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古论坛第21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国家认同

2022年10月15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成功举办了“汲古论坛”第二十一场暨“何为中国”系列讲座的第四讲。本次论坛以“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国家认同”为题，论坛召集人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喻静，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晁福林先生应邀主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刘卓异先生参与对谈。论坛由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苏浩主持，以线上方式进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和观众数百人在线参与了论坛。

召集人喻静副院长首先致辞，对参加论坛的诸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她表示，中华民族形成初期，融汇了许多氏族、部落，这些生活于中华大地上的诸部族彼此并不孤离，而是构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诸部族的发展过程尽管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但始终不乏国家认同观念，这也是早期民族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喻静强调，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国家认同是天下诸族融为一体的必要条件，值得我们深入认识，正是由于中华民族形成早期生活于中华大地上的诸邦国、部落对于中心权力和中原王朝的国家认同，才形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一体格局，今日我们探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国家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

论坛主谈嘉宾晁福林先生对主办方的邀请表示感谢，讲座正式开始，他首先阐述了本场论坛关注的这一论题的学术背景和重大意义。中华民族的形成起源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在发展形成中华民族的过程当中，国家认同有巨大的意义，它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也是解决现当代民族问题的一个关键。恩格斯认为部落联盟的问题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曾经非常重要，因为部落联盟，各个部落融合了，就可以形成为一个民族，这实际上把民族的形成推得很早。我们可以说已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

晁福林先生指出，中华民族形成早期经历了从区域性的集中到中心权力的出现的过程。中华民族形成不是一下子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包括许多部落集团的这样一个集中的民族，而是先有区域性的集中，然后中心权力出现。首先它有一个核心，然后一步一步地壮大，出现涵盖中国广大区域的中心权力。当夏王朝建立以后，采取了一种“服”制制度，这种服制是当时国家认同的主要形式。在服制以前，采取的是对中心权力的认同。夏商周的时代，国家认同表现更多的就是服制，考古材料对此有所证明，周代青铜器士山盘铭文就明确提到了当时的“服”，后来的礼学家把这种服做了理论化、模式化的概括。

晁先生解释，这种模式化的总结有它合理的地方。五服制度是由近及远的，它包括的区域很广泛，邦内邦外，还有蛮夷和戎狄，所以涵盖中华大地上所有的民族。这个服制在西周时期最典型，到东周时期，四分五裂，周王朝没有了实力，各个国家对周王朝的服从变成了一个政治上的、理论上的服从，天下诸侯也还是认同周王朝天下共主的地位。所以，国家认同在夏商周时期，包括以前的五帝时期，对中心权力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必由之路。没有国家认同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形成。

晁福林先生最后总结道，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我们可以具体地解释它的滥觞、起源、初步发展直到形成，这经历了从五帝时代和夏商周三代，至少三千年以上的长时段，这个时间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阶段。自从秦汉以来，秦汉大帝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形成的标志，此后中央王朝以发达的经济和高度的文化凝聚、融汇各族，中华民族的这一历史进程，早在五帝时期、夏商周三代就已经开始了，并且有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这个意义首先是历史上的，没有国家认同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形成，没有国家认同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发展，从现实意义角度来看，也足以成为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参考经验。

随后，论坛邀请的对谈人刘卓异先生发言，他对晁先生这一论题的学术背景进行了详细的回顾，他认为，晁老师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此次讲座内容其实也是立足于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在共同的国家认同下，各民族生活在同一个政治实体中，这样才能紧紧团结在一起，这是一切的前提。刘卓异强调，研究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国家认同，意义非常重大，可以说触及到以往对中华民族研究中一些讨论尚不充分或是有一定缺陷的环节，晁先生的论述和辨析给予我们非常大的启发。

最后，参与论坛的各位嘉宾和观众还围绕中国国家认同观念内涵变化、如何看待民族发展中的融合同化现象与民族特色之间的关系、历史上边疆民族与中原民族融合等问题，展开了互动交流，讨论充分、气氛热烈。本场讲座持续两个小时，在线参会用户数量长时间处于峰值，收获好评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