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剑平|以力胜人：战国时期法家军事思想蠡测

摘要：战国时期，法家主张“以力胜人”，积极发展战争实力，成功帮助秦国完成统一伟业。法家主张奖励农战，积极发展农业，努力开发地力，同时立足于整体战，竭力开发民力，并且严明赏罚，全力提升军队的战力。法家始终高度强调以力胜人，这是在“大争之世”有所作为的根本保障。

关键词：以力胜人 法家 兵学思想 战国时期 兵学史

作者简介：熊剑平，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孙子兵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战国时期的争斗直到秦国灭六国实现统一后才宣告结束。秦国能够实现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采纳法家“尽地力”和“尽民力”的思想，最大限度地发展军事实力。秦国的统一战争充分证明在“争于力”的竞争世界中，必须坚持以力胜人的道理。

一、立足于整体战，强调“以力胜人”

春秋末期，随着“礼崩乐坏”进一步加剧，战争观念和战争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各种出奇设伏等诡诈之法登上历史舞台，吴、楚、越之间所发生的多场战争已大量地运用了诡诈之术。韩非子将这一时期的总体特点概括为“逐于智谋”。汉代学者对此也有精辟的论断：“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正是这一重大转变，为《孙子》系统总结和探讨诡诈之术准备了条件。当法家出现后，情况更进一步改变。法家基于兼并战争的实际需求，更强调实力至上，因此便有“争于气力”的总结。

基于“以力胜人”的理念，法家对兼并战争的实施步骤和方法展开探讨。第一步就是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力争达成“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战国时期一度流传孟子“王道”学说。孟子相信，基于“仁义”而推行“王道” 就能够“以德服人”，并使得对手“中心悦而诚服也”。因此孟子极力反对“以力服人”，并认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孟子对桓管霸业进行了概括，但对当时诸侯“争于气力”的形势缺乏深刻认识。相比之下，法家更强调“以力胜人”，高度重视实力建设，显得清醒而务实，也颇受执政者欢迎。

韩非子总结了既往各个历史时期的总体社会特点：“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这句话其实也点出了各个时期的军事斗争和战争样式的最主要特点。上古时期两军对垒之时，都尊奉古军礼，因此可说是“竞于道德”。孙子所处的春秋末期则是“逐于智谋”之世，因此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战争谋略高速发展。先秦道家著作《鹖冠子》中也指出，正是上古时期那种尊奉道德的潮流衰落，才促使战争谋略的兴起：“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战国乱世则正如韩非子所总结的那样，是“争于气力”之世。身处这一世界，若想逐鹿中原，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即力大于人。以李悝、商鞅等为代表的法家鉴于当时形势，主张“尽地力” 和“尚首功”，并以“急耕战之赏”作为基本国策，努力谋求军事实力的强大，并在诸侯争雄的局面中收到实效。田齐统治者同样重视这一思想，因此在齐国也有以管仲学派为代表的法家，其思想集中体现于《管子》。《管子·治国》中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则战胜，战胜者地广。”这里的“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既是齐法家的军事理念，同时也可视为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基本思路。其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已充分认识到，要想在战争中获胜，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国富兵强，也即在气力上真正超出对手，最终实现“以力胜人”。

《商君书》集中论述了推行“农战”的主张，认为只有农民积极从事农业生产，才能在积极推动战争的同时，又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击败强敌。为了促使民众积极投入农战，商鞅主张朝廷必须采取具有足够诱惑力的奖励政策，同时也要注意打压儒生和工商业者。为了提升国家战争实力，商鞅在《算地》篇中高度强调“尽地力”：“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只有充分利用土地，才能保证国家强盛和战争获胜。《立本》篇努力探寻“治强之道”，并指出：“故强可立也。是以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这里的“治强之道”其实讲的也是发展国力，确保军事实力超出对手。

如前所述，韩非子判断战国时期的时代特点已经发生变化，即“今世争于力”，已经完全不同于“逐于智谋”之世。韩非子甚至批评孙子过分倚重谋略，反而会对军事实力的营建和军事斗争的取胜产生负面影响，会造成“言战者多，披甲者少” 的局面，并进而导致“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的现象。在韩非子看来， 力量的提升不是依靠空谈得来，并不需要那些“言战者”，而是更依靠“力攻者”：“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丧百。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在《五蠹》篇中，韩非子还举出一个有关子贡的故事对此进行论证。春秋末期，齐国准备攻打鲁国，鲁国派出著名外交家端木赐（子贡）前往游说，可是齐国却对子贡说，你虽然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我想到的是土地，而不是你的那一套“辩智”之言。结果，战事终是难免，鲁国的土地被削至“去门十里为界”。为此， 韩非子竭力主张“息子贡之智”。对于计谋智辩，韩非子尖锐地指出：“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他在《显学》中更明确地写道：“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这可以说是法家“以力胜人”思想的鲜明表达。

齐法家也反复强调这种厚培国力、争取以力胜人的思想，认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才是霸王之本。《管子》指出：“内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战不能制敌，侵伐不能威四邻，而求国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威有与两立，兵有与分争，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这段论述，同样表达出对于战争实力的追求。在齐法家看来，要想在大国争霸的战略格局中不受欺侮，就必须做到实力胜人一筹。相反，如果出现“威有与两立”或“兵有与分争”之类两强对峙的局面，所有的一切都将沦为空谈。为此，《管子》强调抓好经济建设，尤其是农业生产，为战争中打败敌人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这其实是齐法家重视实力，对“以力胜人”主张的一种呼应，也是顺应时代精神的明智之举。

当然，虽说法家重视战争实力，力求实现军事实力上的胜人一筹，但也不废战争谋略。只是比起战争谋略，法家更重视军事实力，其军事理论的研讨也侧重于培植军事实力。法家也认识到，如果拥有强大的实力，再辅以正确的战争谋略或战略战术，取得战争胜利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因此《商君书》有《战法》篇专门讨论战争制胜之道，也对军事谋略有深入探讨。在《韩非子》中也记载了不少寓言以及历史上的真实战例，探讨战争谋略的展开。如在《韩非子·说林下》记载的荆伐陈之战，楚军之所以能够成功击败试图救援陈国的吴军，就在于把握了很好的作战时机。而吴国军队则因为懂得乘胜追击的道理，“乘之以沉之”，所以才会在伐楚之战中五战五胜，一举攻占了郢都。齐法家尤其主张“以奇用兵”。《管子》既强调运用突然袭击的手法，又重视巧妙隐藏进攻路线，在敌人始料未及的路线出击。因此，诈谋不只是兵家的专利，同时也为法家所接受和运用。

法家认为军事实力不仅是战胜对手的基础，也是施展战争谋略的基础。《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越王就是否伐吴征求文种意见，文种因为已经能够“知必胜之势”而积极支持，其实就是强调通过考察战争实力的强弱来决定是否发起战争。齐法家指出：“善攻者，料众以攻众，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备。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

备存不攻。”善于领兵作战的人，必须对自己的兵力、粮草储备和武器装备等情况有充分的了解。只有知彼知己，才能考虑是否对敌发动进攻。如果不能立即获胜或者不足以消灭敌人，便不能发起攻击；如果我方的粮草和装备保障等和敌军相比没有优势，也不能贸然出击。这种“量力” 思想与“以力胜人”思想逻辑相通。只有在对己方实力有了充分了解之后，关于力量运用的决策才会更加趋于合理，充分地扬长避短，找到击败敌军的机会。

二、强调务本，积极开发地力

法家根据“以力胜人”的理念推行的富国强兵之策，首先就是积极开发地力，也即所谓“务本”。法家始终高度重视国防建设，不仅是加强平时的战备，更强调通过发展经济来厚植国力，最终实现军事实力的提升。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法家认为发展经济首先就是发展农业，而且一切工作的中心就是农业。农业不仅与民众和军队的温饱问题直接挂钩，也是当时衡量社会财富积累的一个重要指标。粮食始终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是国家生存的基本条件，因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为了积极推行争霸战争，法家建议统治者必须首先做到“务本”。这里的“本”即指农业，“务本”即指“尽地力”。《商君书》指出“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呼吁国君加强对耕地的开发利用，积极发展农业， 为将来的兼并战争做好准备。韩非子强调， “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说的也是这层道理。在法家看来，农业不仅是一切经济活动的 基础，同时也是政治活动和军事行动的基础，更是推行兼并战争的基本保障。

《商君书》中对“务本”和“农战”强调最力，并对法家后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农战》篇中，作者首先指出，善于治理国家的国君一定是始终将农业置于重要位置：“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与此同时，也从反面出发指出不重视农战将会带来“兵弱”的恶果：“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军队疲弱，就必然会导致政权出现危机，因此在《慎法》篇中，作者继续强调这一理念：“彼民不归其力于耕，即食屈于内；不归其节于战，则兵弱于外。”一旦国君放弃农耕，同时还与邻国为敌，那就一定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头等大患：“今世主有地方数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实仓，而兵为邻敌，臣故为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为了解决土地闲置问题，《商君书》主张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招揽各国人才，尤其是吸引广大民众积极从事耕作：“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吸引人才，招揽优质人口，其实是当时各诸侯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一定要推行切实可行的办法才能达成这一目标。为了激励民众积极耕战，《商君书》主张在政策待遇上采取相应奖励措施，给予耕战之人以足够优厚的待遇，即“边利尽归于兵”和“市利尽归于农”，认为只有采用这些手段才能真正达成“出战而强，入休而富”的目标。

韩非子继承了商鞅的主张，同样将耕战视为国家兴盛的基础。在《外储说左上》中，韩非子借助是否可以攻伐中山国这一论题，点明了耕战的重要性：“夫好显岩穴之士而朝之，则战士怠于行阵；上尊学者，下士居朝，则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阵者，则兵弱也；农夫惰于田者，则国贫也。兵弱于敌，国贫于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在《解老》篇，韩非子阐释了老子的名言“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继续强调“积力于田畴”的道理。在《亡征》篇中，韩非子总结了几十种国家灭亡的征兆，耕战之士遭遇穷困即是其中之一。他指出：“公家虚而大臣实，正户贫而寄寓富，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这里，韩非子将耕战视为“务本”，与其他所谓“末作”的行业形成对比，更突出强调耕战的重要性。在《五蠹》篇中，韩非子继续申述忽视耕战的危害。他首先批评的是一种社会流行现象：因为有功才授予爵位，却又鄙视他做官；因为从事耕种而获奖赏，却看不起他经营家业的行为，即“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在韩非子看来，这会导致赏罚混乱，也会造成制度执行上的自相矛盾。接下来，他继续借批评社会现象来强调耕战的重要性：“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在他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考察齐法家的立论，可以看出同样的思路。《管子》书中探讨和总结经济政策的《轻重》诸篇共有19篇之多，可知齐法家将发展经济视为成就霸业的基础。齐法家也认为，要想使得民众实现富裕、国家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就必须“务本”。《管子·治国》中强调：“不生粟之国亡……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 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一个国家的贫富状况直接取决于粮食产量的多和寡。粮食充足，百姓就会归附，天下的财富也便随之而来，国家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从事政治、军事上的图强和争霸活动。相反， 如果国内经济贫弱，却穷兵黩武，就会必然导致失败。为此，齐法家指出了由“国贫”到“兵弱”的恶果：“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类似表达在《管子》中多次出现，看来，夸赞那些不事耕作却有吃有穿的，“国贫”不仅会导致“兵弱”，更会有“死表扬那些没立军功就获得官爵的，都必然会导致国家军力走向衰弱，土地逐步荒芜，进而导致“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的社会畸形现象，并造成社会动乱：“事智者众，则法败；用亡之患”：“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虽出名器重宝以事邻敌，不免于死亡之患。”由此可见，齐法家也受到时风影响，同样强调先富国再强兵的理念，而且有着非常明确而具体的论述。

三、重视治民，积极开发民力

在法家看来，提升军事实力不仅是“尽地力”，同时也应“尽民力”。这一主张不只受到法家重视，兵家和纵横家等也曾予以强调。比如《尉缭子》指出“军旅以舒为主，舒则民力足”，视民力充足为战争获胜的重要基础之一。《晏子春秋》强调民力的重要性，而且认为“以民力胜国者，益民之利”，能做到这样的将帅才是“用力者不伤苦”的“善伐者”。《战国策》中则是用“民力竭”的危害从反面论证了合理开发民力的重要性：“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敢取哉？且臣闻之，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弊。”相比之下，法家重视民力的论述更加具体而充分，主要见诸《商君书》《韩非子》和《管子》等书。

《商君书》从追求“治民之至要”的角度出发，强调应努力使得“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只有民众自愿慷慨赴死，才能形成战斗力。在这基础之上，作者指出，“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这里的“抟”，同“专”，专一之意；“外事”即对外战争。有了民心的专一，就足以对付强敌，消解外患。除了立足备战、防备强敌之外，“抟民力”还可以实现“抟之于农”。在作者看来，这是“强兵辟土”的基础：“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也许“抟民力”和“抟之于农” 之间可以互为因果，而且都是直接服务于兼并战争，因此成为《农战》篇的重要主题。作者指出，“国庸民以言，则民不畜于农”，“民不畜于农”则一定是“贫国弱兵之教”，只能受到欺侮。因此智者都会重视农战，推动农民积极从事农业生产， 充分开发民力。作者将这种方法叫做“作壹”：“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孔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总之，无论是“抟民力”还是“作壹”， 都是努力开发民力，以期在对外战争中占据主动。

在商鞅看来，“抟民力”或“作壹”不只是使得其专心“务本”，还要专心对敌，也即“民力抟于敌”。这在《算地》篇中有具体论述：“用兵之道，务在壹赏。私利塞于外，则民务属于农，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私赏禁于下，则民力抟于敌，抟于敌则胜。”由此可见，开发民力的目的并不只是让他们耕地，同时还要动员他们到战场上与敌人搏杀。“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这里表达了对于民力的具体运用法则：入则为民，出则为兵。总之，在充分利用土地之外，也努力使民尽其力，保证国家强盛和战争获胜。一面是“民尽力”，一面是“竞于功”，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战争获胜，也即“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竞于功，则兵必强”。

韩非子同样主张最大限度地开发民力，但较之商鞅也有些许变化。他分析赵国局势后认为赵国已经呈现“亡国之形”，因为赵国没有办法实现尽民力：“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也。号令不治，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尽其民力。彼固亡国之形也。”当然，韩非子所言“尽民力”，除了开发民力的含义之外，也有敲诈勒索民众之意。在《外储说左上》中，韩非子说起吴越争斗的案例。吴国因为“罢苦百姓，煎靡财货，以尽民力”，对百姓竭尽敲诈之能事，所以越国正好可以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帜讨伐吴国。

齐法家对待民力的态度显得较为理性。他们一方面主张积极开发和利用民力，另一方面也反对超过限度。如在《管子·权修》等篇中，强调：“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同时强调对于民力应该本着合理使用的原则，即“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否则就会造成危害。相较于商鞅，齐法家对于民力的使用更多集中于“务本”，即用于农耕，而非对外征战。比如：“人君寿以政年，百姓不夭厉，六畜遮育，五谷遮熟，然后民力可得用。”又如：“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对于法的诠释，也是从积极使用民力的角度出发：“法者，将用民力者也。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也。”在探讨君臣之术时，关注重点也是开发民力。其一曰“务民力”：“上注者， 纪天时， 务民力。下注者，发地利，足财用也。”其二曰“辑民力”：“审天时，物地生，以辑民力。”为了更加合理地使用民力，齐法家还借鉴管仲“作内政而寓军令”的社会组织结构模式，大力推行行政机构的改革，把居民的乡里组织与军队的组织编制结合起来使“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此举不仅可以保持国防体制的相对稳定，也可以最大程度在战场上形成战斗力。

四、严明赏罚，努力提升军队的战斗力

法家以严刑峻法著称，在治军方面同样如此。在法家看来，只有法度谨严，才能有效提升军队战斗力。当然，法家不只是“罚”，也有“赏”的一面，而且是主张“厚赏”，尤其注意以最大力度“奖励农战”。

早期法家非常注重奖励军功，认为通过奖励和厚赏，即“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便可在全国形成“民见战赏之多则忘死”的风气。商鞅在秦国所建立的二十等级军功爵制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前期法家不仅是奖赏力度大，而且态度非常坚决，主张建立相关法规予以明确，这一点在《商君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错法》中将“赏行而兵强”视为“治之本”，主张大力奖励军功：“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爵禄者，兵之实也。是故人君之出爵禄也道明，道明则国日强， 道幽则国日削。故爵禄之所道，存亡之机也。夫削国亡主，非无爵禄也，其所道过也。三王五霸，其所道不过爵禄，而功相万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赏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竞于功，则兵必强矣。”在商鞅看来，因为人的本性具有好利的特点，所以必然会爱好爵禄。如果统治者肯在奖赏上给予足够力度，就可以立即提升军队战斗力。如果再能促进全军上下竞相争功，就能确保军队的强大。

商鞅主张将爵禄授予有功的战士，激励全体民众努力建功，也主张通过严刑峻法，严惩不听号令和作奸犯科之人。商鞅指出：“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也就是说，“赏” 与“刑”必须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教”，三者合力就可以使得“兵无敌”。“赏”“刑”“教”这三者在执行时必须统一标准。就惩罚而言，必须做到不避亲贵，确保“刑无等级”，而且要注意推行重刑，所谓“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只有重刑，才能达到“民不敢试”，“三军之士无敢犯禁者”。在《去强》篇中，作者同样强调了重刑原则，认为这是提高战斗力，确保全体将士“举力以成勇战”的有效途径。在商鞅看来，这正是“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惠，惠生于力”的道理。法家的严刑，还体现在推行“连坐之法”上。《画策》篇强调，国君一定要使得人民变得勇敢起来。为了让战士拼死杀敌，就应采取连坐之法，对军队实行控制：“入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生。”通过这样的严酷法令，统治者就可以使得三军“从令如流，死不旋踵”。

为了规范奖惩，《商君书》也在制度建设上努力跟进。在《境内》篇中，商鞅详细设计了军官等级、卫兵数目、罪犯处理、敢死队的编制和组成等方案。尤其对军功授爵制度有具体规定。总之，杀敌越是勇敢，就越容易建立战功。通过斩获敌方的首级来邀功求赏，确实能起到提升战斗力的作用，但也会就此而刺激人性中凶残和丑恶的迸发。和“连坐”等制度一样，虽说都曾对提升战斗力起到了一定效果，但也都体现出不够人道的一面。

就赏罚而言，韩非子对商鞅有较多继承。《韩非子·饬令》篇中有不少文字都是抄录自《商君书》，体现出韩非子对于商鞅观点的认可。韩非子同样认为“以刑治，以赏战，厚禄以用术”，通过严峻的奖惩制度促进战斗力的提升，从而实现“其国无敌”和“天下莫之能侵”，甚至达成“兵出，必取”的效果。在《饰邪》篇，韩非子通过“小忠”和“大忠”的故事，论述了推行法治不仅与战斗力有着密切联系，而且还与国家安危息息相关：“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及法慢，妄予，而国日削矣。”借魏国和赵国的各自命运，韩非子明确指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的区别，也对严刑峻法的作用给予了更进一步的明确。

齐法家也将“赏”和“罚”视为管理军队的两剂良方，主张通过奖励来激励士气，通过惩罚来严明纪律。《管子·七法》中对此有大量论述：“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七法》分析了严明赏罚的利好：“罚有罪，赏有功，则天下从之矣。”只有让天下豪杰之士都切实看到建立军功的好处，他们才会不辞劳苦而赶来效命。《管子》视赏罚为军队管理的必备利器，但也反对滥用，而且一定要讲究原则：“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胜也，而令乃行。故禁不胜于亲贵，罚不行于便辟，法禁不诛于严重而害于疏远，庆赏不施于卑贱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如果使得民众乐于效力，勇士不畏赴死，就必然能够促进军队战斗力的提升。

与重罚相比，齐法家似乎更喜欢使用“重禄重赏”的办法来鼓舞士卒，激发斗志：“策桐鼓从之，舆死扶伤，争进而无止，口满用，手满钱，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禄重赏之所使也。”喜欢用重赏提升士气，也许是基于对人性好利的认识，齐法家认为：“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罚”和“赏”之间并不存在矛盾，都统一于管理军队和打赢战争，但是法家对于赏与罚的轻重问题一度存在严重分歧，有的主张重罚重赏，有的主张重罚轻赏，有的甚而主张重罚不赏，从而逐渐流于刻薄寡恩。这一点我们从《管子》和《韩非子》等书中可以看出大概。齐法家倾向于主张轻罚重赏，也算是做出了某种程度的改良。

需要看到的是，连坐制度因为更突出强调了惩罚措施被认为可以提升军队战斗力，因此曾在各国推行。此项制度以法家提倡最多，执行最力。商鞅提倡连坐之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种治术，鼓励告密行为，对揭发包括间谍在内的罪犯则有奖赏，并通过实行这种严酷法令达到“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的效果。这一做法得到韩非子等人的继承，渐成为法家的重要标签之一。《管子》同样主张推行什伍之制：“十邑为率，率有长。视率有乡，乡有良人……五属一大夫。”但连坐制度并非法家专利，兵家和墨家也有类似主张，如《尉缭子》：“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闾，闾相保也。” 如果有人胆敢犯禁，其他人则需要检举揭发，所谓“揭之免于罪”， 如果是“知而弗揭”，则全伍、全什、全属乃至全闾，都会悉数被杀。《墨子》也支持连坐制度：“若欲以城为外谋者，父母、妻子、同产皆断。”同时也鼓励告密行为：“左右知不捕告，皆与同罪。”这种连坐制度对于提升军队战斗力不无助益，却也会放大人性中丑恶的一面。

军队的战斗力源于严格而又扎实的训练，诸子对此也有着较为统一的认识。至于训练内容，既包括基本作战技能的提高，同时也包括纪律观念的强化和对号令的熟悉。相较而言，后者可能更加重要， 因此也会先期展开，目的就是达成军队的统一指挥，全军上下始终保持高度的协调一致。《管子》书中将这些内容统称为“三官”“五教”和“九章”，通过变化来指挥军队，确保全军统一行动。《管子》指出：“三官不缪，五教不乱，九章著明，则危危而无害，穷穷而无难，故能致远以数，纵强以制。”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军队整体如一的赞美，对于密切协同的强调和重视。

结语

战国时期法家军事思想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坚持“实力至上”。法家追求功利，获利之法更多依赖于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谋略则处于相对次要位置。这一思想主张因为在秦国得到了成功实践，帮助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证明了其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韩非子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这一过程也完成了“由礼到法”的转变。张岱年在谈到中西方文化对比时说：“西方有所谓‘力之崇拜’，在中国则无其痕迹，这也是中西文化的相异之点。”“力之崇拜”，中国其实并非没有，只要看看战国时期法家的著作，及秦国吞并六国的事功，就可以立即得见。