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谷三部重要的历史著作

清末“经济特元”、云南大学国学教授袁嘉谷对云南历史的研究情有独钟，卓有贡献。他曾深情地说过这样的话：“滇之人，生滇爱滇，将以保永久之滇，不得不考古之滇，以兴将来之滇。”袁嘉谷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深沉的爱云南、爱国家之心，才特别钟爱对云南地方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除了在《卧雪堂文集》中写下了大量的史学类著述（包括论文、考据文章、别传、碑志等）之外，还有三部重要的历史著作——《滇绎》《云南大事记》《石屏县志》。这三部著作是袁嘉谷关于云南历史的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本文拟对此三部重要历史著作作一评介。

一、 《滇绎》

《滇绎》是袁嘉谷在执教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的第一年中，于教学之余完成的。“《滇绎》是随笔体史书的良好著作，有叙述、有考证、有辑录、有评论。史料富.取材严谨·考证明确，文字简练，贯通古今，倾注了爱乡爱国的热忱。”[1]

石屏乡人后学王家亮评价此书云：“夫滇僻处西南，开化较迟，加以变乱迭起，掌故之失已久，虽以芸台诸贤哲之博雅，亦不能拾摭无阙；而公此书，则表章其所隐，力劈其所妄，非仅足以光大吾滇之名，亦将可备修史之资。”[2]

昆华图书馆秦光玉评价此书说，“树五著书甚富，其《滇绎》一种，拾遗订坠，裨益乡邦，玉已采入续云南备征志。”

《滇绎》共四卷，其内容主要是记叙云南的历史掌故。袁嘉谷在多年的读书生涯里，只要看到有关云南历史掌故的记载，不管是山川、古迹类，还是人物、艺文类，或是土产、风物类，他总是“随见随采，随采随编，正其伪误，补其缺略”。终于，经过“读万卷书，穷数年力，旁搜博拾，成兹巨制”。[3]此前，记叙滇省历史掌故的云南地方史专著，有乾隆、嘉庆年间由王乐山著的《备征志》、师荔扉著的《滇系》，还有道光年间由阮芸台著的《云南通志》，再早一些的，那就是明朝谢肇淛撰的《滇略》十卷和清初冯苏撰的《滇考》二卷。这些著作各有所长，都有一定价值。但是，这些著作，或致力于史书史料的辑录，或着重于历史事件的阐述，对辨析疑误和补充史实不够注重。《滇略》“大都本《图经》旧文，引据而叙述之”；《滇考》为仿纪事本末体，“虽撮举治乱大端，足资考核，而于山川、古迹、人物、土产、艺文之类，悉削不载”；《云南通志》“固胜于旧《通志》，而漏略亦所不免”。[4]

而“滇处边陲，掌故久佚”，“咸同以降，兵燹迭起，纪载疏陋，学者苦之。”[5]有鉴于此，袁嘉谷博览经史子集群书，拾遗补缺，注意采集其中有关云南地方史的资料，“征旧闻，引近事，自开滇以迄于今，凡为《通志》、《备征志》、《滇系》所载者，多不入，是真可补诸书之不及，而资后人以考证也。”[6]而凡是《通志》、《备征志》、《滇系》诸书所未载者，《滇绎》“靡不采而录之”。若有可疑之处，袁嘉谷则发挥自己考据学的专长，“博考群书，旁搜远证”，“搜逋拾坠，订伪指疵”，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著成了《滇绎》一书。

袁嘉穀著《滇绎》，2017年12月版

拓展阅读：高国强：“大家文丛”本《滇绎》指瑕

袁嘉谷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出于深沉的爱滇乡、爱国家之心。正如非常了解袁嘉谷的一位老学者孙树礼在为《滇绎》所做的《序》中指出的：

“今树五袁公既终养，而施政于家、为善于乡有年矣。又本尚友之义，推广其爱乡之心。凡滇事之未经乡先达纂辑者，胥爱之重之，编为《滇绎》四卷，付诸剞厥，以尽保存之力，而寓深爱之意。此非好古传述，可窃比于老彭者耶？非于靡瞻靡依之余，发抒其敬恭桑梓之明验耶？……今公拾遗补缺，既究心于滇事，则滇于今日近接缅甸、安南，关系外交纂重，尤为西南要区。凡地方之利害，政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必更有绸缪未雨者，保卫乡里，即所以干城国家，爱国之心不基于是欤。”

《滇绎》的体裁仿王应麟《困学纪闻》及顾炎武《日知录》，对自先秦古滇国至民国初年的云南史事，随手纂录，每事各成一篇，篇幅大多短小，唯有《爨世家》、《爨后之滇》、《杨文襄轶事三十二则》、《宋书州郡志考证》等少数几篇的篇幅长一些。全书267篇，以史事发生之时间先后排序。内容分为三大类：辑录类、考证类、记载类。

第一类是辑录类。《滇系》、《备征志》和《云南通志》等，征取史乘已不下数十百种，大多数采自于诸史传和郡国志乘的记载，但仍有辑大遗细、采而未尽的遗憾。袁嘉谷的《滇绎》在辑录旧闻时，注意补辑通志诸书已采而未尽者，还注意直取诸书未曾引用的典籍，如后汉书诸本纪、南中志、宋书、南齐书州郡志、南北二史、隋唐书、元明史诸传等。凡有关滇事，省志诸书向未征及者，无不一一备录，对各朝正史、各种类书、文集、笔记、游记、杂记等等，凡有关云南史书者，都悉心辑录，史料异常丰富，为补正.滇省史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类是考证类。此类的篇章是袁嘉谷所用工夫最多的地方。袁嘉谷“治学以勿轻信、勿轻疑为宗旨。凡有疑义，务必详细考证折衷（中）至当。”本书“于滇省史事多所辨析，有熔铸甄陶之功。”如对“交趾”、“南金沙江”、“后理国”、“贝”等，袁嘉谷都有一番细心的考证。旧志言说到滇省之文人，必推叶榆、张叔、盛览。《汉书·文翁传》言及张叔时未明指为何地人，《西京杂记》言盛览牂柯人，与今说不同。袁嘉谷均加以辨正之，足以纠旧志之误。

又如论滇池之名，《华阳国志》、《后汉书》等典籍都说“滇池水似有倒流，故谓之滇。”但在《滇绎》第一篇文章《滇》中，袁嘉谷为一个“滇”字，从《说文》、《史记》到《文选·上林赋》《汉书·相如传》，一一引证，得出令人信服的见解——“滇”同“颠”，“含自大之意。”

.我们引录这篇名曰《滇》的全文，来看一看袁嘉谷的考证之功：

滇，颠也，言最高之顶也。《说文》：“天，颠也。人之高顶为颠，顶之最高为天。”谚曰：“一日上一丈，云南在天上。”庄蹻由楚沅水溯流而南，及最高境，因号曰“滇池”。“滇池国”、“滇国王”、“滇王”皆含自大之意。《史记》：汉使者至滇，滇王问“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盖自战国迄西汉又数百年，而滇王自大之意，且露于言辞间矣！然今人之讥自大者，辄言夜郎而不言滇，可知滇有自大之资格。故《史记》云：“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山川疆土西南一奥区也。”《文选·上林赋》《文成颠歌》注引文：“颖曰文成，辽西县名。颠，益州。颠县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颠’与‘滇’同也。”《汉书·相如传》注作：“‘颠’即‘滇’也。”

此外，爨氏统治云南，大理国高氏世镇郡阐（今昆明）这一段数百年的历史，此前的史书记载或有空白，或不全面，对此甚为注意，着意搜集了若干史志、金石、谱牒等资料，加以融会贯通，袁嘉谷在《爨氏世家》、《爨氏之后》、《高氏世家》诸篇中，条理分明地清楚叙述了这数百年间的云南大局及政权的兴衰更迭。

在《滇绎》中，袁嘉谷还对云南的马哈只碑、孟孝琚碑、大爨碑、小爨碑、石城碑、祥光碑、德化碑等一些重要碑刻和宋代石幢、袁滋摩崖等古迹加以考据、论证，或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或订正一些讹传与不买之说。马哈只碑记载明代大航海冢郑和冢世与住址颇详。自《滇绎》问世后，中外学者提到郑和，或考察近代东西交通史，必然要援引袁嘉谷《滇绎》中的考证，其影响相当大。

自元明以来，出现了一些野史，神怪传说充斥其间，往往与正史相悖，一些学者也因其新异，轻率附和。袁嘉谷在《滇绎》中抨击《记古滇说》《滇载记》《南诏野史》等书不足为信史，指出：以伪乱真，乃史家大戒。他还根据史料论证了“白饭王、阿育王、张仁果大白国、白子国、建宁国、白崖国”等均属“凭虚结构”，与正史相悖。

袁嘉谷博闻强识，淹贯经术，胸罗万卷，且自家藏书丰富，“某事载某书，某语纪某卷，随手拈来，立可考证。”“其有可疑者，则博考群书，旁搜远证，务得精确而后已。”[7]故这类考证类的文章都写得确有分量，让人不得不信服。

第三类是记载类。袁嘉谷“至性纯笃，爱乡爱国爱人之念甚殷。人有一善，辄称说不辍。其著书也，于先贤文学德行有足称者，必竭力表彰，惟恐湮没逸闻轶事。”[8]充分体现了他的史学观点中关于“对各方面有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诸如‘开物成务者’、‘有功德于民者’、‘安内攘外者’、‘并育万物者’、‘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者’，都要‘慎考而详列之””的主张。“足以启邦人景仰先贤之心，而激发其爱乡爱国之念。”

凡滇事“未经乡先达纂辑者”、滇人中某方面或有成绩、或有影响者，袁嘉谷都尽可能地予以记载、辑录。但袁嘉谷是在“用赵瓯北札记之方面述滇事，即非燕说野史可比。”如书、画、诗、文方面各有成就的钱南园、傅岩溪、张紫琳、缪素筠、担当、沐昂、木公、苍雪、介庵、许白塘等人，刊印书籍传至日本、将石屏文化“远被海外”的陈履和，廉直为官的罗含章，辟边开矿的吴尚贤，清初滇名士22人，还有云南各方面的知名人士赵忠愍、王锡衮、杨绳武、毛给谏等，都有记述，以存之，表彰之。

云南地处边疆，各方面都较内地落后，历来外患严重，因此历代开滇、镇滇、治滇有业绩的将帅和官吏如庄骄、韩说、李恢、吕凯、吕祥、王逊、毛孟、赛典赤、沐英、金朝兴等人的贡献尤显得可贵，《滇绎》中对他们的事迹都有简要记述或评语，以致景仰之意。

而有关云南地方历史掌故者，袁嘉谷则“必录存之，以期保存”，如梁王避暑宫、昆阳海口、咸阳王墓、大德寺、官渡成化碑、安化公主坟、孙可望铸大顺钱、翠湖沿革、吴三桂的野园、永北棋子、三泊茶花等。还有一些人所不尽知的有关云南的诗、书、画集之事，如宋代之滇文、滇诗，永乐年间的滇中诗人陈郭、明沐昂纂辑的《沧海遗珠》（辑朱经、方行等21人的诗）等等，都尽力存录。

读完《滇绎》全书，读者的确可以感受到了袁嘉谷自己在《滇绎·自序》中用最简单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那份沉甸甸的恋乡誉乡之情——“滇，吾乡也。吾游数万里，觉可恋可誉之地，莫滇若焉。读《滇志》、《滇系》诸书，犹有管窥之助，因随笔之，名曰《滇绎》。愿以告同心之恋乡誉乡者。”

由于袁嘉谷如此认真，如此博学，如此发于爱乡真情，故《滇绎》完成之后，颇得读者好评，很多人读后都深为感动，不仅叹服作者的学识渊博，更激赏作者深沉的爱乡、爱国之情，同时也引发了自己的爱乡、爱国之情。昆明学者王灿这样写道：“灿，乡人也。读先生是书，亦与先生同兹恋爱之情，虽然岂独灿哉？吾知滇人读之，必起爱乡之观念；国人读之，或为修史所取材乎。”[9]

袁嘉谷对故乡云南的深情，在为《滇事拾遗》所写的序中，又再次流露得淋漓尽致：“雄哉滇疆，彪哉滇事。见正史者，麟麟炳炳无论。即一方著作，如《阮志》，如《滇系》，如《备征志》，皆继往开来之书。而荔扉，尤滇学派大宗也。近则有李山《温泉志》、璞安《续备征志》、迥楼《滇小记》、嗣尧《文化史》、臞仙《书画传》、《生日录》，粲然可观。余亦补古人所遗，辑《滇绎》及《滇贤遗像》、《滇贤遗墨》、《滇书画集》、《滇金石萃编》。丕钧侄《滇文化论》则考据兼论断，颇不为观者訾。小泉亦滇学派中人，又著《滇事拾遗》，取升庵、阮亭诸钜著，及近人所著之关系滇事者，百余种，千余条，注明原书，不加评语，成八卷。虽醇疵不一，亦有失之复、失之虚者，咎在原书，非抄录之失也。嗟夫，穷边牖下，斤斤于古乡之人之一言一行，一木一石，考古乎？辩讹乎？矜奇乎？逞博乎？同志著书岂如斯而已乎，抑使全滇人及全国之人知滇之可爱，知滇之当重，群策群力。滇存，吾存。吾存，滇存。以勿负此古滇矣乎！”

二、《云南大事记》

袁嘉谷关于云南历史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云南大事记》。这是袁嘉谷于20世纪30年代初，应云南通志馆的聘请而写成的。

1931年2月1日，省府成立筹备处，开始筹备成立云南通志馆。当时，省政府聘请了周钟岳为筹备主任，并指定张维翰、陆崇仁、龚自知、张邦翰、缪嘉铭这五位民、财、教、建、农矿的厅长为筹备委员，同时聘请了袁嘉谷、马金墀、顾视高、钱用中、秦光玉、吴琨、由云龙等13人为顾问，委派方树梅、何秉智为常务干事，主持处内日常工作。

筹备处确定了通志馆的任务：综合自云南文化初开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止的史志及档案资料，修一部通志。为有别于明清以来所修各志，定名为《新纂云南通志》；并同时征集民国元年（1912）至二十年（1931年）止的各种资料，为下一步续修宣统三年之后的云南通志作资料准备。

在周钟岳的主持下，经过半年的筹备，1931年9月1日，云南通志馆正式成立。周钟岳任馆长，赵式铭为副馆长兼编纂。聘袁嘉谷、由云龙、顾视高、吴琨、宋嘉俊、李根源、金天羽、钱用中、秦光玉、熊廷权、肖瑞麟、张华澜、张士麟、张鸿翼、丁兆冠、马聪、徐之琛、华封祝、王桢、金在镕为编纂；聘缪尔纾、方树梅、何秉智、解永年、夏光南等12人为分纂。各人按照纲目、分认门类，着手编纂。

编纂进程中，通志馆派方树梅于1934年间出省访求有关云南历史的文献，购回有关书籍三万余卷，为通志的编修增添了不少史料。至1935年岁末，各编纂、分纂的稿件大多交齐。[10]

袁嘉谷编纂的一书完成后，先有单行本，后收入《新纂云南通志》，编为卷一至卷六。

袁嘉穀著《云南历史大事记》

高国强、王燕校注

云南美术出版社2019年7月版

《云南大事记》与其他很多编年史相比较，有几个显著的特点[11]：

一是该书是一部完整的云南地方编年史。全书十四卷，分上古、中古、近古各篇，共记4268年史事，上自史前的尧时甲辰年，下迄清宣统辛亥年（1911年）。

二是该书的分卷有自己的特色。袁嘉谷的《云南大事记》集滇省通史之大成，就云南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来分析、综合云南历史，自立为一地位。它的分卷，不像其他的编年史那样以王朝年代的顺序来划分，而是以云南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的重要变迁为准：

其卷一为草昧未辟之时期：自唐尧至周显王，滇省于华仅为贡职之臣；

卷二为草昧初辟之时期：自周显王迄汉初，庄蹻开滇、旁池立国、汉民族始由中原移殖于滇；

卷三为文明肇始之时期：自汉武帝至汉献帝，通西南夷、设四郡、移巴蜀人民来滇、始兴学校辟地利；

卷四为滇人滇财辅助中朝之时期：自汉献帝迄晋武帝，蜀先主诸葛武侯经营南中、即南中著姓渠帅而任用、取南中财赋以实益州；

卷五为移滇汉族文化经济成熟自立自治之时期：自晋武迄梁武，置宁州设刺史校尉，滇省始由益州刺史辖治之下分化而为一独立之政治单位，著姓大族崛起，南中人士彬彬称盛；

卷六为滇省汉人自治之极盛、且与土人同化而为白人之时期：自梁武帝迄唐玄宗，爨氏世为刺史，郡守东西二境，黑白分立；

卷七为南诏始末卷；

卷八为郑、赵、杨三氏嬗递卷；

卷九为白人独立自治之时期，大理段氏兴亡中间朝章国典自成一系，佛学文学特放异彩；

卷十、卷十一为滇省由自立而统一、自闭关而交通之时期，元、明两代设省经营；

卷十二为吴三桂分镇之时期；

卷十三为人文嗣兴、改土设流，以迄汉、回斗争敉平之时期；

卷十四为越南割裂、外侮纷乘，以迄辛亥革命滇士光复之时期。

三是严加考证史料，体现出正史的严肃性与可信性。云南的地方史一直不够完善，不够严谨。自元明以来，多为野史干扰，难以见到可信度很高的正史。袁嘉谷在修撰国史时，就强调“材患不博，博患不择”，故此次编纂《云南大事记》时，“采摭甚多，而别择亦甚严”，且不受野史影响，排斥神怪之说，对于云南的建置沿革、风俗衍变及政治得失，都经过一番详实的考证，“灼灼照见真相”。袁嘉谷曾说，“修史，患识不明，又患不公，不明不公，则私矣。”他的这一观点在此次编纂《云南大事记》时，又身体力行，表现出“明”与“公”。

四是该书在取材方面相当慎重，可谓“精审赅博”，重在表彰滇南数千年文化。该书采经史传志、地方志以及金石、文字杂记、笔记约数百种，列其重要者为纲，纲下叙述其有关的文献，以见其详；皆注明出处，事有错误淆乱者，则加按语订正。袁嘉谷认为中国旧史详于朝廷制度，略于民间礼俗；只有《史记》多言民事，千古称赞。而今还宜“扩而充之”，更多地言及民事。于是，《云南大事记》不拘泥于政治之变迁和一姓之兴亡，而于社会文化特别注意，如历代人口之变迁，晋宋间南中大族世宦之发达，汉唐宋元间云南与缅甸，越南之交通，汉晋间滇人之经术，滇土之选贡，南诏、大理之佛学，汉武帝、阁罗凤、明太祖的移民政策，南诏子弟之就学成都，高氏之求经籍，汉唐以来滇人的词章文艺，均一一详述，以见云南人民生活的真相。

由于具有以上几方面的长处，袁嘉谷的《云南大事记》成为了一部编年体地方史书的佳作，赢得文史界和社会的好评。何尔钊在《云南大事记书后即以纪念》一文中作了如下剀切的评价，颇有代表性：

尝谓以非滇人而志滇事，类多，隔膜，无裨实际；以滇人而志滇事，自必亲切，足资考据。若夫爱滇之人而志滇南数千年之史迹，其致力之深有非吾人所可企及者。越裳献雉，庄跻开滇，邈矣远矣。秦汉以降，史不绝书，逮至唐宋，与中土隔绝，迄无专书记载。元设行省以迄明清，风土人物不逊中州，只以交通阻塞，无由表襮于世。往者松江倪蜕翁先生《滇云历年传》一书，虽称赅博，究以客观立言，仅至清初为止；赵州师荔扉先生《滇系》、浪穹王乐山先生《云南备征志》，厥为有功滇省文献之作；至昆明王畴五先生《滇乘》二十五卷，惜只著录而已；此外一鳞一爪散见群书，向无专载。石屏袁屏山夫子湛深古史，爱滇成癖，尝言“滇存，吾存；吾存，滇存。凡吾滇人万众一心。”……着《滇大事记》一书，分上古、中古、近古各篇，断自清运告终，参稽典籍，重在表彰滇南数千年文化，有本有源，始终一贯。听夫子之教，以读夫子之书，爱滇之心不禁油然而生。是夫子不独以爱滇之滇人而志滇事，且使听之读之者，悉相率而为爱滇之人，以发扬光大滇南文化。书之光，即滇之光也。夫子亦千古不朽矣。

《云南大事记》“打破封建王朝体系，不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而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纲，注重经济文化、民情风俗、地方掌故的记述、考证和评价”[12]的这个特点，再次明确地体现了袁嘉谷一贯主张的“深合平民精神”的治史观，又一次充分地说明了袁嘉谷对自己的治史观是身体力行的。

与《滇绎》同样感人的是，袁嘉谷在《云南大事记》的“卷首小引”中，仍满怀深情地说了这么一句刻骨铭心之话：“滇之人，生滇爱滇，将以保永久之滇，不得不考古之滇，以兴将来之滇。

三、《石屏县志》

袁嘉谷另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是他前后历时二十多年，最后于1936年完成的《石屏县志》。袁嘉谷这次纂修的《石屏县志》为石屏县历史上的第七部县志，人称“民国《石屏县志》”，也有人称“袁志”。

编纂地方志，以“资政、教育、存史”，这是我国二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的优良文化传统。作为“文献名邦”的石屏县，在袁嘉谷这次修志之前，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开始，石屏县地方志的编纂，先后进行过六次。

第一次是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间，由知州萧廷对纂修的《石屏州志》。当时石屏划制为“石屏州”，乃“迤东名区”。举人出身的江西泰和人萧廷对由国子监助教出任石屏州知州。他“政宽守洁”，在任期间“治绩卓著，兴学课士，”先后兴办了五亩书院、张本寨书院、秀山书院，又“筑堰塘以兴水利”，“置三社仓以储粮备荒”，深受士民爱戴。萧廷对纂修的《石屏州志》共分图说、官师、选举、沿革、星野、疆域、节孝、营缮、户口、赋役、哨守、艺文等12卷。

第二次是明天启五年（1622年）石屏知州顾庆恩续修的《石屏州志》，书成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距前志30年。贡生出身的江苏吴江人顾庆恩，“博学能文，治政宽大，重文教”，由澄江通判调署石屏州，治绩斐然，被列为十公祠名宦之一。他在续修州志时，“搜故迹，访遗踪，残者修，缺者补，续30年来未书之典籍，增奇观一卷，叙山水之奇，湖山之胜。”

第三次是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石屏知州程封主修的《石屏州志》，距前志45年。拔贡出身的湖北江夏人程封，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署石屏知州，“时逢朝廷颁布纂修国史，诏谕地方修志。于是搜罗逸事，剪陋采幽，增旅途一卷、志补一卷。后续志者张毓瑞赞颂其‘文质适均，体裁整而义例详’。”

第四次是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知州、岁贡出身的湖北江陵人张毓瑞主修的《续康熙石屏州志》，书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距前志26年。

第五次是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知州管学宣重修的《石屏州志》，距前志60年。参修人杨正春、张坦、刀卫、罗元琦、任聚仁等19人。本志“集前四次所纂志本之大成，并集许贺来、张月搓所纂志稿，广为访益，综核考定而编纂成书，全志七册，分舆图、天文、地理、沿革、建设、学校、赋役、官师、典礼、人物、艺文、兵防等十二志。”进士出身的江西安福人管学宣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由湖南常德府调任云南丽江府，后调署石屏知州。“修建城池，重修文庙，建树不少。”

第六次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石屏知州吕缵先（监生出身的四川长寿人）主修的《续石屏州志》，距前志21年。参修人赛玛、刘志传、罗元琦、罗勤恩、罗荫恩等10人。增官师、选举、人物、艺文志若干篇。

距前志156年之后，到1936年冬天，由袁嘉谷主纂的民国《石屏县志》杀青了。该志上续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下迄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留下了丰富的地方史料，无论篇幅、内容，还是体例，都远远超过了前六部志书的水平。[13]

早在1912年春天，袁嘉谷离开浙江回到石屏时，与同样是才离任归里的陈鹤亭（先后任湖北省天门县县令、黄陂县县令）、丁兆冠（曾留学日本、归国后钦点为内阁中书、先后宦京城与四川）等几位极热心家乡文化事业的石屏俊彦一道谈及修地方志之事，几位都有同样的看法：自石屏知州吕缵先1780年主修过《续石屏州志》后，迄今已一百多年了。其间又经历了许多历史变革，新的史料甚多，“治国者，以史为鉴；治郡县者，以志为鉴。”此时，应该是重修石屏县志的时候了。而且我们几位现都已闲归故里，要重修县志也有人才了。

其他几位认为，尤其以袁嘉谷这样的学识才干及其任编译图书局局长的经历来纂修一部新的县志，是完全可孚众望的。新修县志的总体水平一定能超过以往七次所修之县志的水平。大家公推袁嘉谷为此次新修《石屏县志》的主纂。

素来爱乡爱屏的袁嘉谷，想到“桑梓才众，不能不迟迟逊谢”，但其他几位坚持请袁嘉谷挑起这副重担，不要再谦让了。他们对袁嘉谷说：“肩斯任者咸以非先生莫属！”于是，袁嘉谷也就不便再作推辞，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独力纂修《石屏县志》的重任。正如他后来在《石屏县志》“序”中所说的：“石屏县者，吾父母之邦也。志学之始，跬弗离，立年以前，岁必归省。今老矣，东西南北，梦寐弗忘，大之则上下万古，纵横千里；小之则一木一石，一人一家，莫不深宝爱之情，联亲密之契，而忍言不与闻、不与修乎？”

于是，袁嘉谷在经过一番周密考虑后，拟订了体例和纲目，提出了全志的结构框架：拟设天文、疆域、沿革、山川、建设、艺文、艺文附录及杂志等17个分志。这个结构框架得到陈、丁几位的赞同，袁嘉谷接着就开始动手了。他先集中精力撰写其中一个分志《沿革志》，前后用了两个月工夫，完成了《沿革志》的初稿。这件事，也正应了袁嘉谷自己“林泉书史”的心愿。

为修好县志，袁嘉谷不辞辛劳地深入采访，搜集资料。近处自己亲往，走访乡人；远处则发去信函，广泛询问，征求意见。袁嘉谷用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来纂修《石屏县志》，写的稿子都堆了很高。但由于该志属鸿篇巨制，篇幅太长，袁嘉谷因多种原因，在此后的二十来年里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尽管已经写下了不少初稿，“积稿盈箧”，但始终未能全部完稿。其间，袁嘉谷因先后应蔡锷、唐继尧、龙云之聘，担任过省里的参议、顾问、高等顾问等职务，又经历了一些家庭变故，还花了极大的精力在东陆大学讲学、培养大批人才，并撰写了其他多部著述，故纂修《石屏县志》的进展不快。

到了1936年开春，袁嘉谷“自顾衰废，念国史、省志以逮他县之数十志均有微劳，而故乡尚未成书，慨然奋发，举历年旧稿理而董之，但问损益，不问难易，近资同志，远函乡人，质诸乡父老子弟，正其误，补其阙，证其同，区区之心，其可谓毕乃事乎。”[14]

1936年这一年的大多数时间，袁嘉谷都是在抓紧时间纂修《石屏县志》。大学放暑假的这段时间里，袁嘉谷不顾气候炎热，都在省图书馆里埋头纂修。他在昭通教书的高足张连懋暑假期间来到昆明拜望他时，都是在图书馆里会面的。张连懋清楚地记得：“赴省谒先生，二十五年（1936年）暑假，多于图书馆内厅会晤，时先生正纂修《石屏县志》。”[15]

在袁嘉谷呕心沥血的辛勤努力下，《石屏县志》全志的纂修工作终于在这年冬天完成了。全志分十五门，共四十卷，装十四册，除序、图而外、设天文、疆域、沿革、山川、建设、风土（以上各一卷）、学校（二卷）、职官（一卷）、人物（四卷）、户口、金石、物产、赋役、土司、艺文（以上各一卷）、艺文附录（二十卷）及杂志（一卷）等十七个分志。

与旧县志相比，这次新修的县志有如下几方面较大的改变：袁嘉谷考虑到因“沧桑变易”，旧县志中的地图已不适用于当今的情况，故另代之以中国全图、云南全图和石屏全图；因“地方沿革关系政教风化之因革损益，故博考经史志乘，搜罗靡遗，纲举目张，秩然有理”；旧志中的祭器、乐章因“载有专书故”，便全部删去；因“五土司为石屏屏蔽、金石为文献考征故”，便将五土司、金石各增为专卷；考虑到石屏为滇中文献名邦，自开辟以来，便著作不断，于是在《艺文志》内仿《汉书》体例，分类罗列石屏人的著作；而历年搜集选录的诗词文章，因“篇卷浩繁”，另外收录为《艺文志附录》，分若干卷。这几方面，都是这部新县志的特长。[16]

完稿之后，袁嘉谷在《石屏县志·序》中深有体会地这样坦言道：“难莫难于一国之正史，折衷（中）于孔子，推扬于马、班，继者纷纷，迄《明史》，而论渐定。愚修《清史》，损益可知，盖难而易矣。难莫难于一县之新志。空言体例，推子元（玄）之《史通》，实斋之《通义》；实行著述，推子尹之《志遵义》，对山之《志武功》。顾善则善矣，谓其尽协于至理，尽惬于吾心，可乎否乎？愚与石屏修县志，损益递更，盖难者仍难，将以难而仍修，是亦不可以已乎。将以难而不修，又有大谬不然者。”

最后，袁嘉谷谦逊地说：“抑椎轮大略，自愧非才，踵事增华，谅有同志。姑成初稿，以待将来作者之善作，述者之善述云尔。”

接着，又在“凡例”中再次表达了这个意思，说：该志所记“共百六十年，遥遥岁月，字字丹铅。报乡有心，负山无力。如其大成，以俟君子。”

虚怀若谷的袁嘉谷还在“凡例”中这样说到：“编书缮书，吾尽吾心。近二年中，群策群力。”“巍巍大厦，一木难支。赞吾成书，实赖群力。”接着，袁嘉谷列举了支持、帮助本志成书的张榛舆、李梧轩、陈鹤亭、丁又秋、胡珍府等二十余位人士以及门人陈少铭、李如坤、于乃仁、于乃义，还有自己的弟弟嘉璧和自己的儿子丕佑。

袁嘉谷是石屏文士中的佼佼者，作品甚多，但他在自己作为编纂者的这本县志中却很少收录自己的作品。对此，袁嘉谷在“凡例”中是这样说的：“各属通例收生存人之著作，于编书人尤嫌泛滥。鄙人不佞辜负乡山，不收自作，以示无我。间有关者，略为旁注。敬恭桑梓，敢谢栎樗。”由此足可见出袁嘉谷的品格了。

本书的刻印经费得到了石屏富商李恒升的鼎力支持。因篇幅甚大，经费以数万圆计，但历来热忱赞助地方教育公益慈善事业的李恒升仍慷慨解囊，捐资印行。袁嘉谷在全书扉页特别注明“邑人冷李恒升先生捐资印行”字样，并在“凡例”中强调说：“李君恒升概捐斯款，列名简端，垂诸永远。”

开始计划刻木板印刷，但所需时日过长。后改为排印，并请上海印刷工人操作。这样，成书时间就比刻板要快一些，质量也要好一些。可惜，遗憾的是，袁嘉谷在1937年底逝世之前，仍未能看到自己历时二十余年编纂的《石屏县志》成书。直到1939年，该县志才得以面世，共印了一千册。此时，袁嘉谷已驾鹤西去两年了。

《石屏县志》卷首有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写的“叙”；卷末有石屏人士陈潜及门人李克文分别写的“跋一”“跋二”。

龙云在“叙”中感慨地说道：“修志之不易，而良志之尤可宝贵也。石屏袁树五先生兴修国史夙擅三长，滇中新修省、县志多参与其役。地之僻远者，亦（抑）或就以取正。而于石屏文献，网罗搜集垂数十寒暑，晚乃董理丛稿编纂成志。举百八十年之废坠，而增补恢宏之，成四十卷之钜制。甫蒇事而国难剧，先生遽以忧国殁。”

龙云高度评价袁嘉谷及本志，曰：“余披览其书，取材博简别精，叙事赅括绵密，而于治乱兴废之所从由、人俗仪节之所当沿革者，尤三致意焉。观其自叙，爱乡热情溢于言表。离自比于大辂之椎轮，洵方志之良足为治化之借鉴者也。石屏为滇省文物名邦，数百年以还，经明行修、弁冕儒林之士，往往出及其间。而其风俗尤淳笃悫愿，虽妇孺仆隶亦多节烈可纪之事。是书之出又且以激励人心，为世教垂范也。往者设立省通志馆，余既聘宿儒主之，又厘定纲目草案，令各县局纂修志书，欲其条例划一大小并成，以窥夫全省之政俗。今通志已计期杀青，而县局之应者寥寥，盖不仅文献难征，毋亦史才不易得，而醵资设局难底于成耶。先生乃以一人之力，成此钜制，此诚足参史乘，不徒备诵训之典而已。”

李克文在“跋二”中特别推崇道：袁嘉谷先生纂修的《石屏县志》“当世以为编辑之精、搜罗之富，当推滇省各县志之冠云。”这的确不是溢美之言。通观云南全省民国期间编纂的县志，确实没有哪一家的总体水平达到或超过民国《石屏县志》的。

注释：

[1] 夏光辅：《简论袁嘉谷的学术成就》，《研究集刊》1982年第一期。

[2] 王家亮：《滇绎·跋》。

[3] 王灿：《滇绎·序》。

[4] 孙树礼：《滇绎·序》。

[5] 夏光南：《滇绎·书后》。

[6] 王灿：《滇绎·序》。

[7] 王家亮：《滇绎·跋》。

[8] 李士厚述“遗着提要”，见《袁屏山先生纪念集》卷三第十一页。

[9] 王灿：《滇绎·序》。

[10] 见李景煜：《我们是怎样整理出版〈续云南通志长编）的？》，《西南古籍研究》，1986年，总第二期。

[11] 这一部分参见李士厚述“遗着提要”，《袁屏山先生纪念集》卷三第十三页。

[12] 夏光辅：《简论袁嘉谷的学术成就》，《研究集刊》1982年第一期。

[13] 以上修志情况见车俊谦整理：《石屏县八次编纂地方志情况简介》，《石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183-185页。

[14] 袁嘉谷：《石屏县志》序。

[15] 张连懋：《袁树五先生轶事》，《袁嘉谷专辑》11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6] 见李克文：《石屏县志·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