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因理想主义而四处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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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因理想主义而四处碰壁

2021年04月20日 09:36:41
来源:凤凰网国学

编者按:在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里,儒家思想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轨迹。凤凰网国学特此推出专题《穿越两千五百年,寻找儒家14位圣贤》,呈现中南大学刘立夫教授“立夫讲国学”儒学篇系列课程,带您追寻儒家贤达们的身影。

人性的本质是什么?孟子的代表儒家的理想主义的一翼,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往下看就可以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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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大家想过没有,什么是知识分子?你可能会回答:知识分子就是从事脑力劳动的文化人。实际上,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叫做“士”。要做一个真正的士是很不容易的,不仅要具备知识才干,更重要的,是要具备独立的人格和高尚的操守;未必要从政做官,但一定要代表天地良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倡“良知”的士,应该从孟子算起。

过去的私塾,小孩早上起来必背的文章就有《孟子二章》。现在中学生也要背诵“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样的话确实很励志,无论放在什么时代都是人生的座右铭。孟子还是第一个提出“大丈夫”气节的人,他的“浩然之气”、“舍我其谁”、“仁者无敌”、“舍生取义”、“兼济天下”、“独善其身”的人格理想,一直受到历代文人士大夫的推崇。正因为如此,孟子是为中国文化而生,而不是为某一个时段的政治而生,他在世的时候,被当政者视为“迂阔”而不受欢迎。

孟子因理想主义而四处碰壁

孟子虽然是“亚圣”,但是,“亚圣”是元朝才封的,他生前并没有获得这样巨大的荣誉。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与他同时代的还有很多竞争对手,如阴阳家、法家、兵家、纵横家、墨家、甚至主张隐居避世的道家人物都比他更受欢迎。我们先来比较一下孟子与邹衍。

1、邹衍的风光与孟子的冷遇

最早给孟子写传记的是司马迁,《史记》将孟子和荀子合在一起,称《孟子荀卿列传》。这篇传记很特别,关于孟子本人的事迹加起来才100多字,倒是花费大量的笔墨去写了同时代的其他人,比如邹衍、淳于髡,还有十几个历史人物。淳于髡是著名的纵横家,善于察言观色,揣摩人意。齐宣王高规格接见他,然后屏退左右,一连交谈三天三夜毫无倦意。临走时,齐宣王送他一辆豪车,另加一百镒黄金。1镒20两,一百镒就是2000两黄金。

再看那位阴阳家邹衍。邹衍是齐国人,“五德终始”、“赤县神州”就是他提出的。他的学说宏大不经,荒诞而怪异。可就是这么一个大忽悠,来到魏国,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执“宾主之礼”;来到赵国,平原君侧身而行,亲自为他擦拭坐席。来到燕国,燕昭王手持扫帚在前为他清路,以学生身份向他请教,还为他专门修筑了一座碣石宫。碣石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还有争论。曹操写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诗句;毛泽东主席有“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诗句。为什么邹衍这么受欢迎?因为他会给君主算命推运,让你欲罢不能。千万不要小看古代的阴阳家,他们用天文地理、阴阳五行那一套理论给当政者看风水、推国运,迎合了权贵们的心理需求,所以很容易迷惑人。

比较起来,我们的孟子却很受冷遇。司马迁是这样说的:

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孟子大约40岁的时候开始周游列国。他言必称尧舜,满口仁义道德,尽管他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可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感兴趣,人家宁可用法家、阴阳家、纵横家,也不愿意用尧舜之道。司马迁说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什么叫“迂远而阔于事情”?迂是绕弯子,远是扯远了,阔是海阔天空,不切实际。这个评价应该是当时各国诸侯对孟子的普遍看法。在弱肉强食的兼并时代,儒家的仁义道德确实很难派上用场。

2、孟子收入知多少?

一个人的风骨,来源于某种底气。像孟子这样有骨气、有人格的人,几百年、甚至千年难出一个。孟子的底气在哪里?一个是他的“铁肩当道义”的良知担当;另一个就是他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物质保障,他有工资收入,不为衣食发愁。

孟子活了84岁。他40岁左右在滕国(今山东藤县)开始从政。他之后往返于齐国、魏国、宋国、薛国等国之间,最多的是齐国,但一直没有做过实际的官。他60岁左右就退休了,晚年从事教育,并将他一生的经历和思想做了总结,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孟子》一书。孟子在齐国做的是“客卿”,就是当顾问,拿俸禄。当时各国为了竞争,重视人才,有“养士”之风,特别是齐国,办了一个“稷下学宫”,接纳各国学者,孟子就在那儿呆过很多年。根据孟子自己的回忆,他后来不想干了,要离开齐国,齐宣王开出了“万钟”的高薪来挽留他,但他没有接受,最后还是离开了。中学课文选了孟子的一篇文章,叫《鱼我所欲也》,有一句“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钟,是古代的一种量器,六斛四斗为一钟,那一万钟就是六万斛另加四万斗。这个待遇与当年孔子做鲁国大司寇兼宰相的时候是一样的。

还有,孟子提到过,他离开宋国时国王赠送他黄金70镒,每镒20两,合计1400两,他接受了;经过薛国,国王也送他黄金50镒,合计1000两,他也接受了。根据估算,古代1000两等于现在的31公斤,这个数目是很大的。注意,这还仅仅是人家一次送给他的礼物呢。大概孟子周游列国时有一个团队跟着,否则这么多钱他一辈子也花不完。

有了这样一个背景,我们就知道孟子说话的底气。他的“大丈夫”气节与此有关。要知道,人穷志短乃人之常情,孟子也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提倡保障人民的生存权,但又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没有保障还能安贫乐道,只有读书人才能做到,这不矛盾吗?实际上,读书人如果长期缺衣少食,也不会有恒心。孟子敢说这样的话,那是因为他没有穷过,他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