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对画坛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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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对画坛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大师从这里出发

鄣吴东溪边古树里的吴昌硕故居

吴昌硕作为中国海派艺术的开拓者,是近现代最为重要的书画家、篆刻家之一,在艺术上是传统与现代交汇点上坐标式的代表人物,是承古开今的艺术大师。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吴昌硕出生在浙江省安吉县鄣吴村,卒于1927年,终年84岁。

吴昌硕一生名号颇多,初名俊、俊卿,后署名苍石、昌石、昌硕,别号很多,如缶庐、老缶、缶道人、苦铁、破荷亭长、五湖印丐等等。

他的篆刻、书法、绘画,具有强烈的个人艺术面貌,在中国书画史、篆刻史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吴昌硕 临散氏盘

年轻时的吴昌硕对艺术创作自金石篆刻入手,整日与石为伴,早期广泛吸收借鉴战国古玺、汉印、封泥、陶文等古代文字,不蹈常规,后期多参石鼓文的结体和笔意,风格更为朴茂苍劲。他曾言:“余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在篆刻上,吴昌硕是公认的大师。

对此,他也颇为自信:“我金石第一,书法第二,花卉第三,山水外行”。对《石鼓文》书法的毕生探索,成就了他的篆书艺术,并且在临学的过程中能够做到食古出新,形成自我面目。

吴昌硕与他的“朋友圈”

1869年,26岁的吴昌硕首度赴杭州,求学诂经精舍,从名儒俞樾学习小学及辞章。俞樾(1821-1907),字荫甫,晚号曲园居士,德清人。

俞樾于1868年出任诂经精舍山长,主掌精舍讲席达31年,其掌教强调“由训诂而名物、而义理,以通圣人之遗经”,“诂经精舍专课经义,即旁及词章,亦专收古体,不涉时趋”,故精舍以学术严谨而与专意科举的书院形成鲜明对比。吴昌硕在诂经精舍的治学经历,对他于金石学的理解和篆刻书法的探索具有重要影响。

1872年,29岁的吴昌硕初次赴沪,结识了书画家高邕和其时海上画坛的领袖人物胡公寿。以印人起步的吴昌硕,在青年时代于湖州、杭州等地的游历中就开始了对金石碑版文字的研习,他曾于1875年寄寓湖州收藏家陆心源潜园,及至中年留居苏州,更借助印艺得以与一批江南学术、收藏圈中的显赫世家相交,其中如吴云,因藏有各种旧拓《兰亭序》二百多本,故名其室为“二百兰亭斋”。

吴昌硕 富贵吉祥

吴昌硕曾于1875年寄寓湖州收藏家陆心源潜园,协助其整理文物,及至中年留居苏州更借助印艺得以与一批江南学术、收藏圈中的显赫世家相交。

吴云(1811-1883),字少甫,号平斋,晚号退楼,湖州人,官至苏州知府。曾因藏有各种旧拓《兰亭序》二百多本,故名其室为“二百兰亭斋”。吴昌硕于1872年初游苏州时造访了这位乡前辈,1880年更曾坐馆吴云府中。

吴昌硕 真龙

吴昌硕为吴云刻有“听枫山馆”等多方印,是时,吴云又请其为刻“师酉二敦之斋”两方及“平斋晚号退楼”、“第一江山作郡来”印。另多通信札,内容亦为嘱托刻印,吴云在印作完成前后提出了细致的意见与点评,有以自己辑录的《两壘轩彝器图释》相赠。信中种种,颇能体现吴云的古文字与印学思想,以及令吴昌硕一生铭感的知遇之恩。

吴昌硕 竹

杨岘(1819-1896),字见山,又字季仇,号庸斋、藐翁、迟鸿轩主等,湖州人。1882年,吴昌硕以捐纳在苏州谋得一小吏之职,举家定居苏州,得与杨岘比邻,几次欲拜这位同乡前辈为师,杨岘回信以为师生之称未免落俗,提议不妨以兄弟相称,“师生尊而不亲,弟兄则尤亲矣”。

在二人以兄弟定交的信函中,杨岘便以读书作文为例,劝勉吴昌硕“不必过事高古,惟古书不可不读,使知宇宙间原有高古文字”,这种以古为用的艺术观,与吴昌硕后来“古人为宾我为主”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

杨岘对吴昌硕的影响还在其浪漫的诗人情性,散落在诸多的诗文往还,书画题跋之中,贯穿吴昌硕四五十岁间的艺事探索与人生走向。

《行书质寿镜片》便是杨岘七十寿辰之日应吴昌硕之请而作,由吴昌硕珍藏。杨岘形象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精神强固”身心安康才是长寿的前提。

吴昌硕 依样

任伯年(1840-1895),名颐,号小楼,浙江萧山人。与任伯年相识于1883年,任伯年从吴昌硕尚显稚嫩的画作中看到长年书法、篆刻磨练的笔墨功力,对他青眼有加。二人虽未定下师生名分,却从此成为至交。

任伯年为吴昌硕作蕉荫纳凉图轴,浙江省博物馆藏,图片来源:浙江省博物馆

任伯年曾为吴昌硕作过多幅肖像,包括《芜青亭长像》(1883年),《饥看天图》(1886年)、《棕阴纳凉图》(1887年)、《酸寒尉图》(1888年)。《蕉荫纳凉图》画上未署纪年,吴昌硕之孙吴长邺在年谱中将其列为1888年绘,另有一说谓此作于1892年。吴昌硕对此画极珍爱,任伯年去世后,他常睹画思人。

1904年,他在画上写下了一首长诗,诗中感慨了自己并不顺遂的人生,并以雨打芭蕉的意境,传达了对故人的思念。此作曾被窃,令吴昌硕痛惜不已,1907年,它被吴昌硕的好友、词人郑文焯在上海发现,得以物归其主。郑氏题跋对画作的失而复得作了说明。

吴昌硕与王一亭

王震(1867-1938),字一亭,号白龙山人,湖州人。1913年,在王震的盛邀下,吴昌硕搬入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在成就艺术巅峰的晚年岁月,吴昌硕与王震成为了情同父子的忘年至交。

王震曾自谓“四十后,与安吉吴先生论画敲诗无虚日”,除了艺术的切磋和砥砺,吴昌硕与王震的身影也频繁地出现于各种书画社团的雅集、展览、慈善赈灾活动中,“王画吴题”一时有“海上双璧”之誉。

任伯年墨竹、王震补绘吴昌硕小像轴,私人藏,图片来源:浙江省博物馆

1914年,任伯年之女任霞检父亲遗作墨竹,由王震于其上补绘吴昌硕小像。吴昌硕于画上题跋谓“画中之竹,廿年前伯年先生所作,一亭王君为余画像其中,呼之欲出。

一亭予友也,先生(任伯年)在师友之间也,道所在而缘亦随之”。这段题跋,加之王震自题中“回首师门”之语,成为了后来研究者关于三人亦师艺友关系的最好说明。

吴昌硕师友合影

结识虞山诗人沈石友,以及潘祖荫、杨岘、任伯年,等等,自1880年代开始,到1912年正式定居上海,在近30年的时间里,吴昌硕在往来苏、沪的双城生活中度过了他的壮年时代,1916年在当时苏州最大的书画店苏九华笺扇庄做了一次大展,一下名声显赫。1913年,在王震的盛邀下,吴昌硕搬入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

在成就艺术巅峰的晚年岁月,吴昌硕与王震成为了情同父子的忘年至交。除此,他还与学识宏博,并以融合碑帖的行草书开一代宗风的沈曾植颇多艺文往还,与时称词坛宗匠的朱祖谋,诗、书兼备的郑孝胥更为密友,另与陈三立、曾熙、李瑞清等也多有交集。

他们的诗文唱和、印篆题跋、书画酬答和往来书札,承载着彼此间的契合提挈与相互砥砺,也折射出晚清至民国这一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社会、艺术思潮的传承与新变。

吴昌硕 松梅图

40岁后才开始学画的吴昌硕,酷爱画花。他将梅花画得像酒盅那样大,引来了别人的嘲笑。但他不以为耻,反而将画笔伸得更广了。于是我们看到了《桃宴酒坛图轴》中饱满的寿桃、《花卉图轴》里清丽的水仙、《珍果图卷》上晶莹的荔枝和《花果图册》中火红的柿子。及至晚年,吴昌硕更以开放的心态活跃于各种诗会、印社、书画团体,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逐步拓展自己的艺术影响力,确立起艺苑领袖的地位。

吴昌硕以“诗书画印四绝”著称。其中在故宫博物院展出陈列的绘画小品《花卉蔬果卷》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吴昌硕“诗书画印一体”的艺术特色。作品在每一个主体物旁边都附有长题,不仅仅体现了吴昌硕的书法造诣,更是在画面的布局章法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珍果图卷》中的闲情雅趣则让观者看到了热爱生活的吴昌硕。画中的荔枝、桃子、西瓜、倭瓜旁都用长题记录了详细的“食用指南”,如倭瓜旁的题字:“倭瓜剖之中空,实鸡肉烂煮,味与河豚并隽……”

吴昌硕 菊花

吴昌硕的画着色极其讲究,打破古人窠臼,使用复色画法,大红大绿,重赭重青,喜欢在冲突中取得协调,通过微妙的色彩变化,整幅画面既鲜艳厚重又得斑驳苍浑的古趣。

他的着色方法在传统基础上,汲取了民间绘画的着色特点,渐成雅俗共赏之风。正如祝勇在其新作《本来的颜色》中所讲的,五彩缤纷、大红大绿,这显然属于中国民间的色彩谱系,与清雅深邃、富于哲学色彩的文人画泾渭分明。

当宋代的玉骨冰心、简古淡泊的艺术风格,引领着中国画脱离了形似阶段,走向静穆深远。在文人画山穷水尽之际,现世的审美在吴昌硕的手中焕发出五彩缤纷的生机,又见柳暗花明,其身后追随者络绎不绝,便有了齐白石的“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门下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吴昌硕作品欣赏

《画梅诗》

《行书题画轴》

《行书七言联》

《行书七言诗翰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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