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和同”与大同
国学

刘梦溪:“和同”与大同

[摘要] 争战、杀戮归根结底是反文明的野蛮行为。人类应追寻和同,反对“剸同”,记取古代衰周的教训。王者须反复叩问自己的内心:自己想实施的大事,是不是纯洁的想法?有无国家利益之外的其他杂念混在其中?事后的结果有否明确的预期?

(一)

“和”、“同”两个字,是中国文化的关键词,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价值理念。

古代思想家有很多关于和、同的阐释。

和、同可以分阐,也可以合释。

和、同、和同,是三组概念,三重含义。

“和”由不同构成。不同而能共生,是为和。

人性的弱点,喜同而不喜异。权力者的弱点,不喜欢听不同声音。

但世界如果没有不同,这个世界就窒息了。

古代智者汤伯认为,周朝衰败的原因,是由于“去和而取同”(《国语•郑语》)。

他的哲学依据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同上)

汤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丰长”,就是多物并生。“以他平他”,指两个不同物的和平相处,这就是和。“和”则能长治久安,众望所归。

如果“以同裨同”,即狭小卑微和狭小卑微抱团在一起,结果将一无所有(“尽弃”)。

汤伯说,经验告诉我们:“五味以调口,四支以卫体,六律以聪耳”。好吃的食物,美丽的音乐,强健的身体,都是不同物的“合体”。

所以“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同前)。

汤伯在阐述这一义理的时候,用了一个特殊的语词,曰“剸同”

“剸”字的读音作tuán,是割而断之的意思。“剸同”即专擅强制为同。其结果便走向了“和同”义理的反面。

人类应追寻和同,反对“剸同”,记取古代衰周的教训。

(二)

我们不妨看看《易经》的《同人》一卦。

《同人》是《周易》“上经”的第十三卦。(易学家的习惯,把易经的前30卦,称为上经,后34卦称为下经。)

《同人》卦所演绎的核心题旨,正是“与人和同”的思想义理。

此卦的卦辞是:“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这是说,当同人们以阔大的胸怀在一起的时候,有利于克服艰难险阻。

但此卦给出了种种复杂情况。包括第一,《同人》之始,是不是心地单纯而无狭隘鄙吝。大而言之,行为是否符合正义,而不是谋一己之私。第二,有没有“同宗之吝”,即是不是拉帮结伙搞宗派。第三,遇到强敌,需要按兵不动。(“伏戎”);第四,面对的险阻是不是无法克服(“不克之困”);第五,如果遇到难以战胜的强大敌体(“大师”之患)怎么办。

孔颖达《五经正义》解释此卦曰:“同人,谓和同於人。”亦即此为追求与人和同之卦。

该卦的《彖辞》谓:“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

王弼注写道:“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应不以邪,而以中正应之,君子正也,故曰‘利君子贞’。”

王的意思,要尽量不用武。

虽然自身刚健,也应该用文明的手段(“文明用之”);即使对方不正,也应以中正来回应“以中正应之”

何以要采取此种态度呢?王弼引用了楚昭王丢失弓的典故。

故事来源于《孔子家语》一书。其中记载,一次楚昭王出游,把他的最心爱的弓丢失了,左右的人要立刻寻找。楚昭王说:“不用找了,反正丢失弓的是楚国人,拾到弓的也是楚国人,何必要找呢。”反映出楚王的大度。有此大度的心态,任何疑难都容易解决。

问题是孔子听说此事之后,表示颇不以为然。

孔子说:“太可惜了,原来楚王的志量如此之小。为什么不说:是人丢失了弓,人拾到了弓。何必仅仅局限于楚国呢。”(《孔子家语•好生篇》)

孔子所着眼,是整个人类。

王弼对此有引申一步的论述。他说:如果心胸过于狭隘,爱自己的国家爱得神魂颠倒,失去了理性,也会导致对国家的灾祸。

他的原话是:

“楚人亡弓,不能亡楚。爱国愈甚,益为它灾。”(《周易•同人》王弼注)

史载,果然在鲁哀公六年,吴国攻打陈国,楚国轻举妄动去援救,结果楚昭王死在了陈国。这个故事恰好证实,“爱国愈甚”也可以导致其他的灾祸发生。

孔颖达的义疏说,王弼引用这个典故,是想证明,“同人不弘皆至用师”(《周易•同人》王注孔疏)。“弘”,就是宏通阔大。

《同人》如何对待面临的问题、危机、困境?《同人》卦告诉我们:最主要的是要有“大通之志”。“大通”的概念是王弼提出来的。他说:

“不能大通,则各私其党而求利焉。”

大通,就是大同。

兵戎,乃万不得已的手段,需要极其审慎。争战、杀戮归根结底是反文明的野蛮行为。因此养成“大通之志”,具备“和同于人”的“大同”的智慧,应该是第一位的。

(三)

其实《同人》卦所演,就是《易•系辞》所说的:“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人类的不同,主要是思考的方式和所选择的途径不同,人们终归要走到一起。

如何认识、理解、把握“和”、“同”、“和同”、“大通”、“大同”这几组概念义理,对人类至关重要。

“和”是人人都乐于接受而向往的境界。但不要忘记,“不同”是“和”的条件。承认不同,容许不同,欣赏不同,才能走向和同。

如果一切都相同,声音相同,味道相同,穿衣相同,走路相同,思维相同,说话相同,这个世界就令人窒息了。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试想,能够使之充实起来的东西,能够是完全相同的东西吗?不同物的组合,才能称之为“充实”。不同的合乎审美规则的组合,才能创造美。

孔子讲的“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给出的人类麻烦的解决之道。

(四)

最后,我想引一段《尚书》的论述,看中国上古时期所期待的另一种“大同”

《尚书》的核心篇是《洪范》。

《洪范》是三代之治的经纶大法。

《洪范》论“治”,一共有“九畴”。

其第七畴是“稽疑”,即国家遇到疑难怎么办。

怎么办呢?此畴明确标示,遇有大事,在卜筮之前,需要征询卿士、庶人的意见。卜即龟卜,筮是用筮草来占卜。三代的风俗制度如此。遇有祭祀、兵戎、迁都等国之大事,必须先作卜筮。但决疑不能止于此,同时还需询诸王心,询诸卿,询诸士,询诸庶民。如果最后得到的结果是:

“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

就是说,决策的各先期选项都一致,此种情况,就叫做“大同”。这种情况下的大同,就不是理想的期许,而是可能的现实。

此种情况,即在“大同”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肯定万无一失。

如果情况不是“大同”,而是互有歧异,也有相关规则。

一种方法是,由三位专业人士执行,所得结果只要两人同为吉或同为凶,就可以此两人所占之结果而定。但有条件,就是“若三人之内贤智不等,虽少从贤,不从众也”。这个从贤不从众的原则是非常英明的厘定。事实证明,光是以多数还是少数为然,还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在从众的同时又重视贤智者的意见,才是大智慧。

问题是三代之治法,其最高层决策之审慎,不禁让我们后世之人为之惊叹而又感到羞惭。

卜筮,是为求之幽冥以问天也。与此同时,一是王者须询诸自心,二是询诸卿士,三是询诸庶人。何谓王者须询诸自心?这是指王者须反复叩问自己的内心:自己想实施的大事,是否是纯洁的想法?有无国家利益之外的其他杂念混在其中?事后的结果有否明确的预期?等等。卜筮之前的这三道“关隘”,如果出现卿士不从,庶人也不从,则王之拟意可以搁置矣。

作者简介

刘梦溪,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创所所长,《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主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马一浮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1996)、《学术思想与人物》(2004)、《红楼梦与百年中国》(2005)、《中国现代学术要略》(2008)、《陈寅恪的学说》(2014)、《当代中国之传统与现代的变奏》(新加坡青年书局,2014)、《马一浮与国学》(2015)、《学术与传统》(上中下三卷,2017)、《陈寅恪论稿》(2018)、《中国文化的张力》(2019)、《王国维与陈寅恪》(2020)、《国学与经学》(202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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