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荟萃甲骨、简牍、敦煌遗书、明清档案的最大规模展览——古文献四大发现：于典册间探寻中华文脉

▲观众在“敦煌遗书”专题展厅参观。|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摄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籍文献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一脉相传的重要见证。

殷商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是上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四大发现”。四大发现的相关文物，有的收藏于国家图书馆，有的收藏于各地博物馆、研究院，还有的收藏于相关档案保管机构。如今，历经一年多的精心策划，这些分散于各处的四大发现相关文献终于首次荟萃一堂——日前，“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

展览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敦煌研究院、甘肃简牍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联合主办，集中了甲骨、简牍、敦煌遗书、明清档案等多种类型的珍贵文物文献共249种、382件，展出面积近3000平方米，是目前为止四大发现文物最大规模的展览。

四大发现文献时间跨度达3000年，贯通中国历史和中华文脉，一件件珍贵的典籍文献中，是栩栩如生的中华文明。从中，我们可寻绎中国思想之渊薮，思考中国精神之缘起，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与文化品格之由来；从中，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基因，始终流淌在我们的精神血脉中。

▲甲骨6006，经与其他甲骨碎片缀合，确定了商王世系。

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深藏血脉的文化基因

在“殷墟甲骨”专题展厅中，有一件小小的甲骨残片——甲骨6006。这片看似不起眼的甲骨，经由甲骨文专家董作宾与其他甲骨碎片缀合，确定了商王世系。它不仅印证了《史记·殷本纪》中相关记载基本正确，还对《史记·殷本纪》所记载商王顺序进行了修正，解决了商王世系的重大疑问。

“在甲骨文发现之前，殷商只是文献中无从考证的记载。甲骨文的发现以实物的形式证实了殷商的真实存在，它较完整地记录了上甲至小甲的商王世系，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基本无误。由此可以推论《史记·夏本纪》记载的夏代世系也有可信性。王国维先生著名的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的二重证据法，就是从研究这片甲骨发端。”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张志清介绍。

“一片甲骨惊天下”，至今，甲骨已发现约15万片，甲骨文单字数量逾4000字，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此次展览的“殷墟甲骨”专题共展出国家图书馆藏甲骨50种54件。

张志清介绍，甲骨主要指殷商晚期王室占卜时用的龟甲、兽骨，刻写在甲骨上的文字即甲骨文。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收藏35651件，其中有字甲骨34783片，约占存世总量的四分之一。

展品中还有一块具有代表性的牛肩胛骨残片——甲骨527，背面卜辞卜问用一百樽香酒、一百名人牲、三百头羊合祭商汤、大丁、大甲、祖乙等祖先。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此片甲骨曾作为“宾组”甲骨代表取厚0.3厘米重1.4克样品，用于碳14测年，测年结果为距今3051年左右，为探索中国上古时期的历史提供了科学依据。

甲骨中还记录了我国第一位女将军——妇好的故事。甲骨2190，记载了妇好向商王武丁之父“小乙”举行御祭。张志清介绍，甲骨文记载，妇好为武丁配偶，也是一位带兵的将军，最多曾带领13000人打仗，立下汗马功劳。同时她还是祭祀官，在甲骨的300多处都有妇好的名字。

展览还展出了著名的“四方风甲骨”——甲骨12789，这片甲骨的刻辞记载了掌管出入风和日月长短的四方神名以及风名，反映当时的人已认识到一年之中随着季候的推移，风向有所变化，昼夜长短也不同。而同样内容也出现于《山海经·大荒经》等传世文献中，是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的典型例证。

此外，展出的甲骨中还有记载商王田猎、猎获麋鹿和兔的甲骨2174，上面的“兔”字象形，把兔子的前后腿、小短尾等外形表现出来，十分生动传神；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中尺寸最大、字数最多的甲骨5405，长43.5厘米、宽24厘米，共218字，内容为向殷先公和山神祭祀，连续十几天占卜何时有雨。

2017年，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回首一百多年前的这项伟大发现，张志清说：“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灾难频仍、积贫积弱，甲骨文的发现将我们失去的一部分历史、一部分文字找回来了，不但把我们的文明连贯起来，殷墟甲骨的发现还将中国的信史向前移了一千年，对摸清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肩水金关”简》。|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摄

汉代边塞“百科全书”，完整记录边疆防御体系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唐代诗人王维在《使至塞上》诗中，带我们走入那恢弘壮阔、苍凉无际的边塞之地。如今，历经两千余年的居延汉简，将观众带回了弱水河边那处在汉代曾与玉门关并称的关城。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大破匈奴，之后于黄河以西设立四郡。公元前102年，汉武帝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境内，设立居延、肩水两都尉，下令修筑烽燧塞墙，并派遣戍边吏卒屯卫，作为河西走廊的屏障。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介绍，居延汉简经历了三次发掘。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边塞遗址发现一万余枚汉简；1972年至1986年，甘肃省文物部门再次进行调查发掘，出土汉简两万余枚；1999年至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三次发掘，出土汉简500多枚。此次“居延汉简”专题展出展品总计81种，155件。

发掘出土的居延汉简纪年简最早者是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书写时间跨度达250余年，内容十分广泛，堪称当时西北边塞军政生活的百科全书。

匈奴入侵时，戍边官兵如何发出警报信号？在居延破城子遗址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约》记载了居延都尉防线殄北塞、卅井塞、甲渠塞遇到匈奴来犯时，根据不同情况发出不同的警报信号的规定。示警办法包括举示烽火、燃烧积薪等。还细致区分了匈奴来犯人数多寡，初犯亭燧位置等情况，要求各部在匈奴来犯之际，将军情迅速传报至居延都尉府。“举旗多少、燃多少时间、来人的确切位置，都能通过约定，第一时间把警情传递。整个汉朝的边疆防御体系建立起来了，非常的完整。”朱建军说。

戍边吏卒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查看天田。“天田”就是戍卒管辖的用于侦查敌人出入踪迹的一段数里长的沙土地。戍守的士卒每日定时巡视天田的痕迹，平整天田，这就是“日迹”制度。一旦有人马经过，可以凭天田所留痕迹判断其数量、方向。

有功则赏，有罪则刑，一级文物《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展现了居延汉塞严格完备的功过奖惩制度。此檄书写在一段胡杨木树枝上，树枝两面削平写字。檄书中说候史广德玩忽职守，不能及时巡查下属各燧，致使所辖各燧军事装备不符合标准，因此责打五十板，并逐条记录了候史管辖烽燧武备缺失的事实。

“秋射简”则为观众展现了居延在每年秋季举办的“秋射”盛典。这项活动是边郡的大练兵、大比武，考核训练成果。“射”是用弓弩射箭矢，要求每人发十二矢，射中六矢者为“中程”，即为考核合格，多中或少中则会有相应赏罚。

一支支汉简，将立体生动的戍边生活展现得淋漓尽致。练写字的“习字简”，记有乘法口诀的“算术简”，都留下了汉代戍边吏卒在艰苦环境中坚持学习的痕迹。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藏5万多件简牍文物，其中1679件组是国家一级文物。居延汉简记录的这250年是汉帝国政治、经济、军事、行政最鼎盛的时期，虽然汉简的时代随着汉帝国的逐渐衰退，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汉简上留下的老祖宗的聪明才智、各种精彩的人生片段，都值得我们深度挖掘。”朱建军介绍。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百五十七》。

中古传奇融汇中西，体现华夏儿女海纳百川的胸襟

步入“敦煌遗书”专题展厅，四周墙壁上大面积的经典洞窟壁画，不同时期敦煌石窟的纹样、佛像元素，营造出璀璨瑰丽的敦煌风貌，观众仿佛置身于敦煌遗书中盛衰相继、融汇中西、异彩纷呈的中古世界。

敦煌遗书，是1900年发现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的4世纪至11世纪多种文字的写本，及少量印本、拓本文献，总计6万余号，内容涵括宗教文献、四部典籍、官私文书和非汉文文献，涉及中古时期几乎所有学科。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达16579号，写卷长度为世界各大藏家之首。此次展出的展品共计49种，50件，全部藏于国家图书馆，另外还有由敦煌研究院提供的数字壁画资源。

这些珍贵的敦煌遗书呈现了在佛教、道教、摩尼教，以及所涉及的四部典籍、社会文书、民间信仰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其中不乏海内孤本，令人大饱眼福。

抄写于西凉建初十二年十二月（417年）的《四分律初分卷三》，是现存《四分律》最早写本，也是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有纪年的最早一卷；为抢救敦煌遗书，1909年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呈送清学部的样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百五十七》，它完整保存了卷轴装书籍的形态；《逆刺占》体现了兴起于南北朝，通过预测来卜者所卜何事及其吉凶的占卜术；还有隋开皇二十年（600）写本《仁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下》、唐龙朔三年（663）写本《春秋穀梁传桓公二》等。

展品中，有一件珍贵的海内孤本——吐蕃统治时期（8-9世纪）写本《李陵变文》。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介绍，这是唐贞元二年（786）吐蕃占领沙州后，汉志不灭的沙州人呕心沥血之作，寄托了沙州人痛苦、哀怨、愤懑、不甘的情感。这件卷残存约6000字，启功先生曾整理校录，具有很高的文物和文献价值。

展览还同时展出了《老子道德经论注》唐(7-8世纪)写本和《老子道德经义疏》唐（7世纪）写本，展现了道教在敦煌的影响。“敦煌是佛教东传和道教西传的际会之地，隋唐之际又是道教完成南北统一的关键时期。敦煌遗书中保存道教文献700多件，包括道家诸子、道教经典、科仪、类书、论著、诗词、变文等，抄写年代多在南北朝末至唐前期。”张元林介绍，约以安史之乱爆发为界，唐前期楷书精美的正规道经抄本，与中晚唐以木笔书写或草书体的写本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敦煌道教的盛衰。

在大量的佛经之外，一件用汉文书写的《摩尼教经典》唐(8世纪)写本引人瞩目。张元林介绍，这件在藏经洞发现的摩尼教的《二宗经》，用汉文书写，说明唐代在敦煌当地的汉人也有信奉摩尼教的，体现了当时文化的交融以及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

近年来，中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敦煌遗书进行广泛深入探讨，逐渐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话语权。如今，中国向全世界开放共享6500多份来自敦煌莫高窟等石窟遗址及敦煌藏经洞文献的高清数字资源档案。敦煌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而敦煌学，是世界的，更是中国的。

▲道光帝秘密立储谕旨匣。

金榜是什么样？最大、最完整古代王朝档案告诉你

档案是历史的记录，向来被视为施政参考、治国重器。明清时期，得益于档案贮藏与管理机制的完善，中国古代文书档案制度臻于顶峰。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公开售卖内阁大库档案的“八千麻袋事件”，自此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明清档案的关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韩永福介绍，明清档案是我国历史上保存数量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王朝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藏明清档案1067万余件，其中明代档案3800多件册，时间起自明洪武四年（1371）至崇祯十七年（1644）。馆藏绝大多数为清代档案，时间自天命前九年（1607）至宣统三年（1911），另有溥仪退位后未出宫前及其在天津、东北时的档案。

此次展览展出的明清档案有69种123件，包括政令文书、古代舆图、宫廷生活、史册典籍等，从中可一窥明清档案的万千气象。

展厅中，一幅长达20米、高近1米的清光绪年间“文科大金榜”格外引人瞩目。金榜用以揭晓殿试名次，在这幅壮观的金榜上，密密麻麻书写着通过殿试的考生姓名、名次及籍贯，满汉文合璧。这张金榜上，状元是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大金榜于传胪大典后，分别悬挂于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外公示。2005年，清代科举金榜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是研究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展品中，一个通体金黄色的木匣吸引了观众的目光，这就是现存唯一一件完整的秘密立储匣——道光帝秘密立储匣。匣内贮有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1846年8月7日)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封皇六子奕訢为亲王的遗谕。韩永福介绍，秘密立储是清朝从雍正帝开始建立的一种皇位承袭制度。皇帝亲写两份立储谕旨，一份存在寝宫，一份封藏匣中。藏有谕旨的匣子安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待皇帝去世或禅位后方可打开，与存于寝宫者合符生效，清代有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位皇帝是通过秘密立储来确定的。

明代人眼中的星空是什么样的？明崇祯七年(1634)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给出了答案。这幅星图是我国目前所见传世最早的大型全天星图，由明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主持测绘，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等参与设计绘制，供皇帝专用。全图由8幅小图组成，主要包含《南赤道所见星图》《北赤道所见星图》两大主图，主图之间及外沿分别绘有各种小星图12幅、各种天文仪器图4幅。2014年，此图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展厅中，一座重达百余公斤的金匮，为观众揭秘明清两代皇家档案是如何保存的。金匮长135厘米、宽75厘米、高130厘米，原存放于皇家档案库皇史宬正殿内，用以盛装皇帝的实录、圣训等珍贵典籍。匮体选用楠木材质，外包鎏金铜皮，镌刻云龙纹图案。明代共有金匮19座，清朝入关后继续沿用，至今留存下来金匮共152座，是明清档案文化的实物体现。

韩永福介绍，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以“内阁大库档案”为代表的明清档案流散以来，许多学界翘楚、文化名流关注这批档案的命运，尽己所能加以保护和研究。

随着四大古文献的出土或发现，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和清内阁大库档案学，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四大显学”。前有学术巨擘筚路蓝缕，后有无数学者苦心孤诣，他们通过研究这些文献，重新诠释和解读中国历史与文化，让汉学的话语权重新回到中国，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和自豪感。

以物记事，以事叙史，以史启思，“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用跨越3000年时光的一件件珍贵文物，为我们开启了溯源中国历史、探寻中华文脉的旅程，述说着中华民族宝贵而丰富的历史记忆。

作者：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图片：除署名外，均国家图书馆提供

制图：李洁

编辑：付鑫鑫

责任编辑：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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