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儒家“道统”说的倡导者

编者按：在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里，儒家思想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轨迹。凤凰网国学特此推出专题《穿越两千五百年，寻找儒家14位圣贤》，呈现中南大学刘立夫教授“立夫讲国学”儒学篇系列课程，带您追寻儒家贤达们的身影。接下来，让我们认识"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

北宋的文学家苏轼曾经给韩愈写了一篇碑文，上面有两句特别重要的话，概括了韩愈一生的贡献。第一句是“文起八代之衰”，第二句是“道济天下之溺”。第一句讲的是韩愈的文学贡献，第二句是韩愈的思想贡献。因为韩愈在文学上的贡献太大，以至于他的文学的光芒遮蔽了他思想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对于韩愈的看法，就是把他看成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成就有多重要，我们可以看看《古文观止》里面选了222篇散文，他一个人就占了24篇，应该占了全书的十分之一还多。像“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样好的文学名句，大家都能记住。好的文学作品都是有灵魂的。韩愈的文章写得好，好在他的文章有灵魂。这个灵魂就是“道”，“传道授业”的“道”。韩愈推行“古文运动”，从形式上是倡导朴实的文风，从内容上是为了那个“道”。本来呀，唐朝的儒家人物里面就没有几个像样的思想家，韩愈因为他反对佛教，提倡儒家的“道统”，反对佛教的“法统”，他因此又多了一个思想家的身份。

大家知道，汉唐盛世是我们中国人最值得骄傲的时代。唐朝的诗歌可谓登峰造极，但是，除了诗人，还是诗人，思想家到哪里去了？唐朝可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竟然没有思想家，这是说不过去的。思想家肯定是有的，但他们恰恰不是儒家人物，而是一群和尚。这话不是我说，它出自一个著名的“王安石之问”。

一、王安石之问

有一本佛教禅宗的书，叫《宗门武库》，上面记载：有一天，王安石问张方平：“儒家圣人孔子去世后一百年，出了一个亚圣孟子，以后就再也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这是为何呢？”张方平回答说：“有的，甚至还有比孔子、孟子更厉害的。”王安石好奇地追问：“是谁？”张方平一口气举了六个人，江西马大师、汾阳无业禅师、雪峰、岩头、丹霞、云门。江西马大师就是马祖道一禅师，南岳怀让的徒弟，汾阳无业禅师是马祖道一的徒弟，雪峰是雪峰义存禅师，岩头是岩头全奯（huò）禅师，丹霞是丹霞天然禅师，云门是云门文偃禅师，这几位都是唐末五代时期的禅宗大师级人物。张方平然后加上一句：

“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

意思是儒家到这个时候门庭冷落，管不住那些一流的天才，他们都跑到庙里去做了大和尚。王安石听他这么一说，想想还真有些道理，叹服不已。后来，王安石又把张方平的话说给张无尽，张无尽就是在北宋曾经做过宰相的张商英。张商英听后，也是猛拍桌子，深表赞赏：“这真是达人之论啊！”

要知道，王安石、张商英都是宰相级别的人物，位高权重，又是文化名人，他们对唐宋时代的思想发展状况应该比我们有更切身的感受。我们今天看来，支撑一个强大的帝国，当然要有人才，唐朝出了那么多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哪里没有人才。但是，就思想的创新而言，注意，我讲的是思想的创新，也就是与前代有什么突破，找出亮点，不同点，这确实有点困难。我们前次讲到，汉唐时代的经学，是“继承有余，创新不足”。儒家的经典注释了几百年，该说的都说完了，哪里还有什么新思想。现在的教科书里面，比如写唐朝的思想史，就遇到这样一个麻烦：如果仅仅从儒家的角度写唐朝的思想家，还真找不出什么一流的思想家。在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老盯着儒家，还得考虑佛教、道教，因为当时的国家文化政策，就是儒佛道三教并用，三教都在为帝国的文化建设服务。

唐朝是大国，综合国力强大，包容性强，儒、佛、道三教都有发展空间。在那些多元文化中，给正统儒家冲击最大的就是佛教。另外，道教也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当时的道教是唐朝的国教，唐朝的皇帝姓李，为了抬高门第，他们尊老子李耳为自己的祖先。其实，老子的这个李与唐朝皇室的李本来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个是“陇西李”，陇西李在陕西，一个是“代北李”，代北李在山西。这个老底是一个叫法琳的和尚给揭穿了，当时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很不高兴，法琳被流放。这个我们暂时不提。后来儒家正统人士经常提到“佛老”，都是带有贬义的，是批评佛教和道教的时候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他们批评佛老，主要是批评佛教，因为佛教对儒家的威胁最大。

我们常说隋唐佛教有八大宗派，像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这些宗派都得到过帝王权贵们的支持，因而人才辈出，影响遍及朝野。这些宗派的传承逐渐形成了一套体系，名叫“法统”。庙里的方丈把他的“佛法”传给自己最得力的徒弟，这叫“传法”，一代一代地传承不绝，也就形成了佛教宗派的“法统”。本来，在国力强盛、思想开放的时候，各种思想都能够和平相处，可是到了中唐时期，国力下降，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时候就有人开始反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人将这些社会问题归罪于佛教。韩愈有两篇特别有名的文章，一篇是《谏迎佛骨表》，一篇是《原道》，读过以后，你就会发现，韩愈为什么对佛教有那么大的意见。我们先看《谏迎佛骨表》，韩愈因为这篇奏章差点丢掉小命。

二、韩愈的官场沉浮与《谏迎佛骨表》

韩愈很有个性，性格耿直，敢于直言。他活了57岁，这个寿命有点低了。你看啊，唐宋以来的儒家人物，平均寿命都不怎么高。韩愈、周敦颐、王阳明都差不多57岁就没了。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都没活过65岁。按理说，思想家应该长寿才行。你看先秦的孔孟荀、老庄墨都超过了70岁，甚至还有超过100岁的，而唐宋以后的文人士大夫大多都是“人生七十古来稀”。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搞行政工作压力太大，仕途太折腾，精神长期高度紧张。长寿的关键在于悠闲，悠哉乐哉，自由自在，想不长寿都难。

1、韩愈的工作压力太大

看看韩愈的简历，就知道什么叫工作压力。他这个人既性格耿直，又忧国忧民，所以仕途曲折，麻烦不断。他25岁考上进士，第4次才考上。他34岁考上国家公务员，那个时候叫“吏部铨选”，也考了4次，考上后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馆博士”，这个官虽然只有正七品，相当于正处级干部，但毕竟是进了中央机关。工作任务是：

“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子为生及庶人子为俊士生者。有学生三百人，典学四人，掌固六人；东都学生五十人。”

因为这个机构下面有300多个学生，而且大多都是有家庭背景的，韩愈有机会聚集这些有家庭背景的文学青年，推广他的“古文运动”。他的《答李翊书》、《师说》就是这段时间写的。

几年后，韩愈升了“监察御史”，相当于现在中纪委纪检监察室处长。韩愈体恤民情，写了一封奏章，叫《论天旱人饥状》，天灾必有人祸，于是得罪了权贵，被贬为连州阳山令。这个地方在今天广东的清远县，很落后的。我上次暑假去郴州避暑，当地流传一句俗语：“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船到郴州就没有水路了，马都会累死，到处都是原始森林，人到了郴州会得疟疾，那里蚊虫很多。过了湘南地区的郴州，然后是粤北的连州，再往南，才是潮州，越往南越落后，这跟当年俄国人将犯人流放到西伯利亚是一回事。差别在于，流放到西伯利亚会冷死，到连州、潮州这些地方会闷死。当然，这是古代，现在不一样了。

这都是唐德宗贞元年间的事。后来，新皇帝唐宪宗上台，韩愈被调回长安国子监。他的官职变化很快，什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什么河南令、什么比部郎中史馆选修、什么刑部侍郎、潮州刺史、国子祭酒、兵部侍郎、礼部侍郎、京兆尹，一大串，短短十几年间，一会升一会降，职位太多，古代的官名太复杂，记不住。大致说，兵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京兆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委书记，不过，那个时候的首都在西安，相当于西安市的市委书记。总的来说，韩愈最高的职位就是做了部级干部。我们现在来说说韩愈的《谏迎佛骨表》，这是他在做刑部侍郎即司法部副部长的时候写的一封奏章。

2、《谏迎佛骨表》与韩愈的文人底色

唐朝的皇帝，除了唐玄宗、唐武宗外，基本上都信佛。当时首都长安的法门寺里，建了一座护国真身塔，供奉释迦牟尼佛的一节指骨舍利，很珍贵。中国现在有两颗特别珍贵的释迦牟尼佛的舍利，一颗在西安的法门寺，一颗在南京牛首山的佛顶宫。法门寺的那颗，是佛的一颗无名指骨舍利，南京牛首山的那颗，是佛的头盖骨舍利。它们都是有明文记录的。法门寺的佛指舍利，藏在地宫中，每30年才开放一次，人们相信舍利会带来“岁丰人安”。唐朝有八个皇帝迎请过佛指舍利到宫中供养，唐宪宗就是其中之一。他隆重地迎请佛骨到皇宫，供养一些时间，再送到寺里，让百姓瞻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为了一睹舍利，老百姓争先恐后。但你信佛总得表示一下。于是，有钱的人尽量多出钱，这叫“财布施”，有人把钱都捐了，“破产以趋佛”；没有钱的人，“焚顶烧指”，用香火在头顶、手臂上烫几个香疤，甚至把某个手指烧掉，这个叫“身布施”，确实有点残酷。

韩愈对这事很反感。他冒着生命危险，写了一封劝谏信，《谏迎佛骨表》。韩愈当时的身份是刑部侍郎，按理说这事不归他管。但他不仅要管，而且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文章开头是这样的：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

他先就把佛教贬低，佛教是“夷狄之教”，非中华正统，这没有错。但他接下来的话就有点吓人。他说，中国上古时代没有佛教，帝王多是高寿，有了佛教以后呢，都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你看梁武帝特别信佛，做了48年的皇帝，活了80多岁，但最后不是在“侯景之乱”中饿死了吗。韩愈由此告诉唐宪宗：

“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拜佛不仅带不来佛的保佑，反而得祸。韩愈说话太极端，文学家的都比较感情用事，缺乏理性，喜欢来点夸张，引人注目。人家皇帝迎请舍利宫中供养一下，烧香拜佛，求佛菩萨保佑而已，哪有那么严重！韩愈说信佛的皇帝要么短命，要么下场很惨。那唐宪宗即使是弱智，也看得出来，你这不是在诅咒他，要他早死吗？老大很生气，事情很严重，要杀头的。唐宪宗还算开明，他把奏章给宰相大臣看了，当时的宰相是裴度，也很信佛，但裴度比较大度，他说韩愈确实不对，罪该万死，但是，韩愈还是忠心耿耿的，他上面说了：

“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佛如果真的灵验，要降灾祸的话，那么，就全部包在他的身上，与皇上无关。唐宪宗看到宰相大臣都在为韩愈说情，最后将他流放到潮州。“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韩愈的政治前途差点就断送了。

但是，韩愈在潮州做了八个月的刺史，事情就有了转机。原来韩愈这个人尽管说话耿直，但他在关键时候会转弯。他在潮州赶紧给皇帝写了一封很长检讨书，千言万语，就是归咎于自己政治上不成熟，不该惹皇上生气，请皇上务必原谅，今后一定好好工作，不负皇上栽培。诸如此类。这封信在《新唐书》韩愈传里有记载。注意，《旧唐书》和《新唐书》里都有韩愈传，《旧唐书》简略，《新唐书》详细，区别很大。

客观地说，韩愈的《谏迎佛骨表》主要是文学性的劝谏，说不上有什么新思想。他对佛教的批判，最有代表性的，同时又有哲学高度的，还是《原道》。

三、《原道》与儒家“道统”的正式提出

韩愈这个人一辈子对佛教都没有好感，史书上说他“素不喜佛”。有一个传说故事，韩愈在被贬潮州时，认识了一个得道高僧，叫“大颠”和尚，被这个和尚的道行所感动，两人后来有很深的交情。怎么解释这件事呢？其实，韩愈与佛教高僧有交往，并不影响他对佛教负面评价，他是国家的整体利益看佛教，认为当时佛教已经出了问题，对国家社会有危害。几十年以后，唐武宗灭佛，发生了中国佛教史上最大规模的“法难”，证明了韩愈并非杞人忧天。

韩愈在30多岁的时候就写过几篇反对佛教的文章，这就是“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鬼》、《原人》。文章的标题都用一个“原”字，就是从源头入手，弄清问题的真相。比如原性，就是从人性问题上说佛教的“佛性”不合“人性”。原人，是说人和禽兽不能混为一谈，批评佛教的“众生平等”。这些文章都很短，理论水平也不怎么高。但是，韩愈在他那个时代敢于站出来，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当时的佛教影响深入朝野，皇帝都对佛顶礼膜拜，你韩愈却唱反调，不仅是跟皇帝过不去，也是跟群众过不去。韩愈曾经告诉他的家人，他死后坚决不用佛教的丧葬礼仪。可见，佛教在当时的影响绝非我们现在可以想象。我这里介绍他的那篇最有代表性的《原道》。

《原道》，顾名思义，就是搞清“道”的本原。这篇文章的要点，有三个地方。

第一，道与德为虚位，仁与义为定名。

韩愈写文章很朴实，直奔主题，没有废话。你看他开头就说：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博爱叫做“仁”，用恰当的方式实现仁叫做“义”，顺着“仁义”而行叫做“道”，具备内在的修养、无须外在的强加就是“德”。道德仁义这四个字，韩愈就这么简要地定义出来，他的文字水平绝对一流。我们现在下一个定义，几十个字还说不清，啰里啰嗦。大家知道，中国古代的各派思想都推崇“道”，特别是老子更突出，他的那个学派就叫“道家”。但是，韩愈说，老子连儒家的仁义都不要了，他还有什么道，还有什么德？见地有高低啊。大家都讲道，都讲德，你有你的道、你的德，我有我的道，我的德，其实不是一回事。所以说，“道与德为虚位，仁与义为定名”，道德不能玩的概念，只能落到实处。儒家讲仁义，佛老追求清净寂灭，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第二，儒家的“道统”才是中国文化的正宗。

出于维护儒家权威的需要，韩愈针对佛教的“法统”说，提出儒家的“道统”传承系统。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中国文化的正宗，韩愈认为是由这么几个人传下来的，由上古时代的尧舜禹汤，传到中古的文武周公，再传到近古的孔子孟轲，后来的荀子、杨雄就不纯粹了。韩愈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汉初用黄老道家，魏晋南北朝佛教大兴于中国。这个时候的道德仁义，都被杨朱、墨翟、老子、佛教搞乱了。“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主客易位，仆人变成了主人，夷狄入主华夏。那怎么办呢？为了正本清源：

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这是说什么？就是勒令和尚、道士还俗，烧掉佛经、道书，将佛寺、道观变成老百姓的房子。这个够狠的。清朝的时候，五台山有一个叫明玉的和尚说，佛教徒不怕宋明理学家，就怕韩愈这种人，因为宋明理学家虽然骂佛教，但只是讲道理，而韩愈直接将人家废掉。这个办法确实有些简单粗暴。

第三，“先王之教”不可改。

韩愈提倡道统，而道统就是“先王之教”，什么是先王之教？先王之教的经典只有《诗》、《书》、《礼》、《易》、《春秋》，其他都不是经典；先王之教的政治举措只有礼、乐、刑、政，佛教道教不能治天下；先王之教的公民只有士、农、工、商，佛教、道教信徒不算；先王之教的伦理关系只有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先王之教的服饰只有麻、丝做的衣服，佛教、道教的袈裟、道袍不算。如此等等。韩愈说得这一套，等于将佛教、道教全部排除在国家体制之外。

韩愈一辈子都在反对佛教，立场坚定。为了接续道统，他特意搬出了《大学》来为他的思想论证。他认为，《大学》提倡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内圣外王。韩愈说佛老之学最多就是内圣，不能治天下，实现不了圣王理想。而《大学》也因为韩愈的提倡，到宋代受到重视，称为“四书”之一。

韩愈确实有民族主义的倾向，他的思想有些狭隘。但是，我们要理解，他的那个时代，佛教确实暴露了很多的弊端，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事实上，还有一个人也在支持韩愈，他就韩愈的学生李翱。李翱25岁的时候，在汴州认识了韩愈，李翱聪明好学，一直跟随韩愈学习。韩愈非常欣赏他，于是把侄女嫁给了李翱。李翱也提倡道统，也反对佛教，但他的态度和方法就所不同。那么李翱与韩愈有哪些不同呢？我们下次就讲李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