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鸟画与魏晋南北朝

西周 青铜器凤鸟图纹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花鸟画。

花虫鸟兽从背景和陪衬的位置独立，以卷轴样式流行开来，其技法的工笔和装饰性特点，明显受西域壁画影响。花鸟画出现后，与人物画、山水画构成了中国美术三大基本样式。

于是，引出一个问题：花鸟画能在魏晋南北朝独立成科，并且主要在宫廷中发展，被君主、贵族、士大夫喜爱、收藏。成因是什么呢？

孔六庆先生在他的巨著《中国花鸟画史》中认为：“花鸟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独立，是人们在审美情感、社会生活、绘画表现等方面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

这个“自然而然说”，很值得商榷。我不认为是自然而然，花鸟画独立成科应该有更深刻的原因。我的观点如下：

顾恺之 洛神赋图卷

一、 花鸟画独立成科的历史大背景

简述一下魏晋南北朝的历史。

这段跨度近四百年的历史，可以说特别。哪里特别呢？

首先，王朝迭出，战乱频仍；其次，学术思想极为活跃；再有，宗教、艺术、文学创作繁荣兴盛。

第一个要说曹操，曹氏家族。文帝（曹丕）废汉献帝建立“魏“（公元220—265年）。

第二个是司马懿，司马家族取代曹氏家族，武帝（司马炎）在北方建立西晋（公元265—317年）。

司马懿、司马昭、司马炎三代逐步确立了贵族制。

武帝司马炎290年驾崩。皇室内斗引发“八王之乱”，战乱使得长安、邺城、洛阳多次被焚毁，造成几十万人死亡和数百万难民。

“八王之乱“后又有“永嘉之乱”，永嘉之乱的主角是匈奴。

公元304年到439年，由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个民族引起，或与汉族或五个民族之间争夺厮杀，历史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

公元317年在江南，司马睿接受了北方抵抗胡族的晋朝诸将、鲜卑的段部和慕容部的推戴，建立东晋。

公元420年刘裕废晋，建立南朝“宋”政权。到隋朝灭了南陈为止，此阶段上承东晋、五胡十六国，下接隋朝，历史上总称为南北朝。

南朝（公元420年—589年）包括宋、齐、梁、陈四朝；

北朝（公元386年—589年）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

日本历史学家，川本芳昭在其著作《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魏晋南北朝》书中认为，“贵族制”和“民族问题”，是魏晋南北朝的两大时代特征。

江南是贵族云集的地方。建邺(今南京)，曾经是吴、东晋、宋、齐、梁、陈历代宫廷所在地。同时是魏晋南北朝花鸟画的重要发展地。

花鸟画能够独立成科并持续发展，是成熟的贵族制度，富裕的贵族阶级，夯实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以及建立了人才储备和营造了艺术的氛围。

湖南长沙博物馆藏帛画人与凤鸟夔龙

二、 鸟兽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价值

花鸟画这个概念在西方绘画中是没有的，这与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哲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花鸟画的题材范围及其宽泛，几乎包含了人的世界中一切植物、动物、鸟类。既有日常生活用品，又有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同时，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还创造了一些现实中不存在的动物、鸟类形象。

中国以农业立国，依赖自然推崇天人和谐。从远古的巫术开始，中国文化就有对鸟兽的图腾崇拜。

《周易》的“四象”，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季，东西南北四方，望朔上弦下弦，四象是：青龙、白虎、玄武、朱雀。

十二生肖也是十二个动物形象。在礼器、生活实用器皿上，鸟兽、花纹随处可见。

比如，新石器时代的陶制钵、盆、瓶、上的图案彩绘；商周青铜礼器方鼎、鸟樽，觥上的鸟兽图形或图纹。

中国儒家、老庄思想都是敬畏“天”的，鸟兽是天神与人间信息沟通的使者。《楚辞•九歌》篇就描绘了此情景，天神下凡乘坐的是两条龙驾驭的车。

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鸟兽如：饕餮、肥遗、夔、龙、虬，《山海经》、《吕氏春秋》、《说文》、《离骚》里都有记载。还有，庄子《逍遥游》里的“鲲”““、“鹏”；《山海经》里面的灵异禽兽。

这些器皿上的鸟兽形象，并非单纯为了好看，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纯粹装饰物。

《艺术、神话与祭祀》一书的作者，（美）张光直著 刘静 乌鲁木加甫 译。张光直说到，先秦文献中确实保存着古人对青铜器本身及其动物图案的解释，明确了动物在沟通天地，交通人神中的作用。

鼎由青铜铸造，鼎象征皇家政权。

“铸鼎象物”的说法来自《左传》。“铸鼎象物”是为了：“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鼎是青铜礼器，还是协助完成沟通天地生死巫术的必需品，动物的纹样就是青铜器上不可分割的部分，动物形象也作为该使命的辅助者，而被铸刻在礼器上。

湖南省博物馆藏，战国时期的人物龙凤帛画，人物与凤鸟、夔龙同在一个空间，构成一幅图画，学者们认为夔龙和凤鸟是在引导灵魂升天。

神话和巫，是中国早期绘画、文学、舞蹈、诗歌、音乐共有的特征。这里说的巫，不是指巫婆神汉。“巫”与权力密不可分，法理含意是：君权神授。

陈梦家在《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书里说到：“只有掌控通天之路的人才拥有此种智慧，进而掌控权力，从而统治天下。巫觋因此成为每个国家宫廷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们认为帝王自己就是巫觋之首”。《燕京学报》1936年第12期，535—536页。

因此可以认为，鸟兽形象承载的文化价值和特定指向，是花鸟画深层次的文化意涵。如同中国的山水画，不同于西方的风景画，风景即景色而已。山水即“道”，两者有本质的不同。

九色鹿本生 莫高窟257窟 北魏

三、影响花鸟画独立成科的宗教、哲学、政治因素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道教、儒家思想交汇时期。贵族、士大夫、文人、画家对理想、审美、情感、自由的追求，都影响花鸟画独立成科，影响最大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佛教。

长达三、四百年的战火杀戮，到处是焦土，死亡人数不计其数。难民潮、移民潮连绵不绝，最长的移民潮有近百年。人口从北向南，从西往东颠沛流离，再加上天灾时有发生，战争和饥馑使得人口锐减，生产力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战乱造成痛苦，厌世情绪弥漫。民众需要心灵慰藉，统治者需要借助宗教安定社会疏导民众，佛教获得了传播所需要的土壤，也得到统治者的强力支持。

在《阿弥陀经》里 ，“极乐国土”、“共命之鸟”，描绘了天国净土的美丽令人向往。

《中国佛教艺术史》赖永海、王月清主编。书中认为，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原，在魏晋时期逐渐被当时的上层社会理解接受，对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贵族、文人士大夫直接参与佛教艺术的创作。

需要指出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画家，画得最多的是佛教画，包括佛教书法。他们既画佛教画，也擅长画花鸟画、山水画。如：曹不兴、卫协、戴逵、顾恺之等。其中，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广为流传。

魏晋时期的著名僧人书法家有：东晋高僧：释支遁、释康法识、释安慧则。贵族士大夫书法家有：嵇康、王衍、王恭、王羲之、张野等等。

南北朝时期，“帝王即佛”的思想被社会普遍接受。佛教艺术在长江南北、黄河东西的广大区域，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期。开凿石窟，为佛造像，建立寺院，成为风尚。画家们更是积极参与创作，使得佛教艺术作品数量、质量和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佛像石窟有：莫高窟、西千佛洞、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等。

这个时期的著名佛教绘画有：莫高窟壁画，毗楞竭梨王本生故事（莫高窟第275窟）北凉；九色鹿本生，（莫高窟第257窟）北魏；五百强盗故事，（莫高窟第285窟）西魏。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的南北朝画家几十人，其中最著名的都参加过佛教画的创作。

毗楞竭梨王本生故事 莫高窟275窟 北凉

新道家思想。

道家的第一个阶段是杨朱，第二个阶段是老子，第三个阶段是庄子。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论述了庄子获得相对幸福和绝对幸福的方法。就是：顺乎天是一切幸福和善的根源，顺乎人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天指自然，人指人为。

帝王即佛，佛即天，帝王即天。庄子的顺乎天的思想与统治者的执政需要契合。

新道家指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兴盛的“玄学”、“清谈”之风。“玄学”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一种学术思潮。

张其明在《玄学史话》中指出，玄学通常分四个阶段：“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玄学；以王衍、裴頠、郭象等为代表的元康玄学；以张湛、韩康伯、支道林、僧肇为代表的江左玄学”。

张其明还指出，江左时期的玄学不仅成为社会风尚，成为士人争相推崇的行为方式，在东晋时期还与佛学合流，玄学理论被引入佛学发展了般若学，为佛学的本土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谈易经、阴阳、五行玄理，不谈俗事，称为“清谈”。

那些厌世的画家，选择了隐居生活，回归自然清净，专心花鸟画、诗词创作，陶渊明就是其中之一。

《世说新语》（南北朝）刘义庆著，记述了魏晋名士的言谈和风流逸事，反映出文人的思想言行社会生活面貌，生动形象展现了时代“清谈”的风貌，也反映出社会宽容、开放的程度。

云冈石窟佛像 北魏

儒家思想。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其核心思想是“仁”，他的思想完善的保存在《论语》里；孟子代表儒家的理想主义，其思想在《孟子》一书中，他的思想核心是“人性善”；儒家的第三个代表人物是荀子，他的思想在《荀子》里，“人性恶”是他思想的核心。

史书记载，胡族君主们，有许多人是熟读儒教经典的儒学之士。打起仗来他们骁勇凶残，攻城掠地，夺取政权之后，又都推崇以儒家思想治国。

例如：匈奴的刘渊就熟读《春秋》《左传》，通晓《孙子兵法》，建立前赵的刘聪，不仅熟读史籍、诸子经典，还善于书法，工于诗赋。前秦的苻坚、北魏的拓跋宏（孝文帝），无不如此。

打天下和坐天下，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刚柔，捭阖、乾坤，阴阳并施，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乃帝王经。

新王朝需要柔性执政理念，推崇仁义，孝道，善良。因此，依附在政治上的审美、情感、艺术得以推广，自然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这也是花鸟画能够独立成科被宫廷力挺，思想、政治、文化深层的原因。

六朝画论、画家

中国花鸟画的高峰期在唐宋，在魏晋南北朝已经具备了画种独立的五个条件：“1、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2、有专门题材的作品；3、有较高水平的专业画家；4、有成熟的画种分科理论；5、有理论家对花鸟画家的批评。”（孔六庆著《中国花鸟画史》）。

画论有：顾恺之的三篇，以批评古画为主的《魏晋胜流画赞》，以临摹古画为主的模榻要法，即《画论》，以山水画设计构思的札记，即《画云台山记》。

谢赫《古画品录》，他的“六法论”即：（1）气韵生动，（2）骨法用笔，（3）应物象形，（4）随类赋彩，（5）经营位置，（6）转移模写。

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姚最的《叙画品录》，以及相传为梁元帝的《山水松石格》，都是六朝画论的重要成就。（张光福编著《中国美术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家，有擅长人物或者山水画，而兼画花鸟画，也有专门从事花鸟画的画家。

例如：顾骏之，画鸟雀、草虫题材的开先河者。顾景秀，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御用画家。

刘胤祖，南朝宋官至尚书吏部郎。刘绍祖，胤祖弟。官至晋泰康太守。

兼画花鸟的画家有：晋明帝司马绍、宋武帝刘裕、徐邈、嵇康、曹不兴、卫协、王廙、王羲之、王献之、戴逵、顾恺之等等。

画论、画家、艺术批评的完善，使花鸟画从技术和理论上体系化了。

五百强盗故事 莫高窟285窟 西魏

结束语

中国古代绘画起着媒体的作用，历来被执政者所重视。

绘画技法、某种风格，经过长期实践，可以自然而然成熟或形成。但是，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相继独立成科，却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都有着复杂的多种成因。美术史并不完全是绘画的技术史、风格史，考古史，需要更广阔的视野。

宋志江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 四川美术家协会会员 成都市美术家协会会员 蜀都书画院油画家 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