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实录 | 朱汉民：儒家修身工夫的养生意义

2022年8月7日，由凤凰网主办的“致敬国学：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以“论道武当：传统文化与健康生活”为题，在中国道教圣地、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举行。本次论坛从大众最关心的健康切入，聚焦于中华传统养生智慧在大众生活中的“活化”问题与市场转化策略。

湖南大学杰出教授、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朱汉民发表主旨演讲。

湖南大学杰出教授、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朱汉民以“儒家工夫的养生意义”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他认为，儒家重治世，道家重治身，佛教重治心，但是其心性修养的内在精神是相通的。儒家的宗旨是成为君子圣贤，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尽管不求养生，但养在其中。儒家注重道德修身，强调“中和”，有自己的工夫论。儒家的修身工夫，从养生意义来看，也可以看作是人文治疗的实践过程，或者理解为文化康养的生活方式。儒门修身工夫包括对身体、心理、精神的调节，其实也是一种人文治疗和文化养生。儒家修身的各种境界，其实都有养生之效。

以下为整理后的演讲实录：

非常感谢凤凰网邀请我来参加这样一场重要活动。上个月我做体检的时候发现，那些被医生警告的指标似乎多了，这可能与我一段时间以来工作强度很大有关系。以前我往往不太在意，当医生说多了，我似乎感到不能不在意了，就想找个地方做一点身心调养。我在书院生活和工作四十来年，是书院的生活方式，而武当山是道教圣地，生活方式确实有很大的区别。这次我来武当山，主要是想实践一下道家的养生方法。这几天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听一听道家的养生要义，练一练太极。虽然我的动作很笨，肌肉也很硬，弯腰也弯不下去，但我还是认真做，希望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有改进。

“传统文化与健康生活”是今天的主题，我认为如果有机会把儒家的观点、修养身心的方法或者思想在这里做一个交流，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今天主要讲一讲儒家修身工夫的养生意义，我想我如果能够坚持照着儒家修身工夫来作，身体状况一定会比现在更好。

中华文化非常博大精深。我们现在讲儒释道等各种流派，这些流派都不打架，因为它们可以相互补充，不像有的宗教总想灭掉其它信仰。我们经常说，儒家关心治世，道家关心治身，佛教关心治心。其实，心性之学是儒释道三家共同的思想基础；特别是在心性工夫方面，三家的许多工夫其实是相通的，而且都能够获得养生效果。这里重点比较儒道两家。

儒家与道家道教的人生价值观是不同的，儒家推崇个体对社会的道德义务、责任，主张为了实现这种义务与责任，个人甚至应不惜牺牲最珍贵的生命。所以，在儒家的道德箴言中充满着“舍生取义”之类的劝诫。而道家道教则相反，他们总是将个体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为了珍生、养生，个体甚至可以完全放弃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从道家的珍生、养生，到道教的炼丹以求长生，均是那种将个体生命看得高于一切的人生价值观。从儒道两家不同的思想中，可以看到儒家的道德义务与道教的珍生养生是非常不同的人生价值观。

然而，思想差异似乎只体现在两家的根本宗旨上，一旦到了具体的修身理论与实践，其实并不是那么鲜明对立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精神生活与生理自然、道德观念与生命存在并不是一种不相关联、彼此排斥的两极，相反，它们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整体。具体而言之，健康的生理机能、长久的生命存在，必须依赖于和谐的精神生活、道德观念；同样，和谐的精神生活、道德观念确有益于身体的健康、生命的长久。因此.儒家与道教在涉及到精神生活与生理自然、道德观念与生命存在的关系问题上，其观点常常有许多惊人的一致。本文重点讨论儒家在追求其伦理价值的同时，又是如何重视珍生、养生，从而将道德与养生结合起来的。

本来，儒家伦理的宗旨就是要每一个人努力成就自己的道德人格，发扬自己的道德能动性，从而实现一个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道德化社会。在儒家的道德理想中，道德并非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社会义务，而是与个体内在的精神世界、心理功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孔子将自己的道德教育归结为一种“为己之学”，那种最高的、最完善的道德境界，是一种将社会道德与个体存在、外在行为规范与内在心理欲求紧密交融的状态。孔子自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即是说的这种状况。由于个体养生所要借助的那种超然的精神境界、平和的心理状态、乐观的生活态度，恰恰又是儒家道德思想所追求的。所以，儒学虽不以养生长生为目的，但是他们倡导和实践的修身工夫，总是包含着养生的自然结果。此正如阳明高弟王畿所说：“不求养生而所养在其中，是之谓至德。”（《东游会语》，《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四）正是概括了儒家修身工夫这的特点。

儒家修身工夫其实具有养生的功效，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儒家工夫强调抑制个人种种贪婪的欲望、偏执的情绪、不良的习性，将人的感情欲望纳入到礼义允许的范围，即要求个体保持一种被称之为“中和”的身体状态、心理状况，这种生理、心理的状态，恰恰具有养生养心、延年益寿的功能。《大学》论正心工夫说：“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惕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正心包括对不良情绪忿惕、恐惧、好乐、忧患的纠正，不仅有利于养德，也有利于养生。战国儒家荀子在论述修身时说：“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刚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毅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偏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蔡弃，则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荀子·修身》）这些“治气、养心之术”，就是要治理人的各种有偏向的情感、欲望、心理的修身工夫。修身工夫能使人们克服种种习性偏执、情欲骚扰、心胸狭隘等毛病，因此这种修身就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能够完成社会道德的调节功能，促使人们自觉服从道德规范的约束，而免受那些不良的习性、贪婪的欲望、偏执的情绪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能够完成个体身心和谐的调节功能，促使人们的习性中正而不偏，心胸广大而开阔，而保持一种健康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这一切，都显然是有利于人的健身养性、延年益寿。

其次，儒家修身工夫还希望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塑造理想的理想人格，这种人格与境界能够使人达到“忘我”、“与道为一”即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这也是一种能获得高度愉悦的精神境界，这种道德人格、精神境界的人能够对人生的是非、得失、毁誉达到一种乐观的态度。儒家学者张载说：“上达而乐之，乐天则不怨；下学则治己，治己则无尤。”（《张载集·正蒙》）“‘仁者不忧’，乐天者也。”（《遗书》卷十一）“涵养著乐处，养心便到清明高远。”（同上卷六）这是一种无忧无怨而充满快乐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一个人一旦达到了这个境界，就会对现世的富贵贫贱、功利得失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人的精神、心理不会再受外物所累，而达到一种高度自由的精神状态。明代儒家学者陈献章说：“士从事于学，功深力到，华落实存，乃浩然自行，则不知天地之谓大，死生之为变，而况于富贵贫贱、功利得丧、诎信予夺之间哉?”（《陈献章集·李文溪文集序》）“自得者，不累于外，不累于耳目，不累于一切，鸢飞鱼跃在我，知此者谓之善，不如此者虽学无益也。”（同上，《年谱》）一个人如果能够使自我处于一种“与道为一”的崇高感和“浩然自行”的精神自足中，那么他不仅能够在精神上保持对富贵贫贱、功利得失的超然态度，同时能够对生死常变保持一种超脱的精神境界与心理状态，这也是养生家们所着意追求的，因为那种执着于富贵贫贱、功利得失的人总会处于一种不能满足、难以平衡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之中，相反，那种忘我的“与道为一”、高度满足的“浩然自得”，必然会带给人一种健康的心理状态和蓬勃的精神追求。这一点，诚如一些学者所说的：“能病病者，病奚从生？以不能病病，我故病焉。然病之大者，莫若生心，心生则靡所不至矣，岂惟病哉！故曰：‘眼病乎色，耳病乎声，心病乎我。惟忘我者，病无所病，可以药天下之病。”（《柴柏老人集》卷九，《长松茹退》）那种纵情于声色、执着于自我者，必然会破坏生理的平衡、心理的健康，是产生病情的重要原因。与之相反，一个人如果能够处于一种“忘我”的精神境界，“自得”的精神满足，则可以预防、医治许许多多的精神的、心理的及生理的疾病，最终达到养生、长寿目的。

由上可见，尽管儒道两家的宗旨不同，儒家所崇奉的是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道教向往的是肉体的长生成仙，但是，它们在精神与生命、道德与生理的关系上，却又有着非常契合的一致。产生这一结果的客观原因在于：人的身体生理与日常心理、精神道德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所以，追求养生长生的道教亦须把遵循道德规范、崇尚道德价值包括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同样，追求仁义道德的儒家又会拥有养生健身的思想内容。

然而，由于儒道所崇尚的基本价值不同，即使他们同样注重修身养生，仍然体现出一些重要区别。首先，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不同，儒家注重修身养性，主张节制情欲、屏息杂念，追求一种超然而高远的精神境界及淡远而平和的心理状态，主要是要培养一种能自觉实现儒家伦理价值的道德人格、圣贤气象，至于在这种目标追求时所以能具有养生的效果，则是其次的。明儒王守仁在讨论良知与精气神的关系时，反复强调良知的主宰、统帅地位，他说“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答陆原静》），《阳明全书》卷二）所谓“精气神”，原为道教养生学说的基础、养生工夫的出发点，道教相信养生的实现，依赖于所谓炼精、养气、存神等过程，儒学大师王守仁则强调具有养生功能的精、气、神均需受制于作为道德主体精神的“良知”，从而使得那种具有养生功能的炼精、养气、存神等修养工夫纳入“致良知”的道德目标的实现。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良知”的绝对主宰和价值优先的地位，在“良知即是天理”的原则下，确立仁义礼智的道德规范与伦常秩序的价值优先；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养心存神的心性修养工夫，亦可以兼而完成个体的养生功能。所以王畿说：“圣学存乎真息，良知便是真息灵机。知得致良知则真息自调，性命自复，原非两事。若以调息为事，未免着在气上理会，与圣学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致中和工夫终隔一层。”（《留都会记》，《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四）在王畿的学说中，“真息”是修养身心的核心，被称为“性命合一之宗也”，他相信，“一切药物，老嫩浮沉，火侯文武进退，皆于真息中求之。”（《东游会语》同上）可见，“真息”是养生的根本，但是，王畿则将“致良知”作为“真息”的根本，只要努力于发挥道德主体精神即"致良知”，就可以“真息自调，性命自复”。由此可见，尽管儒家学者也讲调息养生，但始终是将道德良知作精神主宰和首要价值。儒家学者的这种对待养生的态度，显然是不同于道教。道教是以养生、长生为根本目的，即所谓“神仙之道以长生为本”。当然他们也倡导积德行善、忠孝仁爱，但也只是将其作为长生、养生的途径和手段。可见，尽管儒、道两家均赞成道德与养生的结合，但它们的主要目标不同。儒家以道德价值为主要目标，儒家学者只是在追求“良知”、“至善”时，随带把养生包括在其中。道教以长生成仙为主要价值取向，它们只是为了实现养生、长生的目的，才将积德行善的道德要求包括在内，这是儒道的原则区别。

其次，儒家和道教对养生的方法手段也有不同偏重。中国古代的养生方法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致力于人的生理自然方面的修养调节，即注重“气”的工夫，其具体手段无非是炼气、调息、药物、房中术、导引之类；另就是致力于人的精神心灵等方面的修养调节，即注重“神”的工夫，其具体手段包括养性存神、道德修养等。道教作为一种以养生为根本教义的宗教，其方法手段有偏重于生理自然的一面，也就是注重“气”的工夫。所以，道教发展出了一套系统、完整的从人的生理自然实现长生、养生的方术，如炼丹术、吐纳导引术、房中术等等。这些方法手段往往为道教所独有。当然他们也注重精神心灵方面的修养调节，后来道教还发展出了一套"养心长生法”或“精神炼形法”，肯定精神因素对养生、长生的重要作用。但是，道教作为一种追求肉体长生的宗教，总是将炼形、养气、药物、导引之类的工夫作为其长生的基点，许多养生的方术往往为道教所特有，成为道教的象征。这和儒家主要侧重于精神性的心性修养是大不相同的。儒家是以社会道德而不是个体生命为最高价值，所以，儒家学者对专事养气炼形的工夫并不赞同，对许多道教所特有的方术如炼丹术、房中术，更是激烈抨击。儒家学者十分重视道德人格的心性修养，即注重“养神”的工夫。当然，对于一些有益于道德心性修养的“养气”的工夫，他们也重视并付诸实践。但是，他们总是将体现道德精神的“养神”工夫置于首位。王畿受佛道影响，即讲炼神养心，又讲炼气调息，但他严格区分儒、道在这方面的区别，他说：“盖吾儒致知以神为主，养生家以气为主，戒慎恐惧是存神功夫，神住则气住，当下还虚，便是无为作用。以气为主.从气机动处理会，气结神凝，神气含育，终是有为之法。”（《三山丽泽录》、《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一）道教是“以气为主”而实现养生、长生的目的，因而主要着眼于以“气”为实体存在的身体生理，以“气”为基础而实现“存神”的功效；而儒家的修身方法不同，是“以神为主”而进行心性修养，主张通过“存神”的道德精神工夫来控制“气”，在“存神”的基础上实现“炼气”。所以，尽管儒家、道家均有“性命合一”、“性命双修”的说法，但儒家更重视“以神为主”的修性功夫，而道教则更重视“以气为主”的修命功夫，这就是他们对修身功夫的不同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