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画隐”|中国印章的华丽转身
国学

文彭“画隐”|中国印章的华丽转身

在中国篆刻史上,如果要公推一位,且只能推出一位篆刻家作为代表的话,被后世尊为明清篆刻流派开山人物的文彭必定高票当选。他顺应时代潮流,采用石材刻印,推动了叶蜡石被正式纳入印材的进程,使叶蜡石被文人篆刻家广泛地接受和使用,进而改变了文人和印工“篆”“刻”分工的创作模式,引发了印人自篆自刻的群体现象,并沿袭至今。他的印风清峻工稳,端庄古雅,为世人所喜,从者如流,形成了文人篆刻史上的第一个流派。清人周亮工在《印人传·书文国博印后》中说:“但论印之一道,自国博开之,后人奉为金科玉律,云礽遍天下,余亦知无容赞一词。”

文彭

文彭,文徵明长子。生于一四九八年,卒于一五七三年。字寿承,号三桥,江苏吴县人,以篆刻名世。官至两京国子监博士。明末印人、印学理论家朱简在《印经》中以号为派,将文彭及师法其风格的印人称为“三桥派”:“乃若璩元玙、陈居一、李长蘅(流芳)、徐仲和、归文休(昌世)暨三吴诸名士所习,三桥派也。”他人又以地为派,称之为“吴门派”。

作为开山人物的文彭,身后留下很多故事。周亮工《印人传》所载文彭在南京国子监任上买下四筐石材的故事广为流传。一日,文彭乘软轿过西虹桥,看到一老汉与人争吵。原来某人欲购老汉的四筐石材,老汉说“石从江上来”,必须给“蹇卫与负者”付点搬运费,但是对方坚决不肯。为平息事端,文彭说:“勿争,我与尔值,且倍力资。”这位“文二代”就这样买了四筐石头回家。“解之即今所谓灯光也,下者亦近所称老坑。”灯光冻和老坑都是青田石中的名品,石质温润细腻,当时普通民众多用于作“花枝叶及小虫,为妇人饰”,也偶有用于刻制印章。明末刘绩《霏雪录》里说将石材引入印材由王冕起:“以花乳石刻印者自山农(王冕)始也。”花乳石又称花蕊石,可以制砚,米芾《砚史》亦有所叙述,这是一种变质岩类。青田石比花乳石更易受刀,镌刻时可控性强,加之佳石丰润如玉,以及比玉更为丰富鲜艳的色彩,为士人和民众所爱。明末屠隆在《考槃余事》中说:“青田石中,有莹洁如玉,照之灿若灯辉,谓之灯光石。今顿踊贵,价重于玉,盖取其质雅易刻而笔意得尽也。”可以揣测,文彭动心买石不仅仅是为了平息争端,或许也是被石材本身所吸引。也可想见,文彭对青田石可为印材的特性并不陌生。文彭早年治印以牙为质,落墨篆稿后请匠人李文甫刻成,“自得石后,乃不复作牙章”。传二十世纪抗战时期发现的“七十二峰深处”牙章和现藏于西泠印社的“琴罢倚松玩鹤”石章,两印都是朱文闲章,风格相近,所作篆法严谨,布白匀整,线质细劲,印底平整,一派精致婉约端庄之貌。“琴罢倚松玩鹤”虽为石章,但从印面刀法看,此印恐怕也是与印工合作而成的。

“七十二峰深处”牙章

“琴罢倚松玩鹤”石章

有一方白文印,可视为文彭自篆自刻的作品。此印藏于上海博物馆,纵三点三厘米,横二点三厘米,为青田石质。印文释作“画隐”,两字上下排列,以隶为篆,字法简约,笔画间刀意十足,线质苍茫古朴,气息直追汉印。笔画中有爽利之冲刀,也见有细碎切刀。

画隐

晚明篆刻家梁千秋评论此印为“刀文遒劲,古雅直逼两汉”,王福厂则评价为“此刻刀法古茂,为文氏遗物无疑”。周应愿《印说》讲文彭“间篆印。兴到或手镌之,却多白文”。文彭款落“壬戌春”,即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是年文彭65岁。王福厂提及陈继儒《妮古录》一书曾记载是印。陈继儒出生于1558年,仅比文彭小一甲子,他的记录应该是可信的。

梁千秋评语刻于此印印侧,作为双面印的另一面——梁千秋所刻“东山草堂珍玩”朱文印的款文。梁袠,字千秋。为何震弟子,所作与何氏形神兼得,几能乱真。自运者有出机杼者,颇有印名,对后世有一定影响。此印刀法纯熟精炼,文字平正通达,落落大方又不失婉约可爱。观其印面刀痕,已不似文彭“琴罢倚松玩鹤”那般刻意将印底铲平,笔画线条也不再刻意垂直于印底,而有一定的坡度。这也是印人自运与匠人镌刻加工的不同之处。梁千秋在边款上还阐明是印“胡可复得于江阴之贾肆中”,还述及刻治此印缘由及心绪:“乃复命予作‘东山草堂’于其一面,予惭手腕远不及寿承,而与之并列,不几东施愁乎?然想游刃之时,距今且四十载,而使予得学步后尘,亦奇遘也。丙申秋日,千秋梁袠记事。”丙申是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距文彭所刊壬戌(1562),相差三十四年。

东山草堂珍玩

文彭购得四筐石材后,他的好友谼中司马汪道昆“索其石满百去,半以属公,半浼公落墨,而使何主臣镌之”。由此可知,汪氏有半百由文彭篆稿、何震镌刻的石章。文彭的身体力行作为标榜,加之汪道昆的大力宣扬,使“冻石之名,始见于世,艳传四方矣”。这位谼中司马某日北上入都,吏部尚书对他说:“公索国博章累累,仆索一章不可得。”谼中回答:“邮者浮沉耳。公诚嗜国博章,何不调而北?”于是,文彭就被调至北监任职,这也是人称文彭“两京国博”的缘故。

文彭白文印实物流传不多,还有一些学山堂遗印散于私人藏家手中,所见多为谱录所著。在《承清馆印谱》(上博本)中,文彭名下有十九印:“一醉累月轻王侯”“论心游侠场”“檀心轩”“自称臣是酒中仙”“结发受长生”“老大谁能更读书”“天外宾”“酒酣唱月使倒行”“扶顶美盘古”“卧恣疏顽”“爱酒不愧天”“书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娱”“帝曰大布衣”“啣杯乐圣称避贤”“谈昔居”“皇天无老眼”“何地置老夫”“无才不敢累明时”“阅尽交情好闭门”。诸印皆注印材为“石印”,且风格相近,较之“画隐”之真汉品格,《承清馆印谱》所辑诸印似乎稍显板滞,也有可能是文彭篆稿,印工所刻。

无才不敢累明时

阅尽交情好闭门

文彭自刻印章并不仅有白文印,也有朱文。周应愿说:“‘寿承’朱文印是其亲笔,不衫不履,自尔非常。”“寿承”小印空间灵动、质朴可爱,与“七十二峰深处”“琴罢倚松玩鹤”的规矩端庄已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面目,而跟“画隐”白文印有相通之处。文人与印工,用刀手法、对待篆稿的态度和审美差异带来的印章风格的差异是显著的,这也是我们在古今谱录中得见文彭印作有时风貌迥异的原因。

寿承

这种差异无法跨越,不可弥补。明末大书画家董其昌对此深有感触,并极力主张书家要“书与刻兼擅其美”,主张印人落笔运刀相合。他在《古今印则序》中谈道:“金石之事,亦不复借手于人,非独书学为历代祖也。李北海碑所云刻石之伏灵芝、元省己,皆无是公之流,盖北海自为雕镌之。而米元章谓颜公书都自刻,今何寥寥也。”又在《印章法序》中说:“精于书法者,用笔如用刀;精于兵法者,用刀如用笔。篆刻则兼之,落笔运刀,合则两美,离则两伤。”董其昌的观点透露出明末文人对印章审美标准的进一步提升,即篆、刻分工制作的印章已经不被高级文人阶层所喜。

与董其昌大致同一时代的、被朱简列为“三桥派”的李流芳在《宝印斋印式序》里说:“余少年游戏此道,偕吾友文休竞相摹仿,往往相对,酒阑茶罢,刀笔之声扎扎不已,或得意叫啸,互相标目,前无古人。”这种酣畅淋漓的创作状态,使他得到了精神的愉悦,这是分工合作无法达到的。明代文人沈野也表达了用石章刻印时畅快的心情:“或曰:灯光、鱼冻固妙矣,而金玉银铜更自可爱,今足下独刻石,余一切罢去,何耶?余曰:金玉之类用力多而难成,石则用力少而易就。难成,则印未成而兴已尽;易就,则印已成而兴无穷。余亦聊寄其兴焉耳,岂真作印工耶?”在文人眼里,用石材刻印只是一种遣兴之举,但有“用力少而易就”“印已成而兴无穷”的天然优点,所以哪怕沈野认为“金玉银铜更自可爱”,还是“余一切罢去”而独刻石。可见叶蜡石之魅力!

文人治印必须假手于印工制作的历史从此结束,篆刻史拉开了石章时代的序幕,也为中国印章走向纯艺术化方向铺展了坦途。作为文人篆刻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文彭的篆刻创作历史性地完成了华丽的转身。

原载《书法》杂志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