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永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内容提要
作为一种文献类型,民间抄本的价值尚未得到学界的重视。美国学者薛龙的《晚清民国时期平民的日常生活:理解抄本文化》一书,是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第一本正面讨论抄本的开拓性著作。该书通过举证翔实的史料,提醒研究者注意抄本在印本时代普遍存在的事实,阐述了抄本对理解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学术价值,并对解读抄本的思路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不过在解读路径上,该书没有对写本类型进行区分,低估了抄本、传抄者与“平民”之间的复杂关系,对抄本表述的文化与所谓“平民”文化的处理有简单化的嫌疑。在具体解读方面,该书也存在过度解读、非历史化解读和误读等问题。
关键词
抄本 抄本文化 日常生活 《晚清民国时期平民的日常生活:理解抄本文化》
2018年由博睿(Brill)公司出版的《晚清民国时期平民的日常生活:理解抄本文化》一书, 由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美国学者薛龙(Ronald Suleski)所撰,是中国近现代史及明清史领域正面讨论抄本文化的一部开拓性著作。该书提醒研究者注意抄本对于理解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并为如何开展抄本研究提供了基本思路和一系列案例,而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显示了抄本解读会遇到的困难和可能存在的问题,值得注意。
一、 主要内容
大凡有一定田野经验的社会文化史学者,对于抄本在民众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应该多少都有具体的感性认识。笔者在闽西四保田野调查期间,就不时见到村民家中保存的抄本。在这样一个曾在清代南中国印刷出版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印刷之乡,至今仍可找到为数众多的各种抄本。笔者在当地搜集到的礼仪手册——祭文本,有近五十种之多,但印本仅三种,其余均为抄本。他如蒙学、制艺、堪舆、择日、医书、药书等类抄本,在当地也时有所见。
其实,诸多抄本被转抄、流通和使用,并非四保一地的特例,而是普遍存在于中国许多地域的情况。宋代以降,特别是自明末以来,随着印刷出版业的发展,书籍价格相对低廉,书籍流通范围日益扩大,也日益向社会下层渗透。在这种环境下,为何抄本还有较大的生存空间,是个颇值得探讨的问题。该书作者选取这一学界相对忽视的主题进行研究,不能不说独具眼光。
据薛龙介绍,他对抄本的兴趣始于2004年。他在中国各地旅行过程中,注意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古董市场出售的抄本,开始搜集此类文献,并尝试对它们进行解读,此后相继发表过一些成果,该书就是在解读作者收藏的抄本,综合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
作者所说的抄本,并非图书馆收藏的那些珍本、善本,而是以往不堪登大雅之堂,流通于具有一定读写能力的读书人中间的手写文本。作者认为,这类抄本有三个特点:其一,它们并非大部头的史部、子部或集部著作,知识精英和殷实人家不感兴趣。其二,传抄这些抄本的目的,并非为了收藏或在学者中间流通。其三,传抄目的有时并非为了将重要著作传之后世,因为经常抄录的只是文本的部分内容。为区别于图书馆收藏的抄本,作者将本书处理的抄本称作“民间抄本”(第15页)。
全书共十章,外加绪论一章。第一章交待了作者解读抄本的基本思路,并论述了抄本及抄本研究的基本情况,如学界对抄本的研究,民间抄本与士大夫抄本的差异,抄本的用纸与装订,抄本的书法等,还介绍了杂字、科仪本、风水书、礼仪指南、讼师秘本等几种文类。第二章《抄本里的谦辞》、第三章《写在抄本的边缘上》试图解读抄写者留在文本中的各种印迹(打油诗、涂鸦等)。第二章主要讨论的是抄本中的谦辞,它们多书于抄本的封皮和封底;第三章的考察重点是抄写者写在抄本天头和其他地方的谦辞、批注和涂鸦,作者试图通过解读这些印迹,推断抄写者自身的教育程度、性情乃至人生观等。下面试举二例以说明作者的解读方式。
在作者收藏的抄本中,有一本抄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古文释义》,抄写者的书法较为老到,作者据此认为,“他已经花了许多年来提高书法水平,可能是一个少年或青年”(第69页)。这个抄本抄录了22篇古文,抄本最后有一段题为“时运”的文字,讨论的是时运问题。这段文字的大意是,人生于天地之间,无人可以摆脱时运的影响,所谓时运不济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差别仅仅在于是否意识到时运的存在,在于是否知道对时运善加利用。因此,“若怨时运不至者,岂不愚哉”?最后为了表达谦虚,抄写者书“见哂见哂”四字(第70页,参考第71页图2.2,作者漏读了后两字)。在这篇短论中,抄写者表达了对时运的看法,而作者认为透过这些评论,今人有可能窥见抄写者的世界观。
作者还对抄本《内外科眼科杂症》进行了讨论。从封面可知,抄写者名为何锦梁,应是一位医生。从抄本自身提供的信息判断,此人于1932—1945年在上海行医。从抄本中留下的信息,可以了解更多有关此人的细节:这个本子抄录了不少症状及治疗的秘方,作者认为这显示何医生平日忙碌,经验丰富;从最后一页涂鸦中的“皇法礼大”一语(“皇法”作者误读为“皇汰”,第136页),本书推断帝制虽已覆亡二十载,但皇帝观念仍在影响着民众的想法;抄本还显示,此人还介入某些商号(某钱庄或药房)的运作,他曾派人去华中一些城市或乡村收账;从这个本子抄录的几条咒语,作者推断此人还对道教法术很着迷(第134—139页)。因此,透过解读抄本中留下的印迹,作者实际上试图勾勒此人生平的几个侧面——只是由于信息有限,这位医生的面目到最后仍旧模糊。
第四至九章详细讨论了五大类型的文本:第四章《徐老师:在一所清末的小学课堂内》讨论的是杂字等蒙学读物;第五章《清朝算命师对未来的占卜》考察的是一本命课;第六章《构建民国时期的家系:1944年山东》解读的是一部家谱;第七章《老白老钱写联儿》分析的是两本楹联抄本;第八、九章《妖魔》围绕不同阶序的超自然对象,讨论了一系列道教科仪本介绍的种种驱邪法门;第十章为结论。书后有四个附录。附录A、B、C分别罗列了三类抄本:本书提及的抄本,作者收藏但没有论及的抄本,及作者收藏的韩国、日本抄本。附录D是科仪本《五十之日逢五道》的英译。
考虑到作者的解读颇为琐碎,下面以本书第四章对一个抄本的解读为例,介绍作者的解读方式和解读重点。第四章讨论的是2005年秋作者在北京潘家园购得的一个抄本。抄本封面题“徐氏三种”四字,本书定为抄本书名,共102页。里面抄录了三类文本,最重要的是带有注释的《千字文》,其次是一个有助睡眠的药方,其三为一条谜语。作者从这个本子的使用者留下的印迹,重构了使用者的大致情况及他们与这个抄本之间的关系。
作者重构的起点,是抄本内出现的一个年代,这是由铅笔写在封面上的一串数字:“20,6,27”。作者认为这是指1920年6月27日,进而依据本子中出现的三种笔迹,断定本子的三位使用者及其大致生活年代。由于其他两种笔迹是用毛笔书写的,作者断定书写者的生活年代更早。从抄本的名称判断,最早的使用者应为一位姓徐的人。从文本的主体内容(《千字文》)和最后两页的姓名清单,作者断定此人的身份为老师。封底出现的“王秉鸣”三字,写了五遍,作者认为此人应是这个文本的第二位使用者,其身份是徐老师的学生。而那位以铅笔写字的人,则是第三位使用者。在此基础上,作者以代际年龄间隔为依据(一代30年),大致估计了上述三人的生活年代。据他估计,徐老师大约生于1840年,1910年前后亡故;王秉鸣生于1871年前后,至1920年他大概年近五十,而第三位使用者生于1908年前后,1920年时可能尚是一个12岁的少年。
文本周边的信息,也为推断文本的制作者与徐老师及其学生生活的区域提供了线索。封面有“徐氏三种”四字,作者认为,一般使用者是不会给自己抄写的本子写上这种书名的,合理的推断是,这是由负责传抄的抄工写的。因此,封面出现的墨书“志周堂”及朱印“磐石志周堂记”,很可能是这个抄工所在店铺的字号。而朱印之上的三个朱字“璧冥津”(作者读作“璧津冥”,我认为不符合当时从右到左的书写习惯,第150页),作者认为是其商标。磐石位于吉林省,这应该就是徐老师生活的地方。作者还根据这个抄本的装订方法(所谓“五针眼订法”),推断抄写者可能是一位旅居磐石、以佣书为生的朝鲜人。作者推断这个本子传抄的年代是1880年前后,推断的依据,还是上文提及的代际间隔。他从1920年这个年份,推导出徐老师的生年,再考虑到他的从教经验,于是将抄本制作时间定于他40岁那年,亦即1880年前后,并进而推断,他大概是1883年将这个本子送给学生的。作者还推断,这个本子抄写的第一、三种文本,很可能是徐老师课堂讲授的内容,而第二种可能是他给“平民”开的药方。
抄本最后两页有一份名单,作者认为这是徐老师学生的清单。其中王聚福之下,注明此人来自山西平定(作者误录为“平丁”,第162页),而且还注明他现居于一个百货店内,这说明他家可能是开百货店的。从这一信息,作者推断徐老师“很器重”这个学生(第162页)。有趣的是,在有些姓名之后,还书有“赵钱孙李”“日月光”“寒来暑往”“福禄祯祥”等表述,作者认为这是对学生性格的描述,这一解释似觉牵强,姑存疑。有关第二个使用者,本子也提供了一点线索。封二用铅笔书写了“王员外散,秃老人家,他看中的书”等十几个字(第164—167页),作者推断王秉鸣喜欢这个抄本,也可了解到,此时他已秃头。
综上,透过解读一本抄本传抄的内容,特别是使用者在抄本上留下的种种印迹,作者描绘了一幅徐老师的“肖像”(第143页),并重构了这个抄本的生命历程。其他各章的解读方式大体如此,恕不一一赘述。
纵观全书,作者解读了近三十种抄本及少量印本。如第一章解读的有《申群杂字》《款众杂字》《三元法忏》《太上三元宥罪法忏》《书符法事》《千金赋》《婚元讲》《洪浦》《祭文》等,第二章考察的是《古文释义》《文昌帝君劝孝歌》《捷径杂字》《五言杂字》《六言杂字》等文本,第三章讨论的有《内外科眼科杂症》《帖式对联》及一本命课,第八、九章解读的是十余种科仪本,如《蛇传秘本》《高上玉皇本行集经》《正一朝天三八谢罪法忏》《三官忏》《瑜伽三元宝忏》《太上修真晨课》《城隍经度亡经》(又名《六狱经》)、《龙王法事》《八亲口诀》《五十之日逢五道》《送鬼祟咒》等。第四至七章则分别对一种特定抄本进行专门的解读,第四章讨论的是一位蒙学塾师的启蒙教材(即《徐氏三种》),第五章考察的是一本东南某幼童的命课,第六章解读的是山东某地的《唐氏家谱》,第七章讨论的是两本楹联抄本,它们的抄写者分别是来自北方某地的老白与来自广东开平的老钱。对这些文本的解读,基本涵盖了晚清民国时期抄本的几个基本种类,从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抄本解读可触及的深度与广度。根据作者对本书所做的定位,本书“广义上说”“是一本指南书,指导如何获取文本可能表达的意义,如何创造性地评价这些材料”(第7页),应该说这一定位尚称到位。
二、 解读路径及其问题
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本书研究抄本的视角是“人类学视角”(第6页)。为了阐发这一研究视角的特点,作者对抄本的基本属性、抄本与读书人、抄本内容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同时,本书各章还对具体的抄本进行了研究,具体展示了如何运用这一视角。这些理论探讨和专题研究,一方面揭示了作者所称“人类学视角”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对这一视角的理解中存在的偏差和问题,因而有必要结合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对这一路径加以审视。
(一)抄本、写本与笔记
在现代汉语中,“抄本”与“写本”两词的使用多不加区分。不过有的词典也指出,两者的内涵稍有差异,《辞海》第六版对“抄本”的阐释就值得注意:“抄本:亦称‘写本’。即抄写而成的书本。古代书籍都出于抄写。唐以后刻本渐行,但有些比较专门、不甚著名或需要不广的著作,仍以传抄方式流通,遂称手写本为抄本或写本。习惯上将时代较早、缮写工整、校勘严谨、纸墨精良的抄本称作写本,以别于一般抄本,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及佛经道书等。”这个阐释值得注意之处,是给出了写本的两个内涵,其一为抄本的同义词,其二为抄本的一个特殊类型。同时还可注意到,《辞海》对抄本的阐释,只涉及书本,而非所有手写文本,如账簿、契约及笔记一类。这种不加区分的做法,在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问题。这是因为,同为手写的文本,属性不同,所涉文本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有所差异。本书在解读抄本过程中,有时就是因为对文本的类型不加区分,从而产生了一些误解,这一点下文还会论及。
为了区分手写文本的类型,笔者建议,遵循目前中古史写本研究领域较为通行的做法,将写本界定为一切手写的文本,亦即与印本相对而言的文本形态。在写本当中,不妨依据其形态差异进行分类。抄本一词建议取其狭义,用于指称手写的书籍,以此与手写账簿、契约等文书相区别。为准确起见,此类写本也可使用“写本书籍”这个表述。而手写账簿、契约等文书,不妨称作写本文书(本书第五章讨论的命课、第六章解读的族谱,似应归入此类)。其他写本如笔记一类,则径用其名即可。当然,有关写本的类型,还有待学界进行更深入、系统的讨论。考虑到薛龙将本书解读对象称作“民间抄本”,同时这些对象多属写本书籍,故而本文在行文中袭用抄本这一表述。
(二)抄本、传抄者与使用者
我们知道,抄本是相对于印本而言的。两者的制作方式有着显著差异。相应地,抄本、印本与文本背后的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值得注意的差异。所谓“文本背后的人”,对这两类文本而言是有不同内涵的。依据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看法,印本的“生命周期”(life cycle),牵涉到从作者到书坊,从销售商到读者的复杂人群,如出版人、原材料供应商、印刷人、运输方、销售商等。相比之下,抄本的“生命周期”,通常与出版人、印刷人、运输方、销售商等群体无关,在这一周期中较为核心的是传抄者(可能是职业抄工)。
就生命周期而言,不管是印本还是抄本,也不管涉及哪些群体,文本最终都需要落实到使用者身上。印本、抄本的使用者通常都是读者。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读者在文本制作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印本的制作者是出版商、印刷商,普通读者不直接介入书籍的编辑与印刷过程。当然这不意味着读者在文本制作过程中无足轻重,因为书籍(至少多数书籍)是供市场出售的,对读者阅读取向和销售状况的预判,可说是决定是否出版某一部书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只是这种预设读者的所谓“介入”,是间接的,取决于出版商的预判。与印本不同,抄本的直接使用者(还有间接使用者,如本书讨论的“平民”,详下),通常就是传抄者自身。抄写哪一部书,抄写书中的哪些部分,是由使用者亦即读者决定的。换句话说,抄本与印本的“服务范围”是不同的。有学者认为,印本主要满足社会需求,而抄本主要满足个体需求,有一定道理。因此,抄本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比较直接,后者直接介入前者的制作过程,这种关系对抄本自身的属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这一认识出发,就有可能在抄本与使用者之间,建立一种相较于印本与读者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那么,如何把握这种关系呢?本书将抄本视为使用者的“笔记本”(第5、11、22页等)。作者指出:“抄本应该被视为笔记本。当人们碰到有用或有趣的文本和信息,就会将之记录于笔记本。许多抄本包含若干部分的内容,这几个部分的话题之间,似乎不存在关联。但事实上,相关当事人把每个抄本的话题串联起来,他出于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抄录的内容——不管抄录者是自己还是别人。”(第62页)这一理解事实上混淆了抄本与笔记之间的界限。尽管抄本与笔记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界限,但从解读的角度看,应对两者加以区分。同样是传抄,抄本与笔记不妨说位于两极:抄本相对完整地传抄原来的本子,而笔记更具备“集萃”的性质,亦即仅仅选择性地记录自身有兴趣的部分,而且通常并非逐字抄写,而是多采取概括、摘要的方式。从这一角度看,抄本比印本更多体现了传抄者/使用者自身的切身关怀,而与抄本相比,笔记又更直接体现了记录者自身的兴趣。正因为如此,抄本、特别是笔记为披露传抄者或记录者自身的知识、思想与信仰提供了不容忽视的材料。
在本书探讨的时代,这些传抄者属于哪个群体?作者用了不少篇幅,对传抄者的身份进行讨论和认定。他认识到,从书法优劣判断,传抄者的受教育程度是有差别的。不过他还是提出这样一个假设:“这一时期许多书面材料的使用者,特别是我收藏的那些书面材料的使用者,都是秀才一类获得过低级功名的人。”(第23页)何为“秀才”?绪论谈到书面世界的参与者时指出,不少是有志于获取生员资格的学生,而“考中的候选人被称作‘秀才’”(第2页)。但书中随处可见的“秀才”一词,并非科举功名的获得者,或是参与过科考的童生,因为作者在一个脚注中交待说,本书的“秀才”代指“能识文断字的人”,他们靠从事各种文字工作养家糊口,“也可以假定他们是职员或代书”(第25页注17)。综合本书各章的论述看,作者所谓的“秀才”,应接近现代汉语中“秀才”的广义,亦即书生、读书人之意。
总体而言,抄本、传抄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常复杂的。有时,所谓的传抄者,其实就是撰著者,如第五章讨论的命课和第六章讨论的《唐氏家谱》的所谓传抄者。有时,传抄者可能是专业抄工,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面对的就是抄本、抄工、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抄本与抄写者的关系。更多抄本涉及的情形,应该是传抄者自身的传抄行为,亦即传抄者依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将别人撰著的文本进行抄录,此处仅涉及抄本与传抄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三种情况中,抄本与传抄者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是有一定差别的。
(三)抄本、读书人与民众
印本与抄本之间的差别,对于理解抄本有何意义?除了传抄者自身,抄本的使用者还有可能包括哪些群体?抄本与传抄者所在社区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本书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作者将抄本视为一种“文化工艺品”(cultural artifact),讨论围绕这一“工艺品”形成的社会关系。此处所谓“文化”,指的是民众的生活方式,或者用作者的话说,是“平民的日常生活”,而“工艺品”是指抄本由手工抄写而言(第6页)。本书对抄本的解读,从判断其时代、地域和传抄者入手,而主要宗旨则在建立抄本内容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作者所称的“人类学视角”的基本内涵。
那么如何建立这种关系呢?作者的基本构想是建立抄本、“秀才”与“平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平民”是作者给出的英文common people的中文表述。在作者看来,“平民”是“不具备功能性识字能力的人”(functionally illiterate)。作者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所谓的“平民”比重很高,约占中国70%的人口(第1页),这个数字大体依据罗友枝(Evelyn S. Rawski)的估算,但略低一些。作者认为,不少“平民”能认若干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及所在村庄、省份的名字,但大多数“无法完全读懂一本书或一份报纸”,就是读家书、租契也需求助于代书或其他读书人。自然,由于读写能力的限制,绝大多数“平民”不会留下书面材料,研究者也就无从直接理解他们的生活与观念、希冀与恐惧。而这在作者看来,正是“秀才”及其抄本的重要之处:因为“平民”对“书面世界”(the world of writing)的参与,正是透过“秀才”及其抄本来进行的(第1—2页)。
以抄本为媒介在“秀才”与“平民”之间建立的关系,具备何种属性?或者说应如何把握?作者在书中提出了“经济功能”说。他认为:
这一类型当中的每一种抄本(应指民间抄本——引者),都可能具备经济功能。抄本持有者利用书本提供的知识,为别人提供信息或建议,借此养家糊口,这很可能是编纂抄本的首要考虑。我们的预设是,这些材料的传抄者及在本行业工作中使用这些书籍的人,大都属于秀才。他们曾受过扎实的基础教育,并在一个大多数民众不具备功能性读写能力的社会中,利用自身受过的教育来养家糊口。藉由自身的阅读、书写技能,秀才以“知识”拥有者的身份,来从事不同行业的工作——他们是从正规教育中获得这些知识的。这些行业……包括算命的、讼师、仪式专家、小学教师、医生、婚礼或生育相关请帖的职业书写者、庆贺文书的书写者和代书……我们必须假设,一些抄本的编纂,是出于传抄者的个人兴趣,用于私人用途,但同时也不妨假定,大多数抄本是出于赢利的考虑而制作的,属于经济交易的一个环节。
秀才斡旋于识字群体与文盲或半文盲平民的交集之处。平民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咨询这些职业人士,因而秀才的抄本传抄的有关信息、观念和价值的记录,体现了平民的需求、希冀和价值观。(第63页)
在上述表述中,“秀才”被等同于一系列职业或半职业人士,如算命的、讼师、仪式专家、小学教师及作者所谓的“婚礼或生育相关请帖的职业书写者”“庆贺文书的书写者”等。作者将“秀才”与“平民”的关系理解成一种经济关系:秀才出售知识,而平民为此付费。而作为知识储存与传播媒介的抄本,不仅体现了传抄者/“秀才”自身的关怀,也折射出“平民”的“需求、希冀和价值观”。如此一来,“平民”成为抄本的间接使用者。作者进而指出,“抄本是中国平民创造的文化工艺品。他们在我们面前展示了普通民众在着手完成日常义务,规划过渡性生活事件,致力于理解困难事务之际的丰富的感性生活。每一种抄本都显示了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和价值,是如何在地方层面藉由平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诠释的……它们创造了所属时空的特定的文化,与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抄本揭示了1850至1950年这个剧变世纪中国平民的生活。”(第63—64页)
应该说,本书对抄本、“秀才”与“平民”三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为解读抄本提供了一个基本思路,“秀才”和“平民”可视为抄本的直接和间接使用者,但若将“秀才”与“平民”的关系,化约为一种经济关系,则似有简单化的嫌疑。第五章讨论的命课,一般来说,的确是算命先生与顾客发生经济往来的间接的书面证据;第八、九章讨论的道教科仪本,通常是在道士受雇做法事时使用的,中间有可能涉及经济往来也是可以大致肯定的。但其他一些文本体现的社会关系,就很难断定它们是否属于经济关系了。如第六章讨论的《唐氏家谱》,其编纂者的身份大致可以确定,但谁是家谱的使用者?哪些民众会咨询家谱的内容?他们会为此付费吗?照常理推断,围绕家谱形成的使用者与编纂者/抄写者之间的关系,应该说与经济交易无关。又如第七章讨论的两本楹联抄本,作者认为传抄者有可能通过替人写对联来赚钱(第233页),这个可能当然无法完全排除,但稍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大概都了解,透过写对联来赚钱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多数人写对联纯粹是出于人情,属义务劳动。因此,以抄本为媒介构成的“秀才”与“平民”之间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关系,这一关系还涉及哪些面向,有待日后专题研究深入探讨。
再者,抄本表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是否可以轻易嫁接到“平民”身上呢?严格说来,这里的逻辑链条,至少涉及文本撰写者、传抄者、“平民”三个环节,抄本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平民”的视角?撰写者、传抄者在其中又扮演着何种角色?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比如一副对联的选择,体现的主要是对联手写者还是请托者的视角?我想,比较稳妥的看法是,它们体现的更多是书写者对请托者的一种判断。又如道教科仪本,许烺光曾认为这类文本与普通民众全无关联,这自然有些矫枉过正,但这类文本专业性确实较强,没有拜过师傅的民众,也许对此会有一鳞半爪的了解,但归根结底是难以窥其堂奥的。因此,在理解抄本、传抄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时,研究者应该保持相对审慎的态度。总体而言,抄本与“平民”的关系并非单向度的:抄本承载的信仰、思想与知识,有时来自于“平民”,有时则不同于、但可能参与“平民”文化的塑造。
通过了解抄本市场、解读抄本,作者认为,尽管1850年至1950年印刷进入机器大生产时代,但抄本始终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并占据较大的空间。作者得出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感知和文化规范依然相当一致”。尽管新事物、新行为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但“大多数人没有改变其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或社会交往实践”,他们崇奉的文化象征“依然没有多大变化”(第360页)。这一看法捕捉到晚清民国近一个世纪普通民众生活的一个面向,提醒研究者重视巨变中的不变,值得注意。我想,日后的学者不是去否定这个看法,而是进一步去思考:这一看法在哪个脉络中是可以成立的?何以如此?又与其他脉络有何关联?
目前,国内抄本研究多为专题研究,对写本学的学科建构与学术定位才刚起步,相关学者对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定位,较为强调抄本材料、书写工具、书写者、制作过程、抄本形态与文本内容等问题。本书提出的抄本研究视角,聚焦以抄本的使用为媒介形成的抄本承载的信仰、思想和知识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尽管书中提出的认识还不尽完善,但为推进抄本研究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思路。
三、 文本解读的疏漏与失误
细读各章对抄本的解读,应该说作者下了相当大的功夫,有的解读是富于想象力的(比如第一、二章对部分抄本传抄者的观念与兴趣的讨论,第四章对《徐氏三种》的“生命”历程的重构等)。不过可能由于抄本解读面临的困难和知识准备不足,本书在解读一些抄本的过程中,存在过度解读、非历史化解读、误读等方面的问题。
过度解读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第七章对两本楹联抄本的讨论。作者的解读思路,是选取两本分别来自北方和南方的抄本,揭示它们折射出来的不同地域的社会经济生活。这一方向大致说来无可厚非,但在具体分析中,应拿捏好解读的分寸。以作者对几副跟科举功名有关的对联的解读为例。在讨论来自开平的楹联抄本时,作者提出一个看法:“老钱有能力与所在社区的最高社会阶层打交道,也对获取头面人物的请托(应指托老钱写对联——引者)颇有信心,也许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数量可观的对联。他根据对联被展示的不同社会情境,对它们进行了编排和分类。”本书之所以得出这个看法,是因为这一抄本抄录了若干“入武学”“兄弟同榜”“诰封用”“文进士”“武进士”“翰林”等几个类别的对联(第263页,并参第261页图7.17)。仅仅从抄本出现这些类别的对联,就断定传抄者与对联指涉的功名获得者打过交道,未免求之过甚。相反,对抄本出现的“工夫馆”“更夫寮”这种颇能反映晚清以来珠江三角洲社会变动的现象(见第261页图7.17,这些建筑均与地方军事化有关),作者反而没有予以讨论。
第五章对一份晚清命课的讨论,不算是过度解读,但应归入非历史化解读一类。这一抄本写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前后,是为一位两虚岁的幼儿所推的命课,时间涵盖了近60年。除了介绍命课的原理和内容之外,作者用了不少笔墨讨论这个命课的主角(即该幼儿)可能经历的大事件及其自身可能经历的人生历程(第184—195页)。自然,这种论述基本上是虚拟的,未能加深我们对这半个多世纪历史的理解。第六章对《唐氏家谱》的讨论也是如此,作者花费一整章的篇幅来探讨一本家谱,却没有对那个时代得出什么新认识。这些讨论与其说是原创性研究,更像是进行抄本研究训练所做的一次功课。针对读者对本书解读方法可能提出的质疑,作者在结论部分稍作回应:“我之所以随性地提供了某些分析性的评论,是因为我认为只有灵活对待评论,我们才有可能完全捕捉、汲取每种抄本的全部意义。”(第367页)由于史料本身的局限,历史学者常常必须做出推断,但这些推断无论如何都必须合乎情理吧。
至于本书误读的事例,为数不少,下面试举数例加以说明。第二章用了不少篇幅讨论《文昌帝君劝孝歌》一书。作者讨论的重点,不在这个文本本身,而是传抄者在封底写下的一首诗:“共枕不如共胞人,临难思节方见真。庄周佯没妻心变,宏不问牛重弟亲。”(第80页,“问牛”二字为笔者的释读)诗中“宏〔弘〕不问牛”是一个典故,牛弘弟酒醉射杀牛弘之牛,妻告知此事,牛弘不以为意。这个典故说的是,兄弟不应因妇人之言而心生嫌隙。该诗作者对比了夫妻之情与兄弟之情,强调后者更“真”更“亲”,因此不应沉溺于夫妻之情。本书在解读此诗时,将“共胞”理解为朋友,将此处涉及的兄弟关系,误读为朋友关系,这就改变了这首诗的内涵。此外,作者认为这首诗右边题写的“粗言见哂”四字,是书写者的“谦辞”,它提醒后世在阅读这个文本时,应注意到这类文本被人接受的方式(第81页)。换句话说,作者的看法是,上面的诗和这四个字,都体现了传抄者对《文昌帝君劝孝歌》这个文本的看法,表达了与这个文本不尽相同的、富于个性的看法。但事实上,《文昌帝君劝孝歌》宣扬的是父母的养育之恩和子女应该尽孝的道理,这首诗以夫妻关系与兄弟关系作比较,尽管主旨稍有差别,但与《文昌帝君劝孝歌》中比较父母—子女关系与夫妻关系的手法是相似的,不见得可以推导出传抄者有个性的看法。
第二章对《捷径杂字》和《方言杂字》的解读,也有不少误读之处。《捷径杂字》“农事类”有以下几句:“减租称转,纳税完粮。佃字(作者误录为“子”)当契,月息进庄。屯饷南折,上忙下忙。”作者的译文是:
To decrease the rental cost of the cart, weight the cart itself.
The tax is based on the remaining weight [of only the grain inside].
To lease a cart, get a valid contract,
When not in use, return it to the warehouse.
Your pay might be shortchanged,
But you'll still always be busy. (p.85)
第一句的“称转”意义不甚明确,或为称租纳租之意,作者估计将“转”读做车,因而误读了后半句的意思。第二句的“纳税”“完粮”表述虽异,而意义实同,作者不明就里,因而曲解了文义。第三句的“佃字”“当契”,本为两种契约,作者完全误读了“佃字”。第四句的“月息”“进庄”,分别是按月支付的利息和地租押金之意。第五句的“屯饷”应是来自屯田的税银(屯田籽粒折成的税银?),而“南折”或为以折色缴纳的税粮。第六句“上忙下忙”是指纳粮时间和期限。这三句均涉及社会经济史的相关知识,作者不明就里,又没有咨询相关专家或查阅参考书,就都误译了。
《方言杂字》行善一段写道:“立起义学,修下义坟。除此以外,布施斋(“斋”作者录为“齐”,误)僧。吃斋把素,念佛看经。修补庙子,粧望金身。”本书对此段的解读,也甚多疏漏。首先,作者把义学、义坟分别理解为“virtuous learning”和“virtuous grave site”,均误,义坟应即义塚,两者应译作“charitable school”和“charitable cemetery”为妥。其次,“布施斋僧”一句,作者误译为“Announce that you have become a monk”。由此,后面两句的主语,由僧人转换为“你”,这也是明显的误读。最后,“粧望金身”一句(“望”字疑释读有误,因本书未提供文本照片,无从判断),实为捐助银钱塑造神像之意,而作者误译为“You want to become a gold-plated deity”(第96—97页)。由于上述误读,本书对这一段的总体解读也出现问题。他认为这一段隐含“讽刺”意味,因为他断定文本提到的各种做法都属表面功夫,只要你有钱有势,旁人就会逢迎你,“你只需像镀金的神像那样坐着,而世界围着你转”(第97页),这就将一个本来简单的文本复杂化——很难想象杂字一类启蒙读物会表达如此复杂的内涵。
细节误读之处,在书中也时有所见,兹举数例。第一章讨论了一本讼师秘本,封面书“洪浦”二字,应为传抄者姓名,作者误读为抄本书名(第58页)。第二章讨论的《古文释义》抄本,封面书“辑五学书”等字,辑五应为传抄者姓名,作者误读为卷五(即误读为“第五辑”,第69页)。同一章讨论的《文昌帝君劝孝歌》,封底书“峕在丙戌年孟夏下浣恭录于思齐书室”等字,作者将“峕”释读为“看”,将“孟夏下浣”理解为“夏末”(the late summer)(第78页,参照第79页照片)。同一章讨论的抄本《婚元讲》,封面书“勿失”二字,应为妥善保存、不要遗失之意,而作者将书名读作《婚元讲勿失》,并将“勿失”理解为“free of mistakes”(无误)(第89—90页)。第三章讨论了一本命课,作者将封面的“谨遵”误读为“谨导”(第124页,参考第123页图3.7),这样内涵便有所偏差。第四章对一个药方的解读,凡药方中的称量单位“钱”和“两”(均以记账字符书写),都被误读为“分”。药方后的“煮二柱香时”则误读为“煮二往□时”,这句话表达的煮药的时长,自然就无从理解了(第157—158页)。第八章《蛇传秘本》中“天刹归天去,地刹归地藏”一句,本来意思很明确,可是传抄者在抄写时,将标点注在第一个“地”字下,本书依此断做“天刹归天去地,刹归地藏”,结果此句被译为“heaven evil go back to heaven get away from the earth; evils go away and hide in the ground”,逻辑就不清了。同一章讨论的科仪本《正一朝天三八谢罪法忏》首页第一行上端有“彭城郡记”印,作者误读为“彭城郡门”,并对此做了一通发挥(第289—290页)。但事实上,这个抄本的道坛是刘柏荣堂,彭城郡不过是刘姓的郡望,与抄本的内涵实无关系。至于书中的录文错误,数量甚多,恕难一一枚举。
四、 结语
作为明清史、近现代史领域一本正面讨论抄本的开拓性著作,《晚清民国时期平民的日常生活》通过举证翔实的史料,提醒研究者注意抄本在印本时代普遍存在的事实,阐述了抄本对理解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学术价值,并对解读抄本的思路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建议,其学术贡献不可否认。
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解读抄本的视角和概念。作者在书中提出的抄本解读的人类学视角,抓住了抄本区别于印本的基本属性。作者的抄本解读路径,锁定以抄本为媒介形成的读书人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较为准确地把握到了作者所称“民间抄本”解读中至关重要的一对关系。此外,本书对1950—1950年普通民众的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判断,也值得近现代史研究者注意。
与此同时,无论在解读路径和具体文本的解读方面,本书都存在不少问题。在解读路径上,本书没有对抄本与其他写本做出明确的区分,作者低估了抄本、传抄者与“平民”之间的复杂关系,书中对抄本中表述的文化与所谓“平民”文化之间关系的处理,有简单化的嫌疑。在具体解读方面,本书对晚清民国抄本的解读,总体过于随意,也存在过度解读、非历史化解读和误读等一系列问题,文字释读错误也比较多。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跟作者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不无关系,也牵涉到抄本本身解读的困难与问题。
总之,如何认识抄本区别于印本的特性,区分其不同类型,更深入地把握抄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待于海内外学界,特别是从事不同时代抄本研究的学者的共同探讨。如何在具体的时空、社会文化脉络中,对抄本进行富有想象力又经得起史实考验与逻辑推敲的解读,也是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但不管从事写本学的学科建构还是特定抄本的专题研究,该书提出的概念和视角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学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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