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从古都文化看丝绸之路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国学

史念海:从古都文化看丝绸之路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2021年10月15日 12:15:02
来源:明清史研究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富丽堂皇。中华民族仍能吸取外来文化,撷取其中优点,增强固有文化的内容,不断发扬光大,愈益灿烂光辉。这在都城的发展演变中也是不时可以见到的。

论都城的吸取外 来文化, 当始于汉武帝时的长安。 武帝之时,汉朝国势已臻强盛,版图开拓,超迈前代。 不仅匈奴畏威,不敢轻易南下牧马,就是西域各国也都有信使往还。 而西域各国凭借其富庶的绿洲和广阔的草原,物产丰饶,尤多新奇品种,为中原所未有。

西域诸种物产中,以葡萄颇负盛名,这时始为汉朝所知悉。民间传说,乃是张骞由西域携归的。虽为传说,差为近实。汉武帝因之在长安建葡萄宫。在汉时诸宫殿中,葡萄宫是一座重要的宫殿,哀帝时,匈奴单于来朝,就暂住在葡萄宫中。葡萄宫在上林苑西,近在长安城外。西域所产的马匹较之葡萄更为有名,尤以大宛所产的最为名贵,汉人称之为天马,以别于乌孙的西极马。汉朝为了要取得这种马匹,还引发了和大宛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汉军取得了胜利。大宛马因而也传到了长安。

因为有了这样的天马,在王朝的十九章的《郊祀歌》中,还特地撰写了《天马》一章。其中有句说:“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可见极为重视的情形。当时长安城内城外皆有养马的厩。在城内的有未央大厩和六厩,城外有九厩。城外的九厩中有大宛厩,当为豢养大宛马的所在。大宛马嗜食苜蓿,为了豢养大宛马,就在离宫别馆旁边多种葡萄、苜蓿。葡萄、苜蓿因而就成了长安风景的点缀。

班固撰《西都赋》,说到长安的奇珍,曾经提到:“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长安诸宫殿中有称为奇华殿的,就是收藏来自海外的异物的殿庭。这里所说的九真在今越南南部,大宛在今中亚细亚,黄支在今印度东南,条支则在今伊拉克,故班固赋中就说到要逾昆仑和越巨海。从西汉时始有这样一些奇珍,都城就更为丰富多彩,以后统一王朝的都城也都做到了这一点。这在现在说来并非难得事物,但在以往的岁月中却是不易获致的。

随着域外物产的输入和交往的频繁,各国使节和商贾也就相继随来。西汉时,长安城中有一条槀街,是所谓“蛮夷邸”的所在地。以后的都城中这样的设施是会因时而有所增多的。北魏都城洛阳也有所谓四夷馆。永桥以南,圆丘以北,伊洛之间,夹道都有设置。因为“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四夷馆的设置也就是不可或缺的了。由于这些人“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 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闾阖填列,青槐荫柏,绿柳垂庭”。这万有余家的外侨,就不能说对于文化的交流没有影响。从此以后各个王朝的都城中,外侨都是络绎不绝,相率留居,不欲遽去。直到清末和民国初年,北京城内东交民巷犹为外国使馆的所在地。

吸取外来的文化以丰富都城的景观,自汉武帝肇其端倪,后来就陆续踵行。还在北魏于洛阳设置所谓“四夷馆”之前,东汉明帝就已在洛阳城处建立了白马寺。据说,明帝梦见金人,身有日光,以问群臣,有人说是天竺的佛祖。明帝因发使前往天竺,写致经像。使者以白马负经归来,佛僧摄摩腾也随同莅至,因而建立了这座寺院。这座白马寺历魏晋至于北魏,还依然存在。据说,原来寺上的经函,还一直保存到北魏分成东 西之后。北魏孝文帝倾心汉化,洛阳城内的胡氛因之逐渐消沉。诸伽蓝亦皆仰承中朝旧规,为一时风尚。然城东的菩提寺和城西的法云寺,就为西域胡人所建立,而法云寺“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丹素炫彩,金玉垂辉”,“西域所赍舍利骨及佛牙皆在此寺”。

佛教自东汉时起传入中国后,由于信徒日增,陆续都在发 展,就以都城洛阳来说,迄东汉一代,虽仍只白马一寺,经过 二百多年,到了晋怀帝时,洛阳的佛寺已增加到四十二所。 稍后至十六国时期,后秦姚兴也在长安城内建立了波若台和须弥山。 经过永嘉乱离和其后相当长久的社会混乱,洛阳残破,长安亦难得完整。 姚兴所建立的波若台和须弥山已成陈迹,不堪闻问。 白马寺虽再经沧桑,还能多历年岁。

晋初所建立的太康寺和石塔寺于北魏时仍能得见遗址,其他就须征诸有关文献记载了。自经永嘉丧乱,再经南北对立,佛教更转趋兴盛。北魏 太武帝时曾经大毁佛法,即沙门所谓三武一宗之祸之一。过了这一关后,不仅有所恢复,而且又大为发展。到了孝文帝初年,平城的佛寺新旧且百所,其间有的制作精妙,见誉人口。由平城迁都到洛阳,佛寺的建筑就愈益繁多。当时任城王澄曾经奏禁私造僧寺,他指出:“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可是他的奏请并未起到彻底禁绝的作用,反来更为增添,超过了一倍。

迄于北魏季年,共有佛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到了孝静帝迁都邺城,洛阳残破之后,还有余寺四百二十一所。就是这样的剩余之数,在洛阳城中还占有相当广大的地方。其中最为稠密的,一里之中竟有十寺,次多的犹有四寺,一里两寺,或两寺相邻也不是少数。

当时南朝与北朝对峙,对于佛教的传播,也不稍有逊色。梁武帝就是佞佛的信徒,曾经数次舍身同泰寺,为史册少见的记载。同泰寺至宋时犹存,称为法宝寺。梁武帝既佞佛,在 建康城中所建的佛寺,当不止同泰寺一处。南朝佞佛的帝王公侯不少,并非只有梁武帝一人,因而建康城中的佛寺陆续兴建,据说竟多达七百余所。唐代诗人杜牧诗中有句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能是指南朝末叶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