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百般聊赖,感事既多,在分析某一人物或著作时,经常会回想第一次接触其人其书时的样子。
吕著亮睛难忘处
如果没记错的话,第一次接触到吕思勉先生的著作,是在2006年。彼时在位于南宁市广西大学旁的三联书店里买了一本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先秦学术概论》。当时并未熟识吕思勉的学术路数与辛亥革命后学界对诸子学讨论的热潮,因此很难把握这本书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位置。只是觉得吕先生论述先秦学术流派,条分缕析、言简意赅,并将学说源流与政治环境相结合进行分析,使人能大体把握先秦诸子各派的学说旨趣与渊源流变。
进入大学之后,恰逢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吕思勉文集,因此持续购买了多本吕思勉的著作。已经不记得确切时间了,在武汉的一家旧书店里淘到一本老版的《吕思勉遗文集》,在里头第一次读到《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和《大同释义》,感到精义极多,不少观点让人拍案叫绝。
《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这本并不算厚的小册子对我影响极大,我甚至觉得此书之价值或许在钱穆那本广为流传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上。因为吕先生分析中国古代政治,有着钱穆或许比较欠缺的近代社会科学视野,能将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思想学说综合起来展开讨论,并力图揭示中国古代政治运作的底层逻辑。
而同样收入于这套书里的《中国文化之诊断一说》,是我迄今为止读到的通论中国文化的文章里最精彩的一篇。比如说吕先生分析先秦诸子对于上古之世的论述及其缘由,诸子各派的改革主张及其特点,如何借助近代社会科学来辨析先秦古籍里记载的上古史事,从汉代政治变迁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之痼疾,中国古代的变法运动为何难以完全奏效,中国古代的士人、官僚、帝王、民众之间的关系,晚清中国与近代西方列强接触时为何常处下风,等等。
近代眼光和时代意识
人们常说,吕思勉史学的主要特点是贯通与广博。他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对中国历代史事都谙熟于胸。所著的几种通史,纲举目张、宗旨鲜明,绝非坊间一般教科书可比。这些观点自然很有道理。但随着读了越来越多吕先生的著作,我觉得吕先生的勤奋与博学自然不待多言,但更为关键的,或许在于他在讨论历史问题时,有着异常鲜明的近代眼光,以及敏锐的时代意识。
*近代新史学实践者
何谓近代眼光?何谓时代意识?大体言之,即对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变局有着详尽的观察,并有着强烈地思考这一变局将何去何从的思想动力。在近代西学涌入中国之际,意识到要想在这一时代里思考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已不能仅步杜佑、司马光、顾炎武之后尘(虽然他们的学术遗产也十分重要),而应对近代新学的源流与旨趣有所了解,并主动参考、借鉴(而非比附)那些有助于从新的角度认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学说,最终达到既对中国古代文献十分熟悉,又能立足近代变局,驰骋古今中西,发前人所未发的境界,为人们思考中国问题提供广袤而详实的历史图景。此既是中国传统史学所追求的求实与经世的理想,又是晚清以降的新史学反复呼吁、孜孜以求的治史境界。
在这个意义上,吕先生虽然有着异常深厚的旧学功底,并时常以古文著书立说,同时在文化立场上坚持中国文化的价值,但其实他更像是近代新史学的实践者。这一点,从他难得专门用一本书来阐述自己政治理想的《大同释义》里就能看出来。
晚清以降,或是基于对中国内外困局的强烈忧虑,或是希望能在新的形势下重振儒学的普遍性价值,或是希望打通中西文化,不时有人阐发《礼运》里的“大同”之义,甚至来华传教士也以《大同学》来命名自己翻译的西学著作。其中尤以康有为的《大同书》最为人所知。根据今天的研究,康有为的大同论述虽然包裹着儒学的外衣,并体现了与近代社会主义相似的内容,但实际上深受19世纪占据主流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别是文明论、人种学的影响。
*史论中的近代社会科学
而在吕思勉的《大同释义》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知识界有着越来越广泛影响的左翼社会科学著作对他的影响,这在他分析中国上古时期的社会演变轨迹与展望未来到大同之路的内容体现得尤为明显。与之相似,在出版于不同时期的历史研究法题材著作里,吕思勉反复强调熟读社会科学著作对于研究历史的重要性。而只要了解彼时的表述习惯,则不难理解他所强调的社会科学主要指的是什么。就此而言,虽然吕思勉并未直接介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那些有着广泛影响、激起千万波澜的史学论战,但他却从未自外于这样的时代思想氛围。在论述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等近代思想史上的弄潮儿时,吕先生反复强调时势对于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介入时势。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分析历史时,吕思勉超越了古代史论里常见的忠奸善恶之辨,特别强调社会结构与经济形态对政治兴衰的影响,以及不同的历史人物如何受制于(或利用)不同时代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形态。在一些通史类著作里,吕思勉并未将“制度”局限在属于政治与政策层面的典章制度,而是扩大至婚姻、财产、阶级、姓氏、家族、饮食、服制、居所等属于社会经济范畴的内容。这既显示出近代社会科学对他的影响,又凸显出他并未教条的理解前者的一二结论,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与方法,揭示中国传统史学所不太重视或直接忽视的内容,把涵盖人类生活各个门类的“社会”作为分析历史的整体框架,并通过扎实的考证与缜密的论证,揭示此“社会”内部存续、演变与冲突的原因。此即“史也者,所以求明乎社会之所以然者也”。
当然,虽说扩大了研究的视野,但吕思勉并未忽视对中国政治进行剖析。毕竟在古代社会里,政治的巨大影响不言而喻。他认为官僚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自成一体,成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但为了治理国家,又不能不依赖彼辈,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运作里一个难以解决的痼疾。而随着政治事务日渐繁多,需要设置的官职因之增加,相应的,对这些官吏的监督防范也日趋细密,最终致使政治机构的规模不断扩大,甚至出现臃肿的弊病。更有甚者,为了防止官僚集团借机牟利,在政务上只能尽量少作为,不给彼辈权力寻租的机会。中国吏治之根本症结,中国历代改革之难,实在于此。
这样的观点,恐绝非熟读历代名臣奏议与经世文编便可意识到,而需具有一定的近代社会科学基础。吕先生尝言:“历史是维新的佐证,不是守旧的护符”,这话不是表态式的说说而已,而是与他的史学研究方法息息相关。
*时评政论里的思考逻辑
最后,从近代学术流变的角度看吕思勉,会发现他其实一直与20世纪20年代以降的“主流”史学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长期在并不处于彼时学术中心位置的光华大学任教,没怎么在北平或南京的那些“著名刊物”上发表论文,也没有主动去迎合“整理国故”运动之后由具有话语权与人事权的名流们主导的学风,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更不及各类“诤臣”与“谏臣”那般密不可分。他的著述形式与学术风格,撇开学术观点与价值立场不谈,似乎更与他经常提及的清末言论界骄子——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更为贴近。
在吕思勉的论著里,有不少是他在不同时期撰写的时评政论,其中一大特色便是常从日常社会生活中窥探时代症结。与其说他多么热衷于在政论性报刊上频繁亮相,不如说在他那里,分析现实问题与分析历史问题,在思考逻辑与研究方法上并无太大的差别。越是对现实有着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就越有助于洞察历史上的关键问题之本相,越对历史流变有着扎实而详尽的研究,就越能理解现实为何如此这般。“求真”与“明变”相辅相成,“求是”与“致用”并存不悖。当然,这一切需建立在深厚的文史功底与深切的时代关怀之上。窃以为吕思勉先生之伟大与卓越实在于此,他之已成绝响与不可复制处亦在于此。
谨以此文,纪念史家吕思勉诞辰14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