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三教原来是一家

编者按：在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里，儒家思想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轨迹。凤凰网国学特此推出专题《穿越两千五百年，寻找儒家14位圣贤》，呈现中南大学刘立夫教授“立夫讲国学”儒学篇系列课程，带您追寻儒家贤达们的身影。接下来，让我们认识千古第一完人——王阳明。

有人提过这样的问题：王阳明与朱熹谁更厉害？这个当然不好回答。我认为，朱熹是宋代以来正统的官方思想家，他的影响力主要限于学术界。但是王阳明不一样，他不仅在学界，而且在政界、商界都有超量的粉丝群，可谓“三界通吃”，完全碾压朱熹。王阳明应该是中国乃至东亚近500年来最为闪耀的超级文化巨星。

王阳明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传奇是不可复制的。尽管如此，我们很多人仍然将他视为“成功学”的典范，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为什么他的魅力如此之大？如果要从文化层面来解释，我认为，王阳明是所有宋明理学家中融会贯通儒佛道三教最完美、最成功的典范，没有之一。下面我就从中国传统儒佛道三教融合的角度跟大家来了解王阳明和他的心学。

一、“龙场悟道”与王阳明的成圣之路

一个人要成就大的事业，需要在两个方面下足功夫：一个是“道”，一个是“术”。道是人生格局，术是应变能力。王阳明的人生格局和应变能力在青少年时代就初露锋芒。

1、“人生第一等事”

王阳明是典型的官二代。他父亲王华是明宪宗成化十七年的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的智力发育比较迟，5岁才开口说话，但是他的天赋极高，七八岁就能出口成诗。十二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问私塾老师：“何为人生第一等事？”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什么？老师告诉他，应该像他父亲那样考功名，做大官。但是，王阳明却不赞同，他的答案是学做“圣贤”，这让他的私塾老师大为吃惊。

我们知道，圣贤理想是宋明理学家的普遍追求，但实际上能做到的实属凤毛麟角，绝大部分读书人还是在追求功名利禄。王阳明为了求圣贤，少年立志，无所不学。后人总结他青少年时代学有五变：

“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在“龙场悟道”以前，王阳明兴趣广泛，沉迷于做侠客、骑马射箭、诗歌辞赋，还有道教的神仙之术和佛教的静坐禅定，而且样样皆通，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求“圣贤”就是整天在那里修心养性，安贫乐道，真正的圣贤应该是“内圣外王”的统一，既有极高的道德修养，又有超人的能力才干。青少年王阳明的圣贤志向和博采众长的学习态度，造就了他的文韬武略，为后来建立奇功大业打下了基础。

2、“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王阳明参加过三次科举考试。他22岁第一次参加了科举，结果没有考上。当时的内阁首辅李东阳跟他的父亲很熟，就跟他开玩笑说：“像你这样有大学问的人下次肯定会中，你干脆提前写个《状元赋》吧。”王阳明竟然毫不客气，立马写了一篇《来科状元赋》。他的这个举动让在场的一些官员心生嫉妒，觉得这个小子太狂妄，目中无人，将来不好对付。果不其然，3年以后，王阳明第二次考试，被那帮嫉妒他的小人给害了，再度名落孙山。当时有人在发榜现场未见到自己的名字而嚎啕大哭，王阳明却无动于衷。大家还以为他是伤心过度，纷纷过来安慰他，劝他千万别想不开，而王阳明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一个25岁的年轻人，面对二次考试落榜，落寞的心情可想而知，但他却能够做到“不动心”，可见他具备强大的心理抗压能力。他的这种强大的心理抗压能力应该与他前期的修行训练有关，也是他后来屡屡克服难关、战胜对手的独门绝技。三年以后，28岁的王阳明第三次进科场，得了二甲第七名，也就是第十名，从此进入仕途。

3、阳明洞中练神通

王阳明考上进士以后，被安排“观政工部”，就是到国家工程部去实习。第二年还被提拔为刑部主事，相当于国家司法部的处级干部。但他因为身体欠佳，很快就请了病假，先到安徽的佛教圣地九华山游了一圈，然后回到到家乡，在绍兴东南会稽山的一个阳明洞里搭了一个小茅棚，在洞中修炼，自号“阳明先生”。

王阳明从小身体就差，他有肺病，过去得肺病是不好治的，因此他很早就迷恋道教的养生术。他17岁结婚，结婚的当晚，跑到当地铁柱宫，跟山上的一个道士聊养生术，非常投机，竟然忘了回家，第二天才被岳父找到。

过了十多年，大约30岁的时候，王阳明在阳明洞中修道，修炼“导引术”，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广播体操。据说他练出了某些神通，可以未卜先知。但是，王阳明很快就觉察到他走错了方向：“此颠弄精神，非道也。”

意思是说，不能一味地追求神通，那会误入歧途。他这个时候特别想念他的祖母和父亲，于是，王阳明中止了修道。不知大家注意过没有，后来王阳明遇到危险，常常有奇迹发生，可能与他的某些神通能力有一定的关系。

4、“五百年前王守仁，开门即是闭门人”

王阳明30岁学道，31岁学佛。关于王阳明与佛教，有一则非常神奇的传说：

有一天，王阳明他来到一座寺庙，隐隐觉得有一个秘密：他发现有一间僧房的门上的那把锁锈迹斑斑，估计是很长时间没人光顾。就问寺里的和尚，为什么这间房不打开？和尚告诉他，过去有个老和尚闭关，已经坐化了，生前特别吩咐不要打开。王阳明愈加好奇，非要打开不可。和尚没有办法，只好照办。王阳明进去一看，一具骷髅仍然直直地坐着，前面桌上留了张字条，上面写了一段话：“五百年前王守仁，开门即是闭门人。精灵剥后还归复，始信禅们不坏身。”王阳明怅然若失，原来他就是五百年前这个和尚的转世。

这个传说当然有些荒诞，但是，王阳明他与佛教因缘确实很深，因为他创立的心学被很多人视为禅学的翻版。

不过下面这则故事却是真实的：

王阳明31岁的时候，经常去杭州的虎跑寺。有一个和尚，在庙里闭关三年，一直闭着眼睛不说话。王阳明一看就知道这个和尚禅心未定，便突然对他大喝一声：“你这个和尚，就别装了！”和尚吓了一跳，立刻睁开眼睛。王阳明问他：“你父母还在吗？”和尚回答：“我母亲还健在。”王阳明接着问：“打坐的时候还想母亲吗？”和尚承认：“这个忘不了。”王阳明提醒他：“这就对了，爱亲是人的天性啊。”和尚听他这么一说，若有所悟。第二天，王阳明又来到庙里，有人告诉他，闭关的那个和尚已经还俗回家了。

按照佛教的说法：“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王阳明把一个修行的和尚弄得还了俗，这个是会造孽的。不过，我们结合王阳明在阳明洞学道最后还是因为思念父母亲人回归家庭社会，可见他这个人天生就不是一个做和尚道士的命，他的生命根子里面还是儒家的那一套修齐治平。但是，不可否认，王阳明青年时期出入佛老，这对他后来的心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5、“龙场悟道”与人生转向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35岁，正在北京担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一职。这个官为正六品，负责国防部军官的选拔。这一年，朝廷发生一桩冤案。当时有个叫戴铣官员得罪了权倾朝野的大宦官刘瑾，结果被逮捕。王阳明从小就爱打抱不平，他上疏替人求情，结果惹怒了刘谨，被廷杖四十，还被发配到偏远的贵州龙场驿。他的父亲也受了牵连，从北京贬到南京。

王阳明一路上多次躲过追杀，走了好几个月，才来到龙场驿。这个地方在今天贵州的修文县，当时非常落后，居民基本上是言语不通的少数民族。跟他同去的三个随从都病倒了，王阳明却处之泰然，他将名誉、地位、财富甚至连生死都置之度外。一个人淡泊名利相对容易，但要看破生死，绝非易事，但王阳明做到了。他后来干脆住进一个山洞里，给自己造了一石头棺材，躺在那里，感悟生死的无常。这个山洞后来也叫“阳明洞”。终于在某个晚上，他突然大彻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圣人发现的真理，本来就在我的本性里面，过去那种向外在事物求圣人之道的方法是错误的。”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因为王阳明当年曾经“格竹”七天而病倒，这个与朱熹有关。原来，朱熹在《大学》的注释中提到“格物致知”，就是今天格一件，明天格一件，日积月累，就会豁然贯通。但是，王阳明早年格竹的时候，发现竹子里面根本就没有朱熹说的“万物皆含至理”，非常失望。

其实，朱熹讲的格物致知是由外到内，从对外在事物的理解达到内心的觉悟，但他把各种知识都混到一起，应该说是有问题的。中国古人认为有“德性之知”，有“见闻之知”，朱熹解释的格物致知实际上是见闻之知，不是德性之知。王阳明当年格竹，从竹子里面去体会圣人的仁义礼智信等等美德，当然不可能。王阳明经过长期艰难的思考，终于发现，人性的美好，其实就在自己的内心，无须从外在的事物去寻找。王阳明自己也说，他的思想源于孟子，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人的道德良知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美德伦理学有一句名言：“一个有德性的人采取的行动就是一个普遍的法则。”但是，说起来容易，王阳明是经过生死的考验，才终于悟出“圣人之道在我心中”这个道理。

王阳明龙场悟道发生在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当时他37岁。根据王阳明自己的说法，这一年他回归儒学，最终走上了成圣之路。这相当于孔子的“三十而立”，是王阳明青年时代人生价值观的转折点。

二、“此心不动”擒宁王

王阳明龙场悟道后，仕途迎来转机，正德五年（1510）大宦官刘瑾被处死。这一年，王阳明升为庐陵县令，庐陵也就是今天江西省的吉安市。此后十多年，王阳明由于受到兵部尚书王琼等人的赏识，仕途比较顺利，他曾担任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这个官在明代是正四品，相当于中纪委、检察院的厅级干部。还做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巡抚江西，正三品，相当于中纪委、检察院的副书记兼江西省长。其实，王阳明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江西和两广、湖南等地的平叛。他拥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在长期的平叛生涯中，战无不胜，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明史·王守仁传》评价说：“终明之世，文臣用兵致胜，未有如守仁者也。”

像他这样的常胜将军，而且是文臣带兵，明朝绝无仅有，即使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也是极为少见，这应该是后来许多军事家、政治家推崇王阳明的重要原因。《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带兵打仗，得讲究权谋策略，在这一方面，王阳明完胜他的任何对手。他的平叛对象，一个是当时的农民起义军，一个是宁王朱宸濠。其中，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是王阳明军事生涯中最为经典的战例。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在南昌举兵造反。这位宁王朱宸濠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代孙，比在位的正德皇帝朱厚照的辈分高出很多，他早就有谋反之心，为此准备了十多年。当时的王阳明手头无一兵一卒，但他毫不惊慌，他冷静分析了朱宸濠可能进攻的路线：上策是出其不意，直捣北京，颠覆朝廷；中策是占领南京，控制江南；下策是据守江西，再做打算。王阳明认为，应该扰乱其心，迫使宁王使用下策。

于是，王阳明接连使出空城计、反间计、调虎离山计等手段。他首先让人伪造朝廷公文，公文上写着：皇上早就料定朱宸濠谋反，为此已经组织各路兵马待机全歼叛军。然后让各路信使将伪造的公文发往京城，并故意让朱宸濠的人截获，当朱宸濠看到公文后怀疑朝廷早有准备，便不敢出兵。接着，王阳明又写信给朱宸濠的谋士，说他准备偷袭南昌，希望他们做好配合。朱宸濠见信后便怀疑他的手下通敌，更加迟疑不决。这样一迟疑，半个月过去了，王阳明已经集结了几万兵马。这个时候，王阳明再次使用调虎离山计，他先派少部人马佯攻南昌，假装败退，叛军倾巢而出，追击王阳明，离开南昌。此时，王阳明突然派主力攻下南昌。失去了大本营的朱宸濠大惊失色，急忙回师，双方在鄱阳湖展开决战。此时的王阳明已经成竹在胸，他下令制作无数竹牌、木牌撒入鄱阳湖中，上面写着：只抓朱宸濠一人，其他协从者只要在湖中捡到一块竹牌或木牌，投降即可免死。结果，叛军见到湖中无数免死牌，军心涣散，朱宸濠被生擒，十多万叛军灰飞烟灭，一场蓄谋已久的叛乱，就这样在短短40来天便土崩瓦解。

在平息这场危及社稷江山的叛乱中，王阳明将他的心学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当时，王阳明在使用空城计、反间计的时候，他的手下也觉得很不靠谱，不以为然，便问他：“这有用吗？”王阳明反问道：“先不说是否有用，只说朱宸濠疑不疑？”有人说：“肯定会怀疑。”王阳明笑道：“他一疑，事就成了。”叛乱平息后，有人问他，打仗有什么秘诀？王阳明直言不讳：“此心不动，随机而动。”

三、“天泉证道”与王阳明的人生化境

王阳明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后，由于朝廷上下复杂的政治环境，他不得不退隐江湖。他虽然还被朝廷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相当于南京国防部长；甚至还担任过左都御史兼两广巡抚，正二品，相当于中纪委书记兼广东、广西省长，但他已经将主要精力用于培养弟子。也正是在他的晚年，王阳明的人生境界达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1、“天泉证道”与阳明心学的升级

我们现在给王阳明的定位是哲学家、军事家、教育家，特别推崇他的心学。阳明心学，一般认为有三条：一是“心即理”，一是“知行合一”，一是“致良知”。就这三条而言，致良知最为根本，因为心即理就是从内心求良知，知行合一则是良知在生活中的运用。但是，实际上这三条并不完整，因为王阳明晚年还有一个“天泉证道”，提出了著名的“四句教”，这个四句教已经超越了致良知的范围。

王阳明活了57岁，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将他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从出生到37岁的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博采众长然后回归儒家“圣贤”的时期；

（2）第二阶段：从龙场悟道到50岁提出“致良知”，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而达到事业的巅峰时期；

（3）第三阶段：即王阳明的晚年时期，他55岁因天泉证道而提出著名的“四句教”，表明他的学问和境界达到极致。

2、“阳明四句教”的真意

明武宗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55岁，再一次被朝廷派往广西平叛。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临行前，王阳明在他家乡浙江会稽的天泉桥上，与大弟子钱德洪、王畿等人道别，学生问他还有什么指教，王阳明说他一生的学问就在这四句话里：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就是著名的“阳明四句教”。这四句话，有点像禅宗祖师的法语，后人虽然有很多种解释，但是，不管怎么解释，如果离开佛教禅学的背景，肯定是说不通的。后来有人批评阳明心学是禅学，关键就在前面两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我们知道，从孔子以来，没有那个正统的儒家人物说过人性是无善无恶的，儒家道德的基础是性善论。但是，王阳明认为，人心的原初状态纯粹无染，无关善恶，既没有情感，也没有道德关怀。这个思想源于六祖慧能《坛经》的“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王阳明自己也承认：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得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

王阳明对禅宗是有深入研究的，他在关键时候能够做到“不动心”，保持超强的定力，拥有强大的心脏，这正是他过人之处。可以说，无善无恶是王阳明吸收佛教禅宗智慧的一种心灵超越境界。

再看第二句“有善有恶意之动”。孟子说道德良知为人心所固有，朱熹说道德良知就是“天理”，王阳明却说人的起心动念才有善有恶，这就差距太大。《传习录》上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王阳明来到他的学生薛侃家里，薛侃正在花园中拔除杂草，就问王阳明：“为什么天地之间善的东西难以培养，而恶的东西却到处都是？”意思是他家花园中的花很难伺候，而杂草却除之不尽。王阳明告诉他：“你这种念头都出于自己的判断，是不对的。自然界有生生之德，花与草都是一样的，哪里有什么善恶之分？你现在想养花，观赏花的美丽，就觉得花是善的。但是，如果你不想养花，而想种草，就会讨厌花而觉得草是好东西了。所以，善与恶都因你的好恶念头而起，哪里有什么绝对的善与恶呢！”

王阳明与薛侃的对话，用我们现在伦理学的观点看，就是道德具有相对性。但是，宋明时代的理学家一般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道德是绝对性的存在。王阳明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能够走出个人的好恶，从超越自我的层次看待人世间的是非善恶。从思想源头上看，这仍然与佛教禅宗有关。佛教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因缘而起，因缘而灭，没有绝对的东西。《坛经》里面提到了“三十六对法”，其中就有“邪与正对”、“曲与直对”，一切都是相对的存在，是非曲直都与人的心念有关。

当然，你根本不用担心，王阳明终究还是儒家，他在心灵境界上可以保持超道德境界，但在实际的生活中却处处讲道德，从不放任自流。所以，“阳明四句教”的第三句就有了一个转向。“知善知恶是良知”，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人都是现实生活的人，总会有一定阶级立场、群体立场，在是非善恶目前不可能绝对超然物外。那么，善恶的标准在哪里？王阳明告诉你，标准就是天地良心。你做错了事，就会扪心自问，良心何在，天理何在？这就回到了孟子，也是儒家的功夫论，也就是王阳明的“致良知”。最后一句“为善去恶是格物”，既然善恶已经分明，就应该为善去恶，应该“知行合一”，这是儒家的实践论。后面这两句表明，阳明心学的归宿还是儒家。

3、阳明心学到底是什么“心”？

王阳明心学最难理解、也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他的“心”。他的这个心很复杂，你如果纯粹从儒家的角度去理解，肯定是有困难的。为什么？因为王阳明早已超越了儒家。他早年怀疑过朱熹，后来还说过“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判断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得于心”。王阳明确实非同寻常。你可以说他有狂狷之气，但也必须承认他敢于自我承担，更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王阳明心胸比一般的儒者要开阔得多，他的心学更不是正统的儒学可以囊括的。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佛道三家各有所长，“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是一个基本的分工，而王阳明恰恰对三家都有切身的了解。正因为这样，王阳明的人生格局才非同寻常。王阳明31岁学道，32岁学佛，37岁回归儒家的圣贤之道，但他早已将三家融为一体。后人认为王阳明是继孔子、朱熹之后儒家的又一个圣人，但是，王阳明心目中的圣人实际上是“圣学之全”。曾经有一个叫郑德夫的学生问他，儒佛道三家各有所长，是否应该兼收并蓄？王阳明告诉他，尽管佛教和道教的出世主义存在缺点，但它们两家的优点还是明显的，不能弃而不用，儒家应该吸收道教的仙道，保持身体健康，也应该吸收佛教解脱之道，这才叫“圣学之全”。王阳明还用了一个著名“厅堂之喻”来说明：

“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我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其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

意思是说，儒佛道三家好比一间完整的房间，儒家居正厅，佛老居两厢，三者缺一不可。但是，有些正统的儒家脑子就转不过弯，总想分清你我，划清界限，看到佛教就把左边的那一间分给佛教，看到道教就把右边的那一间分给道教，结果自家的范围越来越狭小。真正的圣人就应该有包容天地万物的胸怀，吸取一切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这就是“圣学之全”。

最后，总结一下，王阳明心学到底是个什么“心”？我认为，王阳明的心学包含了三个“心”：

第一个是“禅心”，也就是“不动心”。他的“无善无恶心之体”就是这个心，这是他在“百死千难”的政治危局中保持定力，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第二个是“良心”，也就是“良知”。他的“心即理”、“致良知”都强调这个道德良知是生活实践的唯一标准，这是他作为儒家士大夫安身立命的基础。

第三个是“机心”，也就是“心术”。这是他在历次危难和平叛战争中击败对手、无坚不摧的强大工具。说明一下，“机心”本来出自《庄子》，原意是机巧诡诈之心。这里是一个中性词，不带褒贬。

这三个心，第一个与佛家有关，第二个与儒家有关，第三个与道家有关。明白了这三个心，我们也就能理解王阳明为什么能够立德、立功、立言，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三不朽”超级文化巨星。

我在前面说过，王阳明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传奇只可欣赏，不可复制。但是，王阳明的弟子众多，他的后学由于缺乏事上磨炼，缺乏实践的环节，很多人后来流于“狂禅”，被认为“空谈误国”。明末清初的一些思想家对此曾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好了，我们接下来就讲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代表王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