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辑要|王立新：宋代文官政治与宋人读书风尚

【导读】 大江东去，见证了多少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经历了多少风雨苍黄。朝代的更迭，最终都归匿于历史的尘埃中。随风而起，洋洋洒洒，见证了一幕又一幕的兴衰荣辱。有人说，宋朝没有盛世。还有人说，宋朝整整三百年都是盛世。宋朝的科技进步，经济高度繁荣，思想文化高度昌明，可也许是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难得的少了历史更迭进程中如影随形的血腥与屠戮，又或许是“文官政治”与生俱来就没有兵戈铁马的气吞山河、纵横开阖之势，使得宋朝的兴盛与繁荣远没有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那么广为人知。那么，真正的宋朝到底是什么样子？宋代文官政治究竟有哪些主要内容？宋代读书风气如何？2021年12月2日，著名学者、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王立新教授受邀深圳大学汇智楼（图书馆南馆）报告厅，开讲“宋代文官政治与宋人读书风尚”，带我们一起走进宋朝文治的历史，探析其重文轻武的原因，从宋代人的读书风尚中，去感受欧阳修的深婉疏隽、苏轼的豪放旷达、王安石的丰神远韵……

以下根据讲座内容择要整理：

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喜欢读书的人，各位喜欢读书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感谢深圳大学图书馆邀请，使我能在读书的节日里，跟大家在这里相聚，共话读书。

一、现代喜欢读书的人多半还是受宋人影响

迄今为止，喜欢读书的人，多半都还受着宋代读书风气的影响。我的这种说法并没有统计依据，只是根据感觉判断，可是产生这种感觉，并非没有缘由。

从读书成为整个社会的崇尚来讲，中国历史上大约主要有三个时期，一是先秦诸子百家风起云涌的时期；一是江南的六朝时期，也就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的时期，一个是赵宋时期。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给了人们满世界周游，找寻自我实现的机会。但要真正受器重，必须有古典的学问，还要有自己的想法，于是读书之风大盛。顺应时代需要，孔子等很多读书人开始兴办私学，读书之风骤起。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读书成为风尚的时期，算是第一个“全民读书”的“蜜月”。但秦始皇攻灭六国，“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横暴焚书，残酷坑儒，千家万户心惊胆战，从此不敢读书。秦王朝的专制主义就此达到了“以愚黔首”的目的，人民只知求生，不敢求明。历经两汉三国五百余年，读书风尚虽有所恢复，但终于未能形成整体之势。

西晋灭亡，北方被五胡十六国占据，读书无法成为风尚。躲避江南的晋朝为了收拢人心，继续东吴国主孙权的策略，崇尚读书，宋齐梁陈接续其后，虽经数朝篡权，但杀伐有限，只是对准皇朝宗亲，没有更大波及，读书人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遭殃，所以读书之风气并未衰减。隋文帝平灭江南，实现统一，隋朝政权篡自北方少数部族，浸染不重读书的习俗，南方读书人到了北方遭到冷落。不久炀帝登基，天下大乱，武力角逐，使民间深感读书无用，致使读书风气无法重新形成。至唐太宗时代以后稍有恢复。

唐代虽然用科举制度笼络人才，但因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实行“公荐”，须有高官大爵推荐，普通民众子弟找不到门径，使得唐代考生范围受到极大限制。加以国子监、太学等“科举培训学校”，都只面向三品以上官僚子弟，只有“四门学”，才给八百名“庶人之俊秀者”。所以，唐太宗看到科举进士鱼贯而入时所说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其实绝大多数原本都是高官子嗣，草根阶层贫寒家子弟，基本没几个。因此，唐代尽管实行科举，仍然无法激发下层民众读书的热忱。

唐亡之后，五代纷争，军阀各以武力雄霸一方，很少有人真心关心读书。江南国情况虽然稍好，也未能重新掀起整体性的读书之风。读书只在局部地区，作为贵族们的风流雅趣，流而未竭。

赵匡胤意外坐上皇帝宝座，内心深怀恐惧，生怕因为自己无知，江山轻易失去。于是任用文人治理国政，同时派遣文职官员接替县级以上政务，提出“任宰相当用读书人”。宋太祖重新整顿科举考试制度，取消唐、五代的“公荐”，寒门士子和普通民众，这才有了真正的出头之日。如此看来，“入于”唐太宗“彀中”的，只是他手下高官的子弟，“入于”宋太祖“彀中”的，才真正是“天下英雄”。

取消“公荐”，可不是个简单轻易的小事。就以我们现在的高考制度而论，大家能上大学都得感谢邓小平。

宋太祖取消科举考试中的“公荐”制度，给天下平民子弟提供了均等发展机会，就此而论，他确实堪称历史的楷模。宋代能广收天下豪俊，用实际分数说话，不论出身高低贵贱的科举政策，起到了决定性的导向和保证作用。

新科举方略的实行，激发了整个社会读书的热忱。宋朝皇室为了获得天下人才，又不断以各种方式提倡并鼓励读书，真宗皇帝的“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钟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说法，虽然也跟唐太宗一样功利，但宋代相对公平的科举，也确实给了贫贱子弟改变命运的真实机会，贫贱子弟的读书热情从而不断高涨，整体社会读书风气，顿然形成并且热度越来越高。

宋代又将教育业绩，当成地方官行政考核的主要指标之一，于是各地官员纷纷努力督责，积极兴办学校，鼓励读书。至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的新政虽然昙花一现，但却保留了在县级单位兴办官学一条，这是中国县级单位普遍设立公办学校的开始。哲宗、徽宗时代，蔡京虽名奸邪，但却继续强力推行郡县学校制度，严厉督责官员。在这种情形之下，有宋一代，整体读书风气久盛不衰，一直持续到宋末。元明清也深受宋人读书风气影响。虽然后来屡有迫害读书人和故意制造“文字狱”之类事件发生，但既已种下深根，读书习惯终致难于彻底拔除。

所以我在本讲一开始才说，“迄今为止，喜欢读书的人，多半都还受着宋代读书风气的影响。”

二、文官政治究竟有哪些主要内容？

前面已经说过，宋人喜欢读书，全社会形成越来越浓烈的读书氛围，愈久愈炽，导源于从宋太祖开始实行的文官政治。

文官政治的基本目标，就是“让有文化的人管理国家。”文官政治的核心原则，就是“道理最大！”文官政治的法律保障，是“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文官政治的具体措施，就是从中央到地方，一切行政要职，都由文职官员担任，这和历朝历代都有明显不同。

我先讲第一点，就是“让有文化的人管理国家”的基本目标和效果。

历朝历代或多半以武官担任要职，或是文武相掺，一起管理政务。仅以对开国功臣的任用为例，其他朝代虽有大杀开国功臣的案例，如刘邦和朱元璋，但杀掉地位高、危险大的以后，又把地位稍低一些的武将提拔起来担任行政要职。我不在这里更多举例，了解一点历史的朋友们都多少知道一些这类情况。

宋太祖则不然，开国不久就不声不响地搞了个“杯酒释兵权”。所有研究历史的人都了解，这是为了解除武将的兵权，防止像自己“黄袍加身”一样的“历史话剧”再度重演。我过去也只看到这里。这次为了给朋友们讲宋人读书，忽然想到“杯酒释兵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和作用，就是彻底断掉武将担任行政要职的可能性，把管理国家的权力，真正彻底地交到文职官员手中。虽然宋太祖对于这一重要之点，自己完全没有自觉，但“杯酒释兵权”，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宋太祖一个人没杀，却解决了有史以来一直解决不了的重大难题。仅就这一点来说，宋太祖就已经足够非同寻常，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绝后的，任何其他王朝的开国君主，都无法望到宋太祖的项背。

宋太祖以温和的方式，解除武将兵权，善待被俘君王并其子弟，还有投降的将相大臣，又以诚恳的态度向有文化的人学习，把治理国家的权力交给他们，大力倡导读书，认真整顿科举，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就把百姓的生活安定下来，把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关系理顺，也使得教育健康地发展起来。晚明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其著名的历史哲学著作《宋论》中赞扬宋太祖，说他“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试而悍将服，无旧学之干盘而文教兴，染掠杀之余风而宽仁布。”是符合史实的判断。

其他王朝的君主不相信别人，但却不断造成身边武将尾大不掉，之后又设谋栽赃，制造冤案、杀戮株连，主要因为他们把那些跟随自己“打江山”的武将，都当做特别信赖的“自己人”，他们没有勇气和胸怀相信“别人”。但后来这些帝王心目中的“自己人”，反倒成了他们自己的“心病”。宋太祖却把国家行政权几乎全都交给了像“别人”一样的文人，结果这些“别人”，反倒对宋朝忠心耿耿，都成了宋朝真正的“自己人”。后来宋朝在面临亡国关头，为国捐躯最多的是文人士大夫。那些文官安抚使、知州、知县，以及其他文职官员，为守大宋疆土视死如归，他们的悲壮惨烈和慷慨不屈，在历史上确实是绝无仅有的。这一点足够证明我上面的说法。

这是宋太祖“让有文化的人管理国家”的基本目标和总体效果。

第二点讲文官政治的基本措施。

仅举三种大致情形为例：

首先，宋太祖当政不久，就号召朝臣们，举荐100名有文化的人去做副县长，使得地方行政走上正常轨道，效果非常不错。我在写宋太祖的书中，戏称这种情况，叫做“百官下基层”。

其次，是把朝廷重要文职官员，派到新得省市担任主政官员，同时保留原属国的文职官员，而不许攻占新地的武将们插手政务。唾手获得两湖之后，立即将身边重要文臣吕余庆、薛居正和李昉等，派往长沙、常德和衡阳主持政府、安抚民生等，在攻占四川后，又将吕余庆派往成都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再次，是整顿科举，让天下学子不分贵贱，平等竞争。宋朝廷由此收获了天下士人之心。有关于此，前面已约略述及，讲座时间有限，不再这里另外举例说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去翻阅史书相关记载。

第三点讲文官政治的法律保障。这点最重要，宋太祖刻石立誓，“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传诏子孙必须遵守。“太祖誓碑”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属于“国宪”，是对文官政治的最强有力的宪法保障。没有这一条，文官就随时可能被杀、被关押，他们就会始终存有戒心，不能真正彻底为国家用心、效力。王夫之说：“终宋之世，文人无殴刀之辟。”像张邦昌、蔡京和贾似道，这些陷国家与危亡的恶臣，也只是死于贬所，并不死于杀戮。事实基本如此。

宋太祖实行文官政治的总体成效，就像王夫之所说的那样，等于是蓄水养鱼、开天放鹰了。“庶几乎，天之伫空宵以翔鳶，渊之涵止水以游鱼矣。”不仅读书之风盛极天下，而且读书人也就此自我激励，责任感和人生品质，同时获得巨大提升，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因此渐趋好转。

第四点，讲文官政治的核心原则。文官政治的核心理念，是“道理最大！”凡事讲道理，权力再大也得听“道理”的，这叫做“道理最大！”早在建国之初，宋太祖跟宰相赵普就在共识下确立了“道理最大”核心治国理念，南宋孝宗经常跟大臣提到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一直延续到宋朝灭亡。

既然道理最大，就必须明白道理，读书，是明白道理的重要途径，所以读书在宋代一直被看重，从而成了整个国家上上下下共同崇尚的风气。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神童诗的用意，不在贬斥体力劳动者，而在张扬读书明理的重要性。

三、宋代读书人多的另外一种证明

纸张，早在东汉既由宦官蔡伦等发明，为什么直到唐宋时期还大量使用竹简、木简？

早期造纸，要用碎布之类，除了宫廷和官宦，一般人家不舍得扔衣服，破了也不舍得扔，困难时期尤其如此，而举凡中国历史，又有多少时间不是困难时期呢？我小时候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了，可是老百姓还是舍不得扔旧衣服，老大穿过老二穿，老二穿完给老三。一个一个往下传，传到老六还没完。何况古时候？所以直到唐宋时期还在使用竹简、木简。

虽然如此，纸张在被发明后，不断改进，从原材料使用、制作工艺和生产规模等，都在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唐代的纸张，以麻纸和藤纸著名，尤其麻纸，使用已经相当普遍。至宋代又发明竹纸、稻麦秆纸、皮纸等。

据造纸问题研究专家称：宋代在造纸数量和技术上，都已远远超过唐代。尤其是宋代的竹纸和稻麦秆纸的制作，创造了人类纸张制造的历史新纪元。

宋代竹纸用量那么大，但却因心怀长久利用的观念，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边伐边种，所以没有出现像唐代为了制造藤纸，酿成剡溪一地藤木全部被砍光彻底断绝的悲剧。宋人可持续性发展的意识，甚至比现代人还明确。前些时电视上报导过一位五、六十时代东北林区的伐木能手，已经年老体衰，但却立志要把自己当年砍光的树全都重新种植出来。“大跃进”时期，各地为了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很多地方的树木都被砍光了，全国一时间出现了很多秃山，直到近二、三十年，才又补种起来。

研究造纸的专家称：宋代竹纸，有五大特征：表面平滑、受墨性能好、容易运笔、墨色经久不变、抗虫蛀的性能高。实在令人称赏，真是不得了，我们不得不为宋朝造纸的用心和技术点赞。

印书、写书、画画的数量大，纸张的数量需求就多。

相关研究专家指出，唐人主要是用纸抄书，而宋人主要是用纸印书。唐代发明雕版印刷，但是使用量并不很大。宋代不仅广泛使用雕版印刷，而且还适应日益扩大的市场印刷需求，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有关这个情况，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有明确记载：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至五代冯瀛王始印五经。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

这位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技术能手毕升，出生于宋太祖开宝五年（972），起初是印刷工人，因为图书印刷数量越来越多，想到改进印刷术，活字印刷既省工又获利。市场是技术之母，市场需求，是一切技术得以改良、发明的最直接原因。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表明印书量的增大，印书量的增大，表明书的需求量大，书的需求量大，表明读书和写书的人多。

宋人喜欢读书，起初是因为官府的提倡，慢慢便形成了大众的习惯。除了参加科举的用书，其他书也纷纷出笼，大家也都喜欢阅读。号称宋代四大类书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前三部完成于太宗时代，后一步完成在真宗时代。相类的书籍还有很多，比如《太平寰宇记》等。宋人的很多《笔记》类小书，也都涉猎相当广泛，内容十分丰富。前面说到沈括的《梦溪笔谈》，只是其中之一。类书只是印刷的一种，其他如经书等，印刷量更是大得惊人，不再这里细说。

四、宋人读书，分为有目的的读书与无目的的读书

以下将要讲说的是宋代读书的实际情形，只能选择部分案例，而且也未必特别精当，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1、有目的的读书，是为了改变命运、提高社会身份地位、进而改造政治社会、改良生存环境。功用性很强，其中也含有相当的功利性。

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考科举的事情上，但却不限于科举。里面有许多成功的亢奋与喜悦，也有很多无奈的倒霉和凄凉。

以范仲淹为例，早年辛苦读书，中进士之后，历经州县磨炼，担任参知政事，在宰相富弼、韩锜支持下，力推庆历新政，虽然不久失败，但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却永远传流后世。《岳阳楼记》最能表现类似于范仲淹的很多士大夫起伏不平的心境：

“若夫阴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得志与失落，经常错综转换，欢喜与悲哀，经常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

2、无目的的读书，主要表现为满足好奇心，以休闲打发光阴，同时滋养精神，使闲暇不再成为人生的负担，而成为一种享受，并由此体会生活、感悟人生。

属于这种的，如欧阳修的《秋声赋》：“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悚然而听之，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子谓童子：‘是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欧阳修夜里闲读书，闻秋风，感悟人生。王禹偁《黄冈竹楼记》，则属于下班之后坐在江边竹楼里抛却人间事务烦扰，享受生活：

“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急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慨也！”

至于宋人读书，能读出何等效果，兹举一例。苏洵生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皆喜读书，皆善文章，把家乡山水灵秀尽皆吸附而去，时传谣谚曰：“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养育真正的读书人，天地得付出多少精华！

看看苏东坡的文字，就能约略了解，天地养育人才，该有多“破费”。

以苏东坡而论，有目的的读书使他升官、活力，也使他不断倒霉。心里总想着有所作为，时势却不随人意，事实也常与愿违。所学所想所用，都与时代的崇尚和官场的习惯不能相容，终于落得个一路被贬，就像《自题金山画像》诗所写的那样：“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被贬惠州时，朝廷给了苏轼一个闲职，叫“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一天吃饱喝足，拍着肚皮问身边的三个侍妾：“内中何物？”一个说：“都是文章”，一位说：“都是见识”。王朝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东坡听后捧腹大笑。因为朝云侍妾的说法，正好中了他的下怀。真正的读书人，往往都会不合时宜，经常合乎时宜的，不是真正的读书人。

因为读儒家的书太多，心里坚持的跟现实流行的多半不能相合，加上心高气傲，使得苏轼一路倒霉、被贬。因为读道家和佛家的书太多，即使一路贬谪，四处漂泊，仍然态度积极，心情愉悦，生活状态潇洒，令后来世世代代的读书人羡慕不已。

苏轼因为读有用的书，让自己当了不少官，做了不少事；但也遭了不少罪，受了不少苦。因为读没用的书，却使得自己面对厄运时，仍然能够心胸豁达，潇洒自如。同时敞开了自己体会生活、感悟人生的大门：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繆，郁乎苍苍，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庄子有言曰：“吾在天地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四海之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

“四海”之大，在天地间不过是大河边上的一个蚁穴，“中国”之大，在四海之内不过像大粮仓中的一粒米，人生在天地间，恰似一块小石头或者一棵小矮树在大山里一般，要有自知之明，不要故意放大自己，那样不仅不会收到必要的效果，还会给自己找来无数的麻烦，让自己受苦受累。

苏轼的《赤壁赋》，跟庄子上面的说法，显然属于同一类格调的作品，是他读庄子书的体会，是受《庄子》精神养育的结果。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佛教以四大皆空，禅宗以为世间本无物，来也空空，去也空空，人间是非成败，对错得失，转眼即逝，因此不必执着。这首《水调歌头》，能把人生感悟得这般深透，不正是受惠于佛教禅宗吗？

宋代已不可回，宋人读书之乐，我们只能于故纸间体会，宋人因读书而感慨人生的雄健、慷慨，凄迷、哀凉，我们也只能像面对《三国演义》开篇词一样，唱一曲行走世间的激越与昂扬，感一场人生之旅的无奈与豪壮：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斛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读书之乐，其实就在感悟人生。活在当下，善待自己也善待他人，守住手中的书卷，不被任何时代的风潮卷走，虽然是古往今来读书人的本分，但要做到这一点，却无论在什么时代，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既需要相当的耐力、毅力，也需要相当勇气和智慧。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师生朋友们拨冗前来，祝各位读书节收获知识、收获智慧、收获快乐的生活！祝大家晚安！

【王立新教授简介】

王立新，思想史学者、深圳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博士导师，深圳大学中国传统文化创造转化研究所所长。

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著有《胡宏》《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王立新讲<论语>》《船山大传》《理学开山周敦颐》《从胡文定到王船山》《大宋真天子》《思想引领人生》《建宋——赵匡胤的奋斗》等著作，发表各类文章近千篇。

先后于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凤凰网、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台湾教育广播电台、衡阳石鼓书院大讲堂、《天津日报》“超阅大讲堂”等视、音、纸、网类媒体，两岸数十所大专院校，全国数十家图书馆以及民间书院等机构，讲说中国思想、文化数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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