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天理”的发明者

编者按：在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里，儒家思想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轨迹。凤凰网国学特此推出专题《穿越两千五百年，寻找儒家14位圣贤》，呈现中南大学刘立夫教授“立夫讲国学”儒学篇系列课程，带您追寻儒家贤达们的身影。接下来，让我们认识儒客大家、宋明理学的奠基者——程颢和程颐。

我们前面谈到，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有人问：既然周敦颐已经开山了，是否意味着理学就正式创立了呢？还不能这么说。所谓开山，好比建一座房子，打好了地基，而且初具规模，但不能说房子就建好了。就是说，周敦颐只能算是宋明理学的一个奠基者。他的身份，类似于禅宗的五祖弘忍，弘忍门下的六祖慧能才是禅宗的正式创始人。那么，理学的正式创始人是谁？是程颢、程颐兄弟。

本来，二程兄弟是周敦颐的学生。但是，这哥俩成名以后，却不怎么认他。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学生不认老师，也就是不礼貌、不尊重而已，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请注意，我们这里涉及到宋明理学的“道统”，情况就不一样了，它不仅很微妙，而且很严重。

一、二程为什么不认周敦颐？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程门立雪”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叫杨时的大学者，已经40岁，早就是进士出身，仍然不辞劳苦从外地赶来洛阳，拜见他仰慕的程颐老师。当他到达后，发现程颐正在屋里闭目养神，就不忍心打扰，耐心地等待老师睁开眼睛。当时天降大雪，他就一直在雪地里站着，而我们的程老师就是不睁开眼睛，直到“一觉醒来”，发现门外的雪已经下了一尺深了。这件事在《宋史·杨时传》有记载，作为尊师重道的典范流传下来。故事中的杨时后来成了程门的著名弟子。二程的门下，桃李满天下，最有名的，有谢良佐、游酢、吕大临、杨时，合称“程门四先生”，对二程的洛学的发展传播作用很大。

从“程门立雪”就可以看出二程的门下弟子对他们有多么的尊重。但是，二程对于他的老师周敦颐，态度就不同了。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先来看看周敦颐是如何教二程的。

1、探寻“孔颜之乐”

二程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在父亲的安排下，来到周敦颐处求学。注意，二程是十五六岁来求学。古人一般8岁读小学，15岁读大学，大学就是“大人之学”，探究修齐治平，准备科举考试。所以到了这个年龄段，老师的主要任务是“点拨”，指点迷津。根据二程的回忆，周敦颐对二程最重要的点拨就是探寻“孔颜之乐”：

“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

这里说到了两个儒家圣人的快乐。一个是颜子之乐，一个是孔子之乐。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安贫乐道的典型。而孔子自己呢？

“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也能感受快乐。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富贵，对于我来讲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还有一个“曾点之乐”。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几个弟子畅谈人生理想。有人愿意做官，有人愿做个小司仪，唯独曾点说：“到了暮春时节，我和五六个年轻的哥们带上几个小朋友，一起到沂水洗个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哼着小曲回家。”孔子非常认同曾点，感叹说：“吾与点也。”这是孔子晚年的境界，那是一种纯真自然、无欲无求的状态。

周敦颐经常要二程寻找孔颜之乐，对于宋明儒学的发展具有方向性的意义。我们现在读大学，要么准备找工作，要么准备考研，急功近利，谁还去寻求什么孔颜之乐啊。但宋明理学家，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汉唐以来的读书人，大部分拿考试当敲门砖，会写文章会作诗，至于人品，就难说了，跟我们现在某些“有才无德”的高材生差不多。理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周敦颐能够成为道学鼻祖，关键在于他具备“圣贤气象”。400百多年以后，少年王阳明在回答什么是“人生第一等事”的时候，也说要做圣贤而非考功名，答案完全一样。

那么，二程受到了周敦颐的影响没有？当然有。

“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

二程在他的影响下，天天都在琢磨孔颜之乐，老想着要做圣贤，放弃功名利禄，连科举考试也没心思了。后来，二程兄弟一生都把名利看得很淡。程颢有一首诗被选入中学课本：

“云淡风轻近午天，伴花依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据说这首诗是他再一次请教周敦颐的感悟，体现的是“曾点之乐”。特别有意思的是，程颐少年成名，竟然与周敦颐这段时间的强化训练直接相关。他的成名之作就是《颜子所好何学论》。

2、程颐的成名之作

二程离开周敦颐后不久，程颐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相当于中央党校。没想到在毕业考试的时候，考官出了一道这样的题目：“颜子所好何学论。”哈哈，这不是神预测吗？于是，程颐有如神助，一篇哲学美文横空出世：

“圣人之门，其徒三千，独称颜子为好学。夫诗、书、六艺，三千子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

好的文章都是言之有物，几句话就直奔要害。翻译出来大致是这样的：圣人孔子的门下，弟子三千，孔子只为颜子一人点赞，称他“好学”。要知道，孔门之中，六经人人皆通，而颜子与众不同，他到底有何独特之处？原来，颜子所学，不在经典文字，而在追求圣人的境界啊。

程颐接着说，圣人不是天生的，只要方法得当，人人皆可做圣人。具体的方法就是正其心，养其性，做到“中正而诚”，那就是圣人了。这些话，与周敦颐《太极图说》非常相似。当时的主考官是胡瑗，太学的校长，“宋初三先生”之一。胡瑗出这道题来考太学生，主题也是做圣人，与周敦颐不谋而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读书做圣贤是那个时代儒者考虑的“时代主题”。当胡瑗看到程颐的这份答卷后，极为惊异，立即通知程颐过来与他见面，并且当场拍板，破格让程颐在太学担任教职，这是轰动一时的大事。

3、谁是千年道统第一人？

尽管二程年轻的时候受过周敦颐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再满足于周敦颐的学问，并且提出了新的看法，对周敦颐就不怎么尊重了。

二程兄弟相隔1岁，哥哥程颢活了54岁，弟弟程颐活了74岁。大程去世的时候，小程写了一篇《明道先生行状》，“明道”是程颢的字，“行状”是生平简述。其中提到：

“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

这段话非常重要。按照过去的礼节，晚辈称呼长辈的字虽然是尊敬的，但程颐称自己的哥哥程颢为“先生”，而称老师周敦颐为“周茂叔”，明显将周敦颐的身份降低了。最关键的是那句“未知其要”。什么叫“未知其要”？就是关键地方没有搞明白。要知道，周敦颐30岁时候写出《太极图说》，二程也看过。《太极图说》的核心是“无极而太极”、“主静立人极”，程颢估计是看不懂，也不赞同。程颢后来什么流派的书都看，特别是研究佛老的学说，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才重新在儒家的经典中找到了答案。注意这句话，“出入佛老，返归六经”，这几乎是所有宋明理学家的共同经历。

古人写《行状》，差不多就是盖棺定论。后来，程颐还写了一篇《明道先生墓表》说得更直白了：

“先生出，揭圣学以示人，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复明，为功大矣。”

意思很清楚，我哥最厉害，只有他接了千年的孔孟道统，他才是道学第一人。这确实有点自负。二程为什么如此自负？我觉得首先是他们的影响力盖过了周敦颐，其次是他们认为周敦颐的学问不纯粹，所以他们干脆自立门户。

二、二程的政治影响力与“三家之辨”

二程兄弟出身名门望族，他们的政治身份比周敦颐要高，而且学问的影响力也更大。这个地方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

1、官N代出身的二程

二程是河南洛阳人。兄弟俩只差1岁。大程程颢，字明道，小程程颐，字伊川。我们现在说某个人的父亲做了大官，这个人就是“官二代”。二程比官二代牛多了，还是“官N代”，因为他们家世代为官。二程的高祖程羽，做过宋太祖赵匡胤的大将，还做过第三代皇帝宋真宗的老师，官至兵部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他们的爷爷做过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相当于中组部部长，但待遇比部长高，享受从一品、副国级待遇。二程的父亲程珦受恩荫，做了几十年的中央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相当于全国政协主席这类职务。他们家可谓世代高官，名门望族。程颢也不错，资质过人，25岁中进士，做过几任地方官，还做过太子中允，监察御史。程颢修养很高，他的学生和朋友从未见他发过脾气。他的弟弟呢，性格比较急，但比他哥哥长寿，程颢活了54岁，有点反常；而弟弟程颐反而活了74岁。程颐没有中举，但他的学问不亚于他的哥哥，我们前面还介绍过他的成名作《颜子所好何学论》。程颐在他哥哥去世后，50多岁才出来做官，被司马光推荐做了崇政殿说书。这个官虽然只有七品，但名气大，给皇帝当老师啊。

大家可能会比较，二程兄弟的政治地位毕竟比他父祖辈要低，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主要生活在宋神宗时代，反对王安石变法。程氏家族世代为高官，王安石改革肯定会触犯他们家族的既得利益，自然会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属于保守派，遭到打压。

尽管如此，二程在朝野的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程颢做监察御史，就跟王安石对着干，骂王安石的学问是异端邪说，骂王安石的脾气暴躁。而程颐呢，他做崇政殿说书，直接给11岁的小皇帝宋哲宗当老师，非常严厉。在讲课的时候，过去老师都是站着，皇帝坐着，他反过来，要求皇帝站着，自己坐着，以示尊师崇儒之意。有一天，小皇帝出来散心，看到春暖花开，一时高兴，随手摘了柳枝。他严肃地对皇帝说：“春天正是万物生长季节，皇上怎可无故摧折生命。”搞得这位小皇帝忐忑不安，很扫兴。大臣们就在背后议论他。这样，程颐只做了一年多的崇政殿说书，不得不打辞职报告《辞免崇政殿说书表》，这封辞职报告在《二程集》里面还可以找到。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保守派司马光上台，他与司马光也合不来，结果仕途不顺，晚年就在洛阳从事讲学。

从这些事例，我们可以看出，二程兄弟既有骨气，又有傲气。再看看他对于周敦颐的态度，也就不奇怪了。周敦颐虽然也做了四品的地方官，但在二程看来，不过是“土包子”一个。不过，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三教之辨”，这个原因过去的教科书里很少提到。

2、二程对佛老的抨击

理学是儒佛道三教竞争的产物。前面讲到周敦颐，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人，公开承认自己的思想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成果。但是，二程就不一样。你如果浏览一下《二程集》，就会发现，二程对佛老非常反感，隔三差五地骂佛教、道教，特别是批评佛教的言论，随处可见。

“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

翻译过来就是：我昨天参加了一个私人party，大家一个劲地谈论什么禅啊佛啊，搞得我一个人呆在那里很郁闷，回家后是相当的生气。天下的读书人谈禅成风，成何体统，真是没得救！这是程颢的话。他说这样的话，可见当时佛教的影响非同一般。他门下的大部分学生，包括前面提到的杨时也是对佛教有深入研究。程颢曾经说，当今学者里面，只有范仲淹、司马光二人，是正人君子，不学禅。但是，他们两个人的思想境界又不如佛教，让人不放心。

“如道家之说,其害终小。惟佛学，今则人人谈之，弥漫滔天，其害无涯。

释氏之学，又不可道他不知（智），亦尽极乎高深，然要之，卒归乎自私自利之规模。……老氏之学，更挟些权诈。”

二程认为，道家、佛家都不正统，佛家自私自利，道家夹杂权谋之术。但比较起来，佛学危害最大。为什么呢？因为头脑越聪明的读书人，越容易被佛教那套“明心见性”的学说迷惑。所以，重点是要消除佛教的影响。

二程“出入佛老几十年”，他们本来对佛教、道教都有研究。但他们从不说佛老的好话，很多批佛、批道的言论都有些过分。比如，关于和尚出家，二程说：“和尚连家都不要了，还要去哪里？难道离开地球生活吗？”又比如说，二程说佛教要超脱生死，其实就是“怕死”：

“譬如负版之虫,已载不起,犹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终不道放下石头,惟嫌重也。”

意思是，人越是怕死，就越有心理负担。就好比屎壳郎之类的负版之虫，身上的重物越滚越大，还不停地往身上加东西；又好比一个人抱着石头准备扔到河里，一方面嫌石头重，一方面又不肯放手，结果越抱越沉重。佛教说生死事大，天天唠叨，天天喊着了却生死，其实那些出家的和尚才是世上最忙碌的人，哪有时间觉悟生死！

了解佛教的人知道，二程对佛教的批评确实有些牵强，望文生义。有人就跟他说，这样只触及佛教的皮毛，恐怕佛教方面也不服气。二程回答说：对佛教，就得像淫声美色那样，离得远远的，否则的话，弄不好就被和尚吸引过去，上了人家的当。

用今天的话说，二程对于佛老的态度，就是：“凡和尚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凡和尚反对的，我们就支持。”这种心态，代表了绝大部分理学家，与他们同时代的张载，还有后来的朱熹、湖湘学派的张栻、胡宏等等，都强烈反对佛教，严于三家之辨，划红线，正道统。明白了这一点，对于理解宋明理学非常必要。我们前面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主静立人极”，二程就说，那不正宗，跟佛老没有什么区别。以至于他们看不起周敦颐的学问。

三、二程的“理学”说什么？

宋明理学这一段特别难懂，一般人看着就头痛，因为他们用的概念、术语很晦涩，比如理与气、心与性、静与敬、知与行、已发与未发、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这些概念，从二程开始，就一直在讨论。有人问：能不能找出最重要的概念呢？最重要的，就是四个字：“理气心性。”如果还要简化，就是两个字：“心性。”有人将宋明理学归结为“心性哲学”，心性二字最关键。

1、“天理”的提出

我们现在说“天理何在”、“天理不容”，就与二程有关。程颢说过：

“吾学虽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因为程颢悟出了“天理”，所以他的学说就被称之为“理学”。他的弟弟程颐也有贡献。一般认为他们两兄弟的思想比较接近，不好绝对分开，但是，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有一个看法：哥哥程颢的思想偏重于“心”，由后来由陆九渊继续，王阳明完成，称“陆王心学”；弟弟程颐的思想偏重于“理”，由朱熹完成，称“程朱理学”。

二程悟出的这个“理”或者“天理”，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法则”。二程认为普遍的道德法则，就是伦理。但是，二程把“物理”等同于“伦理”，很难让人信服。

2、“伦理”高于“物理”

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天就是自然，“天理”就是自然规律。西方人发明了物理学，就是专门研究天理的。从广义上说，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都是研究天理的。二程说的天理，就是自然规律：

问：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说皇天震怒，终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

可以看出，二程说的天理、天道是一个意思，都是自然的法则，跟宗教神灵没有关系。问题在于，二程既不是物理学家，也不是生物学家，所有的宋明理学家都不是搞自然科学的，他们为什么要抬出一个“天理”？

“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这句话才是理学家真正想说的。说白了，二程说的天理，其实就是君臣父子之类的伦理，是不能改变的。也就是说，二程将“物理”和“伦理”看成同一个理。

问题就出在这里。古人说的“天人合一”，在理学家这里往往被理解成“天人同理”，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没有区别。实际上区别大了。常识告诉我们，自然界中的生物，普遍遵循着“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这是动物的本能，本能就是天理。但是，我们人类的伦理道德，肯定不是丛林法则，不是弱肉强食，而是提倡尊老爱幼，相互协作。儒家主张的“仁者爱人”，温良恭俭让，就不是自然规律，而是社会法则。在这个方面，二程强调的“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之类的观点，甚至后来所有的理学家，都存在同样的缺陷，在理论上缺少论证。

但是，二程天理说的闪光之处，在于他们看到了一定时期的伦理道德原则是不能改变的。20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道德的特征是义务，是人类作为社会动物，为了自身生存发展而进化出来的种种社会规则。道德是用来遵守的，不是用来质疑的。没有伦理道德的社会，必然倒退到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所以说，伦理虽然不等于物理，但伦理一定高于物理，只有人类才会发展出不同于物理的伦理。

有人会问，二程提出“天理”与佛教有关吗？有关。二程提出天理，就是为了肯定和强化儒家的伦理优势。他说佛教出家，违背了君臣父子之道，是不忠不孝，放弃了社会伦理，佛教把世界万物都看成是虚幻的假象，就是逃避道德责任，违背了天理。

3、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佛家要解脱烦恼，普度众生；儒家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到底哪个境界高？这个得看你怎么解释。道德的本质就是利他，一个人利他越多，他的境界就越高。从理论上讲，佛家解脱烦恼，普度众生，确实很厉害。你儒家光是亲亲、仁民、爱物显然没有佛家那么彻底。二程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们找到了佛教的缺陷的同时，对儒家的仁爱学说进行了新的解释，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仁者浑然与物浑然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

仁本来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但无论是孔子说的仁者爱人，还是孟子说的仁政爱民，都显得比较狭隘，局限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二程提出要与万物浑然同体，将天地万物中的一切生命、甚至非生命的东西都视为自己的一部分，这个境界与佛教已经没有区别。

有一句成语叫“麻木不仁”，本是中医上的一个说法，意思是肢体麻木，没有感觉。不仁就是没感觉。二程用这个比喻说，一个人如果手足麻木不仁，就说明这个人的手足气血不通，跟整个身体的某些联系中断了。同理，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他把宇宙的一切都看出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有了这样的境界，也就走出了“小我”，成就了“大我”。到了这种状态才是孔颜之乐，一种最高的精神状态。要注意，二程讲的孔颜之乐不是非得要你安贫乐道，而是让你达到一种与物同体的境界。没有私心，万物就混然同一，这个才会体会到真正的快乐。佛教讲“无我”，二程讲“大我”。大我是极高的道德境界，无我是超道德境界。儒家的道德境界到二程这里确实提升了一个层次。

4、如何安顿你的心？

程颢有一篇代表作，叫《定性书》，讲的是如何安顿心灵。“定性”就是“定心”。《定性书》其实是一封信，是程颢回复张载的一封信。张载曾经向程颢提了这么一个问题：

“定性未能不动，尤累于外物。”

意思是，一个人要做到不动心很难，尤其容易被外在的事物所干扰。我们常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如何处理人的情感的纠结，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难题。程颢回答说，所谓定心，不是要停止内心情感的活动，也不是对外物无动于衷。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天理的法则就是养育万物而无心，圣人的法则就是顺应万物而无情。人的情感是压不住的，压住了东边，它又从西边跑了出来，它总得找一个出口。一个人如果能够像天地那样做到“廓然大公”，万物一体，无任何私心，那就不会因个人利害而产生失望、怨恨、苦闷等种种情绪。

“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

要注意，定心不是要一个人变成木偶，连喜怒的情感都没有了，而是当喜则喜，当怒则怒。什么意思呢？圣人不为一己之私而高兴，也不是为一己之私而发怒。范仲淹也说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个人达到了大公无私，心中只有天下国家、只有万物的时候，心就定了，就是不定而定。

我们现在看程颢的《定性书》，与原来李翱的那个《复性书》确实不同。李翱说“寂然不动”、“无思无虑”，与佛学、玄学的意思太接近。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提到“主静立人极”，也有禅宗的影子。程颢对此是很敏锐的。他吸收了庄子的“内外两忘”、“无将迎，无内外”，吸收了禅宗的“无所住而生其心”，也吸收了孟子的“不动心”，但是，他定了一个基调，就是“廓然大公”。定心必须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实践，不能寄希望于出家或者做隐士，不食人间烟火。程颢的定性说，大致保持了儒家的底色。

5、寡妇能不能再嫁？

过去有人批评宋明理学是“以理杀人”。程颐因为说了一句“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便有人骂他是害人精，害了中国妇女八百年。这事让程颐背了黑锅，造成很大的误解。

原文是这样的：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有人问程颐：“有的女子老公去世了，饥寒交迫，贫穷无靠，可以再嫁人吗？”程颐回答：“因为担心这种女子会受冻挨饿而死去，所以才有再嫁的问题。但是，饿死和失节比较起来，饿死算不了什么，失节才是天大的事。”

这段话后来朱熹在《近思录》中也编进去了。朱熹说，从世俗层面看这段话，确实很迂腐，但在那些有见识的君子看来，其中所包含的合理成分是不可改变的。

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不如男人，因为经济不独立，就成了男人的附庸。但是，自古以来，没有那个思想家刻意去宣扬什么寡妇不能再嫁。程颐在这里强调的，是一个人的气节，当一个人在气节和生死之间，要作出选择的时候，应该选择气节而不是生命。这跟孟子说的“舍生取义”并无不同。其实在宋朝，寡妇也是可以再嫁的，就比如程颐自己的外甥女丈夫死了以后，他怕她的妈妈过度悲伤，就把外甥女接回来，再嫁给别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贞操观、伦理道德观。明清时代官方特别提倡妇女守节，年轻的女子死了丈夫，不再嫁人，政府会大力表彰，特别的还会立“牌坊”。这跟提倡妇女裹脚一下，应该是那个时代的道德要求。如果不是那个时代有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且不说程颐说了这句话，就是圣人孔子说了，也未必有效果。

好了。关于二程就讲这些。我们在本期里曾经提到另一个人，他就是张载。张载是二程父亲的表弟，二程应该叫他表叔。张载曾经就如何安定心灵的问题，向程颢请教，才有了程颢的《定性书》。张载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叫“横渠四句”。这段话不知有多少人在引用，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下次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