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通名“弄”的时空演变
■作者简介
胡云晚
湖南洞口人,文学博士,浙江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方言、新媒体语言、汉语国际教育。
邬立帆
湖南衡阳人,浙江科技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地理语言学、词汇史。
■提要
地名通名“弄”主要有三种演变路径。小巷义的“弄”源于汉语,为吴语特征词,集中分布于浙江、苏南、上海。宋以前,“巷”的吴语方音读如“弄”,吴语与官话同形异音。至迟于南宋,“衖”“衕”开始记录“弄”,吴语官话分流,“弄”“巷”异形异音。“弄”在浙赣移民迁徙的路线上留下痕迹,散见于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福建等地,是现代南方方言区形成的缩影。山谷义的“弄”为“巄”之讹变。还有部分“弄”传承于百越语或其他语言。“弄”的分布与演变映射着语言的不同历史层次与接触关系,有助于理解区域文化变迁,为地名规范、地名考证工作提供了一定参考。
■关键词
地名通名“弄”;语言演变;语言竞争;地理语言学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3年第2辑,第96-107页,注释从略。
据《中国地名通名集解》记载:“巷:街里中的道路。胡同。直者、大者为街,曲者、小者为巷”;“弄:〈方〉小巷、胡同。(1)用作巷名,主要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2)用作自然村落名称,分布同(1)”。语义上,“胡同”“巷”“弄”构成同义词。《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与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收录了各地方言对普通话“胡同”的叫法。“弄”(包含“弄堂”“弄子”等)主要分布于吴语、闽语、赣语、湘语、江淮官话等区域。那么,“弄”分布的历史动因是什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又反映出怎样的地名演变规律呢?
关于“弄”的起源,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源于“巷”之音转说。顾炎武指出:“‘弄’者盖‘衖’字之转音耳,今江南人犹谓之‘弄’。”陆宗达、王宁认为,吴语区称里中小巷为“弄”,其称甚早。《南史》“萧湛接郁林王出,至延德西弄弑之。”“弄”即“巷”,字本作“衖”,本读喉音,后变为舌音,才写作“弄”,北方的“胡同”原写作“衚衕”,是“弄”的缓读。任继昉通过汉藏语系亲属语言对比等方式,将“巷”的上古音拟写为带复辅音的glong,由此演变出gong“巷(衖)”、long“弄(衖)”、ga tong“胡同”。王越认为,“巷”“衖”古字通,读如“虹”,有相连畅通的意思,“弄堂”与“胡同”系古“巷(衖)”音转后的南北两音。张翼认为,唐以前,“衖”为“巷”的异体或古字,宋元之际,“衖”开始记录“弄”,应当是一种训读。
二是源于百越底层词说。胡续发认为,壮语中的luengq(语音变体为rungh)是个基本词,指沟道、巷道,在地名中指土山之间或山岭半腰处于群山(峰)环抱中的大块平地(连同村庄),与吴语、闽语中的“弄”都是百越底层词。周宏伟认为,两道山体间较宽且低平的长形谷地,在湖南用“垅”“崙”“弄”等字记音,与广西“龙”“弄”等字同源,均源于古百越语的地名通名。
上述两种观点各有一定道理,后者即“弄”源于百越底层词的几率更低一些。李锦芳认为,判断一个地名是否为百越地名有三条标准:一是这些地名出现在百越居住区;二是通名冠首的齐头式;三是汉语难解而与壮侗语言、壮侗语地名相通。据此推断,湖南“隆回”、广东“龙川”等政区地名的确有源于百越语的可能,然而,如果立足于语言学语音语义演变角度进行考察,大部分街巷义、山谷义的“弄”作为基层地名,并不完全符合这些标准。本文将充分利用方言与地名调查数据,结合历史文献,考察“弄”地名的分布、形成与释义,揭示地名背后的语言传播路径和演变规律。
一 “弄”的空间分布
“地名通名”是“地名中用于说明地名类别的通用名称”。方言区内常见的特定语词,是组成通名的一部分,如“厝”“坞”“岙”等。地名数据制图可以得到相关地名的空间分布范围,揭示区域通名的高频词汇特征,为方言研究提供支撑。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共采集地名1320多万条,民政部据此建成国家地名信息库。地名是记录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以该信息库数据为基础,获取地名通名“弄”的分布密度与范围,可用于考察其时空演变规律。
我们以“弄”的本义为样本提取标准:即“弄”表街巷(小巷)且后置于地名,同时,将少数民族语言区音译地名排除在外。基于此标准,街巷义“弄”的地理分布数量可展示如图1,该图以地级行政区和直辖市为单位呈现统计结果,图例表地名数量。可以发现,“弄”的分布与《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及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所调查的情况基本一致,主要分布于南方,浙北、苏南数量最多,浙南、赣东北、闽北次之,皖南、鄂东南、湖南等地最少。
图1 街巷义“弄”地名的地理分布数量示意图
说明: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5218号)绘制。
地域特征是同义语词混用的重要动因。从语言使用角度看,“弄”和“巷”容易发生混用。因此,一座城市“弄”与“巷”的地名数,一定程度反映出二者的语言竞争关系。我们以分布“弄”的城市为样本,统计其“巷”的数量,并计算“弄”与“巷”的比值,结果呈现如图2。
图2 “弄”“巷”表街巷地名数量比值示意图
说明: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5218号)绘制。
图2表明,在街巷使用“弄”还是“巷”的问题上,吴语太湖片的城市均倾向于“弄”。特别是上海、嘉兴、舟山,“弄”的数量分别为“巷”的35.75倍、30.14倍、19.82倍,优势明显。杭州、苏州、宁波、湖州、绍兴等城市,“弄”的数量均在“巷”的2倍以上。吴语区外,仅景德镇一地“弄”呈优势。可见,“弄”在吴语区具有更为明显的竞争优势。吴语区内部,太湖片的优势又明显强于其他片区。在“弄”处于劣势的地区,福建南平、宁德、福州,江西上饶、鹰潭,较之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弄”又具相对优势。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三点结论:(1)“弄”的地名分布与方言使用基本一致;(2)表街巷义的“弄”在吴语区分布最多,绝对使用频次远高于其他方言区;(3)同义竞争上,吴语区的“弄”比“巷”更具优势,且优势明显。“内部大体一致、区外未见或少见的核心词和基本词可称为方言特征词”,我们认为“弄”是典型的吴语特征词,且以吴语太湖片为最。
二 “弄”的历史演变
那么,“弄”在吴语区的空间分布优势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将通过考察其历史演变过程来寻找答案。
街巷义的“弄”无论产生于何时,受地名命名机制的影响,宋以前,都只有存于口语的机会,难以作为地名出现。因为宋以前,城市实行里坊制,街区地名多以“坊”命名,直到宋代,里坊制变为街巷制,“巷”的地位空前提升,街中小巷得以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来。下面,我们将结合“弄”是吴语特征词的论断,进一步考证“衖”“衕”记录“弄”始于南宋时的吴语区。
(一)杭州:南宋“衖”“衕”并记“弄”映射官话强势入吴
南宋淳祐《临安志》和《澉水志》等地方志中,存有用字形“衖”“衕”记录方音“弄”的现象,部分摘录如表1。
表1 南宋地方志记载的部分地名
可见,至南宋中期,苏州的地名尚未收录“衖”。按照“弄”是吴音的说法,这些地名中的“巷”在当地方言的读音可拟写为loŋ。南宋后期,杭州、海盐的地名,“巷”之外,还出现了“衖”,说明“衖”与“巷”不同音。由此,我们推断,此时“衖”读如吴语方音loŋ;“巷”则保留官话读音,据《广韵》“巷”为“胡绛切”,高本汉、王力、董同龢均拟之为ɣɔŋ。此变化应与宋室南迁带来的语言接触相关。南宋临安城内,北方移民人口数倍于原住吴语居民,他们带来的北方话与当地吴语交融,形成日后的杭州话方言岛。由此可知,北方移民称“巷”使用官话,吴语原居民称“巷”使用吴音。语音的分化,使得人们着手使用另一字形来记录吴音。“衖”作为“巷”的异体字,用于记录“巷”的吴音,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同时,受语言精确表达机制规约,“衖”“巷”混用时,为避语义重复,“衖”多倾向于“小巷”义。该关系可据诸地名探知,如咸淳《临安志》:“临安今为天府,有坊以天井名,旧矣,土名亦谓天井巷。窃意衖中有井,从古而然,望宝月山黑龙潭不远,最承天雨,异于诸井,故以天井名之。”可见“衖”应为“天井巷”中的小巷。
值得注意的是,淳祐、咸淳二志部分地名使用了“衕”而非“衖”,我们认为“衕”是“弄”的又一方言用字。《说文·行部》:“衕,通街也,从行,同声。”《山海经》有“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衕”和“食之已痔衕”的记载,此处“衕”的语义为“下”,分别指“腹泻”和“痔漏”。此二例外,宋代以前的文献,“衕”只见于字书,无更多语言生活用例。南宋起,“衕”见于多部浙江方志,如嘉定《赤城志》的麻车衕、开庆《四明续志》的朱家衕。咸淳《临安志》在“山川”下单列“衕”,其地名多位于临安城郊的山间,如东山衕。又如淳祐《临安志》对凤凰山的描述:“第二峰有白塔,塔西有小径,青石崔嵬,夹道皆峭壁,中穿一衕,通人往来,名曰石衕。”可见,此“衕”应指山石间的通道,与“衖”的“小巷”义接近。语音上,“衕”为《广韵》定母字。在今吴语(安徽泾县)、赣语(江西都昌)、湘语(湖南洞口、涟源、桃江、沅陵、汨罗)、闽语(福建建阳、武夷山)中,均有定母字读如边声母的现象。由此推断,中古时期的“衕”在南方有读如“弄”的可能。语义、语音及字形的相近,使“衕”和“衖”逐渐发生混用,“衕”亦被用于记录“弄”之读音。淳祐《临安志》指东山衕“内有仙姑山”,而在关于仙姑山的描述中,指其“在钱塘门外东山衖”,可见东山衕、东山衖实为一地,即今杭州东山弄。咸淳《临安志》盛家衖、盛家衕亦实为一地,即今杭州盛家弄。后世“衕”记录“弄”的案例更多,清代《景德镇陶录》载有景德镇地图,图中可见火烧衕、监生衕、斗富衕,今存斗富弄。景德镇今陈家弄,存有光绪年间“陈家衕”石坊。现存地名中,亦有少量“衕”表“小巷”,如:罗源县鼓亭衕、建宁县汤家衕。同时,今北方所称“胡同”由“衚衕”简化而来,与南方的“衕”语义相同,当非巧合。
综上,杭州地区,“衖”“衕”记录“弄”指称“小巷”始于南宋,轨迹清晰可循。
(二)苏州:明清“巷”“衖”竞用实为官吴竞争
明清地方志对“弄”(“衖”)的使用有更多解释,详见表2。《横溪录》中“城曰巷,乡曰衖”,进一步印证了“巷”“衖”之别包括使用地域或使用主体的不同。如此区分的原因,应与城内官话使用所占比重更高有关。《沙头里志》《直隶太仓州志》《桐桥倚棹录》说明“衖”是俗称,义为分巷、小径。《昆新两县志》所提“凌志”指南宋凌万顷主纂的《玉峰志》,说明南宋尚“有巷无衖”,清代则“巷皆称衖”。
表2 明清地方志关于“弄”(“衖”)的记载
明清以降,吴语区“衖”替换“巷”趋势明显。《直隶太仓州志》记载:“坊以聚民,巷以通道,义各有取也。近人以交衢为街、僻径为衖,莫问坊巷之名矣。兹仍旧名,使无忘旧章也。”可见,尽管方志仍记录“坊”“巷”等旧名,但“衖”已成为语言生活的主流。苏州的地名变迁情况,也反映了“衖”的普及,部分地名变迁摘录如表3。
表3 苏州部分地名变迁情况
依表3,明代的地名通名“巷”,清代有少量改作“衖”;至民国,“衖”普遍成为“巷”的俗称;发展至今,这些地名如若沿袭旧名,则均作“弄”。这说明,清代后期,苏州将“巷”称为“衖”的人越来越多,最终导致地名用字的更改。该变化受官话吴语间长期竞争的影响,直接动因则是苏州人口的重建。明清时代,苏州为全国经济中心,天下商贾云集。太平天国战争使苏州经济遭受重创,人口流散。曹树基的研究表明:1865年苏州府人口较1851年锐减65%,此后的人口增长无移民介入。由此推测,太平天国战争后,苏州外地人口的流失与本地人口的增长,导致官话使用比重下降,吴语使用比重上升,“衖”的使用频率因而超越“巷”。
(三)舟山:“弄”的独用实为吴语独大
今浙江舟山市定海区和岱山县,表街巷的“弄”分别为91条、302条,无“巷”。据舟山本地人所述,定海话(吴语太湖片甬江小片)无“巷”音,“巷”一律称“弄”[loŋ13]。然而,苏州、杭州等地,“巷”“弄”有别。南宋乾道《四明图经》是关于舟山最早的志书,记载有:“石弄山,在县东北九百五十里,山石玲珑,东西相悬,人可出入。”该描述表明,“石弄”即“山石间的通道”。《四明图经》成书于1169年,比使用“衖”“衕”的淳祐《临安志》早81年,“石弄山”之“弄”应为人们知其音义而不知字形,采用俗字记录方音的结果。元代大德《昌国州图志》,同一地名已被记载为:“石衕山,在海之东北,有石玲珑,故名。”从而说明,当杭州这类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开始使用“衕”后,受其语言地位影响,字形上,临近的舟山也开始用“衕”代替其他俗字。舟山地处浙东海岛,交通闭塞,山川阻隔,受其他方言的影响相对较小,未能如苏杭那般受到官话“巷”的明显冲击。长期以来,舟山人知“衕”而不知“巷”,因而造成“衕”(新中国成立后统一规范为“弄”)在舟山地名使用比重极高的语言事实。
综上,吴语区“弄”的演变轨迹,可梳理展示如图3。
图3 “弄”的历时演变示意图
图3表明:南宋以前,吴语区“巷”音“弄”,字形“巷”。由于移民造成的语言分化,“巷”在杭州等城市出现了官话和吴语两种读音。至迟于南宋,“衖”开始记录“弄”的读音,并分化了“巷”的语义,“衖”指“小巷”。此外,原指“山石间通道”的“衕”,开始与“衖”混用。在受官话冲击较小的地区,如苏州,该变化显得不太剧烈。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接触不断发生,至明代,苏州已形成“城称‘巷’、乡称‘衖’”的局面。清代后期,随着吴语使用比重的提升,“衖”的语音优势导致地名“巷”更名,形成了当今苏州的“巷-弄”地名格局。在官话影响微弱的地区,如舟山,“弄”(“衕”)的读音长期占据优势,导致从方言到地名,都难觅“巷”的痕迹。这些现象的本质是官话与吴语在不同地域所占优势的区别。
三 “弄”的扩散路径
街巷地名的产生,与街区建筑的修建关系密切。建筑边界一旦确定,街巷格局自然形成。因此,以语言接触为媒介,移民活动带来城镇、村镇的发展,促进了“弄”地名的扩散。“弄”集中分布于吴语太湖片,散见于赣语、湘语、江淮官话、闽语等方言区,应与移民视域下的方言接触史密切相关。
(一)逐次式西进江西、湖南
“弄”作为吴语的底层,保留在赣语中。在江西省,“弄”呈现东多西少、北多南少的格局,以东北部景德镇市、上饶市数量最多。
上饶市“弄”集中于广丰区、玉山县、铅山县、余干县,这些县市或直属吴语区,或地处赣吴交界,受吴语影响大,方言基本上称“胡同”为“弄”。广丰区现存50余条“弄”,其中五都镇六甲弄以“属叶姓开族第六房”得名。经查,五都叶氏始迁祖季植,宋端平间自歙县东门叶村迁永丰(今广丰)五都。说明该地名产生于南宋晚期及其后时期。铅山县河口镇,地处赣、浙、闽三省交界处,明代以降发展为商贸重镇。当地有“九弄十三街”的说法,地名信息库可查的“弄”有24条。万历年间,当地文人费元禄记载,“河口,余家始迁居时仅二三家,今阅世七十[余年],而百而千,当成邑成都矣。”可见,这些街弄地名的产生应在明中叶。上饶境内还有如徐家弄、郑宅弄、施家弄、洪家弄,均以明代居于此地的家族姓氏命名。
景德镇市“弄”集中于珠山区,即景德镇老城区,密集分布有200多条“弄”。景德镇属于赣语区厚弋片,方言把“胡同”称为“弄里”[luŋ42li0]。景德镇得名于北宋景德年间,北宋之前,景德镇街市尚未形成。南宋制瓷业进一步发展,景德镇城镇化进程明显,形成一定规模的街区。彭家弄形成于宋代,陈家弄、沈家弄形成于明代。这些冠以姓氏的地名折射出地名与移民的关系,景德镇的大量“弄”字地名,应为迁徙而来的陶工建立市镇时产生。景德镇移民主要来自周边的都昌、南昌、抚州、九江,未见来自浙江的记载。这说明,吴音性质的“弄”曾普遍流行于江西北部和东部。从语言发展史看,历史上江西东部应为吴方言区,由于之后北方移民迁入江西中部、北部,吴方言不断向东萎缩。方言接触研究表明:根据当今赣语在赣东北某些区域中影响吴语的一些现象,可以推测在相关区域发生过赣语对吴语的更替。通名“弄”的分布,犹如吴语深埋在江西的一颗化石,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景德镇再往西、往南,江西省内“弄”仅在南昌、九江、鹰潭有零星分布。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南昌、九江、新余等地称“胡同”为“巷”,但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中,这些城市也有收录“弄”的说法,如九江“弄儿”[loŋ21ŋar0]、南昌“弄堂”[luŋ21thɔŋ0]、新余“巷弄”[xɔŋ13luŋ33]。该现象说明,官话特征明显的“巷”和吴语特征明显的“弄”,在江西上述地区发生过激烈竞争,目前看来,“巷”已获全胜。因为一旦“巷”在地名格局中定型,“弄”的使用频次自然降低。但可以证明的是,历史上,该区域作为“吴头楚尾”,也曾广泛使用“弄”,只是随着官话的影响与赣语的发展,“巷”逐渐替换了“弄”,仅在紧邻吴语的赣东北,“弄”保住了一定优势。
“弄”跟随江西移民,西进至湖南。地名和方言使用上,“弄”多见于湘东、湘中、湘西片区。
地名信息库中,湖南省浏阳市有12条“弄”,分布在城区(原城关镇)和普迹镇。浏阳地处湘语与赣语过渡地带,东部山区还存有客家方言。方言调查表明,当今浏阳城区称“胡同”为“巷崽哩”[xoŋ21tsai24li0],可能是因为紧邻省会城市,受其强势方言长沙话侵蚀的结果。临近浏阳的醴陵和上栗属赣语区,均称“弄子”([ləŋ33tsɿ0]、[ləŋ31tsɿ5])。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兵破潭,浏遭歼屠殆尽。奉诏招邻县民实其地,则浏受害酷矣。”当时的移民大多来自江西。由于县城被破坏,元代曾迁治所于居陵镇,但因交通不便,明初又迁回原址。城镇的重建与人口的重构,浏阳方言被赣语深刻影响,地名中的“弄”当为江西移民带来,时代不早于明初。普迹镇地处浏阳城区、醴陵、上栗三地的中间地带,是江西商民西进路上的商贸重镇,曾建有祭祀江西地方保护神许真君的万寿宫。地名信息库记载,这里有一条“李家弄”自建集镇之初便已存在。普迹庙会“八月会”约始于明代万历年间,可以推测,普迹的集镇与“李家弄”的产生时间不晚于明中叶。
湘乡市老城区有“三街三巷十八弄”之说,地名信息库可查的“弄”有7条。湘乡方言属湘语娄邵片,称“胡同”为“弄子”[nɐn45ʦɿ0]。与浏阳类似,湘乡也在元明时期经历了人口的重构。“湘邑罹元末残寇杀掠之苦,村市多墟。三十年来,犹人不满土,而江右之徙家于湘(乡)者踵相接”。洪武年间,潭市易姓、鉴湖贺姓、托上刘姓,军山朱姓、横洲涧丁姓、学门前潘姓、城北张姓、龙潭王姓、华厦周姓、龙洞林姓、坪地冲胡姓、北门彭姓等均自江西迁入(或重新迁入)。明中叶,湘乡街区初具规模。万历四十五年(1617),“大水毁河街屋宇。案旧志自昆仑桥至县署后,合面街道房屋具倾中。”可见此时湘乡的街区建设已十分繁荣。同治年间的县志记载:“水衖子,即谭家巷。”“兆甲衖,即赵家巷。”此中地名有“巷”“衖(弄)”两说,当源于两种不同方言。湘乡今为典型的老湘语区,有学者认为是后期湘语从西南部侵蚀的结果。根据言语适应理论,移民言语适应可以是相互的,也可以是单方的。江西移民虽未改变湘乡方言的整体性质,但一定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特别是词语借用,在语言接触中时常发生。因此,从移民史、城建史、方言演变三方面综合来看,湘乡的“弄”为明初江西移民带来。整个湘中地区,与湘乡同属湘语娄邵片的韶山、双峰、娄底,以及属湘语与赣语接触区的洞口、隆回,方言中也有“弄子”“巷弄”等说法,其方言形成与明初以来江西向这些地方大规模移民关系重大。
湘西、湘西南多属西南官话区,地名信息库中可查凤凰县、麻阳苗族自治县分别有5条、6条“弄”。方言调查结果表明,沅水及其支流两岸多地仍有把“胡同”称为“弄”或“弄子”的说法,如:常德[laŋ35tsɿ0]、桃源[naŋ33nər0]、泸溪[loŋ213]、怀化[loŋ35tsɿ0]、麻阳[loŋ35loŋ0tsɿ0]、凤凰[loŋ214tsɿ0]。洪武三十年(1397),“常德府武陵县民言:武陵等十县,自丙申兵兴,人民逃散,虽或复业,而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邻近江西州县多有无田失业之人,乞敕江西量迁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上悦其言,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明初,大量江西人移民常德,使该区域方言带上了赣语的色彩。那么,“弄”是这一时期进入常德方言的吗?湖北鹤峰等地与常德同属西南官话常鹤片,却并无“弄”的说法,与之对应的是江西迁入该地的移民较少。从而可以推测,常德方言“弄”可能是明初江西移民影响的结果。沅水是明清开发西南地区的重要通路,沅水流域先后接受了以祖籍东部省份为主的军事移民、以祖籍江西为主的屯垦移民、以江右商帮为主的贸易移民,根本上改变了当地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如锦和镇,为麻阳老县城,现存有茶巷弄、会馆弄、杨家弄、滕家弄、唐园弄等(地名信息库未收录)。“县城自明洪武初筑土为垣,景泰六年毁于苗,成化八年······因旧基筑之。”可见,麻阳老县城的街巷格局形成于明代。对麻阳县140个移民氏族的调查表明,明代迁入者占59%,清代占20%;迁出地为江西的占45%,湖南省内的占38%。由此推断,麻阳的“巷”“弄”地名主要由明代的江西移民创制而成。凤凰与麻阳情况类似,街巷格局在明代形成。从方言研究角度,有学者主张将麻阳高村、中方泸阳、中方新路河称为“带有西南官话色彩的赣语”或者“带有赣语底层的西南官话”,将凤凰方言划为赣语洞绥片,进一步验证了该片区“弄”来源于赣语的可能。
对湖南上述地区的调查表明,使用“弄”的区域均在明代以及之后接受了以江西人为主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尽管湘南接受了大量江西移民,却只见“巷”,未见“弄”,这应与迁入方式和人口比例不同有关。湘南属补充式人口迁移,人口一代一代渐次迁入,语言容易被迁入地方言同化。因此,“弄”更为密集地分布于经历了人口重建的湘东、湘中、湘西一带。
(二)阶梯式北上湖北、安徽、河南
与湖南类似,移民浪潮使得“弄”向北扩散至湖北、安徽、河南等地。明初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使得鄱阳湖东侧的人口持续移民至安庆、庐州、黄州三府。河南东南部也在明初接受了大量江西移民。
地名信息库可查湖北蕲春县有3条、通山县有2条“弄”。蕲春袁家弄释名为:明代,江西袁氏一支来此地落籍,逐步发展,繁衍成一条街弄。湖北东南部普遍将“胡同”称“弄”,如:黄冈[loŋ35tsɿ0]、黄石[loŋ25tsɿ0]、黄梅[noŋ35]、蕲春[loŋ25ŋər0]、通城[nəŋ214],这些地方属赣语大通片或江淮官话黄孝片。方言研究证实,明初饶州府赣语是明初赣语怀岳片的直接祖语,江淮官话黄孝片是赣语怀岳片官话化的结果。如前文所述,上饶(古饶州府)为吴语强势影响的区域,可以证明“弄”由吴语进入赣语、继而进入江淮官话的扩散路径。
在安徽地名中,安庆市有7条“弄”,集中在岳西县;黄山市黟县有5条“弄”;池州市青阳县有2条“弄”。方言中,安徽西南部和沿江一些地方称“弄”,如东至[loŋ412]、宿松[loŋ21]、岳西[loŋ53]、池州[noŋ53than24]、铜陵[lom35tsɿ0];东南部称“巷弄”,如屯溪[xa5lan213]、绩溪[xo41nɑ~322]、休宁[xau55lan33]。皖西南大部属于赣语怀岳片,由明代江西北部赣语区人口大量迁入造成。这也说明皖西南的“弄”当来自江西移民。安徽沿江地带存有赣语、江淮官话、吴语的混杂现象,“弄”是明代江西移民带入还是吴语更早期的底层遗存,目前尚无法明证。安徽东南部黄山市为徽语区,普遍说“巷弄”,应与徽语区的“官-乡”双语现象有关。首先,江西移民很少进入徽州,而徽语与吴语又关系密切,说明“弄”当为徽语本土词。其次,随着宋明以来徽商兴起与徽州文风蔚然,徽州人同时掌握官话和方言,官话特征的“巷”与“弄”融为一体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河南东南部,信阳方言称“胡同”为“弄弄儿”[lɔu53lɔur0],光山县有熊衕、曹衕、李衕等20个带“衕”的地名,其中18处分布在平原地带或城镇之中,这些“衕”应由小巷义的“弄”发展而来,当为明初江西移民建立村镇时产生。
(三)融入式南下福建
浙赣移民南下,将“弄”携带至福建。“弄”在福州市、南平市、宁德市、三明市、莆田市分别计有97、87、37、7、1条。此外,福州市罗源县、三明市建宁县分别有25条和2条“衕”。方言中,福州[noyŋ242]、霞浦[lɛiŋ44nau21]、南平[loŋ55loŋ35]、三明[la~33]、莆田[laŋ11nɔu11]等20个方言点有如“弄”的说法,涉及闽语闽东、闽北、闽中、莆仙各片以及吴语区。地名和方言分布均体现出一个特点,即闽南地区没有“弄”也不说“弄”。从移民史看,唐末至南宋,浙江、江西的原住民持续迁入福建,既有军事式移民也有分散式移民。南宋起,福建便以人口外迁为主。据此推测,“弄”在福建的大规模扩张,始于五代十国时期。当时,闽国被灭后,闽东的宁德、福州属吴越国,与浙江属同一政权管辖,吴音强势;闽南属清源节度使政权,人口多为唐代中原迁入,言语为中原音。该政治形势是闽方言分化的一大动因,闽南语的河洛古语特征更为明显。今日“弄”多见于闽东、罕见于闽南,是该语言分化事实的缩影。此外,明清时期,闽北的延、建、邵三府和闽东北的福宁府因饥疫和战乱,浙赣移民纷纷迁入。浦城县作为福建的北大门,是浙江移民入闽的必经之路。今浦城县、政和县地名均有“弄”无“巷”,说明受吴语影响强烈。综上所述,“弄”在福建的扩散主要有两个历史层次:一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控制闽东;二是明清时期,浙江移民迁徙至闽北。历次移民入闽后,吴闽方言日渐融合,“弄”随之融入闽语。
四 “弄”的引申、讹变与混用
通过方言和地名结合的方式,我们基本厘清了小巷义“弄”的传播途径。但是,地名通名“弄”还可表居民点或其他语义,这又是怎么发展而来的呢?我们认为尚有下述三种情况需要关注。
(一)由小巷义引申而来
词义的演变有词义扩大、缩小、转移三种结果,我们认为,“弄”由小巷义发展出居民点意义,属于词义扩大类型,为引申演变方式。因为“由一事一义推延而及他事他义”的引申,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词音借用现象。古代移民到达新地点生息繁衍,随着聚居规模的扩大,出于交际需要,必然得为居民点命名。此时,人们可以有多种选择,如山、湾、岭、街、市等地理实体,其词与音均可用于表达居民点意义。然而,具体采用哪种通名,则与客观事物与心理认知的距离远近相关。巷弄产生于建筑间,建筑越多,巷弄越多。因此,语言中说“弄”、身旁有“弄”的人,用“弄”给居民点命名,符合语言的命名逻辑。古代村落多以家族为单位,因而,诸“弄”才多以姓氏为专名。如武汉左家弄,地名信息库释名为:明朝洪武四年(1371),左氏始祖左必贵从江西迁入三店柳子港,后迁居至左家大湾,再迁至此,房屋排列有序,形成诸多胡同,以早前左姓居民点多胡同得名;鄱阳童家弄:清中期,童姓从彭泽迁此建村,因房屋南北走向呈巷弄状,故名;九江计家弄:始名计家,后人多村大,村中有弄,故改为计家弄;浏阳邓家弄:此地有一条弄直通邓家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处命名为邓家弄居民点。
(二)由山谷义的“豅”讹变而来
《说文·谷部》:“豅,大长谷也。从谷,龙声。”南宋韩㴲(今上饶人)有诗《八月二十五日过南豅》《南豅步入北豅》,包伯驺(今泾县人)有诗《岩豅洞留题》,宋元之际方回(今歙县人)有诗《夜发长山豅》。可见“巄”在宋代南方文人中比较常用。方回晚年主要活动于浙江建德,今金华市有长山垅水库,与建德相距不远,且同属新安江水系,应当就是长山豅。《大清一统志》记载:“岩豅洞,在泾县北二十五里,与琴高山隔溪相对。”琴高山就是一座高耸的岩山,“岩豅”应当指山下溪谷地带,该地今存地名“岩龙寺洞”。上述古已有之的“豅”,在现今地名中完全消失,只有一种可能,即“豅”为其他字形所代替。
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多有山谷义的地名以“垅”“弄”为通名,当为“豅”之讹变。
“垅”是“垄”的异体字,指田埂。《说文·土部》:“垄,丘垄也。从土,龙声。”现今继承该语义的地名仍不在少数,如湖南衡山县双河口村,方圆2公里内,有三斗垅、七斗垅、八斗垅;平江县蒋山村有半斗垄、五斗垄、六斗垄,均是以田地产量所做的命名。洞庭湖平原的地名亦有不少“垅”字,自然不是指山谷。类似的地名在湖南其他地区、江西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西南部、河南东南部等地均可找到。“垅”表田地,“弄”(“衖”“衕”)表小巷,本来各司其职,语义稳定,目前上述地名所出现的表山谷的“垅”“弄”,只能是“豅”的讹变。
下面,我们再从语音的角度做进一步说明。表4展示了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部分地区“山谷”“胡同”的音近之说及“龙”“弄”的读音。可见,“山谷”与“胡同”中的核心成分“long”虽然声、韵接近,声调却基本不同,进一步关注其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变调规律,发现二者难为同一字词。另一方面,各地“山谷”之说与“龙”的声、韵、调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而“豅”从龙声,说明其“山谷”之说本字有为“豅”的可能。
表4 “山谷”和“胡同”的说法与“龙”“弄”的读音对比
资料来源:表中读音取自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http://zhongguoyuyan.cn)。
“豅”“垅”繁体字字形近似,容易误用;所指概念“山谷”和“田地”,在南方山区也经常同现。但“垅”与农业时代人们的生活关系更加密切,且湖南等地尚有“豅”的同义词“坳”存在。这种不平衡的语言使用条件,进一步决定了“豅”向“垅”讹变的可能。另一方面,山谷义的“豅”与小巷义的“弄”空间形态上也有相似性,加之语音接近,本身使用“弄”而不识“豅”的人,听到某山谷被称作“long”时,感观转化条件下,听感与观感均易使其联想到“弄”字。可以进而推断,部分“豅”字讹变为“弄”字。这种地名上的讹变较为普遍,如杭州满觉陇,曾经又叫满家弄,其地形符合“大长谷”的特征,起初似应以“豅”称之。如今定名为“陇”,可能取其“山丘”之意,但是,这也从侧面说明该地跟小巷义的“弄”没有关系。
(三)由其他语言的地名音译而来
广西、云南、贵州、湘西等地有大量带“弄”的地名,为当地少数民族语言音译而来。如壮语地名弄屯、弄林、百弄等,“弄”为壮语luengq(rungh),指石山间的平地;苗语地名弄王、大别弄,“弄”指高山;傣语地名贺弄、弄相、弄杏,“弄”指水塘。
上述三种情况,基本囊括了当今地名通名“弄”除小巷义外的语义来源。当然,由“豅”讹变而来的“弄”、由其他语言的地名音译而来的“弄”,也存在继续引申至其他语义的情况。
由此,我们应该再次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要探讨“弄”的起源,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一分为三,条分缕析。首先,壮语“弄”的音译地名承传于百越语,这个基本无争议。其次,山谷义的“弄”本字为“巄”,当为地道的汉语词。就造字法而言,汉语中一系列包含细长义的字以“龙”为声旁,如“咙”指喉咙、“笼”指竹编的容器、“蠪”指古书中的一种蚂蚁,其构词理据,均源自“龙”之细长形态。龙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人们将某方面与龙相似的事物在概念上称之为“龙”,符合语言的相似性原则。由此,“巄”亦当源于“龙”,而不太可能源于百越语。再者,小巷义的“弄”与“巷”为同源关系,前人论述已十分清晰。根据我们对其传播路径的追踪考察,小巷义地名“弄”的“身世”已然清晰,基本排除了源于百越语的可能。
五 结语
地名通名“弄”主要有三种演变路径。(1)小巷义的“弄”源于汉语,为吴语特征词,由吴语扩散至赣语、湘语、闽语、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宋以前,“巷”的吴语方音读如“弄”,吴语与官话同形异音。至迟于南宋,“衖”“衕”开始记录“弄”,吴语官话分流,“弄”“巷”异形异音。随着官话的渐次浸染以及赣语的逐步发展,在江西,“巷”成为主流,“弄”留存于东北部。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福建大部,“巷”优势明显,“弄”仅在浙赣移民迁徙的路线上留下痕迹。1955年公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根据从简从俗原则,将“弄”定为“衖”“同”定为“衕”的规范字。此后,地名中的“衖”普遍改为“弄”;南方方言的“衕”多读如“弄”,也因之改为“弄”。“弄”与“巷”的竞争,本质上是移民史视域中吴语与官话的竞争,是现代南方方言区形成的缩影。(2)湖南、江西、浙江等地,一部分山谷义的“弄”源于汉语,本字为“巄”,在地名流传过程中产生讹变。现仍采用同音字记录本字,属规范不完全的类型。(3)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弄”语义丰富,多为少数民族语言音译而来,承传于百越语或其他语言。
“地名是嘴里要说,笔下要写,当地人就要想办法写出合适的字。至于写出来的字是什么,本字、俗字、同音字等等皆有可能。”“弄”的分布与扩张,不但体现着地名用字的演变规律,更映射着语言的不同历史层次及语音和词汇的接触关系。同时,面对纷繁复杂的地名,历史地理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抽丝剥茧,推动区域文化变迁的深入研究,也为地名规范、地名考证工作提供了一定参考。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