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传统
国学

孙若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传统

文言是中国古代书面语的主要形式。它建立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并在诸子和史学家的手中成熟起来。汉代的口语与文言已拉开距离,但文言没有退出语言舞台。汉代文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文言,而且开创了书面语与口语分离的局面,使之成为绵亘两千年的传统。两千年里,文言在书面语中的至尊地位一直是不可动摇的,虽然白话也曾试图分庭抗礼,并也确实占据了一些领地,但终究没有成为文言那样的正统。白话、俗语不能登大雅之堂,稍有越轨,就会立即遭到驱逐。

语录是口语的记录,虽然经过加工和提炼,但仍保持口语面貌。先秦时期,语录体是人们最得心应手的文章样式,《论语》是孔子及弟子的言语集锦,《孟子》记录了孟子与人的大量对话《庄子》中的对话多为作者杜撰,但足见语录体是怎样的受欢迎。史书也有以记载口语为主要内容的《战国策》、《国语》等。汉以后,因为文言与口语分道扬镳,语录体也受到冷落。清顾炎武就严厉批评过后世的语录体:

今讲学先生从语录从门者,多不善于修辞,或乃反子贡之言以讥之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也[1]。

钱大昕解释这段话说:“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辞气,心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有德者必有言,语录行则有德而不必有言矣。”[2]他们反对后代语录的理由主要是,语录用的是口语,缺少必要的熔裁,因而鄙俗乏采。这种观点并不为所有文人所赞同,但有相当的代表性,顾炎武说:

自嘉靖以后,人知语录之不及文,于是王元美之劄记,范介儒之肤语,上规子云,下法文中,所得有浅深之不同,然可谓知言者矣[3]。

文言的势力实在太强大了,语录体还没有热起来,就因“人知语录之不及文”而被抛弃了。语录成了书面语的禁忌,清李绂在《古文辞禁八条》中将语录列为所禁的

第一条:

禁用儒先语录。语录一字始见于学佛人录庞蕴语,相沿至宋,始盛其体,杂以世俗鄙言,如“麻三斤”、“千矢橛”之类,秽恶不可近。而儒者弟子无识,亦录其师之语为语录,并仿其体,全用鄙言,如“彼”、“此”自可用,乃必用“这"、“那”字;“之”字自可用,乃必用“的”字;“矣”字自可用,乃必用“了”字。无论理倍与否,其鄙亦甚矣。《鲁论》具在,孔门弟子记圣人之言,曷尝如是鄙语哉!南宋以还并以语录入古文,展卷怃然,不能解其为何等文字也[4]。

“这”、“那”、“的”、“了”这些词在白话文翻身之后可进入任何庄严的场合,但在当时文言的压迫下,统统被打上“鄙”的耻辱标记,并成为语录不当存在的理由。

文言的另一对手是大众语,即所谓的市并俚语和村竖野词。下层社会的语言活泼恣肆,一派天真,对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一些方巾学究尚能稳住阵脚,拒绝大众语的挺进,斥之为下里巴人,视之同郑卫之声,维护文言的一统天下。也有一些文人则没有固守文言城池,让出部分地方作为大众语的立脚之地,如部分文学体裁,但即使在这些人的眼中,文言也是正式的书面语言。明代冯梦龙《序山歌》、李开先《词谑·论时调》肯定了“田夫野竖”、“里巷妇女”的矢口寄兴,但都没有表示文人也可用这种语言。清代袁枚欣赏诗歌中的口头语,认为“口头语说得出便是天籁” [5],但又将口头语限定在诗歌语言的圈子内,文章语言则是“不可俚”、“不可时”(《与邵厚庵太守论杜茶村文书》)。李绂在《古文辞禁八条》中将这种语言也视为文章禁忌:

禁用市井鄙语。诗有俗语,若子夜歌、竹枝词多用谚语。至于古文必须典雅。《戴记》谓言“必则古昔,称先王”子长亦谓“言有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昌黎约六经之旨以成文,柳州谓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庶可免市井之陋。

严格地说,诗歌语言常常并非书面语言,因为相当多的诗歌就是口头文学,历代民歌是这样,包括被文人奉为圭臬的《诗经》中的“国风”。这就是文人在诗歌上对民间语言网开一面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正式的书面语只能是文言。

文言就这样雄视书面语世界,口语在流水般地更迭着,文言王国却岿然不动。直到五四时期,文言才受到强有力的冲击,经过几番激烈较量,即文言与白话之争,文言终于勉强退让。文言作为旧时代的声音,与旧时代一起过去,它也作为那个时代的符号,成为那个时代社会和人生的标志。

与语言学上尊从以先秦语言为基础的文言相对应,文学上有“文必秦汉”的口号。虽然这一口号出现在明代,但它所代表的倾向很早就发端了。

“文必秦汉”意即文章写作以先秦两汉为榜样,而先秦文章又是最高范本。两汉之所以会成为文章写作中的“亚圣”,是因为在时间上与先秦最近,“去圣未远”,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文学传统。扬雄很难说是两汉文学最有成就者,但他无疑是文学上的多面手,而且他既是创作者,又是文学理论家,因此,他的见解特别值得重视。他在《自序》中说:

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高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忽之,惟刘歆及范边逸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6]。

扬雄取法的对象主要在先秦,傍及汉代司马相如。由于他首倡在先秦散文规范中写作,故被后来的古文运动推为先驱人物。

魏晋六朝文学在一定程序上偏离了先秦两汉轨道,但很多人并没有忘怀于以前的模式。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说: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

他认为,所有文体都萌芽于先秦,以先秦的某类文体为根端。先秦文章不仅是后来文章的源头,还是不可企及的范本和无法超越的疆域:“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越,终入环内者也”。他相信先秦散文是后代文章写作的宝库:”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刘勰的这一思想虽然并没有彻底地贯穿在他的所有理论中,而且,在当时的创作实践中也很少有响应者,但是,通观魏晋六朝文论,几乎没有人敢正面否定先秦散文。人们在创作中可以自由活动,但不能在理论上无视以前的权威。

对先秦两汉散文范式强调最力的还是古文运动旗手韩愈。他在《答李翊书》中主张向古人看齐,“志乎古者必遗乎今”,写好古文要学慎始习,以先秦两汉文章为师:

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7]。

他提出,学习古人就要学其正宗,“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只要学的是三代两汉之书,而且是好书,那么写作古文时就能“取于心而注于手,汩汩然来矣”。柳宗元也是古文的大力倡导者,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盛赞”恢恢然有古人形貌”的作品,并总结了先秦两汉优秀散文的特征,主张有针对性地借鉴它们: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盂、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8]。

在柳宗元看来,先秦两汉文章无论是内在精神,还是表达方式,都可以给后人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韩柳对于古文的再发现,为文章写作树立了不变的样板,宋代的欧阳修、明代的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试图接近这个样板。

(此文未完待续)

注:[1]《日知录集释》卷十九。

[2]同上。

[3]同上。

[4]奉国堂版《李穆堂诗文全集》:《穆堂别稿》卷四十四。

[5]《随园诗话》卷二第六十九.

[6]《汉书·扬雄传》,百衲本《二十四史》

[7]《朱文公校昌黎集》卷十六,四部丛刊本.

[8]《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卷三十四,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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