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厉辞 董劭伟：板厂峪新发现碑刻研究之四——明蓟镇长城阅视制度初探

（作者单位：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7年，秦皇岛市文物局开展长城踏勘工作，于板厂峪东董家口山麓长城发现《抚宁县万历二十三年创修三等边墙五丈碑》（下称碑一），现存于长城敌台。该碑刻大理岩质，高120厘米，宽60厘米；圆首，竖式；碑身周边阴刻四厘米宽草纹边饰；阴刻楷书竖式12行，满行33字，全文共356字，字径2.5厘米。该碑中部折断，部分字迹磨损，初记录于《河北省明代长城碑刻辑录》，讹误较多，本文修正。

同年，于平顶峪、板厂峪交界山麓发现《抚宁县万历二十四年秋防分修石义老岭城工碑》（下称碑二），现存于板厂峪长城博物馆。该碑青石质，长86厘米，宽55厘米；卧式碑刻，周边阴刻四厘米宽云纹边饰；阴刻楷书，竖式二三行，每行字数不一，全文共448字，字径2厘米，记录于《河北省明代长城碑刻辑录》，本文修改若干讹误。^[0]

两块碑刻分列于板厂峪东、西山麓；时间分别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二十四年（1596年）。此时，正值万历中期，朝鲜战争初胜，北元诸部咸服多年，“蓟门宴然”^[1]。石门路为何继续声势浩大的长城修筑工程？修筑后，都察院御史、兵部侍郎、蓟辽总督等明廷高级官员为何频繁阅视？明代石门路修筑长城二百年余间，为何直到万历年间才出现规式的阅视碑刻？明代长城阅视对边境防御有什么作用？本文结合碑刻内容与相关史料对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一、碑刻全文誊录

碑一：

大明万历二十三年秋防德州营修完石门木马峪七十八号台。西空起至西山崖止/，拆修二等边墙四十丈，创修三等边墙五丈敌台一座/。钦差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都察院右督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余姚孙矿；整饬蓟州等处边备兼巡府顺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余干/李颐；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安邑陈遇文；巡按直隶监察御史贵州马文卿；整饬永/平等处兵备兼管屯田马政驿传海防山东提刑按察司副使华亭方应选；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兼管备倭总兵官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榆林王保；协/守蓟镇东路等处地方分理练兵事务副总兵官都指挥佥事大同陈霞；分守石/门路等处地方参将署都指挥佥事安东管一方；统领蓟镇德州秋班官军游击/将军署指挥佥事高山张栋；提调大毛山口关等处地方以都指挥体统行事/指挥佥事镇朔周应乾；德州营中军指挥使张三才；千总指挥佥事梁自售；把总/千百户向孟元、高平胡、聂承业、囗应兆、张润、刘应魁修建。

碑二：

钦差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监理粮饷经略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孙矿/；钦差整饬蓟州等处边备巡抚顺天等府地方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颐/；钦差巡抚直隶监察御史马文卿/；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高举/；钦差总理永平等处粮储监管屯种户部郎中李开芳/；钦差整饬永平等处粮储监管屯田马政驿传海防山东提刑按察司副使樊东谟/；钦差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备倭总兵官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王保/；钦差总督蓟辽保定军门中军副总兵都指挥高策/；钦差巡抚标下中军参将都指挥郭孟征/；钦差协守蓟镇东路等处地方分理练兵事务副总兵左军都督府都督陈霞/；钦差镇守标下中军都司王养贤/；钦差统领蓟镇东路南兵营游击将军都指挥李自芳/；钦差分守石门路等处地方副总兵都指挥管一方/；钦差统领真定标下车营游击将军都指挥陈世禄/；钦差守备义院口关等处地方以都指挥体统行事指挥佥事万民英/；真定标下车营中军真定卫指挥佥事关延年/；千总神武右卫武举官张文隽/；真定卫前所千户曹继业/；把总神武卫右所百户高进义/；神武右卫武举官崔明离/；神武右卫前所百户刘承祖/；管工棋牌官冯世万/；万历二十四年，秋防分修石义老岭一百二十七号台西空敌台一座。

表一：碑一涉及人员信息统计

表二：碑二涉及人员信息统计

二、长城阅视制度的演变与成熟

万历年间是蓟镇战事、长城修建与长城阅视制度的分水岭。此间，蓟镇东协四路战事由频渐缓（见表三），辽东战事方炙，战略重点东移。石门路紧邻山海路，天启元年，增设山（海路）石（门路）道，整饬兵备，^[17]逐渐演变为锦宁防线的第二道防线。为应对各时期外患，石门路长城建设从未停止。（见表四）石门路“老边”多为洪武修建，弘治重修，却未见方志与碑刻有任何早期阅视记载。最早阅视碑已是“新边”的《板厂峪明万历元年长城鼎建碑》。意味着，万历初年，长城阅视制度伴随着新边的修建日益成熟，不单是长城建设责任制的一部分，更成为边疆防御与治理的重要环节。碑文中不同职责的官员表明，长城阅视制度对边疆治理的综合性作用。

（一）石门战事与长城修筑

石门路边关战事频发（表三），屡次受犯，这是石门修边的历史背景。景泰年间，残元开始入侵石门，到万历短短百余年间，史料记载了22次战事。主要集中于正德至万历初年，与《明史》“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18]的记载基本吻合。

从遗址看，石门路板厂峪长城分为“老边”与“新边”。关于石门“老边”的记载很少。“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命大将徐达等备山西、北平边，自永平、蓟州、密云 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洪武十四年春正月丁亥朔。辛亥（二十五日），征虏大将军、魏国公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19]是“老边”最早记述。

此后，石门“老边”经历了两次“维护”。“景帝景泰元年，提督东京军务右佥都御史邹来学修喜峰迤东至一片石各关城池。”^[20] “弘治十一年（洪钟）擢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整饬蓟州边备，建议增筑塞垣。自山海关西北至密云古北口、黄花镇直抵居庸，延亘千余里，缮复城堡二百七十所”。^[21]

弘治年间，石门路基本完成“老边”的修建与重修。其中，一片石关为洪武初建成，弘治重修；庙山口弘治建成；西阳古堡永乐三年修建，弘治重修；黄土岭关洪武为关，弘治置城；大青山关永乐三年置，弘治重修；娃娃谷堡弘治年以小河口堡移入，嘉靖复置；大毛山弘治十三年重修，次年小毛山堡移入；董家口洪武为关，嘉靖移于石门；城子谷堡弘治置，嘉靖元年移于西家庄；水门寺关弘治重修，嘉靖元年移于黄土坡；平顶堡弘治重修；长谷口堡弘治重修；板场谷堡嘉靖元年置；义院口关洪武为关，弘治重修；拿子谷关弘治置；花场谷堡弘治重修；苇子谷堡弘治移入细谷口关南阎家庄；弧石谷堡嘉靖七年置；甘泉谷堡、黄土岭营成化二年置，弘治重修；长谷岭营成化二年置，弘治重修；平山营成化三年置。^[22]

（二）最早的石门路与蓟镇长城阅视碑刻

蓟镇长城现存明长城碑刻128块^[23]。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低阶官员与直接修筑长城人员的责任碑；二是由明廷任命检阅官员，受阅高阶官员，驻防、施工班军组成的阅视碑。蓟镇责任碑存世较多，尚有大量未编录。蓟镇阅视碑存世少，共面世80块。其中，石门路长城阅视碑达18块，占比较大。广义的阅视碑还包括鼎建碑与部分城工碑，但重在“官员阅视”，区别于单纯的责任碑、记事碑。

万历元年对于石门路与板厂峪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义院口、板厂峪相继被袭（见表四），戚继光加强了大毛山、板厂峪等地的防御工事，鼎建多个敌楼。敌楼建成后，戚继光与一众官员来此阅视，并留下碑刻《万历元年九月大毛山断虏台鼎建碑》《板厂峪明长城万历元年鼎建碑》（残碑）。^[24]这是关于石门路修筑长城最早的碑刻铭文，也是明廷委派兵部、都察院高级官员巡视石门路长城的最早铭文。

纵观蓟镇，最早的官员视察长城建设的铭文是《崇礼县成化元年颜彪重修永镇刻石》（1465），位于崇礼县四台嘴乡村南长城南侧。铭文：“成化元年四月十有六日颜彪张瑀张选同/叶盛□都指挥江山孟奇王文瑄等饬边至此/成化二年四月十有六日彪等重修至此”^[25]该铭文比《万历元年九月大毛山断虏台鼎建碑》（1573）早108年，比本文碑一（1595）早130年。铭文虽简，阅视官员也仅为卫所武官“都指挥”，但已初具长城阅视碑的模样，含时间、修筑者、阅视官员等基本元素，具有阅视碑、责任碑两重功能。

（三）长城阅视制度的成熟

长城阅视制度的成熟至少有二个标志。一是单项视察转变为综合性阅视活动。阅视政令发自皇帝，阅视者有钦差身份。阅视客体不再局限于城墙与敌楼的建设，还包括一些具体职能。

如人事考核与奖惩：万历元年“吴百朋阅视功罪，言阅视之遣在宣大山西尤宜精核，百朋以钱粮险隘兵马器械屯田盐法胡马逆党八事综核边臣。”^[26]涉及官员各有奖惩。同年“升赏蓟辽保定各兵备官王一鹗高文荐孙应元徐学古王之弼五员以阅视荐其有禆边务也。”^[27]当然，奖惩与否由皇帝裁定。如：万历三十三年“宣大总督杨时宁、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各奏辞阅视加恩，不许”“兵部尚书萧大亨奏辞阅视叙功加恩优诏，不许”^[28]

官员调动：万历三年，总督蓟辽保定左侍郎杨兆阅防春入援班军，列“参将游击都司指挥等官录用给赏罚治提问有差，又议将领班都司加以职衔与该省都司佥书轮番更代，中军千把总与各省掌印指挥千百户一体更番”^[29]

对竣工边墙的阅视，仍是重要内容，也是长城阅视与一般巡视的区别。如万历三年，“三边总督石茂华，以宁镇边墙告竣议叙效劳官吏。命俟阅视大臣至日，查勘施行。”^[30]官员阅视竣工边墙也是本文碑一、碑二最直观的记述。

二是阅视官员等级分明，各具职责，一般包括钦派阅视官员、受阅高阶官员、地方低阶官员（班军、卫所、营兵千户、百户、把总等，部分碑刻有瓦工、泥工等工人）。长城阅视制度伴随着明代官制的变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隆庆、万历年间，虽碑刻记载人员不同，职务繁多，却有了一定之规。

三、蓟镇长城阅视碑常见官职及位次解析

“钦差”一词是明代出现，并正式进入公文的官方用语，强调官员由皇帝派遣。学者普遍认为“巡抚”的设置是“钦差”出现的标志。^[31]

长城阅视多以“总督”为首。口语化的“蓟辽总督”，全名“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后简称蓟辽总督）。“总督”即为官职，也为动词。如本文碑一、碑二“钦差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监理粮饷经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孙矿”。各地总督设立时间不同。嘉靖二十九年，“自庚戌虏闯近畿，乃设蓟辽保定总督大臣。”^[32]总督多为文官担任，一般兼任兵部左、右侍郎（尚书）与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职衔，节制、调遣各地总兵，统揽地方军政大权。如万历兵部尚书黄嘉善奏报：“沿边地方设立总镇，而辖于总督，以文驭武，良有深意。”^[33]

辽总督，兼理粮饷。总督设立之前，巡抚担任此项职能，这也是巡抚设立的“初衷”之一。巡抚，正统元年（1436年）设立，“正统元年遣都御史巡抚，遂为定制，后加赞理军务”^[34]巡抚初设时，无权干涉总兵官调兵之权，主要职责就是农业生产、监察地方官员。辽东巡抚李浚因“往年旱涝所负屯田，子粒上纳难”，请求户部免除天赋，得到许可。有的敕文对巡抚屯种生产，保证军粮的职责交代的更直接。如英宗命令辽东巡抚李纯：“今特命尔代浚总督屯粮，比较子粒，提调仓场，收支粮草……遇有官吏酷害，私役占种等事，除军职具奏，其余就行拿问。”^[35] 由此，可见巡抚除农业、军粮事务，还有监察职能。

在蓟镇长城阅视碑中，巡抚也多兼任都察院（副、佥）都御使职衔。巡抚的监察职能并不受总督制约，甚至有时强化，能够制约总督。如《抚宁县万历三十五德州营修完石义井儿峪敌台碑》^[36]中，蓟辽总督蹇达，监理粮饷，整饬御倭，兼任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刘四科整饬边备，兼任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与巡抚的权利范围虽有多省与一省之别，但总督侧重兵权，巡抚侧重民政与监察，部分长城碑刻还出现制衡的情况。

长城阅视体系，巡抚通常位列总督之后。巡抚初设，分管民政、监察，并无军权。直到成化二年（1466年）明廷任命辽东巡抚“赞理军务”，军政职能才明确下来。蓟辽总督设立后，军事上巡抚受总督节制，一般受命“整饬边备”，要求按照总督的军事部署进行备战与调动。值得一提的是，不论巡抚的设立，或是总督的设置，都是文官势力的此消彼长，“总兵官”等武官权利受到制约。蓟镇长城阅视制度完善过程，也是武官权利受限的过程。例如，在万历早期蓟镇阅视碑中，著名将领“镇守蓟州永平山海总兵官”戚继光也仅排于受阅官员众多文官之后。^[37]

巡按御史是蓟镇长城阅视中重要一环，虽然职级较低，碑文名次却仅排于巡抚（提督）之后。“都察院长官有左右都御史等，专职弹劾百司。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纠察内外官员。”^[38] 蓟镇长城阅视碑中“钦差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即为十三道监察御史之一（碑二）。在组织形式上，十三道监察御史受到都察院委派与节制，“其受职，吏部、都察院协同注拟”“御史起官，必都察院咨”^[39]。故蓟镇阅视碑中，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并非全部冠以“钦差”之职（如碑一）。部分巡按各地的监察御史接受定向的监察任务，如《抚宁县修石黄一片石关碑》中“钦差巡按直隶督理蓟昌保定关务清军监察院御史”^[40]。蓟镇总督一般兼任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职级高于巡按御史。但是，（巡按）监察御史在实际阅视中，不受都察院控制，与都御史“不相统属”，“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代天子巡狩”^[41]直接对皇帝负责。

巡按御史监督总督在内的地方官员，并直接向皇帝上奏。万历十九年（1591年）巡按御史胡克俭弹劾蓟辽总督蹇达受贿，隐瞒李成梁战败。皇帝支持巡按御史的弹劾，蹇达因此受罚。

明中期以后，蓟镇文武官员的矛盾，地方权力与中央集权的矛盾突出。巡按御史与总督的矛盾属于后者。隆庆年间，蓟辽总督谭伦上疏：“蓟镇练兵逾十年，然竟不效者，任之未专而行之未实也，今宜责臣纶、继光，令得专断，勿使巡按、巡关御史参与其间。”^[42]上疏虽被御史巡按刘翾批驳，却得到内阁大臣张居正与隆庆帝的支持。可以说万历年间戚继光整军修边的成绩，“蓟镇宴然”十余年的武功，与皇帝的信任与权力让渡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也为戚继光的悲惨结局埋下伏笔。

相对阅视官员，受阅官员并不固定。其中，总兵官是朝廷委派卫所统领军队的最高武将，也最为常见，一般兼任五军都督府左、右都督，都督同知、佥事等职。

“总理屯粮”在受阅文职中不常出现，一般排于武官总兵官之前。“总理屯粮”又称“九边管粮郎中”或“户部管粮郎中”^[43]。户部郎中第一次参与边境管粮事宜是宣德二年（1427年）“王良奉命于宣府诸卫理粮刍”^[44]户部委派官员管理蓟镇钱粮较早，洪武十一年（1378年）即设立户部主事在密云管理当地钱粮。^[45]此后蓟镇地域户部管粮主事、郎中分设不定。“管粮郎中”设立之前，督抚、布政司、按察司皆管钱粮。明中期后，九边钱粮管理事务繁重，“各巡抚衙门不能亲身调度，各巡守等官各自有职，未免顾此失彼难以兼摄”^[46]设立专职机构成为必然。直到隆庆以后，蓟镇设立三员户部郎中成为定制，其一驻永平府，督理山海关、石门寨、燕河营、抬头营四路粮饷。“管粮郎中”在蓟镇长城阅视碑中才有了一席之地。（如碑二）“管粮郎中”职位之重，任用之时，皇帝均予敕令，授予“监管屯种”“总理粮储”等职衔（见碑二）。管粮郎中居蓟镇碑刻受阅官员之首。因其职责为巡抚与巡按御史让渡，阅视碑刻寻常很少出现，出现即重大权责。一是同巡抚处理边镇钱粮事务，共同奏请拨发，皇帝批准后，户部将银两派员交付郎中收管。二是同巡按御史联合执行钱粮审计。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诏令各边粮饷行巡按御史每岁一查，在巡按御史清理审计的同时，该员还必须会同管粮郎中互相稽考。该制度与碑二有一定关联。

“整饬兵备”，全称整饬兵备道。蓟镇长城阅视碑中兵备道与总兵官互有先后。“兵道之设，仿自洪熙，以武臣疏于文墨，遣参政沈固、刘绍往各总兵处整理文书。”^[47]初设之时“未尝身领军务”只有建言之权。随着，文官地位提升，兵备道逐渐成为巡抚制衡总兵官等武职的重要手段，“遂以参赞参谋军务总督边储”^[48]。兵备多由督抚奏设，万历中期，随着督抚变为常设，兵备道也成为常设官职。兵备道一般兼任提刑按察司佐官，对地方卫所有监督的权利。万历《明会典》128卷对其职权有详细介绍：“其按察司官整饬兵备者，或副使，或佥事，或以他官兼副使、佥事。沿海者称海防道，兼分巡者称分巡道，兼管粮者称兵粮道。”“兵备道”“兵粮道”在蓟镇阅视碑刻有直观的体现，如碑一“整饬永平等处兵备兼管屯田马政驿传海防山东提刑按察司副使方应选”，碑二“钦差整饬永平等处粮储监管屯田马政驿传海防山东提刑按察司副使樊东谟”。由于直隶无提刑按察司，故由山东兼管，碑文中“兵备道”“兵粮道”皆兼任“山东提刑按察司副使”。

受阅高级官员还应包括：“协守蓟镇永平（蓟镇东路）等处监理练兵事务的副总兵官”；分守某路职管屯田、训练、司务的“副总兵官”“都指挥佥事”；统领班军修筑长城的游击将军、参将；守备、提调长城修筑工程所在关口的“指挥佥事”等。

蓟镇长城巡视体系中第三部分是直接参与长城施工的“班军”基层将领，如左、中、右部千总指挥；分司把总百户；管工旗牌官；各类匠人等。该部可独立成责任碑。并不是每段长城、每个敌楼的建设都有阅视碑，但责任碑却常见于敌楼与城墙。它们形式不一，有大型碑刻也有城砖^[49]。总体而言，万历时期蓟镇长城阅视制度已然成熟。尽管阅视者与受阅者不尽相同，但官职相对稳定，对规范长城建设责任制度、考核戍边官员、监察、边屯、边备等工作有积极作用。明代官制演变成熟，明长城的大量建设，是蓟镇长城阅视碑集中出现在隆庆、万历年间的重要原因。

四、碑一、碑二详解

碑一、碑二刻立时间为万历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年前后，石门路并无战事。从近期阅视频率看，明廷只在万历二十年（1592）派员阅视了靠近山海路一侧的山神庙长城。万历十一年至万历三十五年间再无记载（表四）。相对平静的两年间，明廷连续派员对地理位置相近的长城工程进行阅视，并对相关官员进行大面积调换（见表一、表二），并且《明史·神宗本记》《明神宗实录》《永平府志·万历二十七年》对本次阅视只字未提实属罕见。

从两块阅视碑官职与排序上看，有若干特殊之处。

阅视官员马文卿，碑一官职为“巡按直隶监察御史”位列第四，碑二为“钦差巡抚直隶监察御史”位列第三，在另一位“巡按直隶监察御史”之前。监察御史受都察院选派，虽为皇帝“钦点”阅视官员，但级别较低，碑文鲜有“钦差”之名。“巡抚”有地方管辖实权；“巡按”则为风纪官员，只有监察权。

碑一受阅官员之首为“整饬永平等处兵备兼管屯田马政驿传海防山东提刑按察司副使方应选”。碑二“兵备道方应选”已不在受阅之列，代以“兵粮道”“钦差整饬永平等处粮储监管屯田马政驿传海防山东提刑按察司副使樊东谟”。并且，碑二受阅官员之首，变为“钦差总理永平等处粮储监管屯种户部郎中李开芳”，即“户部管粮郎中”。该职鲜少出现于长城阅视碑，主要权责为配合巡按御史“每岁一查”各边粮饷，并与巡按御史“互相稽考”。^[50]

碑二受阅官职中“钦差统领蓟镇东路南兵营游击将军都指挥”并非地方主将，也非班军将领，长城碑刻中鲜有出现。次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五年，“添设海防游击”该官职“寻裁革”。

由此可见，两碑阅视主要任务一为阅视长城工程建设；二为阅视永平钱粮、屯田，审计蓟镇兵饷等工作，碑二尤其倾向后者。

万历二十三年、二十四年蓟镇钱粮、兵饷记载不多。《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已未，己未防海兵以要挟双粮鼓噪，蓟镇督、抚、道臣擒其倡乱者正法，余党尽驱南还。奏闻兵部覆请，报可”^[51]

此事与两碑受阅官员“钦差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备倭总兵官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王保”有直接关联。《明史·王保传》详载：“蓟三协南营兵，戚继光所募也，调攻朝鲜，撤还，道石门，鼓噪，挟增月饷。保诱令赴演武场，击之，杀数百人，以反闻。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言南兵未尝反，保纵意击杀，请遣官按问。巡关御史马文卿庇保，言南兵大逆有十，尚书石星附会之，遂以定变功进保秩为真，荫子。督抚孙矿、李颐等亦进官受赐，时论尤之。”^[52]

结合史料、阅视碑铭文，总结事件经过。万历二十三年，蓟三协南营兵“双粮鼓噪”“协增月饷”，被总兵官王保“诱”至演武场，以“反”罪“杀数百人”。因事出偶然，朝中亦有大臣反对，皇帝敕命钦差御史于万历二十四年再次对石门路进行阅视。户部管粮郎中、南兵营游击将军与事件关系密切，故碑二将其纳入受阅官员。两次阅视，前者重在边备，后者重在兵饷。钦差监察御史马文卿在第二次阅视后，“庇”护了总兵官王保，将南兵反叛之名坐实。在兵部尚书石星的“附会”下，碑二涉及官员孙矿、李颐、王保受到不同程度的嘉奖，其余南兵“尽驱南还”。万历二十五年蓟镇“添设海防游击”，不久南兵营游击“裁撤”。《明史》对事件评论“时人尤之”。从侧面看，“钦差御史马文卿”才是本次长城阅视的“主角”。蓟镇总督、督抚等职虽排列在前，似为“阅视方”实为“受阅方”，并且与总兵官王保一同成为本次阅视的“受益方”。[53]

表三：蓟镇石门路战事^[54]

表四：蓟镇石门路长城阅视碑^[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