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信里的北宋政坛大佬“秘事”
作者丨仇春霞
宋英宗登基后的第二年，即治平二年（1065年），57岁的宰相韩琦于百忙之中想起了十年前在老家建造的昼锦堂。他要请人为昼锦堂写一篇文章，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当时最有名的大文豪欧阳修身上。
欧阳修自然乐意效劳，他此时身居副宰相之位，与韩琦的提携是分不开的，而且他很清楚韩琦的心思。十年前昼锦堂刚建好时，韩琦自己写过一篇《相州新修园池记》，那篇文章是为了讴歌皇帝，现在韩琦已经成为新皇帝的第一任宰相，他也需要别人讴歌自己。
《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 《信宿帖》
疾病缠身的欧阳修第二天就将一篇《相州昼锦堂记》写好并交给了韩琦，文章以雄博的美言将韩琦盛赞了一番，韩琦读罢大喜，他给欧阳修回复了一封信（即《信宿帖》，图48），文字如下：
琦再拜启：
信宿不奉仪色，共惟兴寝百顺。
琦前者辄以《昼锦堂记》容易上干，退而自谓，眇末之事，不当仰烦大笔。方夙夜愧悔，若无所处。而公遽以记文为示，雄辞浚发，譬夫江河之决，奔腾放肆，势不可御。从而视者，徒耸骇夺魄，焉能测其浅深哉！
但褒假太过，非愚不肖之所胜。遂传布之大，恐为公文之玷，此又捧读惭惧，而不能自安也。
其在感著， 未易言悉， 谨奉手启叙谢，不宣。琦再拜启，□□□□台坐。
这封信的大意是：两个晚上没有见到你了，祝你起居百顺。我之前很草率地请你帮我写《昼锦堂记》，回头仔细想了想，这么一点点小事，不应该麻烦你这位大文豪。我这两天一直感到惭愧后悔，不知所措，没想到你突然就将写好的文章送给我了。你的文章雄词濬发，就像江河决堤，奔腾汹涌，势不可挡。我一口气读下来，只觉得魂魄耸骇，哪里还能感知它的深浅呢！只是你对我的褒奖太过了，我资质浅陋，没有你说的那么好。要是这篇文章流传太广，只怕对你的名声不利。这让我读文章的时候感觉非常惭愧和害怕，深感不安。我内心的感激之情不能用言语表达，特地写封信来表达我的谢意。
为什么韩琦一边夸欧阳修文章写得好，一边又说会对欧阳修的名声不利呢？因为韩琦知道欧阳修是在拍他的“马屁”，所以替欧阳修担心：你如此恭维我，被人耻笑怎么办呀？
无论如何，韩琦被夸得很舒服，他太喜欢欧阳修这篇赞文了，为了让它更有价值，他又请当时最有名的大书法家蔡襄誊抄一遍。蔡襄此时位居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他也是韩琦力推上来的，当然也愿为恩公效犬马之劳，于是在蔡襄的书迹中有了一份楷书版的《相州昼锦堂记》，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其拓本。
虽然欧阳修也被后人称为政治家，但他的政绩并不突出，他的成果主要在文学和史学，但不得不说他是文人群体中政治情商极高的一位。他一路紧跟韩琦，帮韩琦登上宰相之位，也成就了自己的副宰相之位。
困顿之际遇贵人
欧阳修（1007—1072）4 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投奔了叔叔，他发奋读书，可是两度落榜，很是郁闷。天圣六年（1028），22 岁的欧阳修迎来了命运的第一个转折，因为他遇见了一个人——胥偃。
胥偃是潭州（今湖南长沙）人，在和欧阳修相遇之前，曾担任过开封府的考官，他和同事偷拆密封了姓名的考卷，然后录取了熟悉的人，事发后被贬，后来又逐渐被起用。欧阳修第二次落第回家后，带着自己的诗文去拜见了正在汉阳军（今湖北武汉市汉阳区）任知军的胥偃。胥偃被欧阳修的文采震服了，觉得奇货可居，于是果断将欧阳修收入门下，并决定将他“捧红”。这年冬天，胥偃回京述职，就带着欧阳修一同前往，欧阳修的人生从此开了挂。
在胥偃的推荐下，欧阳修用自己的诗文做“药引子”，迅速进入了京城有活力的青年文学圈，并结识了苏舜元、苏舜钦、尹洙等“官二代”和“富二代”。接下来的科举考试，欧阳修获得了进士甲科第十四名的好成绩，接着成为胥偃的东床快婿。不久，欧阳修就到洛阳担任西京留守推官，负责查案。
他的上司是大名鼎鼎的钱惟演（977—1034）。钱惟演是吴越王钱俶的儿子，雅好文艺，很喜欢和欧阳修这帮年轻人在一起玩。据说有一回欧阳修和朋友们外出爬山，途中遇雪，钱惟演就派了厨师和歌伎去伺候他们，还安慰他们不着急回来，府里的公事慢慢处理没关系。
还有一回，钱惟演宴请宾客，欧阳修姗姗来迟，另一位官伎也迟到了。钱惟演问官伎是什么原因，官伎推说是因为自己的钗钿不见了。钱惟演就说：“如果欧阳推官愿意为你作一首词，那我就赔你的玉钗。”欧阳修深解风情，当场谱词一首。除了遇上好领导，欧阳修还结识了一群好朋友，如大诗人梅尧臣、古文家尹洙、书法家蔡襄等，洛阳的生活是欧阳修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以至于他在诗中称自己是“洛阳花下客”。
名列“四贤”与“四谏”
洛阳任期满了之后，欧阳修参加了馆阁考试，并顺利当上馆阁校勘，成为一名“京官”。
景祐三年（1036），47 岁的开封知府范仲淹为弹劾宰相吕夷简而向朝廷递交“百官图”，一石激起千重浪。负责纠察刑监的胥偃不断纠察范仲淹，欧阳修很生气，翁婿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最后吕夷简反咬一口，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尹洙等都因“朋党”的罪名被贬，朝野哗然，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知县，瞬间又被打回起跑线了。25 岁的蔡襄心中不平，便作了《四贤一不肖》长诗，将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称为“四贤”，将趋炎附势的高若讷称为不肖之徒，此诗在当时影响巨大。
欧阳修五月二十八日从京城沿水路出发，十月二十六日抵达，路上整整用了五个月时间。出于文学家的本能，他将旅途中发生的事情都记载下来了，还编成了一本文人旅行日记《于役志》。他还在旅行途中留下了一句深有含义的话，“昨日因转运作庭趋，始觉身是县令矣”。
意思是最近在转运使那里接受教诲，才觉得自己现在是县令了。看样子是转运使给欧阳修上“政治课”了，欧阳修虽内心不服气，可自己眼下不过是小小知县，与身为地方大员的转运使差了好几个官阶，只能默然不语。
宋夏战争爆发后，欧阳修的很多朋友如范仲淹、韩琦、尹洙等都到西北战区打仗建功。范仲淹邀请欧阳修一起去，并请他担任军队里的秘书，欧阳修拒绝了。战事结束后，国库空了，各地治安也越来越差，各种矛盾都开始暴露。
仁宗皇帝将范仲淹、韩琦等召回朝廷，请他们说说解决国家问题的办法。范仲淹列了一个单子，陈述了十条对策，皇帝很满意，就让范仲淹等人按这十条对策来实施新政。为加强对官员的监督，仁宗决定增设谏官。宰相晏殊是欧阳修的老师，在晏殊的推荐下，36 岁的欧阳修得以回京担任谏官。与他同为谏官的还有余靖、王素、蔡襄。
当时舆论环境比较宽松，又有皇帝撑腰，所以这四个人火力特别猛，被时人称为“四谏”，欧阳修第二次在北宋政坛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一篇宏文祸上身
“庆历新政”实施没多久就遭到了强烈反对，撕开口子的人是一个名叫蓝元震的太监，他给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蔡襄等人扣上了“朋党”的帽子，这种罪名显然不可能是一个太监自作主张的，但年轻的改革派没有意识到这背后的危机。博学多才的欧阳修就顺着蓝元震的意思认认真真把“朋党”的帽子戴好，然后写了一篇千古名文《朋党论》呈送给皇帝。
欧阳修在文中说自古就有朋党，皇帝要做的只是区分这朋党是“君子党”还是“小人党”，只要驱除“小人党”而任用“君子党”就是明君。能言善辩的欧阳修以为把自己这帮人纳入“君子党”就没事了，他似乎忘记了七年前他们这些君子因为“朋党”之罪而齐遭贬黜的往事。
果然，仁宗皇帝的友谊小船说翻就翻，虽然改革是他发起并大力推行的，但他更忌讳“朋党”，不管是“小人党”还是“君子党”，只要结党就不行，他要果断掐死这棵“毒草”，于是改革派成员陆续被外放。
欧阳修被派往河北路担任都转运按察使。其实这个职位并不低，相当于现在省的一把手，还兼任监察领导，这说明仁宗皇帝将他外放只是因为他结党，并没有否认他的才能和功绩。对欧阳修的轻微惩戒显然不能让有些人满意。不久，就有人揭发欧阳修与外甥女有染，虽然没有证据，但人设崩塌的欧阳修还是被罢免了河北都转运使一职，被贬往滁州（今安徽滁州市）。
醉翁亭里翁不醉
什么是宋代文人的风雅？看看欧阳修在滁州的生活吧。他纵情游览境内的好山好水，乘兴吟诗，援笔作文，再将这些诗文散布于四方的新朋旧友，一州之长成为妥妥的滁州旅游形象大使。
欧阳修在滁州修了一座“丰乐亭”和一座“醒心亭”，被贬扬州的韩琦派人送来了细芍药，欧阳修将它们种在“丰乐亭”旁边，他在亭子里宴请朋友，请通判杜彬弹琵琶助兴。他又将一座无名小亭取名为“醉翁亭”，并写了一篇流传千古的《醉翁亭记》。其实欧阳修在滁州的佳作并不止这一篇，但其他诗文都不如《醉翁亭记》有名，不仅是因为这篇文章文笔好，还与文中传达出来的觉悟有关。
欧阳修在文章里描述了他的“乐民之乐”：
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
太守醉了，他不是贪杯，而是高兴国泰民安。一方父母官能够游山玩水，又能与民同乐，说明治下太平无事，这既是知州工作有方，更是皇帝治理有效。如此贴心的臣子，皇帝当然是喜欢的。滁州任满之后，欧阳修被移往东南重镇扬州，明显是减轻处罚了，后来又被任命为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知府兼留守司事，官职越来越高，离京城也越来越近。
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不约而同，“庆历君子”们在被贬各地之后都开始拿亭台楼阁做文章，除了欧阳修写《醉翁亭记》之外，还有滕子京修岳阳楼，范仲淹为他写《岳阳楼记》，韩琦修昼锦堂，然后自写《相州新修园池记》。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文章竟然都是同一个套路。
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是范仲淹名篇《岳阳楼记》的开篇。滕子京（约991—1047）名宗谅，河南府（今洛阳）人，是范仲淹的终生挚友。他们两人相差一岁，在同一个考场上竞赛过，成了同学；一起挽起裤腿筑过海堤，成了同事；又一起抗击过西夏侵略者，成了战友。
滕宗谅与范仲淹是两种性格的人，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别。简单来说，范仲淹中规中矩，而滕宗谅就比较会设计。例如，范仲淹想要扳倒宰相吕夷简，他就把这件事情当一个课题来研究，先收集各种铁证，写成条理清晰的论文，然后有理有据地论证和攻击。滕宗谅却不爱做这种“实心眼”的事，比如他为了敦促皇太后刘娥还政给宋仁宗，就把宫里发生火灾这种事归结到太后干政上，一次不管用就两次。好吧，天都怒了，烧了那么多房子，毁了那么多先帝们的遗物，都怪你刘娥。
刘娥即使心理素质再好，怕也不能无动于衷。
不过，不管是“实心锤子”范仲淹，还是“虚心萝卜”滕宗谅，他们都不讨当权者的喜欢，所以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地方上做基层工作。宋夏战争爆发时，范仲淹和滕宗谅都处于被贬官反省的状态。西北传来战败的消息，急需人才上前线，有人就想起了范仲淹，年过半百的范仲淹二话没说就上前线了，顺便带上老同学滕宗谅。
在西北战场上，钱最不值钱，因为那里是一个无底深坑，扔多少钱进去都填不满；可是那里的钱又最值钱，因为钱能招募到愿意上战场打仗的士兵，更能让士兵卖命。所以，要想做好领兵打仗的工作，首先要懂得怎么弄钱。钱从哪里来？朝廷自然是有军费拨过来，但是不要指望这些钱够用，不够的就要自己想办法。办事不那么循规蹈矩的滕宗谅就开始拿着军费以钱生钱，比如放高利贷，搞边境走私等。他做得很成功，当别的知州为缺钱而抓破头皮的时候，滕宗谅却有大把的钱修堡垒和招募士兵。他一边抗击入侵的西夏兵，一边安抚境内百姓，效果非常好。
“庆历新政”开始后，范仲淹主持改革工作，滕宗谅自然也成为他的得力干将。在暗处窥伺的反对派势力不断寻找突破口，“雷点”很多的滕宗谅就被抓做了反面典型，他被光明正大地查账了。滕宗谅对自己的问题很清楚，当然也知道这件事不止查账这么简单，所以一气之下干脆一把火将账本烧了，这等于不打自招了。于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巴陵郡”是个旧称，在宋代，这个地方的名称是“岳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南省岳阳地区。
54 岁的滕宗谅在岳州干了一年多后，各方面工作基本都理顺了，就抽空重修了洞庭湖边的岳阳楼，并挑选了一些古人的好诗刻上去。然后，他给被贬邓州的范仲淹写了一封信，请他写一篇文章纪念此事。年近花甲的范仲淹虽因新政失败而被贬，但家国情怀却从未消解，于是便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尤其是篇尾那几句话：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