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王立新：以客观态度、清醒意识理性对待中国传统

12月3-5日，由深圳大学中国传统文化创造转化研究所（以下简称“创转所”）主办的“中国文化创造精神暨中国文化创造性与保守性关系研讨会”在深圳召开。开幕式由“创转所”副所长、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傅鹤鸣教授主持，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执行院长沈金浩教授、“创转所”所所长王立新教授分别致辞。

沈金浩教授指出，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势下，我们既要继承发展本民族文化，也要向其他国家学习。文化的发展需要自信、自省和自新，“自信、自省、自新是一个辩证的动态的关系，自信能让我们站稳脚跟，不忘本来；自省能让我们看到自身的优缺点，从而吸收外来；自新可以让我们更好地面向未来，创造未来。”沈教授感谢与会学者对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的持续关心，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王立新教授认为，当代思想家韦政通先生，为了推动中国真实的现代化进程，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的创造转化，深圳大学中国传统文化创造转化研究所的成立，就是想接续前贤的事业，为中国的发展、中国人素质的提高、人类的共同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做出努力。召开本次会议，也是为了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为推动在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现代化进程，做出有益的探讨。

分组讨论分别由“创转所”副所长、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左江教授，“创转所”副所长傅鹤鸣教授，“创转所”兼职研究员、池州学院尹文汉教授，暨南大学刘依平老师等主持。虽然因为疫情影响，很多外地学者未能如约赴会，依然有来自武汉大学、中南大学、暨南大学、深圳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政邦智库、深圳市海格物流总公司、东莞理工学院、衡阳市文联、湘潭大学、星海音乐学院、嘉应学院、深圳市高级职业技术学院、深圳技术大学、南岳半山书院、衡阳文创联盟、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和相关文化部门的5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一些志在弘扬历史文化传统的民间机构代表，也热情洋溢地参加了会议的发言和讨论。

孟泽在《从华夷之辩看郭嵩焘出使遭遇》的发言中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保守性的习惯，在对外关系上，始终坚守华夏高于夷狄的“华夷之辩”传统，表现在现实人心上，就是总以天朝老大自居，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不允许说外国的好话，不愿意听到有关外国强于中国的说法，导致国人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观念异常艰难，使得像郭嵩焘这样有超越时代见识的先驱者，遭受了不应有的非公正看待，他对西洋很多优异做法的介绍，也被搁置不问，成了一位苦闷的先知。耽误了宝贵的时机，延缓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发展步伐。孟泽教授认为，要打破这种保守、封闭的观念，必须唤醒赤子之心，拿出担当的勇气。

高华平在《中华传统哲学的特点——基于现代性观点》的发言中指出：过去我们在进行中西哲学比较时，总喜欢在互相不同的方面投入精力，这样就总是看到自己的优异，导致中西方哲学观念和思考对不上号，没有办法在共同认识的基础上产生交流。今后的研究，应当更多的注重双方共同性的研究，这样才有共同的话语可谈，才能产生更有效的交流。高华平建议研究者转换研究视角的同时，还要站在现代性的立场看待哲学的交流，不要站在传统的立场上，以封闭、保守的心态长期在自我陶醉中沉浸。

李玲以“黄遵宪的创造性与保守性”为题发言，就这位梅州乡贤的实际人生进行了陈述，并对黄遵宪与郭嵩焘展开联系，以为黄遵宪是跟郭嵩焘一样的时代先行者，属于近代史中最气觉醒的先知者。但他们两人的实际遭遇却很不相同，是未来研究应当注意的一点。

徐衡以“守与进”为目标，结合韦政通先生《中国文化概论》中对于中国文化创造性与保守性的说法，阐发了自己对佛教中国化过程中，表现出的中国文化自身创造性与保守性的关系问题的看法。

胡寅就南岳文化旅游开发中的实际情形，发表了自己对中国文化创造性与保守性关系问题的看法，认为现代人要努力成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翻译机”和“转换器”，将创新当成油门，将保守看做刹车，使保守与创新紧密结合在文化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双双发挥有效的正面作用。

罗伯中则在发言中提出了保守性和创造性不应只单纯停留在外在的二者关系的研究上，而要将研究深入到两者关联的内在性统一实体中，而不是始终停留于表面上两者关系的纠缠中，这样才能使这种研究不断深化，取得更深的研究成果。

姜明泽以“从‘真实性’一概念看牟宗三哲学的保守性”为题，发表了自己在此一问题上的看法。

李元骏以“知识与价值的混一——论汉代历法与《蒂迈欧篇》的宇宙论”为题发言，提出了中国的伦理关系主要从“善”的角度考虑，而西方伦理如柏拉图，多从某物为某物的内在规定性，即真的角度思考伦理。

陈椰为会议奉献了自己2018年8月2日看望韦政通先生时，录制的韦政通先生谈话的一段珍贵视频，视频清晰度高，音质清晰。韦政通先生谈笑风生，声若洪钟，给场内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柳理就“从李希霍芬在中国的遭遇，看中国文化的保守性格”为题，着重叙述李希霍芬来中国考察的三年中，于湖南、陕西等地的遭遇：“穿行于大江南北时，大多数时候都会遭遇中国人的不友善，没被当面喊‘洋鬼子’的地方屈指可数。”在岳麓书院，还险些遭到院生们“关门打狗”式的“群殴”。李希霍芬感到的中国人见到外国人就首先产生排斥甚至攻击的做法，是中国旧式书院“攘夷”之类保守性教化的结果。柳理认为：“平心而论，李希霍芬对此次造访的过程记录，并没有夹带太多的偏见，他所生发的议论感慨，主要是分析书院学生仇视洋人的思想由来，总体来说文字比较克制。”柳理提出了对传统中的愚昧无知且又自以为是的想法和习惯，必须通过“祛魅”，以必要的活性文化机制，持续不间断的启蒙，实现传统心态的现代转化，让我们的观念“回到常识”，避免在现代继续造成盲目排外，阻截与他国的正常交往，影响学习外来先进思想、观念和经验，也影响中国优异的文化对外的传播。

梅春雷从企业运营的角度，谈到企业不仅受自身发展经济逻辑的影响，还受政治逻辑、伦理逻辑、资本属性逻辑和时代逻辑的影响，情况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单纯，不是简单的经营、生产与销售。他认为，一个成功的企业，一定有成功的企业文化，成功的企业文化，是成功企业的重要标志。因为思维永远落后于生活，所以，如何在企业运营的整个过程中、建立创造性与保守性共融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环节。

杨东林以“关于深圳市文明建设的几点思考”为题，强调深圳的文化建设，要在充分尊重本土资源和本地人习惯的基础上，融入时代的创造性内涵，以确保深圳不致成为一个“没有深圳人的深圳”。

何志平就俄罗斯传统中的创造性与保守性的关系，发表自己的看法，认为，俄罗斯传统与中国传统的重要相似之点，就在于保守性大于创造性。但是俄罗斯的保守性却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相对来讲，中国在文学上对人性挖掘度很深的作品，尤其在近代以来却不多见。这种不同的效果，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和思考。

李抒阳以自己曾经聆听韦政通先生讲座，和与韦政通先生谈话时，深感韦政通先生为学的刻苦为牵引，谈到自己走上认真学习、研究传统的经历，认为创新不忘保守，在保守中创新，是中国文化的实质性精神所在，有继承和发扬的必要。但在传统的传播过程中，可以用“知识平移”等方式，实现传播中的语言创新。

刘小勤就传统音乐中的创造性与保守性的关系展开论说，从传统音乐题材的倾向性方面，需要加大宽度，在表现手法上也应当吸纳更多西洋乐的内容，比如交响乐，众多乐器“一起响”，就应该被吸纳，改变旧有的“单独响”，使“单独响”和“一起响”交错进行，实现两者的融合共用。

王立新专就“韦政通文艺观的转变”，说明韦政通先生本人从“盲目鼓荡情绪”，固执“文以载道”的困境中，走向文艺自有文艺本身的价值，不必非要承载其他外在“使命”的“回归常识”的艰难历程。王立新就此指出，克服保守习惯，阻力不小，道路艰难，需要勇气、机缘和条件，还需要必要的外部资源的刺激和诱发，同时需要自我反省的能力，没有这些，人生想要获得进步，是非常艰难的。

尹文汉专以韦政通伦理思想为目标，结合自己的专著《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韦政通伦理思想研究》，论说了韦政通在创建中国人现代生活伦理方面的理论贡献。提出了传统伦理必须实施现代转化，才能为现代人生服务，为现代化的进程助力，为现代人提供生活的福祉。

刘依平以“文化结构的生成逻辑——读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与《中国文化概论》”为题，并以宋明儒学的道统论为主要论说目标，提出文化或者思想本身都同时具有保守性与创新性，宋明道统论，相对于汉唐儒学是创新性的，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拒斥佛、道的封闭系统，具有明显的保守性。新儒家是把道统当成创造性来继承，而侯外庐和韦政通，却是将其当成保守性来批评。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概论》，都明显体现了这种特点。

刘体胜从韦政通先生《中国文化概论》讲哲学的第四章中关于传统重道德追求却不重视道德知识的说法入手，在肯认韦先生“重视知识价值”、“顺着知识的道路”建设新道德说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顺着知识的道路走”的问题，并以“见孺子入境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为例，就此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台湾学者慈济大学林安梧“中国文化的保守性与创生性——兼论对廿一世纪人类文明的可能贡献”、东华大学陈复“‘智慧不老’——韦政通教授谈中国文化”、空中大学林柏宏“以中国文化创造性立场，看台湾当前教育如何解困”等的发言录像，分别在会场内播放。

会议围绕中国文化创造性与保守性关系，从思想、文化与文化交流、艺术、人生等多种角度，展开对中国文化创造性与保守性关系的广泛、深入探讨，在热烈而和洽的气氛中进行，加强了学者之间的交流，收获了不菲的研究成果。（文|王立新 图|深圳大学中国传统文化创造转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