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思想的政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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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政治哲学着眼于国家政治的高度，与传统儒家有所不同，但仍然是在继承孔、孟等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完成的。他将孔、孟以来儒家思想中“天”的本体地位明确化了，接下来我们来深入来了解董仲舒提出的三个主要思想。

汉代思想家王充说过，董仲舒“虽无鼎足之位，智在公卿之上”。鼎足之位就是公卿的位置，董仲舒尽管没有三公九卿那样显赫的政治地位，但他的智慧却高于他们。

关于董仲舒的思想，可以从《汉书·董仲舒传》和《春秋繁露》中得到了解。我这里主要讲三点：天人感应、屈民申君、三纲之道。

1、天人感应

我们现在对“天人感应”这一套有些反感，认为它是政治神学，是封建迷信。但是，思想只有放在特定的时空才会有意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其实是儒家与阴阳家的一个综合，它的基础是“天人同类”：

“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

这是说父母能够生育孩子，却不能使整个人类诞生，只有天才有这个作用，所以天是人的曾祖父。从形体上看，人的脑袋就像圆圆的天，人的眼睛就像明亮的太阳月亮。天有366天，人有366块骨节。人的四肢好比四季，人的五脏好比天的五行。

“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

这段话无须翻译。人类的道德如仁义礼智信、情感如喜怒哀乐都与天的某个部分对应。这叫“天人相副”。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的核心是“灾异说”和“祥瑞说”，通过它们来论证君权神授，同时对天子的行为进行监督。“天”这个概念，孔子提到了“天命”，孟子提到了“知性知天”，他们主要将天看成道德之天。荀子认为天是自然之天。董仲舒则用阴阳家的思想来大谈灾异之变：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

灾和异是有区别的。天地之间出现不正常的现象，小的异常叫做“灾”，大的异常叫做“异”。灾比异先出现，如果执政者犯了小错，上天会用灾来警告他，警告不听，就用更严重的异来警告，弄不好，天子得下“罪己诏”。相反的情况是，如果天子工作做得好，上天也会看在眼里，会显现“祥瑞”来表扬。

因为这个灾异说，董仲舒差点丢掉脑袋。当他的对策获得汉武帝赏识以后，被安排在汉武帝的哥哥、江都王刘非身边做丞相。汉武帝建元6年（前135年），皇帝祭祖的地方发生了大火，董仲舒认为这是天在起作用，于是起草了一份奏章，以两次火灾说明上天已经对汉武帝发怒，想让他做出相应整改措施。结果奏章还没上，正巧主父偃到董仲舒家做客，看见奏章，就把奏章草稿偷走，交给了汉武帝。武帝看后大怒，想杀了董仲舒。后面怜惜他的才能，又下诏赦免，但他的江都王相却被罢免。从此，董仲舒不敢再说灾异之事。要知道，汉代的灾异说、谶纬说，还有一些搞易经预测的，尽管很流行，但都是高危职业，稍有不慎，小则丢饭碗，大则掉脑袋。

其实，汉武帝本人非常迷信祥瑞说，这可以从他频繁改年号看出来。他一共用了11个年号，如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等等。一般的皇帝一辈子都用一个年号。有一年，朔旦与冬至重逢于同一天内，而且还又回归了同一时刻，汉武帝为纪念这一天示祥瑞，以“元朔”作为第三个年号。元朔六年十月，汉武帝在一次狩猎时获得一只“一角而足有五蹄”的兽，于是改年号为“元狩”。“元鼎”是因为汉武帝有一年得到了一座宝鼎，为了纪念这座鼎便改了年号。

董仲舒对祥瑞与灾异的定义是“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其实就是同类相感。皇帝允许你讲天人感应，但一般都喜欢报喜不报忧，你董仲舒可以多说点祥瑞，别拿些什么灾异现象大做文章。有人认为，天人感应说有神化君权的功能，也有监督君权为所欲为的功能，其实，神化君权是实，监督天子是虚，天子是不允许你随便提意见的。

顺便补充一个看法：现在有很多人直接将“天人合一”理解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或保护自然环境。这其实是有差别的。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到“天人合一”是北宋的理学家张载，他的原话是：“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

张载所说的“诚”与“明”源于《中庸》，他这里说圣人因天性自明而真诚，普通人人通过真诚的努力达到对天性的明了，天人合一指的是达到廓然大公、超凡入圣的境界。张载的天人合一是一种道德境界。而董仲舒的原话是“天人一也”，基本的意思包括天人同类、天人相副、天人一体，他强调的是天人感应。张载是道德之天，董仲舒是人格之天。我们今天说的“天人合一”应该是引申义，与它的本来意义有出入，但要防止望文生义。

2、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儒学在孔子和孟子的时代，一般讲“正名”、“以德配位”，至于如何树立君权，缺乏具体意见。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是正名而已，就是各司其位。孟子侧重于君臣平等，甚至提出“民贵君轻，社稷次之”。荀子开始强调君权，法家尤其强调君主的绝对地位。董仲舒比法家更进一步，他找到了“天”这个依据，论证君权神授：“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屈民而伸君”，就是要求人民、尤其是文武大臣都必须臣服于皇帝，以皇帝为核心。这是董仲舒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和吴楚七国叛乱进行历史总结后的解决方案。君主集权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董仲舒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屈民而伸君”实际上就是政治“大一统”，是遏制中央相权和地方豪强坐大的政治理论。

至于“屈君而伸天”，表面上有借天以限制皇帝胡作非为的意味，但实际上不会起作用，它的真正作用是赋予君主统治的合理性：“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

这里讲的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百姓又受命于天子，天子有生杀予夺的权威，与天对应。虽然“天子”这个词不是董仲舒的最先发明，《诗经》里面就有“明明天子，令闻不已”，但董仲舒的天人一体说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天子的权威，比秦始皇称“皇帝”更具威胁力。在这个地方，儒家、法家、阴阳家三家完全合流。因此，董仲舒的政治神学也更具欺骗性，董仲舒比他的前辈更懂得包装，不亏为一位政治的“包装大师”。

3、三纲之道的奠基

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三纲五常”是封建糟粕，这是值得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以后会有专题讨论。其中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最受质疑。三纲到底是谁先提出来的？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其实这个思想在荀子和韩非子那里就已经有了雏形。董仲舒的贡献是用天道说三纲：“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三纲可以从天道中推出，董仲舒给出的理由是阳贵而阴贱、阳尊而阴卑。他说，自然界里面，万物生长靠太阳，有阳就有物，阳衰物也衰。这个有点道理。根据阴阳学说，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意思就明显了：

“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按这个说法，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高下、主从、生养关系是很天经地义的。到了东汉白虎观会议，正式确立“三纲六纪”：

“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个表述在白虎观会议上正式确立。就它的内容的形成过程来看，荀子和韩非子做了理论的铺垫，董仲舒做了理论的奠基，汉章帝在白虎观会议中予以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