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儒家“道统”说的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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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儒家“道统”说的倡导者

编者按:在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里,儒家思想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轨迹。凤凰网国学特此推出专题《穿越两千五百年,寻找儒家14位圣贤》,呈现中南大学刘立夫教授“立夫讲国学”儒学篇系列课程,带您追寻儒家贤达们的身影。接下来,让我们认识"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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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文学家苏轼曾经给韩愈写了一篇碑文,上面有两句特别重要的话,概括了韩愈一生的贡献。第一句是“文起八代之衰”,第二句是“道济天下之溺”。第一句讲的是韩愈的文学贡献,第二句是韩愈的思想贡献。因为韩愈在文学上的贡献太大,以至于他的文学的光芒遮蔽了他思想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对于韩愈的看法,就是把他看成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成就有多重要,我们可以看看《古文观止》里面选了222篇散文,他一个人就占了24篇,应该占了全书的十分之一还多。像“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样好的文学名句,大家都能记住。好的文学作品都是有灵魂的。韩愈的文章写得好,好在他的文章有灵魂。这个灵魂就是“道”,“传道授业”的“道”。韩愈推行“古文运动”,从形式上是倡导朴实的文风,从内容上是为了那个“道”。本来呀,唐朝的儒家人物里面就没有几个像样的思想家,韩愈因为他反对佛教,提倡儒家的“道统”,反对佛教的“法统”,他因此又多了一个思想家的身份。

大家知道,汉唐盛世是我们中国人最值得骄傲的时代。唐朝的诗歌可谓登峰造极,但是,除了诗人,还是诗人,思想家到哪里去了?唐朝可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竟然没有思想家,这是说不过去的。思想家肯定是有的,但他们恰恰不是儒家人物,而是一群和尚。这话不是我说,它出自一个著名的“王安石之问”。

一、王安石之问

有一本佛教禅宗的书,叫《宗门武库》,上面记载:有一天,王安石问张方平:“儒家圣人孔子去世后一百年,出了一个亚圣孟子,以后就再也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这是为何呢?”张方平回答说:“有的,甚至还有比孔子、孟子更厉害的。”王安石好奇地追问:“是谁?”张方平一口气举了六个人,江西马大师、汾阳无业禅师、雪峰、岩头、丹霞、云门。江西马大师就是马祖道一禅师,南岳怀让的徒弟,汾阳无业禅师是马祖道一的徒弟,雪峰是雪峰义存禅师,岩头是岩头全奯(huò)禅师,丹霞是丹霞天然禅师,云门是云门文偃禅师,这几位都是唐末五代时期的禅宗大师级人物。张方平然后加上一句:

“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

意思是儒家到这个时候门庭冷落,管不住那些一流的天才,他们都跑到庙里去做了大和尚。王安石听他这么一说,想想还真有些道理,叹服不已。后来,王安石又把张方平的话说给张无尽,张无尽就是在北宋曾经做过宰相的张商英。张商英听后,也是猛拍桌子,深表赞赏:“这真是达人之论啊!”

要知道,王安石、张商英都是宰相级别的人物,位高权重,又是文化名人,他们对唐宋时代的思想发展状况应该比我们有更切身的感受。我们今天看来,支撑一个强大的帝国,当然要有人才,唐朝出了那么多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哪里没有人才。但是,就思想的创新而言,注意,我讲的是思想的创新,也就是与前代有什么突破,找出亮点,不同点,这确实有点困难。我们前次讲到,汉唐时代的经学,是“继承有余,创新不足”。儒家的经典注释了几百年,该说的都说完了,哪里还有什么新思想。现在的教科书里面,比如写唐朝的思想史,就遇到这样一个麻烦:如果仅仅从儒家的角度写唐朝的思想家,还真找不出什么一流的思想家。在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老盯着儒家,还得考虑佛教、道教,因为当时的国家文化政策,就是儒佛道三教并用,三教都在为帝国的文化建设服务。

唐朝是大国,综合国力强大,包容性强,儒、佛、道三教都有发展空间。在那些多元文化中,给正统儒家冲击最大的就是佛教。另外,道教也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当时的道教是唐朝的国教,唐朝的皇帝姓李,为了抬高门第,他们尊老子李耳为自己的祖先。其实,老子的这个李与唐朝皇室的李本来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个是“陇西李”,陇西李在陕西,一个是“代北李”,代北李在山西。这个老底是一个叫法琳的和尚给揭穿了,当时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很不高兴,法琳被流放。这个我们暂时不提。后来儒家正统人士经常提到“佛老”,都是带有贬义的,是批评佛教和道教的时候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他们批评佛老,主要是批评佛教,因为佛教对儒家的威胁最大。

我们常说隋唐佛教有八大宗派,像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这些宗派都得到过帝王权贵们的支持,因而人才辈出,影响遍及朝野。这些宗派的传承逐渐形成了一套体系,名叫“法统”。庙里的方丈把他的“佛法”传给自己最得力的徒弟,这叫“传法”,一代一代地传承不绝,也就形成了佛教宗派的“法统”。本来,在国力强盛、思想开放的时候,各种思想都能够和平相处,可是到了中唐时期,国力下降,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时候就有人开始反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人将这些社会问题归罪于佛教。韩愈有两篇特别有名的文章,一篇是《谏迎佛骨表》,一篇是《原道》,读过以后,你就会发现,韩愈为什么对佛教有那么大的意见。我们先看《谏迎佛骨表》,韩愈因为这篇奏章差点丢掉小命。

二、韩愈的官场沉浮与《谏迎佛骨表》

韩愈很有个性,性格耿直,敢于直言。他活了57岁,这个寿命有点低了。你看啊,唐宋以来的儒家人物,平均寿命都不怎么高。韩愈、周敦颐、王阳明都差不多57岁就没了。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都没活过65岁。按理说,思想家应该长寿才行。你看先秦的孔孟荀、老庄墨都超过了70岁,甚至还有超过100岁的,而唐宋以后的文人士大夫大多都是“人生七十古来稀”。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搞行政工作压力太大,仕途太折腾,精神长期高度紧张。长寿的关键在于悠闲,悠哉乐哉,自由自在,想不长寿都难。

1、韩愈的工作压力太大

看看韩愈的简历,就知道什么叫工作压力。他这个人既性格耿直,又忧国忧民,所以仕途曲折,麻烦不断。他25岁考上进士,第4次才考上。他34岁考上国家公务员,那个时候叫“吏部铨选”,也考了4次,考上后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馆博士”,这个官虽然只有正七品,相当于正处级干部,但毕竟是进了中央机关。工作任务是:

“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子为生及庶人子为俊士生者。有学生三百人,典学四人,掌固六人;东都学生五十人。”

因为这个机构下面有300多个学生,而且大多都是有家庭背景的,韩愈有机会聚集这些有家庭背景的文学青年,推广他的“古文运动”。他的《答李翊书》、《师说》就是这段时间写的。

几年后,韩愈升了“监察御史”,相当于现在中纪委纪检监察室处长。韩愈体恤民情,写了一封奏章,叫《论天旱人饥状》,天灾必有人祸,于是得罪了权贵,被贬为连州阳山令。这个地方在今天广东的清远县,很落后的。我上次暑假去郴州避暑,当地流传一句俗语:“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船到郴州就没有水路了,马都会累死,到处都是原始森林,人到了郴州会得疟疾,那里蚊虫很多。过了湘南地区的郴州,然后是粤北的连州,再往南,才是潮州,越往南越落后,这跟当年俄国人将犯人流放到西伯利亚是一回事。差别在于,流放到西伯利亚会冷死,到连州、潮州这些地方会闷死。当然,这是古代,现在不一样了。

这都是唐德宗贞元年间的事。后来,新皇帝唐宪宗上台,韩愈被调回长安国子监。他的官职变化很快,什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什么河南令、什么比部郎中史馆选修、什么刑部侍郎、潮州刺史、国子祭酒、兵部侍郎、礼部侍郎、京兆尹,一大串,短短十几年间,一会升一会降,职位太多,古代的官名太复杂,记不住。大致说,兵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京兆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委书记,不过,那个时候的首都在西安,相当于西安市的市委书记。总的来说,韩愈最高的职位就是做了部级干部。我们现在来说说韩愈的《谏迎佛骨表》,这是他在做刑部侍郎即司法部副部长的时候写的一封奏章。

2、《谏迎佛骨表》与韩愈的文人底色

唐朝的皇帝,除了唐玄宗、唐武宗外,基本上都信佛。当时首都长安的法门寺里,建了一座护国真身塔,供奉释迦牟尼佛的一节指骨舍利,很珍贵。中国现在有两颗特别珍贵的释迦牟尼佛的舍利,一颗在西安的法门寺,一颗在南京牛首山的佛顶宫。法门寺的那颗,是佛的一颗无名指骨舍利,南京牛首山的那颗,是佛的头盖骨舍利。它们都是有明文记录的。法门寺的佛指舍利,藏在地宫中,每30年才开放一次,人们相信舍利会带来“岁丰人安”。唐朝有八个皇帝迎请过佛指舍利到宫中供养,唐宪宗就是其中之一。他隆重地迎请佛骨到皇宫,供养一些时间,再送到寺里,让百姓瞻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为了一睹舍利,老百姓争先恐后。但你信佛总得表示一下。于是,有钱的人尽量多出钱,这叫“财布施”,有人把钱都捐了,“破产以趋佛”;没有钱的人,“焚顶烧指”,用香火在头顶、手臂上烫几个香疤,甚至把某个手指烧掉,这个叫“身布施”,确实有点残酷。

韩愈对这事很反感。他冒着生命危险,写了一封劝谏信,《谏迎佛骨表》。韩愈当时的身份是刑部侍郎,按理说这事不归他管。但他不仅要管,而且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文章开头是这样的: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

他先就把佛教贬低,佛教是“夷狄之教”,非中华正统,这没有错。但他接下来的话就有点吓人。他说,中国上古时代没有佛教,帝王多是高寿,有了佛教以后呢,都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你看梁武帝特别信佛,做了48年的皇帝,活了80多岁,但最后不是在“侯景之乱”中饿死了吗。韩愈由此告诉唐宪宗:

“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拜佛不仅带不来佛的保佑,反而得祸。韩愈说话太极端,文学家的都比较感情用事,缺乏理性,喜欢来点夸张,引人注目。人家皇帝迎请舍利宫中供养一下,烧香拜佛,求佛菩萨保佑而已,哪有那么严重!韩愈说信佛的皇帝要么短命,要么下场很惨。那唐宪宗即使是弱智,也看得出来,你这不是在诅咒他,要他早死吗?老大很生气,事情很严重,要杀头的。唐宪宗还算开明,他把奏章给宰相大臣看了,当时的宰相是裴度,也很信佛,但裴度比较大度,他说韩愈确实不对,罪该万死,但是,韩愈还是忠心耿耿的,他上面说了:

“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佛如果真的灵验,要降灾祸的话,那么,就全部包在他的身上,与皇上无关。唐宪宗看到宰相大臣都在为韩愈说情,最后将他流放到潮州。“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韩愈的政治前途差点就断送了。

但是,韩愈在潮州做了八个月的刺史,事情就有了转机。原来韩愈这个人尽管说话耿直,但他在关键时候会转弯。他在潮州赶紧给皇帝写了一封很长检讨书,千言万语,就是归咎于自己政治上不成熟,不该惹皇上生气,请皇上务必原谅,今后一定好好工作,不负皇上栽培。诸如此类。这封信在《新唐书》韩愈传里有记载。注意,《旧唐书》和《新唐书》里都有韩愈传,《旧唐书》简略,《新唐书》详细,区别很大。

客观地说,韩愈的《谏迎佛骨表》主要是文学性的劝谏,说不上有什么新思想。他对佛教的批判,最有代表性的,同时又有哲学高度的,还是《原道》。

三、《原道》与儒家“道统”的正式提出

韩愈这个人一辈子对佛教都没有好感,史书上说他“素不喜佛”。有一个传说故事,韩愈在被贬潮州时,认识了一个得道高僧,叫“大颠”和尚,被这个和尚的道行所感动,两人后来有很深的交情。怎么解释这件事呢?其实,韩愈与佛教高僧有交往,并不影响他对佛教负面评价,他是国家的整体利益看佛教,认为当时佛教已经出了问题,对国家社会有危害。几十年以后,唐武宗灭佛,发生了中国佛教史上最大规模的“法难”,证明了韩愈并非杞人忧天。

韩愈在30多岁的时候就写过几篇反对佛教的文章,这就是“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鬼》、《原人》。文章的标题都用一个“原”字,就是从源头入手,弄清问题的真相。比如原性,就是从人性问题上说佛教的“佛性”不合“人性”。原人,是说人和禽兽不能混为一谈,批评佛教的“众生平等”。这些文章都很短,理论水平也不怎么高。但是,韩愈在他那个时代敢于站出来,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当时的佛教影响深入朝野,皇帝都对佛顶礼膜拜,你韩愈却唱反调,不仅是跟皇帝过不去,也是跟群众过不去。韩愈曾经告诉他的家人,他死后坚决不用佛教的丧葬礼仪。可见,佛教在当时的影响绝非我们现在可以想象。我这里介绍他的那篇最有代表性的《原道》。

《原道》,顾名思义,就是搞清“道”的本原。这篇文章的要点,有三个地方。

第一,道与德为虚位,仁与义为定名。

韩愈写文章很朴实,直奔主题,没有废话。你看他开头就说: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博爱叫做“仁”,用恰当的方式实现仁叫做“义”,顺着“仁义”而行叫做“道”,具备内在的修养、无须外在的强加就是“德”。道德仁义这四个字,韩愈就这么简要地定义出来,他的文字水平绝对一流。我们现在下一个定义,几十个字还说不清,啰里啰嗦。大家知道,中国古代的各派思想都推崇“道”,特别是老子更突出,他的那个学派就叫“道家”。但是,韩愈说,老子连儒家的仁义都不要了,他还有什么道,还有什么德?见地有高低啊。大家都讲道,都讲德,你有你的道、你的德,我有我的道,我的德,其实不是一回事。所以说,“道与德为虚位,仁与义为定名”,道德不能玩的概念,只能落到实处。儒家讲仁义,佛老追求清净寂灭,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第二,儒家的“道统”才是中国文化的正宗。

出于维护儒家权威的需要,韩愈针对佛教的“法统”说,提出儒家的“道统”传承系统。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中国文化的正宗,韩愈认为是由这么几个人传下来的,由上古时代的尧舜禹汤,传到中古的文武周公,再传到近古的孔子孟轲,后来的荀子、杨雄就不纯粹了。韩愈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汉初用黄老道家,魏晋南北朝佛教大兴于中国。这个时候的道德仁义,都被杨朱、墨翟、老子、佛教搞乱了。“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主客易位,仆人变成了主人,夷狄入主华夏。那怎么办呢?为了正本清源:

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这是说什么?就是勒令和尚、道士还俗,烧掉佛经、道书,将佛寺、道观变成老百姓的房子。这个够狠的。清朝的时候,五台山有一个叫明玉的和尚说,佛教徒不怕宋明理学家,就怕韩愈这种人,因为宋明理学家虽然骂佛教,但只是讲道理,而韩愈直接将人家废掉。这个办法确实有些简单粗暴。

第三,“先王之教”不可改。

韩愈提倡道统,而道统就是“先王之教”,什么是先王之教?先王之教的经典只有《诗》、《书》、《礼》、《易》、《春秋》,其他都不是经典;先王之教的政治举措只有礼、乐、刑、政,佛教道教不能治天下;先王之教的公民只有士、农、工、商,佛教、道教信徒不算;先王之教的伦理关系只有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先王之教的服饰只有麻、丝做的衣服,佛教、道教的袈裟、道袍不算。如此等等。韩愈说得这一套,等于将佛教、道教全部排除在国家体制之外。

韩愈一辈子都在反对佛教,立场坚定。为了接续道统,他特意搬出了《大学》来为他的思想论证。他认为,《大学》提倡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内圣外王。韩愈说佛老之学最多就是内圣,不能治天下,实现不了圣王理想。而《大学》也因为韩愈的提倡,到宋代受到重视,称为“四书”之一。

韩愈确实有民族主义的倾向,他的思想有些狭隘。但是,我们要理解,他的那个时代,佛教确实暴露了很多的弊端,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事实上,还有一个人也在支持韩愈,他就韩愈的学生李翱。李翱25岁的时候,在汴州认识了韩愈,李翱聪明好学,一直跟随韩愈学习。韩愈非常欣赏他,于是把侄女嫁给了李翱。李翱也提倡道统,也反对佛教,但他的态度和方法就所不同。那么李翱与韩愈有哪些不同呢?我们下次就讲李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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