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风：找寻中国文化之趣

趣是中国文化中生动活泼的成分。从《论语》看，孔子是严肃的也是有趣的，讲仁义道德，也讲究吃和穿。

高标“趣”味的，是袁枚。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清代中期重要的诗学理论家。他的《随园诗话》很有名，他的《随园食单》，同样有名。

袁枚也是那个时代的异端，离经叛道，放任佚荡。他蔑视礼教，主张任性所适，自称：“余性通脱，遇繁礼饰貌之人辄以为苦。”（《随园诗话》卷三）对高官或名流，他不屑一顾，曾自制印章，上刻“钱塘苏小是乡亲”，某尚书因此而痛加指责，他则凛然回答：“公以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官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随园诗话》卷一）在学术上，他的思想比较解放，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汉、宋学派，指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元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书》）他甚至“疑经”，认为六经“未必其言之皆当也”，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答定宇第二书》）。

在美学取向上，袁枚倡导“趣”。

首先，表达“性灵”才有“趣”。他说：“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随园诗话》卷一）袁枚是“性灵”说的代表人物，而“性灵”说的核心，就是要求诗歌直抒性情，表现真正的“我”，“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卷三），“作诗不可以无我”（《随园诗话》卷七）。他认为诗人应“著我”，在诗坛独树一帜，其《题宋人诗话）云：

我读宋人诗，呕吐盈中肠。附会韩与杜，琐屑为夸张。有如倚权门，凌轹众老苍。又如据太华，不复游潇湘，丈夫贵独立，各以精神强。千古无臧否，于心有主张。肯如辕下驹，低头依门墙。

他反对仿唐效宋，步人后尘，提倡自成一家。他还厌恶束缚“性灵”的形式主义文风，主张冲口而出，随意抒写。无“性灵”则枯，束缚“性灵”则涩，自由表现“性灵”则有“趣”。

其次，自然才有“趣”。他说：“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笱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綵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随园诗话》卷一）“趣”要“真”，而“真”既指人的“性灵”，又是指“性灵”表现时的自然本真状态。在创作中，情与景相遇，天与人契合，“即景成趣”（《续诗品·即景》），其诗便是天籁之音。他又说：“汤扩祖《春雨》云：‘一夜声喧客梦摇，春风送雨夜潇潇。不知新水添多少，渔艇都撑进板桥。’庄廷延《听雨》云：‘梅花风里雨霏霏，人卧空堂静掩扉。一夜沧浪亭畔水，料应陡设钓鱼矶。’二诗相似，圴有天趣。”（《随园诗话》卷十四）“天趣”即真趣，自然之趣。

袁枚对自己的诗歌主张身体力行，他在这方面颇为自负，所以，《随园诗话》中可时时看到他现身说法。他也确有一些好诗，如《沙沟》：

沙沟日影渐朦胧，隐隐黄河出树中。刚卷车帘还放下，太阳力薄不胜风。

黄沙荡荡，遮天蔽日，黄河在树中隐现，太阳在风中颤抖，诗人的心也悸动于这自然壮观。这样感受独特、即景即诗、不加粉饰的诗，就有“趣”。

在中国美学史上，人们的追求不同，“趣”也有差异，但不少人与袁枚有着相近的“趣”。

袁宏道《序陈正甫会心集》云：“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他的“趣”是与“理”相对的具有个性色彩的性情：“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它又是一派天真的：“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

明代杰出的戏曲家汤显祖以“趣”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准，认为“文以意趣神色为主”。“意趣”产生于个人之情，产生于耳闻目见基础上的“性灵”或“气机”，“情”可以打破常规，起死回生，“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趣”又以自然为条件，当沈璟按照格律论修改他的《牡丹亭》，他愤怒地说：“彼知曲意哉？予意所在，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见《曲律·杂论》三十九下）并在《与宜伶罗章二》中强调：“《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作的意趣大不同了。”

比袁枚稍早的吴雷发也讲“趣”：“会心之际，偶尔触目成吟，自有灵机异趣。”（《说诗管蒯》）并且也强调“性灵”与“自然”两方面：“能运一己之性灵，便觉我自为我。”“作诗自宜搜索枯肠，然着不得勉强。故有意作诗，不若诗来寻我，方觉下笔有神。”（同前）

这种袁枚式的“趣”，作为一种审美趣味，与玄学趣味声气相通。“趣”要求作品有“我”的面目，有独特的个性，有千古难夺的互情。只有如此，作品才能沁入欣赏者的心脾，味之无穷。如里千人一面，雷同一响，就不能给欣赏者以新异奇特的感受，更不会被感染，兴味索然。诗中有“我”，就有了灵性，有了生气，也便有了“趣”。有“我”也是玄学的灵魂。玄学家重视自己个性的独特存在，“宁作我”，并且在言谈举止、诗文创作中展示“我”，尽管他们发展个性的方向可能有偏差，表现个性的方法也可能欠妥，甚至可能有恶劣的个性化倾向，但他们重视个性的精神却沾溉后人。袁枚等人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激励下，强调因“我”造文，由“我”生趣。

“趣”又要求作品自然纯朴，一任天真。要表现“性灵”，显示个性，在表达上就要自由通脱，无拘无束。如果矫揉做作，或因清规戒律而方凿圆枘，就会扭曲“性灵”，使个性走样。而且，“性灵”、个性的本质就是本真的，自然的，它决定了其表达也应是自然的，而自然的表达也就是自然的“性灵”、个性的一个侧面。作品的自然之美，会使人在清新的氛围中体会到“真”味，“俱道适往”（司空图《诗品·自然》），在精神上与天地万物融合为一。玄学以“道”为旨归，以淡泊为怀，更将自然作为不二法门，自然是淡泊的特征，是“道”的代名词。在老庄之后，是玄学再一次高举起自然的大，并具有极强的号召力，袁枚等人的理论虽然有其时代特色，但实际上仍站在这而大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玄言诗人已谈及“趣”，如郗超《答傅郎诗》八章（其一）就提到“奇趣感心”，而且也包括两方面：“性不比常”，突出个性；“有怀大方”，顺应自然。后来的袁枚等追求同样的“趣”，确如王凝之在《兰亭诗二首》（其一）中所言：

冥心真寄，千载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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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孙若风”公众号，作者孙若风先生授权凤凰网国学发布，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孙若风

文学博士，高级记者，博导。全国旅标委主任，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中央美院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文化产业协会文化元宇宙专委会首席专家。工信部工业文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委宣传部与兰州大学共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中国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中国农业出版社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