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昊谈虎|中国人为何如此热爱老虎？

制作与赠送布老虎的习俗流传于全国各地，尤其是在黄河沿岸的内蒙、甘肃、山西、陕西和河南等中西部省份，布老虎都是儿孙辈必不可少的生日之礼。布老虎这种手工艺品，顾名思义即为用布制作的“老虎”，一是因材质所限，造型难以达到写实；二是布老虎多为孩子的贴身之物，必然采取与老虎的真实形象全然异趣的艺术形象，但是，老百姓依然将这种符号化、风格化的兽面形象约定俗成地称之为“虎”，并给它赋予了重要的民俗功能。布老虎的制作者大多为母亲或母族的女性长辈，所以，从艺术创作活动的本体意涵到其中蕴含着的深切情感来考量，或可将布老虎称之为“母亲的艺术”。

1986年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个虎年，也是中国美术馆筹备成立民间美术博物馆之后的第一个虎年，美术馆在中央大厅举办了“丙寅虎展”。当时的负责人之一李寸松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开始关注民间美术，他在笔者的访谈中提到：“记得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有很多古老的习俗还保存着，国家一方面提倡发展社会新风尚，一方面倡导传承传统风俗。那个时候，老太太、大姑娘全会做布老虎，做出来的老虎说是虎但不像虎，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要求。老虎要威武，只有威武了邪恶的东西才不敢来，但又不能是那种要吃小孩的凶恶。可亲才能跟小孩做朋友，小孩和老虎做了朋友，小孩也变得跟小老虎一样。那时候没有动物园，不能看到老虎的真实形象，做布老虎的人就根据一代代传下来的样子、民间版画里看到的、在庙会里看到的和自己的理解来想象老虎是什么样，所以我们的老虎是一虎千面。”

布老虎种类众多，从孩子的鞋帽、衣饰，到寝具、摆件，无论在山村还是城镇，母亲们都会不顾辛劳地将最细密、最朴素、最真诚的情感绣进布老虎里，让凝结着无限祝福与祈盼的布老虎，伴随着孩子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

【图注：凝结着无限祝福与祈盼的布老虎，伴随孩子成长】

在老百姓的生活中，添丁进口是家族中最大的喜事，祈愿孩子平安长大当然也是长辈最大的祝愿。以虎为孩子的保护神，已经深入到老百姓的意识中。母亲或者母亲的母亲们带着无限的祝福，恨不能把所有象征吉祥的东西全通过针线，加到布老虎的身上去，让这只“虎”带给孩子好运。比如在山西乡村的传统生日习俗中，孩子从出生、满月、百天、一周岁到十二周岁生日，家族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隆重程度仅次于婚礼，不但亲属要参加，邻里朋友也会来，虎玩具、虎鞋帽和虎挂饰、被褥之类都是首选之礼。孩子被从头到脚的布艺虎包裹着，享受着虎的保护和亲情的温暖，同时也像一个展示女红技艺的艺术品。在仪式中，女性长辈们都想通过制作布艺虎展示女红技艺，仪式现场就成了主妇们的赛场和展示才华的舞台。除了孩子的生日，端午节戴虎踏“五毒”，是全国多地均有的习俗，这是除了生日庆典外最重视“虎”的节令。端午节时人们希望借助虎的威力震慑五毒，使其逃散，所以各种虎避五毒的习俗从宫廷流行到民间。人们喜欢以老虎作为图像元素的来源，这其中糅合了来自历史的、自然的、人文的多种因素，这些因素就包含了人对虎的勇猛精神的崇尚。崇虎精神通过民间艺术这种载体，在祖祖辈辈的记忆里传承，也随着人的观念变化被不断赋予新的意象。

传统的布老虎是民俗生活的副产品，与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老虎本身并没有要保护孩子的思想，并且还会威胁孩子的生命，可是我们为什么把老虎当作保护神，来保护我们的孩子？一个小小的布老虎，并不是单纯的一个装饰或玩意儿，而是一种浓缩了许多文化信息的文化符号，在众多的民族中，人用各种来自于自然的抽象的文化符号，搭建了人类文化生态、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为整体的多元结构关系，所以我们能从一只布老虎的身上看出地域性的民俗观念、古老的崇虎文化。制作者以虔诚的心态创作，做布老虎仿佛是在完成对神的许诺，些微的不恭敬都是敬神仪式中的遗憾。人把身处其中的时代图景转移到神的世界中，使神系无异于人类的社会结构，因而，我们可以从中洞悉人的自觉意识及时代精神的走向。

【图注：布虎帽。摄影/吴昊】

【图注：布艺虎鞋、虎肚兜、背背（辈辈）虎玩具。摄影/吴昊】

虎的形象，自古以来就被中国人采用于艺术创作中。在我国的古代典籍、传说与习俗中,老虎常被赋予吉凶参半的文化意象，有时被作为邪恶化身，有时被表述为辟邪神兽，或者被作为威猛精神的象征与厌胜之物。

梳理古代纹饰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发现，虎图像一直是我国重要的传统动物母题纹样之一。“虎”正是人创造出来以显示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物:老虎因为其强大的破坏性转而被人视为力量的象征；同时，人在面对生存与生活的压力时，试图通过表现对虎的控制与主宰，来寻求和到达一个可以遮蔽现实苦难并近乎乌托邦的理想世界。虎的象征意义的表述，是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生死观念等多种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伴随着人对抗自然的能力与自我认知意识的增强，虎造型从单一的国家权力和统治阶层意志的表征，进入到融祖先崇拜、自然崇拜、英雄崇拜为一体的开放的信仰体系之中。

与其它图像符号相似，古人对虎图像的塑造，同样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自身力量的增强及自我意识的建立，是推动虎造型从写实到符号化、装饰化，再到玩偶化的内在动力。从考古文献可见，目前已知最早的虎造型是距今约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濮阳西水坡遗址中的虎形蚌塑，在阴山等几处史前岩画上也发现了老虎，还有在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上出现了程式化的神面纹，这些图像都被看作是兽面纹之滥觞。从周代中、晚期开始，兽面纹的形制逐渐变化，庄严感和狞厉感减弱，开始出现一些近乎写实的虎造型，使用范围也从“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礼器和兵器延伸到生活器物的装饰中。古人对老虎的写实性描绘与含有神秘感的兽面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层面之间传递，其所要把握和表现的是一个被超越和被抽象的超自然对象，不仅表达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反映了所处历史时期特定的文化表述方式。任何文化的表述显示的不是简单的图像或语意变迁，它反映了文化观念在表述的过程中不断被转化，这个转化的过程验证了人自身力量的成长以及人与自然、社会的互动关系和复杂的文化生态变迁。

【图注：山西省和顺县宑底村祖孙三代。摄影/吴昊】

布老虎之类的手工艺品，不是纯粹审美层面的造型艺术，其既是特定的聚落文化、民族群体意志的物化载体，又是制作者审美意识的个体呈现，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流传的过程中活态地变化着。女红，作为旧时母亲必备的手工技艺，个体制作方式已经被现代高效率集约化的工业生产所替代。再加上一些历史原因及现代商业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的内部自主性被越来越多的异文化的外部诱导性和市场选择性所制约，许多曾经个性强烈、乡土气息浓郁，被老百姓崇奉和神圣化的东西都转变成了文化消费品。但今天的我们，对亲人、对生活的祝愿和希冀却依然没有改变。

【图注：山西省潞城县的牛凤枝大娘在展示自己结婚时，母亲为她和其丈夫所绣的肚兜。摄影/吴昊】

【图注：山西省和顺县李根花大娘在给孙子刺绣虎鞋、虎枕。摄影/吴昊】

如虎民俗及其物质载体这样的文化事象可以将最普通民众的精神追求和情感体验，以传统与现代交汇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使处于同一文化圈的人能够进入同一种共享体验中，并使每个人都参与到了这场文化的再创造之中，让现代人的生存及文化观念融入民族认同之中，继续最充分的表达。如果每个人都以我们民族自己的方式，通过对一个民族文化符号的审视，在手工真切地触觉中寻求共同的民族认同，经历一次“慢生活”的情感体验，那样，我们就完成了一次心灵凝聚的完美表述。

*本文作者吴昊，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年鉴》执行主编、副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后、硕士生导师。

*本文原标题为《传统习俗中的虎图像》，经作者授权凤凰网国学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