”，必须重新测定四方之中。

从这些考古学和文献学的证据，再回顾傅斯年先生早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很多线索可以得到互证。在太行山以东，上古文明时应属夷文化区，而在太行山以西应该就是夏文化区。如果这能成为一种基本认识，那么破译新石器考古遗存中的图像，就可以突破汉字文化的思维惯性，从夷文化的视角打开新思路。

（三）从早期文字解密夏初的“大革命”

随后，冯时列举了山东大汶口出土陶器上日月山或日火山图像，以及安徽蒙城尉迟寺出土陶器上的类似图像，指出其与彝文中的“天”和“地”字形一样。而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龟腹甲上所刻“目”字图像，也未必是甲骨文中的“目”字，而极有可能是古彝文中类似的象形文“吉”字，彝语念“MA”。这个符号并非孤立，在良渚文化的玉璧上也有出现。

“如果我们把这个文字认成‘吉凶’的‘吉’，我们遇到的麻烦就少多了。”冯时说。

为什么古人要用眼睛表示“吉”？他认为文字的发明与早期人神交流的需求有关，凡是宗教性质的文字，都是象形文。而人神之间的交流，除了嘴，眼睛特别重要，通过文字完成眼神的交流。三星堆出土的人像只有两种经典形象：一种是只有空洞的眼眶，嘴角都往下撇，一副哀苦的样子；另一种则是眼珠夸张地突出，嘴角都笑着上扬，很欢快的样子。

此外，新石器时代很多玉饰上，也可以看到类似三星堆的两种表情，开嘴笑的有眼睛，而撇嘴哀苦的则没有。这样一些实例，从古彝文的“吉”字来解释，强调的就是眼目通神的意义。汉字系统中也是如此，古人画仓颉像，有四只眼睛，特别强调他的“目”；而沟通人神的“巫觋”，“觋”字左边是一个巫，右边是“看见”的“见”，一定要看；庙主称作“视”，视就是看的意思，视庙主就如同看到了祖先。

当然，这样的结论也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夷（彝）族的文化真的有那么久远吗？冯时认为，不仅古彝文中一直有“人”（ni）的自称，殷商甲骨文里多有商王征讨“人方”的记录，而且，彝族古文献中也能发现强有力的证据。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地质学家丁文江在贵州毕节调查，将搜集的彝文典籍出版为《爨文丛刻》，其中收录了彝族水西土司安氏的族谱，从其始祖记到1930年，还不包括断代缺漏的部分，一共120代；而按《孔子家谱》的记录，从春秋晚期的孔子到如今的孔门直系，也才不过80代。

从空间上看，如果“夷夏东西”这个局面是事实的话，那就意味着太行山以东，北到辽河下游，南到长江中下游乃至上游，这一半月形地带可能都属于广义的夷文化区。可为什么现在的彝（夷）人仅分布在西南地区呢？冯时说，华夏族势力的扩张史，也是夷族遭受不断挤压的历史。商周对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不断打击，夷（彝）族文化在此过程中或融合，或南徙，到宋元以后最终偏守一隅，落脚于西南的川、滇、黔、桂等地。

从早期文字考察“夷夏东西”，冯时指出，山西陶寺文化其文字与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并存的事实，可以证明中国文字的起源至少具有两个独立的系统，即东方夷（彝）文字系统和西方夏文字系统。这一格局是什么时候被打破的？冯时认为，应当在夏启建立“家天下”的王朝后，称“这就是一场革命”。

今天找到的夏代文字，出土地点在山西襄汾的陶寺，属于陶寺文化的最晚期。在这里发现的一个陶罐上，用朱砂写了两个字，一个是跟甲骨文完全一样的“文”字，另一个字符冯时认为就是族邑的“邑”，而“文邑”是早期夏王朝的王庭，确切地说，也就是夏启所建的王庭。

关于“文邑”最早的材料，在甲骨文里可以找到。商代甲骨文里，目前发现五条有关“文邑”的卜辞，如“癸酉卜貞，文邑受禾”、“壬申卜貞，文邑受禾”等。古籍所载，夏禹名叫“文命”，夏代也叫“文夏”；而今天推考的夏代王庭叫“文邑”，都强调这个“文”字。那么“文”是什么呢？冯时认为，“文”就是修养自己的内心，修养道德。这样的一种文化面貌与太行山以东的夷文化完全不同。《礼记•表记》中说：“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夏人奉的是尊尊亲亲，商人是敬事鬼神，“尊尊亲亲”是重德表现，说明在夏代已有“文”的思想，这是非常进步的。

陶寺最晚期实际上就是夏启所建的王庭，支持这一说法的还有很多证据。比如陶寺出土的彩陶龙纹盘，冯时在《夏社考》一文中考证出盘上画的龙就是夏代的社神（夏社）“句龙”，而夏社句龙的嘴里叼的东西，就是社树的符号。他还搜集了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汉代有关社树的图案，发现都是这个样子。

从夏社句龙与社树，进一步佐证陶罐上的“文邑”为夏代文字，也就是甲骨文的祖先。而“文邑”出土于陶寺文化的最晚期，这与“夷夏东西”的事实有什么关系呢？

冯时介绍，“邑”是没有城墙的，一个邑里边居住的就是一个族或者一个分族，族与族之间是通过环壕限定的，而不会建城来分开，环壕只起到防御野兽的作用。新石器时代发现很多有环壕的遗存，实际上就是邑。历史学或考古学上有个长期误解的问题，以为找到城就找到了文化中心。实际在三代文献里，王庭统统都叫邑，没有城。四面有城楼的叫做“墉”。夏的王庭叫夏邑、文邑；商的王庭建在亳时叫“亳中邑”，晚商的王庭（即今殷墟）叫“大邑商”。《尚书》里记载盘庚迁殷曰“于兹新邑”；洛阳是西周初期周成王所建，叫“雒邑”。

从传世文献来看，这种邑的制度非常清楚。《周易》“夬卦”有爻辞云：“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王宣命教化于王庭，而王庭是没有城墙的邑，所以“不利即戎”，一打仗就溃了，但是它“利有攸往”，利于王命的传播。但是王庭不建城墙，如何保护自己呢？冯时说，这涉及到夏、商、周的分封制度，诸侯封建于王庭的周围，所建立的诸侯国很重要的一个义务就是拱卫王室。因此，早期的王庭用不着王自己保卫自己。当然，后来“礼崩乐坏”，王的权威下降，诸侯势力强大，诸侯不仅不保卫王，还想取而代之，这时候王只能是建城墙以自我保护，而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在西周晚期与东周时期了。

陶寺遗址分成早、中、晚三期，没有城墙的文邑出土在最晚一期，而早期和中晚期都发现有城墙。冯时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早期的城墙被推倒，宫庙被毁弃，男人被杀戮，甚至女人被绝嗣。

“这不是一场革命是什么？当然是一场革命！”冯时说，“这个转变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把它设想成这就是夏启建立夏王朝的这样一场革命，那么这个事情在文献里边或许就有记载。”他从周易《泰卦》“上六”爻辞中发现了线索：“城复（覆）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易经》的卦爻辞体系，最晚成于西周早期，而殷商的大邑没有城墙，不可能有“城复（覆）于隍”的事；商汤灭夏桀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夏朝就已经叫邑了，商汤所建的即叫亳中邑，不可能有“城复于隍”这样的事。那么，造成这一革命性巨变，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夏启建立他的“家天下”时，开创了文邑制度。

陶寺遗址的发掘，不仅找到推倒城墙、毁坏宗庙、壮丁被杀的证据，还有女性被绝嗣的残酷画面，比如一副女性骨架的阴部插着一根牛角，并且是被活埋的，至死还保留着挣扎的样子。冯时推测，如果陶寺能证明夏启建立“家天下”王朝的事实，那么，从古史系统去分析，就不排除“益干启位，启杀之”这样的权力斗争。

通过对陶寺遗存的分析，冯时指出，夏代早期，以夏启为代表建立了“家天下”王朝，并将文邑作为宫廷，如果这种分析成立的话，我们对上古的文明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夷夏交胜”、“夷夏东西”的格局，随着夏王朝的建立而改变。随着夏、商、周三代政治势力的强大，夏文字在殷承夏制、周承殷制的接续中，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正统文字而得到强劲的发展。这一过程中，统治者为实现其政治扩张和王权统一的理想，将文字变成最主要的文治教化工具。

（四）戴向明：从巴蜀到良渚 早期国家并非都有文字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研究馆员戴向明，与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就冯时先生演讲分别发表了评论。

戴向明近年来的研究重点集中于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发展等重大课题，他认为冯时的讲座不光让考古门外之人听得入迷，连从事考古的人也同样如此；冯时用非常生动的语言讲述了“夷夏东西”这一远古中国的格局从多元到归一，经夏、商、周三代成为一统的过程；特别是用古彝文解释八角星文以及大汶口文化、凌家滩文化等等的象征意义，其中有很多非常新颖的说法。

结合自己长期在野外考古及研究的体会，戴向明指出，夏商时期开始，中原文明在中国地域之内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青铜文明非常发达，像有的学者说的，要用“月朗星稀”来形容；而实际上，西南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也是非常特殊的文明景观，后来还有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与中原文明可谓是日月同辉。“假如把中原夏、商、周三代文明形成比作一个太阳的话，古蜀文明就是个月亮，它足可以代表当时国家层次的文明社会。同时期的其他地方都达不到，只有古蜀文明才可以，它是连续不断的，从宝墩文化之后，到三星堆、十二桥，古蜀文明的兴起，它是连续不断上升的。”

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没有从发达的古蜀文明中发现文字。中原生长出来的殷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往前追溯到夏之前的龙山时代，山东邹平的丁公陶文能够用古彝文念出来，这是令人惊奇的。再往前追溯，五千年左右的良渚文化达到了早期国家水准，但只发现刻在玉器上的图像符号，而没有发现像丁公陶文那样能多字连缀成篇的文字体系，也就是说，我们还不能确认出良渚有成熟的文字出现。

戴向明认为，早期的刻画符号数量很多，形态也很多样，比如更早的仰韶时期遗存，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可能会推测这是不是早期文字？但多数学者还是持谨慎态度，认为这些仍是符号，而不属于文字。因为符号是表意的，有特定的含义；而文字的表现是可以连缀成篇，用语言释读出来，通过学习了解并记住它，从而起到沟通的作用。

针对冯时所论证的“夷夏东西”说，戴向明指出，前辈考古学者将史前中国，依考古发现，作过文化区的划分，除了夷、夏，还有苗蛮、百越等等，北大的严文明先生甚至划分出八大文化区。这种史前文化的多元，经中原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不断滚动，越滚越大，最后形成“秦汉归为一体”的大一统局面。这里也涉及到如何看待“夷夏东西”文化区的划分粗细问题。

对此，冯时的回应是，通过文化大区块的划分，来区别夷与夏的不同，是带有根本性的。宏观的夏，也包括后来的周；广义的夷，实际也包括了苗。今天我们其实很难用考古材料去对应某一个具体的族，将来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或许我们能够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新的认识。

（五）易华：夷夏文化有先后之别，汉字起源无外来之力？

同为讨论嘉宾，易华是长期从事蒙古学与藏学、游牧与农耕民族关系史及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专家。他很赞成冯时关于“夷夏东西说”的论述，并且指出，夷夏不仅有东西之分，还有先后之别。他为此撰写过专著《夷夏先后说》，2012年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

易华认为，早在4000年以前，夷文化在东亚就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有发达的农业，像凌家滩的玉器等等，工艺达到了世界领先的高度；但是到了4000年前左右，夏代开始的时候有了很大的变化，进入青铜时代，东亚文化从相对比较独立自由的发展，到遭受外来文化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成系统的，并非偶然的小影响。

易华向观众展示了一份夷与夏的关键词对照表。

2014年易华提出“青铜之路”的概念，详细论证了青铜文化、马和马车文化、牛和牛奶文化、羊和羊毛加工，这四大技术是从4000年前左右，也就是夏代开始之际进入东亚夷文化区的。另外还有小麦、火葬墓和支石墓、黄金崇拜、天崇拜、砖（瓦）等等。他所列举的很多方面都显示出，东亚固有夷文化与外来文化逐渐融合形成了夏文化，比如三皇五帝的合流、五谷六畜的汇总等。

易华同意冯时讲的陶寺可能是夏邑，他认为在尧、舜、禹时代，以祭祀为大，用玉器祭祀是最大的事情，打仗是次要的，战争不是主旋律。从夏启开始，战争变成主旋律，一方面夏代开始进入青铜时代，青铜兵器的出现，使得戎与祀都成为国之大事；另一方面，夏启的王位权力是通过战争夺取的，而不是禅让而来的，这个战争正好是陶寺的灭亡和石峁的兴起，可以作为中国从“玉帛古国”进入“干戈王国”的主要转折点。

如果说，青铜等器物的融合，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那么，作为文字的甲骨文，到底是本土原生的，还是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呢？易华认为，安阳殷墟在商代已经是世界性的大都市，青铜器、牛、马、羊、小麦等指标，都已经进入当时的世界体系。文字的产生不是孤立的，也有相互的影响。公元前4000年前后东亚就有了多种文字。甲骨文的产生，可能会跟这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有关系。实际上比甲骨文早或者同时的文字，至少有10种。有学者对埃及文字、两河文字和甲骨文字做过比较研究，认为这三种文字有很多共通性，但是还不敢下结论，既不能说有影响，也不能说没有影响。另外，中国是文字很丰富的地区，文字产生之后，还会有模仿，有竞争，有继承，跟多种文字相互作用。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线索，是在安阳发现的三枚铜印章，上面刻有文字，墓主人是“贞人”，即占卜的人。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印章。而从中国往西追的话，在西亚两河流域，五六千年前印章就很流行，可以表示个人身份，也可以用于交易。印章上面有图像，有符号，也有文字。这是否影响到汉字的生长？甲骨文的起源有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易华提出疑问。

对此，冯时表示，自己通过对甲骨文、金文的研究，认为仍是原生的。因为文字的创造必须要跟语言结合起来，语言不同不可能创造出那样的文字来。而且，中国文字有自己的造字系统——“六书”，“六书”表现出独特的思维体系。他承认作为文字载体的印章，有从西方借鉴的可能，但就汉字本身发生、发展和演变的逻辑关系而言，他认为这套文字体系是自成系统的。

（六）梁治平：历史的丰富性模糊了文明的界限，使其更有弹性

本期高端讲座的主持人、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梁治平与在线网友也频频向冯时发问，比如凌家滩玉版上11个古彝文字的真实性问题、彝族八卦与《周易》的关系问题、三星堆人像眼球凸出的原因问题等等，冯时一一进行了回应。

在总结这场讲座时，梁治平用“别开生面”“引人入胜”来描述这场讲座，并对冯时严谨的考古学研究和讲故事的能力表示赞赏。他认为，此次讲座不只讨论了考古学上的一个具体问题，也展示了考古学这一学科的基本特点和引人入胜之处，即一方面非常注重考古材料，需要有特别扎实、细致的功夫；另一方面，在材料的基础上复原历史场景与细节，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非常强的想象力。“我觉得冯时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特别好的示范，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了解到，考古学者是怎么样展开他们的工作，并且把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展现给我们。”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梁治平指出，冯时提醒我们，固有的类似于“大一统”的观念，往往会限制我们对历史的想象力。今天的讲座则成功地展示了如何用更多元的视角去解读材料，从而发现一个完全新的世界。探讨文明起源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其方法论问题也同样存在于不同阶段的历史研究中，固有的历史观可能给后人带来很多限制，需要突破其局限性。

梁治平认为，“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的探讨，让我们认识到，文明的丰富性使得文明的界限变得模糊，也很有弹性。“什么叫华夏？我们所说的炎黄文化，经历了多少改变、多少不同文化的因素的加入？汉族好像在文明演进最高的位置上，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汉文化的形成，其实有许许多多古代遗存下来的民族的巨大贡献。没有这种贡献，汉文明不会是后来的这个样子。”

（文字整理：柳理。图片来源：除海报和视频截图外，其余均为讲座嘉宾提供。）

【下期预告】历史学家罗新：内亚视角下的北朝史

历史总与政治纠缠不清，正史叙事基本都是王朝兴衰史。中国史的研究，如何突破长期以汉文化和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视角局限？从北方游牧民族的“内亚视角”研究中国史和“中国性”，正在形成一种新范式。

8月2日晚19：30，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将在线主办2020年第二场“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特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曁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先生主讲“内亚视角下的北朝史”，并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乌云毕力格在线论道。讲座由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梁治平主持，欢迎收看直播。

【延伸阅读】

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自2018年以来面向大众推出的重磅人文讲座，旨在从艺术与人文切入，深度关切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回归与重构。作为该院的高级研究员，陈方正、林祥雄、李零、章新胜、王石，陈越光、陈嘉映、陈平原、白谦慎、王学典、黄一农、梁治平、赵汀阳、郑永年、任剑涛、余世存等十六位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学者专家、艺术家，以及众多杰出人文学者，将在此平台上分享他们的卓识睿见。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创办于2017年12月，创始人和首任院长为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刘梦溪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