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孟泽《独醒之累》|中国历史和文化反思的一面镜子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我们并未真正走出过“成王败寇”的文化心理，也并未真正走出由这种逻辑衍生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判断。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并不是一片盛产“思想”的土地，甚至可以说，所谓“思想”从来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寂寞，几乎是思想的宿命。有时候，思想可能还带着莫名其妙的“原罪”。因此，历史上但凡思想卓然独立者，多有悲壮的行色。

照理说，“思想”本是生命存在的表征，但在我们的语境里，“你很有思想”却是一句比较奢侈的称颂。若从语言的言外之意揣摩，越是我们把“有思想”当作夸赞，越是说明“思想”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或者说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在我看来，郭嵩焘是一个超越其时代的思想者，是一个在一百多年前就懂得“文明互鉴”之理的思想者，是一个被晚清大变局所反衬出来的思想独醒者。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我拜读了孟泽先生的大著《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岳麓书社，2021年版，以下简称“独醒之累”）。

孟先生既以丰富而详尽的史料将我们带到波诡云谲的晚清历史天空，又以出入史实的健朗、细腻而清明的文字对话郭嵩焘的灵魂，读着读者，我们常常为文字里那种理性的通透澄明、思想的惺惺相惜、情感的醇正节制以及文字的典雅蕴藉而深深感慨、叹服。

正如唐浩明先生之于曾国藩一样，孟先生与郭嵩焘之间亦堪称“异代知已”。二十多年来，从“洋务先知”到“独累之累”，郭嵩焘一直是孟泽先生安顿其价值乃至人格理想的无形襟抱，是他多年来的沉潜、寄望与倾诉。在士大夫精神恍然稀缺的时代，拥有“著述之才”的孟先生与郭嵩焘之间这场越越时空的理解和对话，乃是＂芬芳悱恻＂间的往来，泛着一种精神的暖意和光茫。

从孟先生的书里，我们不难读到郭嵩焘光风霁月的人格，读到了他灵台的清澈无尘，更读到他超出时代的高迈见识和横而不流的独立人格，读到他“独醒”的孤独与清醒，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本书的副题，即“晚清大变局”这个宏大语境。这意味着我们在钦仰郭嵩焘的世界观与独步时代的智识之同时，不能不看到那个时代的昏聩，看到朝廷上下、江湖庙堂衮衮诸公的封闭、偏狭与颟顸，这其中甚至包括了与郭嵩焘相交甚深的宦海贤达。

我们在看见“独醒者”一个的同时，是不是还看见了那个时代里更为普遍的“昏睡者”或“装睡者”？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安然地“睡下”或“装睡”？从这个意义说，我不愿将《独醒之累》视为一般的历史人物传记，而祈望它像“镜子”一样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千疮百孔甚至看到某种文化基因带来的精神病态。

对于我们这种系于血缘情感的伦理性文化来说，到处密布着人情与世故的层层诡异和幽微，在“合情先于合理”的集体心理下，或许我们的“情感”轻而易举就上升到道德的高地，并且轻而易举地变得慷慨而激昂。在“情”的偏纵之下，我们在“理”与“法”的建设上，似乎总有些差强人意。因此，当郭嵩焘在洋务处理上主张以“理”服人、以“法”约人的时候，而反对那种被裹挟、狭隘民族情绪论的时候，他的思想就显出极为可贵的现代品质与世界眼光。关于本与末、官与民、政与教、兵与商的诸多见解，亦如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文明互鉴与对话不断走向理性也走向深入的当下，我以为郭嵩焘的存在，其实是一束光，它穿越历史，照耀现实，也启发未来。因为，民粹主义、道德主义的非理性与偏激似乎从未从我们的视听里消失过。这也是我们阅读郭嵩焘的深层价值。

郭嵩焘生于公元1818年。他从传统“夷夏之辩”中走出来，清醒地看见了西方世界的文明与进步。在他身后的历史节点上，有不断的呼应。这种呼应的偶然与神奇恍如先知的寓言。他诞生百年之际，即公元1918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其时正是西学东渐后对传统文化的一次重要反省与批判，亦是一次关乎科学与民主的现代思想的深刻启蒙；再过60年，即公元1978年正是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年份，是中国挣脱“神话的蛛网”后向着世界开放的当代起点，是中国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雪白的起跑线”。显然，这样的节点显然像省略号一样在不断延伸，毕竟今天的世界已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读孟先生《独醒之累》的第二大感受是，全面建立衡量郭嵩焘思想价值的参照坐标。简言之，一是历史的、时间坐标，一是世界的、空间坐标。

相对于同时代的中国人而言，郭嵩焘是一个“独醒者”。如果放在一百多年的今天来看，或许他的深刻早就成了一种文明对话的“普通常识”。但这种抽离历史结论的观察显然是无知和虚妄的。

郭嵩焘与马克思同年，他的思想显然不是思想史、哲学史意义的开崇立派，而是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的见识与勇气，是众人所缺而不以为缺的智识，是穿过迷障看见真相的智识。

在人们以为洋人不是“人”，而是“鬼”的时候，在人们以为西方文明相对于中国文明来说，不过是“奇器淫巧”的时候，他看到了西方文明“以政教为其本、以器物为其末”的本质。作为首届驻英公使，他对英国的政治、教育、学术、社会等种种领域的兴趣，他对青年严复的嘉许与期待，他个人在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文明教养，都具有现代人卓然的风姿。这里，我们要深思的问题是，这个出生于湘阴的生命，他成长中的偶然与必然，何以他会表现的这样一种宝贵的精神气象？缘于他的经验，还是他的治学？是他的质疑精神，批评勇气，还是对话视野？这些都是偶然背后的“必然”。后来者或许并不会再成为另一个“郭嵩焘”，但我们可以在教育的语境里，“身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郭嵩焘精神照亮未来的关键。

然而，我们也不能只看到郭嵩焘这个中国的“独醒者”而看不到同时代的世界不同地方的杰出者。我在读《独醒之累》的同时，也在重读另一本书，那就是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那种历史特写在带给我震撼的时候，让我看到不同的改变世界的“星斗式”人物。

仅说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对比。公元1837年的时候，郭嵩焘、曾国藩和刘蓉都在岳麓书院准备科举，三人从此义结金兰。从《人类群星闪耀时》里却偶然发现大洋对岸的年轻人的行动。也是这一年，一个叫祖特尔的法国青年，坐船去纽约，开始了他的流浪与探险。后来，他到了旧金山，他建立新赫尔维特。他在科洛马农场发现了“金子”，引发了全世界的“淘金热”。那片土地上的年轻人，是如此具有探索未知并做冒险的兴趣，这似乎又是我们文化所不鼓吹的。

也是在这一年，这个世界有了人类第一台电报机，电报可以以信号的方式将大海与陆地相连。等到郭嵩焘巡抚广东的时候，人类的电报线已然穿过了大西洋海底。这是郭嵩焘那个时代的世界。而在俄罗斯，比郭嵩焘小三岁的陀斯耶夫斯基是作家，同样也是一个勇敢的思想者。

我们将郭嵩焘放到那个时代的“世界坐标”上考察，并不存在历史比附的问题，而是藉以反思：作为“独醒”的思想者，他更多的还是属于中国的；是相对于昏睡者而言的，当时的世界并未“睡着”。

曾国藩曾评价郭嵩焘乃“著述之才”，还非“繁剧之才”，言下之意就是郭的任事能力相对不足。孟先生在《独醒之累》中引述大量的历史文献，似乎想证明郭未尝不是“繁剧之才”。我理解孟先生的“苦心”，但这种“苦心”背后，可能被人误解为还是以为“繁剧之才”高于“著述之才”，而试图在这个维度上为“郭大人”辩护。

私以为，即令郭嵩焘在署理广东时未充分显示其任事的能力，似乎也不会影响他作为思想者的地位。王国维先生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对思想相对稀缺的一种文化土壤来说，套用此语即是，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思想家。何哉？事功者，多一时一地也；思想者，多永恒与普遍也。今天，重温或讲述郭嵩焘的故事，我以为，就是为思想者立传，让一个思想者真正拥有独立的价值，而不是寄托在功业基础上的思想价值。这对于改变思想献媚于权贵的惯习、实现文化改造与文化进化都是极有意义的。

想到这一层，我突然发现《独醒之累》的新书设计的色彩似乎带有一种寓意。封皮是红色的，那是晚清那个大变革时代的血色黄昏，精装封面则是黑色的，那是对一个孤独思想者的缅怀，是一种悲剧里的崇高；在“独醒之累”四字则是金色的，那是郭嵩焘金子般闪光的思想与见识。

郭嵩焘是寂寞的，然而“寂寞”并不是让人同情的，它是伟大与崇高的前提。伟大的寂寞之于伟大的思想，亦如悲悯的阳光之于众生万物。

最后，我想说我不是历史研究者，仅仅是一个历史阅读者。说到“文旅”更不可多着一词。我仅献一言。

讲好郭嵩焘，显然不只是一个历史故事，更不是一个文旅故事，而是一个教育故事。郭嵩焘属于湘阴、湖南与中国乃至世界，它属于历史、现实与未来，这中间的关键在于它能否为一代一代的青少年学子所追随，所传递，这里有一个关于郭嵩焘故事课程化的问题，也有一个现代传播论的问题。

我知道双峰有曾国藩学校，湘阴有左宗棠中学，是否可以建一个郭嵩焘中学或小学？这或许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

【作者简介】

黄耀红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凤凰网专栏作者，著有《天地有节：二十四节气的生命智慧》《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史论》《底蕴与格局：语文教师专业发展论》《吾土吾湘》《话里有话》《湖湘语文：地域文化下的语文课程建设》《不一样的语文课》《给教育一个远镜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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