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明末清初最有骨气的思想家

编者按：在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里，儒家思想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轨迹。凤凰网国学特此推出专题《穿越两千五百年，寻找儒家14位圣贤》，呈现中南大学刘立夫教授“立夫讲国学”儒学篇系列课程，带您追寻儒家贤达们的身影。接下来，让我们认识明末清初最有骨气的思想家——王夫之。

清朝康熙年间，在湖南衡阳县石船山下的一间茅房里，住着一位年逾古稀而饱经风霜的清瘦老人。每次出门，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他都会打着雨伞，穿着木屐，表示他是明朝的遗民，不顶清朝的天、不踩清朝的地。这位老人就是王夫之，后人称他为“船山先生”，他住的那间茅棚叫做“湘西草堂”。

王夫之在世的时候几乎默默无闻，直到大约300年以后的清朝晚期，曾国藩等人把他的著作全部出版，加起来有800多万字，人们才知道有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大学者。由于他独来独往，缺少交流，文字表达晦涩，一直到今天，他的文章也没有几个人完全能够读通。要读通他的文章，必须对明末清初天崩地裂的时代背景，以及中国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有通盘的了解。

一、王夫之“国破家亡”的苦难经历

人们常说，辉煌的背后是苦难。但是，如果你了解王夫之的遭遇，有些苦难还是不经历为好。我们前面提到了很多宋明时代的思想家，不管遭受多大的苦难，最多不过是经受被贬官、仕途不顺，或者其他个人、家庭方面的麻烦。但王夫之不一样，他面对的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双重打击：国破家亡。他在年轻时代就失去了国家、失去了家庭。这种特殊的遭遇，使得王夫之与前代思想家思考问题的角度大不一样。

公元1644年，旧历叫做“甲申”年，明朝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明朝灭亡了。也就在这一年，25岁的青年王夫之，正准备进京赶考。在得知崇祯皇帝的死讯后，王夫之痛哭不已，他的科举梦从此破碎。他来到南岳深山之中，搭了一个茅棚，取名为“续梦庵”，他要续人生之梦、家国之梦。

王夫之出生在衡阳的一个大户人家。他从小立志从政，13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接下来要到北京去参加全国的会试。但是，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攻破河南，朝廷决定将礼部的会试推迟一年；一年以后，25岁的王夫之和全国所有准备会试的其他考生一样，生不逢时，明朝结束了，科举之梦戛然而止。

接下来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清军入关，李自成败退，形成清军、农民起义军、南明小朝廷的多方混战。在战乱中，王夫之一家四处逃难，他的妻子死了，母亲、父亲、叔叔死了，还有一直跟随他多年的侄儿也被清兵杀害。王夫之曾经4次写《悲愤诗》，悲国家之痛，悲家庭之痛。

王夫之曾参加过抗清复明的活动。顺治五年（1648），南明小朝廷、清军旧部和李自成的农民军残部联合，几乎收复湖南。王夫之深受鼓舞，联络自己的朋友在南岳后山的方广寺组织义军，准备抗清。可惜“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还在密谋之中就被人告发，王夫之成了清廷的通缉犯。为了逃避追捕，王夫之前往广东肇庆，投奔南明永历皇帝。他万万没有想到，即便是奄奄一息的南明小朝廷，内部仍然争权夺利，腐败不堪。他坚持正义，反而受到诬陷，被关进牢房，差点被人害死。他只好改名换姓，四处亡命，隐居于衡阳、邵阳、祁阳、零陵、常宁、湘西等地，甚至住进瑶族人的山洞里，备尝艰辛。直到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平息“三藩之乱”，天下大局已定，王夫之终于在衡阳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安顿下来，这时候他已是一位60来岁的老人了。他晚年一直住在“湘西草堂”，直到73岁去世。

王夫之有着典型的湖南人的血性。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明朝的“遗臣”，坚持不剃发，绝不与清廷合作。康熙二十八年（1689），王夫之已经71岁，衡州知府派人带着钱粮来到他家慰问，但他托病不出。他的妻子告诉他，家里很快就要断粮了，总不能看着小孩饿死吧。王夫之出于礼貌，就把粮食留下了，但把钱退了。我们知道，明末清初有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他们都是明朝的“遗臣”，都很有骨气，都做到了“忠臣不事二主”。但最有骨气的，还是王夫之。黄宗羲晚年，朝廷请他出任明史的编修，他怕遭人非议，但还是想了一个补救的办法，推荐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去代替。还有一件事，黄宗羲为了自己的孙子黄蜀能够考中秀才，特地向徐乾学写了推荐信，希望他多多关照，也就是“开后门”。这位徐乾学何许人也？他就是顾炎武的外孙，康熙九年进士第三名，做过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当时的清朝高官。黄宗羲为了孙子的前途，在写给徐乾学的推荐信中，顾不得自己前朝的身份，直接称呼康熙皇帝为当今“圣主”、“圣天子”等等。后人认为黄宗羲的这种做法有点“晚节不保”。而王夫之的所做所为，体现他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人格和爱国主义情操，值得我们永远敬仰。

二、王夫之的民族爱国主义

有人说，明清易代，天命转移，时代大势不可逆转，王夫之坚持与清朝不共戴天，似乎有些太固执了？这其实是站在现代国家的观念误解王夫之。爱国主义总是有时代性的，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什么抽象的爱国主义。今天的中国是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但是，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却存在不同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那么不同国家政权的人民就应该有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王夫之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以夷变夏”和“夷狄乱华”。在这场历史巨变中，王夫之亲历了新旧王朝更替所带来的个人痛苦和族群痛苦，满清入关后的民族屠杀和民族压迫政策更导致了大量的民众死于非命、流离失所。“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类的大屠杀深深地伤害了明朝的士大夫，也伤害了明王朝统治下的广大民众，因而，在这一背景下的夷夏之辨就不仅仅是王夫之的“个人意识”，而是受难大众的“集体意识”。

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都有着强烈的华夏“正统”认同，这决不能看成是历史的偶然，应该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自发心理。对于王夫之，他的祖国就是“大明王朝”；他的家族的兴衰与大明王朝共命运；他的政治前途也与大明王朝息息相关，一旦明政权崩盘，他的仕途也随之中止，沦落为没有“国籍”的“遗民”。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特别强调“忠臣不事二主”的节操，王夫之就有这种节操。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人，即使改朝换代，谋一个一官半职没有任何问题，但他绝对不会这样做。他20多岁时用自残的办法拒绝了与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的合作；50多岁的时候拒绝为吴三桂写《劝进表》；终其一生同清政权不共戴天。这就是特定时代的阶级立场、民族气节。古今中外不管是那个国家，都瞧不起“汉奸”，王夫之就继承了湖南人不当汉奸的基因。

王夫之的爱国主义，我认为就是一种“民族爱国主义”。中国古代一直存在“华夏”和“夷狄”之分，由于华夏文明高于夷狄文明，所以“华夷之辨”实际上就是维护汉民族的政治文化的正统地位。王夫之说过：“各安其纪而不相渎。”

意思就是华夏与夷狄之间不能越界，井水不犯河水。这等于说除了汉族外，其他落后民族都没有资格统治中原。王夫之早年写了一篇文章叫《黄书》，就强调这种华夷之辨。他提倡的这种民族爱国主义到了晚清时代，正好适应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时代需要，得到那些希望变法维新和革命人士的赞赏。谭嗣同说：“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认为王夫之是一面革命的旗帜，能够唤醒民众走向光明大道。这里的南岳就是指王夫之。

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王夫之已经亲身体会到南明小朝廷内部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明知他忠于的大明王朝腐败不堪，为什么还始终以明朝“遗臣”自居，是否有些“愚忠”？这确实需要说明一下。王夫之忠于故国，不等于忠于无可救药的崇祯皇帝、永历皇帝。在“家天下”的时代，爱国和忠君有时很难区分。但是，从明末清初开始，这个问题至少在理论得到了解决。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的集体自觉，就是反对君主专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核心观点是：“天下为主，君为客。”顾炎武更是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我们很多人不明白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其实，顾炎武在这里还严格地区分了“国家”与“天下”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内涵。他认为，“亡国”只是一家一姓的政权之亡，而“亡天下”则是整个民族文化之亡。如果一个政权腐败不堪，亡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如果汉民族的优秀文化亡了，那就要每个人都挺身而出，这才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思想王夫之也是赞同的。王夫之特别强调，人民才是天下的主人，爱国不一定是对一家一姓的忠诚，而是对天下民众的负责；政治领袖应该要为天下人着想，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可以说，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从孟子的“民贵君轻，社稷次之”的民本主义出发，重新诠释了爱国主义的真谛，与我们今天提倡的爱国主义精神完全一致。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到了明清之际发生了真正的转向。

三、王夫之对宋明理学的总结批判

王夫之一生都在反思，反思明朝为什么亡于农民起义军和外族之手，他的反思是痛彻而深刻的。王夫之的思想几乎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横跨文史哲，贯通儒佛道”是一个基本的界定。他的历史著作主要有《宋论》、《读通鉴论》，哲学著作主要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还有诗歌辞赋，甚至还有关于佛教的著作如《相宗络索》。有人问：王夫之著作太多了，能不能概括出一个大致的框架？其实，这个框架早就有人总结出来了，只有12个字：“宗师张载，纠正程朱，批判陆王。”

这12个字实际上就是对宋明理学的一个大致回应，说明王夫之的思想主要还是对宋明理学而总结和发挥。如果我们结合王夫之的人生遭遇，就明白他为什么把思考的重点放在宋明理学，因为宋明时代的思想对明朝灭亡的关系最为密切。我们前面提到，宋明理学最核心的概念有4个字，叫“理气心性”。为了简化，我们也可以围绕这4个字来分析王夫之。

1、宗师张载，纠正程朱

王夫之的哲学被认为是唯物论，这个来自张载的“气本论”。在宋明理学那么多思想中，王夫之最推崇张载。王夫之认为决定世界万物变化发展的力量是物质，而不是心。

“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气就是物质，充斥宇宙，只有聚散，没有生灭。这个与张载说的没有差别。王夫之还举了一个例子，干柴燃烧，化为火焰，看起来消失了，但是其中的木头的成分仍归于木，水的成分仍归于水，土的成分仍归于土，变化非常细微，只是难以觉察。

王夫之还认为朱熹说的“理在气先”是有问题的。朱熹说的“理”大致相当于事物的“规律”，“气”相当于事物本身，王夫之认为事物的变化、发展的规律不能离开事物本身去寻找。这个思想跟我们今天讲的唯物辩证法几乎没有差别。另外，朱熹还提出过“存天理，灭人欲”，王夫之则提出“人欲”也是“天理”，两者不能绝然分开。这大致就是“宗师张载，纠正程朱”的意思。

2、批判陆王

王夫之提倡唯物论，实际上就是提倡经世致用。他最不满意的是陆王心学。我们前面专门讲过王阳明，王阳明最重视“心”，也强调经世致用，但继承他的后学弟子到了晚明时代已经脱离实际，甚至流于“狂禅”。“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本来是文人士大夫的担当，但是，明朝后期很多王学弟子都醉心于空洞的义理，不问天下事，所以甲申国难发生的时候他们“愧无半策匡时难，唯余一死报君恩”。王夫之认为这是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阳明后学讲空洞虚无的“无善无恶”，王夫之认为这是不负责任，与佛教禅学和老庄的玄学没有两样。这其实不是王夫之一个人的看法，顾炎武、刘宗周、黄宗羲也都这么说，他们指责阳明心学就是“异端”，甚至连陆九渊也不放过，骂陆王心学就是禅学。王夫之说：“自异端有直指人心见性之说，而陆子静、王伯安附之，陷而必穷，动之不善宜矣。”

子静是陆九渊的字、伯安是王阳明的字。王夫之认为，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是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翻版，甚至认为王阳明“天泉证道”中的“四句教”就是对神秀、慧能“四句偈”的模仿，攻击陆王心学表面上是儒学，实际上是禅学。还有，王夫之认为事物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但陆王心学与禅学类似，主张“心外无物”，“消能以入所，消所以入能”。“能”是认识的主体，“所”是认识的客体，意思说陆王心学与禅学一样，取消了认识的主体和客观对象对象。这大致是王夫之“批判陆王”的意思。

3、王夫之对佛教的真实态度

这里顺便提一下王夫之与佛教的关系。王夫之在很多地方都提到了佛教和禅学，而且与很多宋明理学家一样，批判佛教和道家道教是异端邪说，“辟佛老而正人心”。但是，实际上王夫之并没有骂过那一位和尚，而且他还与很多的和尚有交往。这是为什么呢？这里要搞清楚，王夫之之所以批判佛教，是因为他不满陆王心学，认为陆王心学就是禅学，他反对文人士大夫不问国事，背离了儒家的社会责任。所以，王夫之对佛教的批判，只是出于亡国之痛而对陆王心学流于“狂禅”的批判。也就是说，王夫之批判的佛教是“士大夫佛教”而不是“寺院佛教”。

王夫之63岁时写了一本书，叫《相宗络索》。这是为佛教法相宗写的一本初级入门读本。我们知道，佛教法相宗也叫唯识宗，其中的概念非常难懂，根据后人研究，王夫之写的水平也不高，问题是他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书？主要原因是他晚年生活太困难，有一位先开禅师请他写，估计他为了争点生活费，也就是写了。上个世纪80年代，在衡阳还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刻了一篇文章叫《牧云山常住记》，作者王夫之。这篇碑文是王夫之受庙里的住持所托，为前一任方丈超凡法师写的一个传记，文章特别称赞那个方丈严格守戒，是那个时代佛教徒学习的榜样。注意，明清时期佛教的整体素质下降，很多出家人到庙里去纯粹是为了生计，不守戒律，与俗人无异。牧云山这座庙规模不大，但道风严谨，王夫之也深受感动，认为“湖南名刹代兴，求其慈静安禅，始终一日，如牧云者，无有也”，在碑文中赞扬严格持戒的高僧，可见他对寺庙的和尚并没有偏见。

王夫之的思想涉及面非常广，我这里只能点到为止。他的著作还有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内涵还需要挖掘。比如他提到人性“日生日成”，人性是变化的，要时刻加强人品修养，这是对中国传统人性论的重要发展。他提到“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强调经世致用，这对近代湖湘文化有很大的影响。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还引用了“新故相推，日生不滞”的名句，就来自王夫之。总之，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重要代表，确实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领域。有人说他是“东方的黑格尔”，也有人说他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我的这个课程，关于儒家的部分，就将他看成是传统儒学的终结者。接下来，我们开始讲中国佛教与禅宗。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