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天理”的发明者
国学

二程:“天理”的发明者

2021年05月07日 08:39:04
来源:凤凰网国学

编者按:在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里,儒家思想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轨迹。凤凰网国学特此推出专题《穿越两千五百年,寻找儒家14位圣贤》,呈现中南大学刘立夫教授“立夫讲国学”儒学篇系列课程,带您追寻儒家贤达们的身影。接下来,让我们认识儒客大家、宋明理学的奠基者——程颢和程颐。

自动播放

我们前面谈到,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有人问:既然周敦颐已经开山了,是否意味着理学就正式创立了呢?还不能这么说。所谓开山,好比建一座房子,打好了地基,而且初具规模,但不能说房子就建好了。就是说,周敦颐只能算是宋明理学的一个奠基者。他的身份,类似于禅宗的五祖弘忍,弘忍门下的六祖慧能才是禅宗的正式创始人。那么,理学的正式创始人是谁?是程颢、程颐兄弟。

本来,二程兄弟是周敦颐的学生。但是,这哥俩成名以后,却不怎么认他。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学生不认老师,也就是不礼貌、不尊重而已,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请注意,我们这里涉及到宋明理学的“道统”,情况就不一样了,它不仅很微妙,而且很严重。

一、二程为什么不认周敦颐?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程门立雪”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叫杨时的大学者,已经40岁,早就是进士出身,仍然不辞劳苦从外地赶来洛阳,拜见他仰慕的程颐老师。当他到达后,发现程颐正在屋里闭目养神,就不忍心打扰,耐心地等待老师睁开眼睛。当时天降大雪,他就一直在雪地里站着,而我们的程老师就是不睁开眼睛,直到“一觉醒来”,发现门外的雪已经下了一尺深了。这件事在《宋史·杨时传》有记载,作为尊师重道的典范流传下来。故事中的杨时后来成了程门的著名弟子。二程的门下,桃李满天下,最有名的,有谢良佐、游酢、吕大临、杨时,合称“程门四先生”,对二程的洛学的发展传播作用很大。

从“程门立雪”就可以看出二程的门下弟子对他们有多么的尊重。但是,二程对于他的老师周敦颐,态度就不同了。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先来看看周敦颐是如何教二程的。

1、探寻“孔颜之乐”

二程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在父亲的安排下,来到周敦颐处求学。注意,二程是十五六岁来求学。古人一般8岁读小学,15岁读大学,大学就是“大人之学”,探究修齐治平,准备科举考试。所以到了这个年龄段,老师的主要任务是“点拨”,指点迷津。根据二程的回忆,周敦颐对二程最重要的点拨就是探寻“孔颜之乐”:

“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

这里说到了两个儒家圣人的快乐。一个是颜子之乐,一个是孔子之乐。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安贫乐道的典型。而孔子自己呢?

“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也能感受快乐。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富贵,对于我来讲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还有一个“曾点之乐”。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几个弟子畅谈人生理想。有人愿意做官,有人愿做个小司仪,唯独曾点说:“到了暮春时节,我和五六个年轻的哥们带上几个小朋友,一起到沂水洗个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哼着小曲回家。”孔子非常认同曾点,感叹说:“吾与点也。”这是孔子晚年的境界,那是一种纯真自然、无欲无求的状态。

周敦颐经常要二程寻找孔颜之乐,对于宋明儒学的发展具有方向性的意义。我们现在读大学,要么准备找工作,要么准备考研,急功近利,谁还去寻求什么孔颜之乐啊。但宋明理学家,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汉唐以来的读书人,大部分拿考试当敲门砖,会写文章会作诗,至于人品,就难说了,跟我们现在某些“有才无德”的高材生差不多。理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周敦颐能够成为道学鼻祖,关键在于他具备“圣贤气象”。400百多年以后,少年王阳明在回答什么是“人生第一等事”的时候,也说要做圣贤而非考功名,答案完全一样。

那么,二程受到了周敦颐的影响没有?当然有。

“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

二程在他的影响下,天天都在琢磨孔颜之乐,老想着要做圣贤,放弃功名利禄,连科举考试也没心思了。后来,二程兄弟一生都把名利看得很淡。程颢有一首诗被选入中学课本:

“云淡风轻近午天,伴花依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据说这首诗是他再一次请教周敦颐的感悟,体现的是“曾点之乐”。特别有意思的是,程颐少年成名,竟然与周敦颐这段时间的强化训练直接相关。他的成名之作就是《颜子所好何学论》。

2、程颐的成名之作

二程离开周敦颐后不久,程颐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相当于中央党校。没想到在毕业考试的时候,考官出了一道这样的题目:“颜子所好何学论。”哈哈,这不是神预测吗?于是,程颐有如神助,一篇哲学美文横空出世:

“圣人之门,其徒三千,独称颜子为好学。夫诗、书、六艺,三千子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

好的文章都是言之有物,几句话就直奔要害。翻译出来大致是这样的:圣人孔子的门下,弟子三千,孔子只为颜子一人点赞,称他“好学”。要知道,孔门之中,六经人人皆通,而颜子与众不同,他到底有何独特之处?原来,颜子所学,不在经典文字,而在追求圣人的境界啊。

程颐接着说,圣人不是天生的,只要方法得当,人人皆可做圣人。具体的方法就是正其心,养其性,做到“中正而诚”,那就是圣人了。这些话,与周敦颐《太极图说》非常相似。当时的主考官是胡瑗,太学的校长,“宋初三先生”之一。胡瑗出这道题来考太学生,主题也是做圣人,与周敦颐不谋而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读书做圣贤是那个时代儒者考虑的“时代主题”。当胡瑗看到程颐的这份答卷后,极为惊异,立即通知程颐过来与他见面,并且当场拍板,破格让程颐在太学担任教职,这是轰动一时的大事。

3、谁是千年道统第一人?

尽管二程年轻的时候受过周敦颐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再满足于周敦颐的学问,并且提出了新的看法,对周敦颐就不怎么尊重了。

二程兄弟相隔1岁,哥哥程颢活了54岁,弟弟程颐活了74岁。大程去世的时候,小程写了一篇《明道先生行状》,“明道”是程颢的字,“行状”是生平简述。其中提到:

“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

这段话非常重要。按照过去的礼节,晚辈称呼长辈的字虽然是尊敬的,但程颐称自己的哥哥程颢为“先生”,而称老师周敦颐为“周茂叔”,明显将周敦颐的身份降低了。最关键的是那句“未知其要”。什么叫“未知其要”?就是关键地方没有搞明白。要知道,周敦颐30岁时候写出《太极图说》,二程也看过。《太极图说》的核心是“无极而太极”、“主静立人极”,程颢估计是看不懂,也不赞同。程颢后来什么流派的书都看,特别是研究佛老的学说,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才重新在儒家的经典中找到了答案。注意这句话,“出入佛老,返归六经”,这几乎是所有宋明理学家的共同经历。

古人写《行状》,差不多就是盖棺定论。后来,程颐还写了一篇《明道先生墓表》说得更直白了:

“先生出,揭圣学以示人,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复明,为功大矣。”

意思很清楚,我哥最厉害,只有他接了千年的孔孟道统,他才是道学第一人。这确实有点自负。二程为什么如此自负?我觉得首先是他们的影响力盖过了周敦颐,其次是他们认为周敦颐的学问不纯粹,所以他们干脆自立门户。

二、二程的政治影响力与“三家之辨”

二程兄弟出身名门望族,他们的政治身份比周敦颐要高,而且学问的影响力也更大。这个地方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

1、官N代出身的二程

二程是河南洛阳人。兄弟俩只差1岁。大程程颢,字明道,小程程颐,字伊川。我们现在说某个人的父亲做了大官,这个人就是“官二代”。二程比官二代牛多了,还是“官N代”,因为他们家世代为官。二程的高祖程羽,做过宋太祖赵匡胤的大将,还做过第三代皇帝宋真宗的老师,官至兵部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他们的爷爷做过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相当于中组部部长,但待遇比部长高,享受从一品、副国级待遇。二程的父亲程珦受恩荫,做了几十年的中央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相当于全国政协主席这类职务。他们家可谓世代高官,名门望族。程颢也不错,资质过人,25岁中进士,做过几任地方官,还做过太子中允,监察御史。程颢修养很高,他的学生和朋友从未见他发过脾气。他的弟弟呢,性格比较急,但比他哥哥长寿,程颢活了54岁,有点反常;而弟弟程颐反而活了74岁。程颐没有中举,但他的学问不亚于他的哥哥,我们前面还介绍过他的成名作《颜子所好何学论》。程颐在他哥哥去世后,50多岁才出来做官,被司马光推荐做了崇政殿说书。这个官虽然只有七品,但名气大,给皇帝当老师啊。

大家可能会比较,二程兄弟的政治地位毕竟比他父祖辈要低,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主要生活在宋神宗时代,反对王安石变法。程氏家族世代为高官,王安石改革肯定会触犯他们家族的既得利益,自然会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属于保守派,遭到打压。

尽管如此,二程在朝野的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程颢做监察御史,就跟王安石对着干,骂王安石的学问是异端邪说,骂王安石的脾气暴躁。而程颐呢,他做崇政殿说书,直接给11岁的小皇帝宋哲宗当老师,非常严厉。在讲课的时候,过去老师都是站着,皇帝坐着,他反过来,要求皇帝站着,自己坐着,以示尊师崇儒之意。有一天,小皇帝出来散心,看到春暖花开,一时高兴,随手摘了柳枝。他严肃地对皇帝说:“春天正是万物生长季节,皇上怎可无故摧折生命。”搞得这位小皇帝忐忑不安,很扫兴。大臣们就在背后议论他。这样,程颐只做了一年多的崇政殿说书,不得不打辞职报告《辞免崇政殿说书表》,这封辞职报告在《二程集》里面还可以找到。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保守派司马光上台,他与司马光也合不来,结果仕途不顺,晚年就在洛阳从事讲学。

从这些事例,我们可以看出,二程兄弟既有骨气,又有傲气。再看看他对于周敦颐的态度,也就不奇怪了。周敦颐虽然也做了四品的地方官,但在二程看来,不过是“土包子”一个。不过,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三教之辨”,这个原因过去的教科书里很少提到。

2、二程对佛老的抨击

理学是儒佛道三教竞争的产物。前面讲到周敦颐,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人,公开承认自己的思想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成果。但是,二程就不一样。你如果浏览一下《二程集》,就会发现,二程对佛老非常反感,隔三差五地骂佛教、道教,特别是批评佛教的言论,随处可见。

“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

翻译过来就是:我昨天参加了一个私人party,大家一个劲地谈论什么禅啊佛啊,搞得我一个人呆在那里很郁闷,回家后是相当的生气。天下的读书人谈禅成风,成何体统,真是没得救!这是程颢的话。他说这样的话,可见当时佛教的影响非同一般。他门下的大部分学生,包括前面提到的杨时也是对佛教有深入研究。程颢曾经说,当今学者里面,只有范仲淹、司马光二人,是正人君子,不学禅。但是,他们两个人的思想境界又不如佛教,让人不放心。

“如道家之说,其害终小。惟佛学,今则人人谈之,弥漫滔天,其害无涯。

释氏之学,又不可道他不知(智),亦尽极乎高深,然要之,卒归乎自私自利之规模。……老氏之学,更挟些权诈。”

二程认为,道家、佛家都不正统,佛家自私自利,道家夹杂权谋之术。但比较起来,佛学危害最大。为什么呢?因为头脑越聪明的读书人,越容易被佛教那套“明心见性”的学说迷惑。所以,重点是要消除佛教的影响。

二程“出入佛老几十年”,他们本来对佛教、道教都有研究。但他们从不说佛老的好话,很多批佛、批道的言论都有些过分。比如,关于和尚出家,二程说:“和尚连家都不要了,还要去哪里?难道离开地球生活吗?”又比如说,二程说佛教要超脱生死,其实就是“怕死”:

“譬如负版之虫,已载不起,犹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终不道放下石头,惟嫌重也。”

意思是,人越是怕死,就越有心理负担。就好比屎壳郎之类的负版之虫,身上的重物越滚越大,还不停地往身上加东西;又好比一个人抱着石头准备扔到河里,一方面嫌石头重,一方面又不肯放手,结果越抱越沉重。佛教说生死事大,天天唠叨,天天喊着了却生死,其实那些出家的和尚才是世上最忙碌的人,哪有时间觉悟生死!

了解佛教的人知道,二程对佛教的批评确实有些牵强,望文生义。有人就跟他说,这样只触及佛教的皮毛,恐怕佛教方面也不服气。二程回答说:对佛教,就得像淫声美色那样,离得远远的,否则的话,弄不好就被和尚吸引过去,上了人家的当。

用今天的话说,二程对于佛老的态度,就是:“凡和尚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凡和尚反对的,我们就支持。”这种心态,代表了绝大部分理学家,与他们同时代的张载,还有后来的朱熹、湖湘学派的张栻、胡宏等等,都强烈反对佛教,严于三家之辨,划红线,正道统。明白了这一点,对于理解宋明理学非常必要。我们前面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主静立人极”,二程就说,那不正宗,跟佛老没有什么区别。以至于他们看不起周敦颐的学问。

三、二程的“理学”说什么?

宋明理学这一段特别难懂,一般人看着就头痛,因为他们用的概念、术语很晦涩,比如理与气、心与性、静与敬、知与行、已发与未发、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这些概念,从二程开始,就一直在讨论。有人问:能不能找出最重要的概念呢?最重要的,就是四个字:“理气心性。”如果还要简化,就是两个字:“心性。”有人将宋明理学归结为“心性哲学”,心性二字最关键。

1、“天理”的提出

我们现在说“天理何在”、“天理不容”,就与二程有关。程颢说过:

“吾学虽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因为程颢悟出了“天理”,所以他的学说就被称之为“理学”。他的弟弟程颐也有贡献。一般认为他们两兄弟的思想比较接近,不好绝对分开,但是,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有一个看法:哥哥程颢的思想偏重于“心”,由后来由陆九渊继续,王阳明完成,称“陆王心学”;弟弟程颐的思想偏重于“理”,由朱熹完成,称“程朱理学”。

二程悟出的这个“理”或者“天理”,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法则”。二程认为普遍的道德法则,就是伦理。但是,二程把“物理”等同于“伦理”,很难让人信服。

2、“伦理”高于“物理”

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天就是自然,“天理”就是自然规律。西方人发明了物理学,就是专门研究天理的。从广义上说,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都是研究天理的。二程说的天理,就是自然规律:

问: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说皇天震怒,终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

可以看出,二程说的天理、天道是一个意思,都是自然的法则,跟宗教神灵没有关系。问题在于,二程既不是物理学家,也不是生物学家,所有的宋明理学家都不是搞自然科学的,他们为什么要抬出一个“天理”?

“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这句话才是理学家真正想说的。说白了,二程说的天理,其实就是君臣父子之类的伦理,是不能改变的。也就是说,二程将“物理”和“伦理”看成同一个理。

问题就出在这里。古人说的“天人合一”,在理学家这里往往被理解成“天人同理”,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没有区别。实际上区别大了。常识告诉我们,自然界中的生物,普遍遵循着“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这是动物的本能,本能就是天理。但是,我们人类的伦理道德,肯定不是丛林法则,不是弱肉强食,而是提倡尊老爱幼,相互协作。儒家主张的“仁者爱人”,温良恭俭让,就不是自然规律,而是社会法则。在这个方面,二程强调的“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之类的观点,甚至后来所有的理学家,都存在同样的缺陷,在理论上缺少论证。

但是,二程天理说的闪光之处,在于他们看到了一定时期的伦理道德原则是不能改变的。20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道德的特征是义务,是人类作为社会动物,为了自身生存发展而进化出来的种种社会规则。道德是用来遵守的,不是用来质疑的。没有伦理道德的社会,必然倒退到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所以说,伦理虽然不等于物理,但伦理一定高于物理,只有人类才会发展出不同于物理的伦理。

有人会问,二程提出“天理”与佛教有关吗?有关。二程提出天理,就是为了肯定和强化儒家的伦理优势。他说佛教出家,违背了君臣父子之道,是不忠不孝,放弃了社会伦理,佛教把世界万物都看成是虚幻的假象,就是逃避道德责任,违背了天理。

3、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佛家要解脱烦恼,普度众生;儒家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到底哪个境界高?这个得看你怎么解释。道德的本质就是利他,一个人利他越多,他的境界就越高。从理论上讲,佛家解脱烦恼,普度众生,确实很厉害。你儒家光是亲亲、仁民、爱物显然没有佛家那么彻底。二程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们找到了佛教的缺陷的同时,对儒家的仁爱学说进行了新的解释,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仁者浑然与物浑然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

仁本来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但无论是孔子说的仁者爱人,还是孟子说的仁政爱民,都显得比较狭隘,局限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二程提出要与万物浑然同体,将天地万物中的一切生命、甚至非生命的东西都视为自己的一部分,这个境界与佛教已经没有区别。

有一句成语叫“麻木不仁”,本是中医上的一个说法,意思是肢体麻木,没有感觉。不仁就是没感觉。二程用这个比喻说,一个人如果手足麻木不仁,就说明这个人的手足气血不通,跟整个身体的某些联系中断了。同理,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他把宇宙的一切都看出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有了这样的境界,也就走出了“小我”,成就了“大我”。到了这种状态才是孔颜之乐,一种最高的精神状态。要注意,二程讲的孔颜之乐不是非得要你安贫乐道,而是让你达到一种与物同体的境界。没有私心,万物就混然同一,这个才会体会到真正的快乐。佛教讲“无我”,二程讲“大我”。大我是极高的道德境界,无我是超道德境界。儒家的道德境界到二程这里确实提升了一个层次。

4、如何安顿你的心?

程颢有一篇代表作,叫《定性书》,讲的是如何安顿心灵。“定性”就是“定心”。《定性书》其实是一封信,是程颢回复张载的一封信。张载曾经向程颢提了这么一个问题:

“定性未能不动,尤累于外物。”

意思是,一个人要做到不动心很难,尤其容易被外在的事物所干扰。我们常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如何处理人的情感的纠结,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难题。程颢回答说,所谓定心,不是要停止内心情感的活动,也不是对外物无动于衷。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天理的法则就是养育万物而无心,圣人的法则就是顺应万物而无情。人的情感是压不住的,压住了东边,它又从西边跑了出来,它总得找一个出口。一个人如果能够像天地那样做到“廓然大公”,万物一体,无任何私心,那就不会因个人利害而产生失望、怨恨、苦闷等种种情绪。

“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

要注意,定心不是要一个人变成木偶,连喜怒的情感都没有了,而是当喜则喜,当怒则怒。什么意思呢?圣人不为一己之私而高兴,也不是为一己之私而发怒。范仲淹也说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个人达到了大公无私,心中只有天下国家、只有万物的时候,心就定了,就是不定而定。

我们现在看程颢的《定性书》,与原来李翱的那个《复性书》确实不同。李翱说“寂然不动”、“无思无虑”,与佛学、玄学的意思太接近。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提到“主静立人极”,也有禅宗的影子。程颢对此是很敏锐的。他吸收了庄子的“内外两忘”、“无将迎,无内外”,吸收了禅宗的“无所住而生其心”,也吸收了孟子的“不动心”,但是,他定了一个基调,就是“廓然大公”。定心必须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实践,不能寄希望于出家或者做隐士,不食人间烟火。程颢的定性说,大致保持了儒家的底色。

5、寡妇能不能再嫁?

过去有人批评宋明理学是“以理杀人”。程颐因为说了一句“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便有人骂他是害人精,害了中国妇女八百年。这事让程颐背了黑锅,造成很大的误解。

原文是这样的: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有人问程颐:“有的女子老公去世了,饥寒交迫,贫穷无靠,可以再嫁人吗?”程颐回答:“因为担心这种女子会受冻挨饿而死去,所以才有再嫁的问题。但是,饿死和失节比较起来,饿死算不了什么,失节才是天大的事。”

这段话后来朱熹在《近思录》中也编进去了。朱熹说,从世俗层面看这段话,确实很迂腐,但在那些有见识的君子看来,其中所包含的合理成分是不可改变的。

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不如男人,因为经济不独立,就成了男人的附庸。但是,自古以来,没有那个思想家刻意去宣扬什么寡妇不能再嫁。程颐在这里强调的,是一个人的气节,当一个人在气节和生死之间,要作出选择的时候,应该选择气节而不是生命。这跟孟子说的“舍生取义”并无不同。其实在宋朝,寡妇也是可以再嫁的,就比如程颐自己的外甥女丈夫死了以后,他怕她的妈妈过度悲伤,就把外甥女接回来,再嫁给别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贞操观、伦理道德观。明清时代官方特别提倡妇女守节,年轻的女子死了丈夫,不再嫁人,政府会大力表彰,特别的还会立“牌坊”。这跟提倡妇女裹脚一下,应该是那个时代的道德要求。如果不是那个时代有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且不说程颐说了这句话,就是圣人孔子说了,也未必有效果。

好了。关于二程就讲这些。我们在本期里曾经提到另一个人,他就是张载。张载是二程父亲的表弟,二程应该叫他表叔。张载曾经就如何安定心灵的问题,向程颢请教,才有了程颢的《定性书》。张载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叫“横渠四句”。这段话不知有多少人在引用,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下次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