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砚月：钱大昕《元史氏族表》成书时间新探

本文作者刘砚月

提要：《元史氏族表》是清儒钱大昕治元史的力作。关于《氏族表》 的成书时间，学界多据卷末黄钟识语认为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笔者根据钱大昕《年谱》及书目题跋等史料，考订出被《氏族表》高频引用的 《雪楼集》《金华集》《秘书监志》、《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等九部文献的获取时间，大致还原了《氏族表》写作的时间线。基于多个时间点上《氏族表》稿本状态的比较，发现嘉庆三年(1798)稿本的面貌与嘉庆十一年刊本最为接近，笔者认为将嘉庆三年视为《氏族表》的成书时间最为妥当。

关键词：钱大昕;《元史氏族表》;成书时间;黄钟

钱大昕(1728- 1804),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区)人。 钱大昕从十八岁“始有尚论千古之志”起，寻书访碑、著书讲学成为终其一生的主题。钱氏著述丰富，经学、史学、音韵训诂、天文历算均有涉猎，是乾嘉学派的领军式人物。其元史研究的代表作有《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艺文志》四卷、《元进士考》不分卷、《元史考异》等。

《元史氏族表》(以下简称“《氏族表》”)是钱大昕补《元史》的重要成果，也是首部从整体上梳理元代蒙古、色目氏族系谱的作品，时至今日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关于《氏族表》的成书时间,据卷末钱大昕弟子黄钟所作识语，“先生属稿始于乾隆癸酉七月，成于庚子五月，几及三十年”,乾隆癸酉即乾隆十八年(1753),庚子即乾隆四十五年(1780)。 另据钱大昕曾孙钱庆曾为《钱辛楣先生年谱》所作案语，始于“十八年癸酉”,成于“四十 五年庚午”,与黄钟识语一致。于是，乾隆四十五年作为《氏族表》的成书时间，广为学界认可。

但《年谱》又载，乾隆五十六年(1791)“撰《元氏族表》四卷”,钱庆曾案“是年精力少差，先以氏族、艺文二稿，缮成清本”。不仅成书时间不同，所书卷数也与传世文本(三卷)相异。陈得芝先生曾注意到这一问题，他认为《年谱》与黄钟识语所述时间有差异，可见钱大昕“在归田后仍在继续撰写”。台湾陈鸿森先生以及大陆学者李爱国也认为是钱氏对《氏族表》逐年增补所致。

那么，《氏族表》究竟成书于何时，为何会出现两种成书时间?要解答这些问题，必须从《氏族表》的写作过程人手。《氏族表》的写作时间长达数十年，除了名、氏“考稽尤难” 外，相关文献的搜集也是影响写作进程的重要因素;要考察钱大昕获取文献的途径，则需从钱氏生平经历入手。《氏族表》的参引史料，除了《表》中提及的《元史》、《蒙鞑备录》、 《元朝秘史》(《表》中作《元秘史》)、《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秘书监志》(《表》写作《秘书 志》)、《道园类稿》以及黄溍、元明善等撰少量碑文外，并未全数注明。事实上，《氏族表》所用文献大大超出了上述范围，且这些文献的具体名称及来源是有迹可循的。因此，下文将通过考察影响《氏族表》成书的关键文献的获取时间和途径，在此基础上还原《氏族表》写作的时间线，进而确定《氏族表》的成书时间。

一、钱大昕《年谱》、黄钟识语及钱庆曾案语的源流关系

钱大昕《年谱》、黄钟识语以及钱庆曾《年谱》案语，是对《氏族表》成书时间有确切记载的史料，理清这三条史料的关系，是解决《氏族表》成书时间问题的首要条件。

乾隆四十九年(1784)春，乾隆第六次下江南，钱大昕在前往淮上迎驾途中“忽得风痹之疾”,自认为时日无多，便在病中自编《年谱》,日后应有增补，纪年讫于乾隆五十七年 (1792)。在钱氏亲笔所写的内容中，仅有乾隆五十六年“撰《元氏族表》四卷”,并无乾隆十八年始编、乾隆四十五年成书的记载。

黄钟识语作于嘉庆十一年(1806),即《氏族表》首次刊刻的年代。钱大昕自编《年谱》 成稿之后被族人所收藏，钱庆曾所见《年谱》就是由其叔祖、钱大昕次子钱东塾(号石桥) 提供,而弟子黄钟见到《年谱》的可能性不大。《年谱》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嘉庆九年 (1804)钱大昕的行年由钱庆曾增补，参考“先世行述、传、铭及所闻于族党长老者”,又以 “散见于诗文集及他书之可以互证者”分记原谱对应之处，是为案语。钱庆曾校补的年谱成稿于道光十一年(1831),《氏族表》则早在嘉庆十一年已刊刻，故黄钟识语被钱庆曾所参考。因此，钱庆曾案语中提及的《氏族表》编写的起讫时间与黄钟识语一致，而与钱大昕自编《年谱》存在差异。

钱庆曾在校注《年谱》时，应当发现了识语与《年谱》的抵牾——乾隆五十六年条下案语“是年精力稍差，先以氏族、艺文二稿，缮成清本”,与钱大昕子钱东壁、钱东墅所述 《钱竹汀先生行述》中“辛亥(引者注：即乾隆五十六年),撰《元史氏族表》及《艺文志补》成……是年目力少差，以考证纠缪诸条入考异，而氏族、艺文二书，缮成清本”吻合。则可知钱庆曾引用《行述》来解释这一抵牾，即钱庆曾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乾隆四十五年为成书时间，乾隆五十六年为缮成清本的时间。

“缮成清本”是古籍刊刻前的重要步骤。假定《氏族表》在乾隆五十六年如钱东壁所言已“缮成清本”,为何要等到十五年后的嘉庆十一年再刊行呢?方诗铭先生以为乾隆令四库馆臣挖改辽金元三朝人名、官名、地名，钱氏不敢触犯忌讳，因此生前不敢刊行。 钱大昕在京师期间虽知晓《四库全书》编纂之事，但乾隆的这项命令暂未波及民间出版， 加之《三史语解》尚未成书，私家著述无译例可循;且钱大昕生前所刊行的《廿二史考异》、 《补元史艺文志》中，“脱脱”、“别儿怯不花”、“朵儿直班”等人名均原样直书，未作改动。钱氏生前未能刊行《氏族表》,应当另有原因。

二、关键文献的获取时间与《氏族表》写作进程的还原

文献是治学的基础，尤其是对爬梳群书、别造新史的钱大昕而言，其学术写作进程与关键文献的获取关系莫大。下文将列出对《氏族表》写作有重要作用的文献的获取时间及途径，据此可大致还原《氏族表》的写作进程。

乾隆十八年(1753),《元史》,南监本、北监本。是年钱大昕在中书任,钱氏所用《元史》很有可能来自清廷内阁所藏。《氏族表》的基本架构即脱胎于《元史》。

乾隆三十五年(1770)前，《元文类》与《南村辍耕录》。

乾隆三十八年(1773),《元朝秘史》。洪业先生推测钱氏所见《秘史》很有可能是他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结合钱氏生平，乾隆三十八年钱氏在学士任，是春乾隆诏儒臣校 《永乐大典》,“择世所未见之书，将刊布以嘉惠学者”,即此。

乾隆四十二年(1777),《雪楼集》。《雪楼集》自洪武初刊刻后，直至清末再无翻刻，即仅有“明洪武乙亥与耕书堂刊行本”。获得《雪楼集》的途径，钱氏自言“归田后始得之西吴书估舟中”—— “西吴”是湖州府的别称，“书估舟”是清代环太湖地区特有的一种流动书商，借助书船往来于水网，从业以湖州人最知名，又有“湖贾”之称。考乾隆四十年六月钱大昕归田后的行迹可知，乾隆四十二年(1777)秋末钱氏出游苏州府西太湖中的洞 庭山,则《雪楼集》应购于是年。

乾隆五十八年(1793),《金华黄先生文集》(以下简称《金华集》),元刻本。钱大昕在京师期间曾阅过有删节的十卷本《黄文献公文集》,“病其去取失当”,乾隆五十八年 (1793)在黄丕烈处得见《金华集》元刊残本，“纸墨精善”,但缺“《续稿》十一至十八，廿九至卅”。《氏族表》所用应为后者。

乾隆五十九年(1794)前后，《秘书监志》,黄丕烈家藏钞本。《竹汀先生日记钞》记“黄莞圃过谈，借得《秘书监志》钞本四册”,但不载年月;另据《黄莞圃先生年谱》载“(乾隆) 五十九年……九月初一日，匪石至先生家观钞本元《秘书监志》明初本”,可知乾隆五十 九年黄丕烈已然拥有《秘书监志》。黄氏所藏《秘书监志》今存于台北“中央图书馆”,书中是否有黄氏得书时间与途径的题跋，还有待进一步确认。以钱、黄二人的交情推测，钱氏阅见此书的时间也不应晚于乾隆五十九年，但具体年月仍无法确认。

乾隆六十年(1795),《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以下简称《进士录》),黄丕烈于乾隆六十年夏以一百四十文钱购于苏州东城醋坊桥崇善堂书肆，黄氏“久知钱竹汀先生熟于元代事”,便携与钱大昕观阅，并请他为此书作跋;钱大昕认为“此录于《元史》大有裨益，勿 轻视之”,并据此书“校正《元史》数条”。

嘉庆三年(1798),《道园学古录》,明景泰刊本。钱大昕有跋曰“嘉庆戊午七月廿日嘉定钱大昕借读毕，时年七十有一”。

上述九部文献对《氏族表》成书有重要影响,《氏族表》的写作过程可大致还原如 下：钱大昕利用《元史》、《元文类》与《南村辍耕录》,奠定了《氏族表》“蒙古”、“色目”两部分的结构以及各家族排列的顺序;此后用逐年所见新文献对《氏族表》进行扩充，《道园学古录》是目前可考、《氏族表》所用的最晚的文献。钱大昕访书时间跨度达四十余年，文献获取与否直接关系到《氏族表》的写作进度。

三、“成书”于何时：两处时间节点上《氏族表》稿本状态的考察

在明确了钱大昕获取文献及写作进程之后，让我们以《氏族表》嘉庆十一年刊本为参照，回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五十六年(1791)这两个时间点，进一步探讨《氏族表》 在这两处节点的稿本面貌。

《雪楼集》是乾隆四十五年前钱大昕所得的稀见文献，钱大昕非常重视《雪楼集》的文献价值，作跋云“文宪于至大、皇庆间再掌制诰，高文大册多出其手。集中碑志诸文，可裨益正史者甚夥”,并举出孟速思、阿失帖木儿、丞相忽鲁不花、丞相别不花、平章乌伯都剌 等碑传为例。《氏族表》所参引的篇目，有《追封河南郡王谥武毅制》、《故丞相忽鲁不花 封归德王制》、《拂林忠献王神道碑》《凉国敏慧公神道碑》等共计二十六篇。

乾隆五十六年后，《金华集》、《秘书监志》《进士录》与《道园学古录》为钱氏所见。其 为《氏族表》所用者，《金华集》有《郓文忠王拜住碑》《安庆武襄王神道碑》《合剌普华神 道碑》等十八篇，参引数量仅次于《雪楼集》;《秘书监志》有回回人完者图等近二十处;《进士录》有畏吾氏寿同海涯家族、道同家族等近四十处;《道园学古录》有《孙都思氏世勋之 碑》、《黄头公墓碑》等十篇。

黄钟“成于庚子五月”的说法很容易让人误以为钱大昕在乾隆四十五年对《氏族表》 作过一次定稿——事实上，《氏族表》稿本在乾隆四十五年前吸收了《雪楼集》等文献，但没有证据显示钱大昕在这一年对《氏族表》有眷写定稿的动作;《氏族表》唯一被“缮成清本”的“定稿”行为，发生在乾隆五十六年。虽然钱大昕此时主观认定已“成书”,但此后所见文献之多，在其意料之外。乾隆五十六年“清本”与嘉庆十一年《氏族表》刊本的差异， 显然在于后者大量吸收了《金华集》、《秘书监志》、《进士录》与《道园学古录》的内容—— 内容差异如此巨大，仅被视为“增补”是不妥当的。

讨论至此，乾隆四十五年、乾隆五十六年作为《氏族表》成书时间的看法，均已不成立。那么，《氏族表》的成书时间—— 即内容和结构上趋向成熟的时间，又该如何界定呢? 笔者倾向将钱大昕读毕《道园学古录》的嘉庆三年(1798)作为《氏族表》的成书时间，在此之后钱氏虽未将《氏族表》纳入刊行计划,但也再未见大规模增补，此时稿本的面貌与初刊本已差别不大。

四、“乾隆四十五年成书说"来源考

乾隆四十五年之前，《氏族表》写作中的一件大事是购得《雪楼集》。不难想见，钱大昕求访《雪楼集》二十年不得，《氏族表》的写作也迟迟不见进展;乾隆四十五年极有可能是吸收《雪楼集》的内容之后，《氏族表》的“完成”时间。

关于黄钟其人，台湾学者司仲敖认为与丁申《武林藏书录》中所载“黄钟字朗亭，号铁 庵，仁和例贡，历官刑部郎中”为同一人。但据钱大昭《<潜研堂诗续集>序》:

先生没，遗书满家，同学诸君子谋分任剖厕事。黄君在东谓先生雅不欲以诗鸣， 然观其生平所作，溯源汉、魏，出入唐、宋，腹贮万卷而不屑以得擒涂抹为事，胸有智 珠而不肯以纤缛佻巧为能，春容渊雅，蔚为大宗，诗集之刻，其亦奚可缓乎……在东， 予姻亲，尝从先生游，先曾刊行《元史氏族表》一书，在三之义，弗间于存没，是亦可传 也，因并书于此。

从这段记载可以获得如下关键信息：“在东”为其字或者号，钱大昭姻亲，曾从钱大昕游—— 与《武林藏书录》所载当不为同一人。那么，黄钟究竟何许人也?能否从其生平中寻得乾隆四十五年说的线索呢?

笔者在上海图书馆阅得黄守恒撰《练西黄氏宗谱》(十四卷),民国四年(1915)刊本， 是《谱》所载黄钟生于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字在东，又字子武，号损之”,与钱大昭所记之字吻合。黄钟祖父黄国楷撰有《地理醒迷论》三卷，刊刻 于清嘉庆乙亥(1815)年，今不见传本。钱大昭在为该书所作之序中自称“内姬孙婿”, 则可证钱、黄二人“姻亲”之说。是《谱》又载，黄钟“自游庠后复肄业娄东书院，问学于钱宫詹竹汀先生，每晨夕入侍府君左右”,可知黄钟先后就学于县学、娄东书院，之后问学于 钱氏，则为黄氏自称“弟子”之缘由。按，钱大昕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夏初至乾隆四十 六年(1781)在钟山书院任教，当年夏末因母丧返回嘉定居忧，乾隆五十年(1785)钱氏游宁波府，次年任教娄东书院;练西为嘉定所辖，黄钟在钱氏返回嘉定居忧期间伴其左右， 是可以实现的。又，黄钟于乾隆五十年“受知于谢文宗金圃先生”,则可知黄钟问学于钱氏，大致在乾隆四十六年至乾隆五十年间。

由上，黄钟所言《氏族表》成书于乾隆四十五年，极有可能源自钱氏对《氏族表》写作进程的讲述;钱氏晚年在苏州对《氏族表》多有扩充，而黄钟不知此事，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有两处疑点需要说明。一是《氏族表》的书名问题。钱大昕本人对该著作仅称 “元氏族表”而不是“元史氏族表”,李爱国怀疑“史”字为后人传抄增衍所致。《氏族表》 的写作初衷是梳理《元史》中的蒙古、色目家族世系，但随着新文献的不断补入，其内容已 超出了《元史》的范围，钱氏自题为内涵更广的“元氏族表”便不难解释。《氏族表》嘉庆十一年刊本封面题作“《元史氏族表》三卷”,又有“嘉定钱竹汀先生补纂，门人黄钟校刊” 字样，故“元史氏族表”之名很有可能是黄钟在刊刻时所拟。钱氏“补元艺文志”在刊刻时题作《补元史艺文志》,黄钟效仿而作也在情理之中。

二是《氏族表》的卷数问题。乾隆五十六年“撰《元氏族表》四卷”,与传世所见“三卷” 不同。李爱国认为钱大昕归田后仍对《氏族表》进行增补，“故卷帙有所增加，但增加部分，后人未见”,此四卷本黄钟也未曾提及。卷数记载差异可能是分卷不同所致，钱氏对《氏族表》的增补情况，前文已作说明，增加的卷帙应当没有被遗漏。

综上，从乾隆十八年(1753)起至钱大昕辞世的嘉庆九年(1804),钱氏不断以新见史料扩充《氏族表》;乾隆四十五年与乾隆五十六年，都是《氏族表》写作过程中的重要时间点。

学界广从黄钟之说，非疏漏所致，实乃弟子之跋文与钱氏之年谱本不易引起怀疑。 笔者认为将嘉庆三年(1798)作为《氏族表》的成书时间最为妥当，此时《氏族表》稿本的面貌最接近刊本;鉴于钱氏生前并无刊刻《氏族表》的计划，则直至去世前(1804 年)仍不排除有少量修订。一部《元史氏族表》,写作时间跨度达五十余年，可谓钱大昕终其一生、倾尽心血的学术著作。

作者系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