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战略洞察力
作者丨宋杰（著名历史军事地理学者）
在三国时代的长期战争中，汉中由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发挥过极为重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从蜀、魏两国的交战过程来看，汉中所具有的战略价值对双方并不是均等的。
对处于弱势的蜀汉来说，汉中是必争必守之地。
从防御的角度来讲，若失掉汉中，武都、阴平亦不能自保，四川盆地与关中、陇右之间就没有了保护前者安全的缓冲地带，敌人能够从多条道路进攻或威胁巴蜀，守卫者顾此失彼，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
从进攻的角度来分析，蜀国占领汉中后的形势是十分有利的，可以从多条道路攻击曹魏的荆襄、关中和陇右，魏军若是分兵防守，自然会削弱力量。事实上，诸葛亮、姜维频频发动的北伐，虽然与敌人互有胜负，但是基本上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曹魏的守军尽管在数量上占优，却经常处在被动的境地。其原因之一，就是汉中蜀军能从几个方向出击，声东击西，使其防不胜防，疲于奔命，因此陷入被动。
蜀汉自刘备占据益州以来，拓展领土最多的两次辉煌胜利，都是在把主力部队投入到汉中地区以后取得的。
第一次是刘备兵进汉中，斩夏侯渊，迫退曹操，又东取西城、上庸、房陵三郡；
第二次是诸葛亮自汉中北伐，坐镇建威，派陈式攻占武都、阴平二郡。
这些史实，都证明了汉中对于蜀国进攻曹魏所起的重要作用。
刘备在入川以后，军事上屡陷被动，几经惨败。究其原因，往往和他未对汉中驻防给予足够的重视有关。
建安二十年（215），刘备引兵东下，和孙权争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曹操乘虚击败张鲁，夺得汉中，并进军三巴，致使蜀中惊恐摇动。
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在苦战之后占领了汉中和东三郡，却又把主力撤回成都，让关羽在东线孤军北伐，结果受到魏、吴双方南北合击，丢掉了荆州。刘封在上庸抵御魏国进攻时，由于力量薄弱，无法相抗；而汉中守军因数量有限，亦不能给予有力的支持，使东三郡又落入敌手，蜀国在四川盆地以东的领土丧失殆尽。
廖立曾严厉地批评刘备的错误决策：“昔先帝不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郃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
卢弼《三国志集解》曰：“此虽忿言，然当日情势实如此。”
今人吴健曾详细论述刘备汉中撤兵带来的恶果。他认为，刘备如果率领益州主力留驻汉中或出击陇右，曹操的大部兵力是不敢离开关中的，至多只能抽调少数人马前往襄阳。
而对付少数援兵，关羽不需要调走荆州守军；守军不调，荆州也就不会丢失。同时，若是关羽形势不利，身在汉中前沿的刘备君臣也会及时分兵顺汉江东援樊城，从侧后方夹攻曹军，关羽军队在荆州仍能站稳脚跟。
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对蜀汉较为有利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刘备率领益州主力离开了汉中前线，造成其既不能及时东援关羽，又无法牵制、打击曹操主力，导致关羽这支偏师独抗曹、孙两大强敌的局面。
景耀元年（258），姜维做出了削减汉中兵力，放弃外围的防守，退保汉、乐二城，诱敌深入以求全歼的错误决定。后来钟会伐蜀，大军轻易地进入汉中平原，攻破阳安关，引起蜀国北部防御体系的全线崩溃。
西晋名将羊祜曾对此感叹道：“蜀之为国，非不险也，高山寻云霓，深谷肆无景，束马悬车，然后得济，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篱之限，斩将搴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至刘禅降服，诸营堡者索然俱散。”
蜀国在三月之内土崩瓦解，其重要原因，也和其统帅的部署失当，未能在汉中驻扎重兵，以保证其安全有关。说蜀国安危系于汉中一身，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对于盘踞在中原和关西的曹魏来说，汉中地区固然也有重要的军事意义，但是对它的需要和依赖程度并不像蜀汉那样迫切。
曹魏若要进攻巴蜀，那么汉中是势在必得的。如前所述，这样可以从几条道路入蜀，并使武都、阴平陷入孤悬境外、难以坚守的局面，对魏十分有利。相反，若未取汉中，仅有武都、阴平两郡，那么对蜀汉就构不成威胁。但是如果对蜀汉采取防御战略，情况就有所不同了。能够掌握汉中当然很好，但要是付出的代价太高，难以承受，也不妨放弃它。这样对曹魏虽有些被动，却还不至于构成致命的威胁。
在汉中防御蜀汉需要不少兵力。
例如当年夏侯渊、张郃的数万人马便抵御不了蜀军的进攻，曹操领大兵到来，其粮草给养需要从关中乃至中原内地运来，经过数百里上千里的跋涉，对于国家和民众来说都是极为沉重的负担，南阳等地甚至因此激起了民变。
曹操深知汉中战略地位的重要，又痛感大军在此驻防殊为不易，所以把该地形象地称为“鸡肋”。
在国力并不十分强大，中原残破、百废待举，又要兼顾东线战事的情况下，死守汉中对曹魏来说代价太大，有些得不偿失，不如把它抛给蜀汉。因此，曹操最终还是采取了放弃汉中的做法，将对蜀作战的正面防线收缩至关中，把秦岭难以通行运输的困难抛给了蜀汉一方，利用“五百里石穴”的天险来阻碍对手，并迁徙百姓，将汉中变成空旷无人的荒野，使蜀军在北伐时无法在沿途获得补给；自己则通过防守不战来休养生息，恢复和增强国力，为将来的统一战争做好物质准备。曹操这一战略构想，在孙资对魏明帝的追述中说得很明白。
可见《三国志》卷14《魏书·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
诸葛亮出在南郑，时议者以为可因大发兵，就讨之，帝意亦然，以问资。资曰：“昔武皇帝征南郑，取张鲁，阳平之役，危而后济。又自往拔出夏侯渊军，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险，喜出渊军之辞也。又武皇帝圣于用兵，察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桡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用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五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摄强寇，镇静疆场，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帝由是止。
从以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曹操放弃汉中、对蜀采取守势的战略，在其死后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数十年中，只有曹真、曹爽对汉中的两次短暂进攻），并最终获得了成功。
蜀国夺取汉中后，由于秦岭的阻隔，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多次因乏粮而被迫撤兵，在领土扩张方面，数十年来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这说明曹操的上述决定是明智的，他对汉中的战略地位与军事价值做出了客观、正确的判断，眼光长远，为魏国将来的强盛与灭蜀统一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